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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家住静安寺街道三义坊社区79岁的杨阿婆向居委会反映，建造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嘉运坊石库门建筑虽然已被拆除，但门楣上的匾额却仍在胶州路175弄内的一棵枇杷树下。当时，人们随意把它丢弃在附近弄堂的大树底下，一丢就是十一年，最近两年曾有个别商人向附近居民打听，想要买走这块匾额，这才引起居民的重视。这一线索引起了静安区文史馆专家们的高度重视，特意将这块刻有“嘉运坊”三个字的石匾带回馆里珍藏。
为什么嘉运坊的一块普通的牌匾会受到如此珍视呢？原来，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曾经在嘉运坊“安过家”。1931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文库，也就是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负责中央机关文件资料的收集和保管。文库中珍藏着建党初期的宝贵档案，这些档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见证。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交替统治下，在日本帝国主义军警和国民党特务横行无忌的旧上海，有多位忠心耿耿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担负起保管中央文库这一项充满危险的重任，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如今，嘉运坊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却不能忘记深藏其中的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和它曾经承载的革命艰险和无尚荣光。
在中央文库搬入嘉运坊之前，已经几易其“主”。1931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张唯一以张老太爷的身份成为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主人”，但由于张唯一身兼文书科主任，还担负着党中央文书处理、会务工作和来往客人接头工作，实在羁身不得。为此，在1932年6月，由陈为人夫妇专门管理中央文库。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后，中共上海党组织把管理中央地下档案库的任务交给徐强、李云、刘钊、周天宝等同志，但他们管理的时间都比较短暂。1940年秋中央档案库转交给缪谷稔这位老地下工作者保管。缪谷稔，就是中央文库在嘉运坊时的负责人。他是江苏江阴人。又名缪青裳，化名苗园生、李念慈、陈一鸿，党内人称“老缪”。14岁当学徒，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参加游击队搞武装斗争，曾任中共武进县县委委员。1935年以后调到上海，经恽逸群介绍以上海市商会职员或新闻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0年秋，接受了管理中央文库的任务，成为中央文库负责人。
时局的险恶，使中央文库形成了独特的领导方式和内部纪律
在徐强夫妇接管中央文库不久，上海就沦陷了。隐蔽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央文库处于日伪特务四面包围之中。从1937年8月开始，日本侵略者驻上海宪兵司令部和汪伪上海警察局到处张贴告示：“有藏匿共产党文献史料不缴者，格杀勿论。”日伪特务机关如特高科、督察处、侦辑队的特务到处侦探搜查，一旦发现有收藏党的文件和革命书报刊物者，必遭逮捕或惨杀。在这样恶劣环境中，要确保中央文库的安全，必须有一套适应突然事变的良好办法。
首先是改变领导方式。1937年以前，中央文库为防不测，党组织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党委其他领导成员不过问文库的工作。中央文库工作人员不参加支部大会，不参加群众集会或游行，不参加散发传单，不参加保护文库以外的政治斗争等活动，少与外界接触，以免暴露。这种领导方式的优点是知密面小，中央文库安全系数大一些，缺点是单线领导比较脆弱。在1935年2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遭到大破坏，张唯一被捕后，中央文库立即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鉴于这个深刻的教训，重新组建的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对中央文库采取了三种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实行领导人、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三级负责制。