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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前，各革命根据地向农民所征的农业税，以征收实物（粮食）为主，故称公粮。1949年后，我国农业税仍以征收实物（粮食）为主，群众习称农业税为“缴公粮”或售“爱国粮”，超过部分以现金结算。
送公粮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多少年来，农民们都习惯在秋收后争先向国家送公粮，他们将送公粮当成是爱国行为。解放初，农民刚打倒地主分田地，种的是自己的田土，交公粮时，全家大小推着土车拉的拉推的推，高高兴兴地送公粮。后来实行了农业合作化，成立了人民公社，土地都交给了集体，公粮就由公社统一上交了，改成送“爱国粮”。每年收割完粮食后，公社各生产队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强壮劳力，浩浩荡荡的喜送“爱国粮”。自公社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和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更高了，粮食产量也不断提高，除了交足应征的公粮外还可将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就改成了交售“征购粮”。
获得解放的喜悦换来了“爱国粮”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丰收了，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这正是那个年代所有中国农民共同的一个想法。当今天的人们再次回顾那些定格的历史瞬间时，过往的一切仍然让人那么感动。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画面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诞生，让四亿人欢欣鼓舞。就在开国大典后的十几天，农业部紧急招进了许多在边区有税务工作经验的同志。此时正值秋收季节，全国的农业税收情况却不容乐观。经过长期战争，全国农业产量大幅下降，由抗战前的3000多亿斤的产量，到1949年下降到2000多亿斤。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年是财政最困难的一年。1949年，中央政府的财政仍是以小米结算，全年收入151.5亿公斤小米，支出却高达283.5亿公斤。这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有27美元，连印度的一半还不到，只是整个亚洲平均水平的2/3，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当时已达1000美元。1949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当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我们既不能制造汽车，也不能生产飞机，没有矿山设备和冶金设备，没有大型的机器制造设备，就是有一点点机器制造业，那也是为英美进口的机器搞一点修配。建国初期，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曾感慨地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面对这种情况，国家领导人认为，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的独立，还必须实现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的国家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确实如此，世界上的强国都是工业国，弱国不管你大小，贫弱的国家都是农业国。当时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还是传统的农业国，农业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90%的劳动力是从事农业。
恢复经济、发展工业，对于新中国来说，迫在眉睫。1950年1月，陈云、薄一波向中央提出建议：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组织人民解放军开展工农业生产。建议得到党中央的赞同，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开始了。
仅仅在五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朝鲜，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飞机进入中国领空侦查、扫射。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党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抉择。
因为1950年6月份的朝鲜战争，打破了我们过去准备按照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的工业化模式向前推进的可能。原来我们是主张对外开放的，也希望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因为朝鲜战争，美国舰队一封锁，西方国家跟中国不再可能有任何正式的经济关系了。于是我们只能靠内向型的积累。
在国家十分贫困的情况下，为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的重担别无选择的落在了中国农业和中国工业的身上。但是，钱从哪里来？怎么启动？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五六十美元，而西方国家起步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二百多美元。当时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合人民币一百亿（旧币），这点钱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共产党必须找到国家工业化资金原始积累的途径。
在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重最大，农业关系到城市、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也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业又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的基础。所以，改变落后的中国农业状况是发展工业化的前提。而要发展农业，首先要从土地改革开始。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中央政府颁布施行。当年秋天，由三十万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奔赴全国农村，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开始了。从1950年秋至1952年底，全国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共七亿亩的土地，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由此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1951年，全国粮食和棉花产量超过了抗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比1949年也增长了24.9%。到1952年，随着全国土地改革的开展，这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
当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开始的时候，1950年，国家着手建立新老解放区统一的农业税税制。1951年，周恩来在农业部关于农业税征收汇报中批示十六个字：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绝不附加。1952年，因农业增产，农业税征收额达到最高水平，占当年粮食产量的12.5%，中央决定以后几年农业税要稳定在1952年的水平上，不再增加。
新中国的建设形成了“爱国粮”
