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新四军1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项英和叶挺是新四军两位最主要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著名革命家。项英很早就追随中共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人，25岁即成为中央委员，之后一直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早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项英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他积极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惩治贪污腐败的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固执，优柔寡断。而叶挺很早就追随孙中山，担任他的警卫团营长，在平定陈炯明和其他反动军阀的叛乱中立下功勋，成为北伐名将，曾前往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加入中国共产党。叶挺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擅长正规战，提倡部队正规化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注重提高新四军正规作战能力。叶挺家境较好，为人大方豪爽，经常请客聚餐，但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当他于1928年第二次抵莫斯科受到错误批评时，竟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在海外赋闲10年之久。
　　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经历和素养的领导人，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处事原则也属正常。
　　从新四军最初领导人的配备来看，叶挺担任军长是国共协商妥协的结果。
　　1937年8月，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国民党又被迫同意把南方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陈诚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蒋介石推荐叶挺担任军长。叶挺这时已不是中共党员，这样国共双方都能接受。因而国民党抢先任命叶挺为军长，并且根据叶挺的建议，将这支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叶挺脱党10年的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这些疑问，不仅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也使项、叶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鸿沟。
　　从组织上说，由于叶挺不是党员，中央的有些电报，叶挺是看不到的。在新四军军部，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参谋长张云逸两人职务较高，资格较老，可远在江北；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从党性、感情方面出发，自当站在项英一边，这样，皖南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项英一个人身上。由于叶挺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无法有效实施军长指挥权，施展抱负，因而曾于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这使得叶、项关系比较微妙，指挥作战自然不能密切协同。中央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先后派李一氓、周恩来到皖南做两人的工作，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来，项英、叶挺两人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取长补短，将叶挺的正规战指挥艺术和项英的游击战丰富经验融为一体，是很适合新四军以正规部队为作战单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在江南大展宏图。但可惜叶、项间思想不统一，协调配合不够，各自的优长没有得到发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在皖南事变前期，新四军皖南部队还有正规作战能力时，如果在叶挺指挥下强力突破国民党军星潭防线，新四军将起死回生，但当时由项英指挥，“七小时会议”的犹豫不决错过了战机。后期突围时，叶挺在明知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打正规战，毫无突围希望，最后还是靠游击战分散突围，保留了部分骨干。
　　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
　　（摘自人民网2011年8月9日，王洪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