1937年7月庐山和平谈判会议后，周恩来途经上海时邀见了潘汉年等，布置了筹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和创办革命报刊等要事，同时询问了中央文库的情况。根据周恩来的嘱托，潘汉年一方面妥善安排了原中央文库工作人员韩慧英和韩慧茹(此二人分别为陈为人之妻及妻妹)等，同时调中共上海办事处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徐强和李云、周天宝等到中央文库工作。并规定：中央文库大事要请示中共负责人酌办，但需与文库工作人员仔细商量。这种三级负责制的形成，就彻底改变了“单线领导”的方式，使中央文库的安全有了组织上的保障。第二项措施是中央文库保存的一切文件资料，未经上级批准不得擅自处理。这条措施既及时又重要。因为1936年以前，陈为人已经按照周恩来批准的、由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对全部文件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该存的已编出目录，固定了次序，不该存的已经进行了销毁。今后，任何人不准再擅自处理任何文件，这是一条不可违反的原则。这条原则虽然未见诸文字，但历届中央文库管理人员和上海党的主要负责人都在行动上自觉执行。因此，1937年以来，尽管中央文库多次遇险、多次迁徙、多次更换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而库存文件却一份未丢、一份不少。第三条措施是凡派往中央文库工作的必须是久经考验的情报工作人员。这是根据日伪特务机关“打进来拉出去”的反动伎俩而采取的必要对策。上海失陷后，日伪特务机关经常派遣特务、汉奸、叛徒打入我党政军内部进行破坏活动，此招毒辣，不可不防。于是，凡中央文库用人，都必须从中共上海办事处情报委员会内挑选。1937年初派来的徐强夫妇、周天宝等都是政治坚定、机智勇敢、有文化素质和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情报人员。
其次是严格坚持内部纪律。中央文库虽然以“家庭化”方式而存在，但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是极其严格的。新到中央文库工作的同志及其亲属，进门必须学习中共中央颁发的《秘密工作条例》，立下保守机密、永不叛党的誓愿。除了每个党员和每个革命者都必须执行的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外，中央文库同志还必须执行另外几条纪律。行动纪律——不准再接触已往的“社会关系”。因为过去从事情报工作，在敌伪内部或在其他组织内容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并保持密切联系，以达获取情报的目的。现在改作中央文库工作了，不但不准参加党的一切公开的斗争，在党内不准有横的关系，对过去联系的一切“社会关系”要一律回避，不准交往。还要改装换面，以防万一。谁要失之大意，定会受到严肃处理。言行纪律——同志间平时交谈要使用特定暗语。尤其是租赁别人房子居住时，与房东和其他房客同住一座楼，同走一个门，进进出出总在一起，必须养成平民百姓的习惯，使用平民百姓的语言。如因需要非谈论党内事务时，除党内约定暗语外，中央文库同志还有自己使用的暗语，如以“学校”表示党组织，以“大学”表示党中央，以“朱申”表示中共上海秘密组织，以“上课”表示工作，以“课本”表示文件等等。讲暗语要流畅自然，不露破绽。生活纪律要洁身守纪。从中央文库建立之日起，张唯一与同志们共同制定了反腐化、反对浪漫化、反对简单化和反对官僚化四条生活纪律。特别是反腐化和反对浪漫化两条极其重要。因为，生活腐化会导致政治堕落，行为浪漫会露出破绽带来杀身之祸。这四条生活纪律，成为中央文库传家宝，代代相传，人人遵守，这也是中央文库处于敌人脏腹内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之一。处事谨慎，这是中央文库特定的第四条纪律。1940年11月，中共上海临时工委负责人刘晓从南方局回上海，行前，周恩来与他谈话，要他回去后应“重新检查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使之能适应突然事变，工作要谨慎”。“谨慎”是工作作风，也是秘密斗争环境中的工作纪律，在中央文库工作，更是如此。一次中央文库从上海小沙渡路向上海金陵顺昌里7号转移，到住处卸车时被一陌生人驻足“参观”。正在招呼卸车的中央文库一女同志为打掩护，掏出几块银元当着陌生人的面，对中央文库另一搬皮箱的男同志说：“几箱子衣物放在你家存了几个月，今天又给送来，谢谢你，一点酬金，不好意思。”这位男同志会意，边接钱边说：“不用谢，没关系。”待陌生人走后，同志们立即又将文件箱搬上车，连夜转移。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央文库同志们处事谨慎的工作作风，这也是中央文库能够实现安全保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央文库三度险关