1953年，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工业化进程全面启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1953年6月2日，粮食部向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报告：1952年7月以来，国家共征收粮食547亿斤，支出却达到了587亿斤。收支相比，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因为工业化开始后，新建了大批工厂，农民变成工人，产粮的变成了吃粮的。再加上搞工业化必须具备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即“三通一平”的前提条件，这都需要从农村引进大批的劳动力。劳动力进城后的粮食消费是一般城市平均消费的三到五倍，所以这时候导致粮食消费需求大幅度上涨，但是商品粮不涨，这就出现了矛盾。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商品粮的急剧增加，供需关系日趋紧张。而为了引进必须的机器设备，国家又不得不出口粮食。土地改革后，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但农民有储粮的传统，手中有了余粮却不愿意卖掉。1952年底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村土地生产资料的问题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自己也需要增加消费。但是因为中国还很贫穷，又要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所以每个农民哪怕一人多吃一斤粮，全国这么多农民可能就要多生产五六亿斤粮。1953年初，全国各地开始出现抢购粮食的风潮，私商的投机和囤积更加剧了粮食紧张的局面。在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有这样一段回忆：“由于1953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的思想，预计夏粮征收与收购也将大大减少。形势相当严峻。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集中讨论了粮食供销形势，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粮食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建设计划将成为泡影，社会也无法安定。紧要关口，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对粮食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希望能够尽快拿出对策。在随后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在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还一时赶不上工业的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陈云同志征求别人的意见，又加上自己的考虑，提出了八种办法，即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临渴掘井”、动员征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和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等八种方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后，陈云认为其中的七种方案都不可选择，可选择的只剩下了又统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办法。那时候，有人提出来这个办法太激烈了。陈云同志说：我本人不是个激烈的人，但这个办法我想来想去，如果不采用，将来可能出乱子，那时候被迫采取的办法会比现在的还激烈。最后十一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粮食会议通过了陈云的方案。1953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实行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商品粮短缺之下的无奈之举，当时别无选择，而统购统销也是确保当时经济建设的决定性措施。 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每到秋收时节，到处都能看到农民交公粮、卖余粮的红火场面。
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东店村的农民李殿军回忆说：那时候，在地里干着活，一说是咱们今天缴粮食，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农民们把搓出来的好棒子再扬一遍，把扬到远处的分量重的整粒棒子交给国家，那时候他们就清楚，这是给国家交的爱国粮。
1951年春，18岁的徐建春主动放弃到公安干校上学的机会，自愿在村里组织了第一个伤残互助小组，并被农户选为组长。她带领农民搞生产，学文化，积极上交爱国粮。在她的带动下，全村互助组很快发展到30多个，她负责的互助组也从7个发展到20余个，并先后被乡里评为“丰产组”，被区里评为“模范组”。她本人也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57年，徐建春进京参加团代会。毛主席来到团代表们中间，和他们亲切交谈。谈话间，主席掏出一支香烟，徐建春见到桌上有一盒火柴，就上前给主席点烟。主席笑了，大家都笑了。这个温馨的瞬间被《中国青年报》记者拍下来，成为一张流传久远的照片。
缴公粮、卖余粮，就是支援国家建设，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种纯朴的认识正是当年几亿农民对国家的共同感情。在那个年代里，无论是农民家里贴的宣传画，还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歌曲，都有一个不变的主旋律，那就是缴公粮，支持国家工业建设。
从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第一：第一台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等等。这些具有奠基意义的“第一”标志着中国农民用他们的贡献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基础。
如今，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博物馆里，都保留着当年农民送爱国粮的小推车，还有农业税税票。它们静静地成为馆藏文物，成为那个年代无声的见证者。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我们实现工业化，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至于后来的几个五年计划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只有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才能够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提供技术、物质的保障，才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展工业，中国农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农业合作化一直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问题，中央认为只有合作化才能增加产量，满足工业化日益增长的需求。1953年2月，毛泽东交给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三项任务：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发展互助组，三是安排部署农业合作化。中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逐渐感到，以农户为单位征收农业税的制度已经明显不适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1955年，制定新的农业税条例被提到议事日程。经过两年多调查研究，几易其稿，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当天，毛泽东签署了国家主席令正式颁布。这个条例规定：全国一律实行比例税，按常年产量的15%起征，地方可以在正税上面再加5%到15%的附加税。农业税条例规定，作为计税的常年产量五年内不准提高，这有利于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向人大常委会解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农业税将稳定在1958年的水平上。估计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农业产量将大幅度增加，但增产不增税，增长部分用于合作社积累和农村建设。可是，这一美好初衷却未能实现。因为在大跃进期间产量浮夸，农业税增加，统购任务增加，一度造成农民负担过重。1958年，预计粮食产量为7000亿斤，而实际不足4000亿斤。1958年以后，农业总产值逐年下降，直到1963年，粮食产量才缓慢增长。但由于人口也在增长，十几年间，人均占有粮食基本没有增长。1961年，财政部对农业税做出调整，规定全国农业税平均税率不超过10%。这样，把农业税从300多亿斤减到了222亿斤，并持续了很多年。