在当时滚滚黑云压城的上海，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上风，王明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状，热衷于搞公开的集会、游行。在各种公开的斗争中，不少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暴露了身份，被敌人逮捕，在酷刑折磨下，有些人变节投敌，致使党组织遭受重创。因此，整个上海阴云密布，危机四伏，地下党不仅要随时面对敌特，还要随时谨防叛徒，保护中央文库的地下党员，为此担尽了风险，中央文库更是三度险关。
缪谷稔虎口脱险
1941年隆冬，从战云密布的南太平洋传来的“晴空霹雳”波及上海租界，昭示着这片最后的孤岛即将沦陷。虽然已近年关，但南市一带仍然百业萧条。在协群百货公司店门口不远处，一名职员心急如焚地向远处张望着。协群百货公司是苏北新四军后方基地与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新四军部队需要什么给养药品，便用密码信投给公司某职员，缪谷稔每逢礼拜天即去店里取信，然后按信中所指去筹措款项购置给养药品并想方设法运送到根据地。不料，该联络点一职员被捕招供。这一天，并不知情的缪谷稔按惯例朝协群百货公司走来，早已等候在店门口的那名职员，立即跑过去暗示他快速离开。缪谷稔转身跳上一辆黄包车，晚来一步的日本特务追捕不及，他才得以脱身，中央文库也因此躲过了一次劫难。
房东生疑，中央文库被迫再次搬家
缪谷稔接手中央文库后，将文库安顿在康脑脱路生生里弄堂的一座石库门二楼亭子间内，本是相对安全的。但房东太太见来客带有10余只皮箱，再加之缪谷稔上级吴成方、交通员陈来生、战友刘钊等人经常来此开会，房东起了疑心，立即向老缪下了逐客令：“这个房间不出租了，我儿媳马上从乡下出来了，你快把东西拿出去吧”。老缪心里明白，房东自然是害怕遭“铺保连坐”之罪。原来，日伪反动统治者在占领区实行“保闾连坐”和“铺保连坐”的法西斯政策。他们将平民百姓编为十户一“闾”，百户为“保”，闾有闾长，保有保长，一户“通共”，百户遭殃；住城镇的居民，除了“闾”和“保”之外，还要“铺保”，即住户房客必须找一有固定资产的商号、货栈、店铺老板做保人才允许居住。住户或房客有“通共嫌疑”者，保人必受株连。既然房东有所怀疑，老缪马上意识到事情万分危机，在确保二楼文件箱完好无损后，出于中央文库安全考虑，必须立即转移文库。时局动荡，环境险恶，要在短期内觅得安全可靠符合条件的新库址，并非易事。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突然想到了自己位于上海新闸路嘉运坊1839号的家，由于地处市郊，周围都是当地居民，房屋简陋，不引人注目，又便于日常管理，应该是一处比较理想、比较安全的库址。于是他立即将此事报请党组织同意，很快上级批准了他的意见。事情紧急，刻不容缓，老缪立即开始了中央文库的搬迁工作。为避人耳目，他不敢在白天行动，只能在夜间，趁路上行人稀少、家中周围住户大多就寝的时候悄悄进行。因此，他一连用了几天，才将秘藏在康脑脱路生生里的成箱的二万余件文件拆零分装，雇黄包车搬至自己的家中。他指着文件箱子，告诉妻子说：“这里面全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国宝，千万要保管好。不能让外人随便进我们的家门。”为此，老缪特意让他的妻子辞掉临时工专门协助他管理中央文库。自此，老缪和妻子忠心地守护着中央文库。
同志被捕，中央文库一场虚惊
1940年11月以前，中央文库的生活费还是有保证的。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需要物资支援。中共上海秘密组织以大局为重，号召上海党的各级组织节衣缩食，支援抗日根据地、支援新四军。另一方面，由于敌人封锁、禁运和搜查逮捕，党在上海的贸易商号、货栈店铺屡遭破坏，经济来源有所减少，这也是造成中央文库管理经费和生活费用的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缪谷稔接管中央文库期间，中央文库管理经费和生活费用全部依赖其在上海市商会任职的收入，不想商会解散，他不仅失去了赖以掩护身份的职业，而且也意味着同时失去了维持“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再加之由于身心劳累，老缪身染肺病，咳血不止。党组织一面关心老缪的病情，一面已在考虑中央文库转移的事情。当年决定调陈来生接替他管理中央文库，并派地下党员小郑通知老缪作准备。不幸，在1942年春的一天，小郑在与上海临时工委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进行联系的途中被日本宪兵抓捕。得知小郑被捕后，尽管老缪坚信小郑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战士，绝不会出卖党、出卖同志，但出于保护中央文库绝对安全的考虑，他立即支撑着病体，在家人的协助下，将文件临时就近转移至上海新闸路944弄过街楼亭子间里暂存。稍后，即听到小郑壮烈牺牲的消息。
烈士用鲜血保卫了党中央档案的安全，老缪感叹不已，既有对敌人的愤恨，又有对同志的惋惜!他拖着病体，加速进行整理档案，有时整夜不休息，给受潮的档案晾晒通风，为了防止虫蛀档案，他特意买来烟叶，一叶一叶放在文件中。那是最困难的日子，不仅环境险恶，而且生活来源全靠组织和同志们东拼西凑，在这条穷困厄顿的艰难旅程中，老缪强扶病体默默地完成着党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在完成了中央文库移交任务后，他就因病重返江阴申港老家。1944年9月，这位党的秘密战线上的档案卫士，在他39岁那年，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为什么嘉运坊的一块普通的牌匾会受到如此珍视呢？原来，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曾经在嘉运坊“安过家”。1931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文库，也就是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负责中央机关文件资料的收集和保管。文库中珍藏着建党初期的宝贵档案，这些档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见证。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交替统治下，在日本帝国主义军警和国民党特务横行无忌的旧上海，有多位忠心耿耿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担负起保管中央文库这一项充满危险的重任，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如今，嘉运坊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却不能忘记深藏其中的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和它曾经承载的革命艰险和无尚荣光。
在中央文库搬入嘉运坊之前，已经几易其“主”。1931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张唯一以张老太爷的身份成为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主人”，但由于张唯一身兼文书科主任，还担负着党中央文书处理、会务工作和来往客人接头工作，实在羁身不得。为此，在1932年6月，由陈为人夫妇专门管理中央文库。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后，中共上海党组织把管理中央地下档案库的任务交给徐强、李云、刘钊、周天宝等同志，但他们管理的时间都比较短暂。1940年秋中央档案库转交给缪谷稔这位老地下工作者保管。缪谷稔，就是中央文库在嘉运坊时的负责人。他是江苏江阴人。又名缪青裳，化名苗园生、李念慈、陈一鸿，党内人称“老缪”。14岁当学徒，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参加游击队搞武装斗争，曾任中共武进县县委委员。1935年以后调到上海，经恽逸群介绍以上海市商会职员或新闻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0年秋，接受了管理中央文库的任务，成为中央文库负责人。
时局的险恶，使中央文库形成了独特的领导方式和内部纪律
在徐强夫妇接管中央文库不久，上海就沦陷了。隐蔽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央文库处于日伪特务四面包围之中。从1937年8月开始，日本侵略者驻上海宪兵司令部和汪伪上海警察局到处张贴告示：“有藏匿共产党文献史料不缴者，格杀勿论。”日伪特务机关如特高科、督察处、侦辑队的特务到处侦探搜查，一旦发现有收藏党的文件和革命书报刊物者，必遭逮捕或惨杀。在这样恶劣环境中，要确保中央文库的安全，必须有一套适应突然事变的良好办法。
首先是改变领导方式。1937年以前，中央文库为防不测，党组织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党委其他领导成员不过问文库的工作。中央文库工作人员不参加支部大会，不参加群众集会或游行，不参加散发传单，不参加保护文库以外的政治斗争等活动，少与外界接触，以免暴露。这种领导方式的优点是知密面小，中央文库安全系数大一些，缺点是单线领导比较脆弱。在1935年2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遭到大破坏，张唯一被捕后，中央文库立即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鉴于这个深刻的教训，重新组建的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对中央文库采取了三种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实行领导人、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三级负责制。1937年7月庐山和平谈判会议后，周恩来途经上海时邀见了潘汉年等，布置了筹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和创办革命报刊等要事，同时询问了中央文库的情况。根据周恩来的嘱托，潘汉年一方面妥善安排了原中央文库工作人员韩慧英和韩慧茹(此二人分别为陈为人之妻及妻妹)等，同时调中共上海办事处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徐强和李云、周天宝等到中央文库工作。并规定：中央文库大事要请示中共负责人酌办，但需与文库工作人员仔细商量。这种三级负责制的形成，就彻底改变了“单线领导”的方式，使中央文库的安全有了组织上的保障。第二项措施是中央文库保存的一切文件资料，未经上级批准不得擅自处理。这条措施既及时又重要。因为1936年以前，陈为人已经按照周恩来批准的、由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对全部文件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该存的已编出目录，固定了次序，不该存的已经进行了销毁。今后，任何人不准再擅自处理任何文件，这是一条不可违反的原则。这条原则虽然未见诸文字，但历届中央文库管理人员和上海党的主要负责人都在行动上自觉执行。因此，1937年以来，尽管中央文库多次遇险、多次迁徙、多次更换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而库存文件却一份未丢、一份不少。第三条措施是凡派往中央文库工作的必须是久经考验的情报工作人员。这是根据日伪特务机关“打进来拉出去”的反动伎俩而采取的必要对策。上海失陷后，日伪特务机关经常派遣特务、汉奸、叛徒打入我党政军内部进行破坏活动，此招毒辣，不可不防。于是，凡中央文库用人，都必须从中共上海办事处情报委员会内挑选。1937年初派来的徐强夫妇、周天宝等都是政治坚定、机智勇敢、有文化素质和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情报人员。
其次是严格坚持内部纪律。中央文库虽然以“家庭化”方式而存在，但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是极其严格的。新到中央文库工作的同志及其亲属，进门必须学习中共中央颁发的《秘密工作条例》，立下保守机密、永不叛党的誓愿。除了每个党员和每个革命者都必须执行的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外，中央文库同志还必须执行另外几条纪律。行动纪律——不准再接触已往的“社会关系”。因为过去从事情报工作，在敌伪内部或在其他组织内容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并保持密切联系，以达获取情报的目的。现在改作中央文库工作了，不但不准参加党的一切公开的斗争，在党内不准有横的关系，对过去联系的一切“社会关系”要一律回避，不准交往。还要改装换面，以防万一。谁要失之大意，定会受到严肃处理。言行纪律——同志间平时交谈要使用特定暗语。尤其是租赁别人房子居住时，与房东和其他房客同住一座楼，同走一个门，进进出出总在一起，必须养成平民百姓的习惯，使用平民百姓的语言。如因需要非谈论党内事务时，除党内约定暗语外，中央文库同志还有自己使用的暗语，如以“学校”表示党组织，以“大学”表示党中央，以“朱申”表示中共上海秘密组织，以“上课”表示工作，以“课本”表示文件等等。讲暗语要流畅自然，不露破绽。生活纪律要洁身守纪。从中央文库建立之日起，张唯一与同志们共同制定了反腐化、反对浪漫化、反对简单化和反对官僚化四条生活纪律。特别是反腐化和反对浪漫化两条极其重要。因为，生活腐化会导致政治堕落，行为浪漫会露出破绽带来杀身之祸。这四条生活纪律，成为中央文库传家宝，代代相传，人人遵守，这也是中央文库处于敌人脏腹内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之一。处事谨慎，这是中央文库特定的第四条纪律。1940年11月，中共上海临时工委负责人刘晓从南方局回上海，行前，周恩来与他谈话，要他回去后应“重新检查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使之能适应突然事变，工作要谨慎”。“谨慎”是工作作风，也是秘密斗争环境中的工作纪律，在中央文库工作，更是如此。一次中央文库从上海小沙渡路向上海金陵顺昌里7号转移，到住处卸车时被一陌生人驻足“参观”。正在招呼卸车的中央文库一女同志为打掩护，掏出几块银元当着陌生人的面，对中央文库另一搬皮箱的男同志说：“几箱子衣物放在你家存了几个月，今天又给送来，谢谢你，一点酬金，不好意思。”这位男同志会意，边接钱边说：“不用谢，没关系。”待陌生人走后，同志们立即又将文件箱搬上车，连夜转移。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央文库同志们处事谨慎的工作作风，这也是中央文库能够实现安全保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央文库三度险关
在当时滚滚黑云压城的上海，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上风，王明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状，热衷于搞公开的集会、游行。在各种公开的斗争中，不少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暴露了身份，被敌人逮捕，在酷刑折磨下，有些人变节投敌，致使党组织遭受重创。因此，整个上海阴云密布，危机四伏，地下党不仅要随时面对敌特，还要随时谨防叛徒，保护中央文库的地下党员，为此担尽了风险，中央文库更是三度险关。
缪谷稔虎口脱险
1941年隆冬，从战云密布的南太平洋传来的“晴空霹雳”波及上海租界，昭示着这片最后的孤岛即将沦陷。虽然已近年关，但南市一带仍然百业萧条。在协群百货公司店门口不远处，一名职员心急如焚地向远处张望着。协群百货公司是苏北新四军后方基地与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新四军部队需要什么给养药品，便用密码信投给公司某职员，缪谷稔每逢礼拜天即去店里取信，然后按信中所指去筹措款项购置给养药品并想方设法运送到根据地。不料，该联络点一职员被捕招供。这一天，并不知情的缪谷稔按惯例朝协群百货公司走来，早已等候在店门口的那名职员，立即跑过去暗示他快速离开。缪谷稔转身跳上一辆黄包车，晚来一步的日本特务追捕不及，他才得以脱身，中央文库也因此躲过了一次劫难。
房东生疑，中央文库被迫再次搬家
缪谷稔接手中央文库后，将文库安顿在康脑脱路生生里弄堂的一座石库门二楼亭子间内，本是相对安全的。但房东太太见来客带有10余只皮箱，再加之缪谷稔上级吴成方、交通员陈来生、战友刘钊等人经常来此开会，房东起了疑心，立即向老缪下了逐客令：“这个房间不出租了，我儿媳马上从乡下出来了，你快把东西拿出去吧”。老缪心里明白，房东自然是害怕遭“铺保连坐”之罪。原来，日伪反动统治者在占领区实行“保闾连坐”和“铺保连坐”的法西斯政策。他们将平民百姓编为十户一“闾”，百户为“保”，闾有闾长，保有保长，一户“通共”，百户遭殃；住城镇的居民，除了“闾”和“保”之外，还要“铺保”，即住户房客必须找一有固定资产的商号、货栈、店铺老板做保人才允许居住。住户或房客有“通共嫌疑”者，保人必受株连。既然房东有所怀疑，老缪马上意识到事情万分危机，在确保二楼文件箱完好无损后，出于中央文库安全考虑，必须立即转移文库。时局动荡，环境险恶，要在短期内觅得安全可靠符合条件的新库址，并非易事。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突然想到了自己位于上海新闸路嘉运坊1839号的家，由于地处市郊，周围都是当地居民，房屋简陋，不引人注目，又便于日常管理，应该是一处比较理想、比较安全的库址。于是他立即将此事报请党组织同意，很快上级批准了他的意见。事情紧急，刻不容缓，老缪立即开始了中央文库的搬迁工作。为避人耳目，他不敢在白天行动，只能在夜间，趁路上行人稀少、家中周围住户大多就寝的时候悄悄进行。因此，他一连用了几天，才将秘藏在康脑脱路生生里的成箱的二万余件文件拆零分装，雇黄包车搬至自己的家中。他指着文件箱子，告诉妻子说：“这里面全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国宝，千万要保管好。不能让外人随便进我们的家门。”为此，老缪特意让他的妻子辞掉临时工专门协助他管理中央文库。自此，老缪和妻子忠心地守护着中央文库。
同志被捕，中央文库一场虚惊
1940年11月以前，中央文库的生活费还是有保证的。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需要物资支援。中共上海秘密组织以大局为重，号召上海党的各级组织节衣缩食，支援抗日根据地、支援新四军。另一方面，由于敌人封锁、禁运和搜查逮捕，党在上海的贸易商号、货栈店铺屡遭破坏，经济来源有所减少，这也是造成中央文库管理经费和生活费用的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缪谷稔接管中央文库期间，中央文库管理经费和生活费用全部依赖其在上海市商会任职的收入，不想商会解散，他不仅失去了赖以掩护身份的职业，而且也意味着同时失去了维持“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再加之由于身心劳累，老缪身染肺病，咳血不止。党组织一面关心老缪的病情，一面已在考虑中央文库转移的事情。当年决定调陈来生接替他管理中央文库，并派地下党员小郑通知老缪作准备。不幸，在1942年春的一天，小郑在与上海临时工委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进行联系的途中被日本宪兵抓捕。得知小郑被捕后，尽管老缪坚信小郑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战士，绝不会出卖党、出卖同志，但出于保护中央文库绝对安全的考虑，他立即支撑着病体，在家人的协助下，将文件临时就近转移至上海新闸路944弄过街楼亭子间里暂存。稍后，即听到小郑壮烈牺牲的消息。
烈士用鲜血保卫了党中央档案的安全，老缪感叹不已，既有对敌人的愤恨，又有对同志的惋惜!他拖着病体，加速进行整理档案，有时整夜不休息，给受潮的档案晾晒通风，为了防止虫蛀档案，他特意买来烟叶，一叶一叶放在文件中。那是最困难的日子，不仅环境险恶，而且生活来源全靠组织和同志们东拼西凑，在这条穷困厄顿的艰难旅程中，老缪强扶病体默默地完成着党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在完成了中央文库移交任务后，他就因病重返江阴申港老家。1944年9月，这位党的秘密战线上的档案卫士，在他39岁那年，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