改革开放增产了“爱国粮”
1978年严冬的一个深夜，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一户农家里，昏暗的灯光下聚集着村里的十八户村民，他们表情凝重的在一份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自己的手印。这一夜发生在小岗村的故事，成为日后改变中国农民的一件大事。随后，在这十八户农民所在的生产队首先实行了分田到组。分田到组后还有出工不出力的，他们就协商考虑分田到户。分田到户首先是交足国家，留足集体的，剩余都是自己的。
当小岗村的村民冒着风险实行分田到户的时候，中国的广大农村依然延续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仍旧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直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作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界定之后，人们才彻底打消了顾虑。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广泛推行。中国农民终于走上了解决温饱、不断富裕的道路。
产量高了，粮食有了，生活富裕了，广大农民就更不忘国家。湖南省桃源县的张裕新回忆起当年交爱国粮的情景时写到：1983年，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队把88亩土地划分到各家各户，农业税由此一家一户向粮库送粮。农民们在农作物收获后，自觉地把粮食晒干选净，有的用自行车，有的用小推车，还有的用肩挑。全家出动，把粮食送到粮站，然后就在漫长的时光中等待验收。特别是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各家各户为不影响农活，都集中在早晨和中午时间到集镇上交纳爱国公粮。父亲常说，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再怎么困难，爱国粮不能不交，乡亲们也都这样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到2004年，农业税下降到占全国财政收入不到1%。而到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入减少到15亿元，取消农业税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5年12月26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收从此宣告结束，9亿农民将永远告别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壮大，惠农政策好事连连，广大农民不仅不再交公粮和农业税，更可喜的是国家又实行了对农民种粮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而且补贴标准逐年提高，补贴范围越来越广，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高涨。
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开始施行的，后来执行的农业税实际上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农业税条例实施近5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的重要税种，农业税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作为纳税人，以交纳爱国粮的壮举对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送公粮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多少年来，农民们都习惯在秋收后争先向国家送公粮，他们将送公粮当成是爱国行为。解放初，农民刚打倒地主分田地，种的是自己的田土，交公粮时，全家大小推着土车拉的拉推的推，高高兴兴地送公粮。后来实行了农业合作化，成立了人民公社，土地都交给了集体，公粮就由公社统一上交了，改成送“爱国粮”。每年收割完粮食后，公社各生产队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强壮劳力，浩浩荡荡的喜送“爱国粮”。自公社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和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更高了，粮食产量也不断提高，除了交足应征的公粮外还可将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就改成了交售“征购粮”。
获得解放的喜悦换来了“爱国粮”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丰收了，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这正是那个年代所有中国农民共同的一个想法。当今天的人们再次回顾那些定格的历史瞬间时，过往的一切仍然让人那么感动。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画面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诞生，让四亿人欢欣鼓舞。就在开国大典后的十几天，农业部紧急招进了许多在边区有税务工作经验的同志。此时正值秋收季节，全国的农业税收情况却不容乐观。经过长期战争，全国农业产量大幅下降，由抗战前的3000多亿斤的产量，到1949年下降到2000多亿斤。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年是财政最困难的一年。1949年，中央政府的财政仍是以小米结算，全年收入151.5亿公斤小米，支出却高达283.5亿公斤。这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有27美元，连印度的一半还不到，只是整个亚洲平均水平的2/3，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当时已达1000美元。1949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当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我们既不能制造汽车，也不能生产飞机，没有矿山设备和冶金设备，没有大型的机器制造设备，就是有一点点机器制造业，那也是为英美进口的机器搞一点修配。建国初期，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曾感慨地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面对这种情况，国家领导人认为，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的独立，还必须实现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的国家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确实如此，世界上的强国都是工业国，弱国不管你大小，贫弱的国家都是农业国。当时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还是传统的农业国，农业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90%的劳动力是从事农业。
恢复经济、发展工业，对于新中国来说，迫在眉睫。1950年1月，陈云、薄一波向中央提出建议：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组织人民解放军开展工农业生产。建议得到党中央的赞同，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开始了。
仅仅在五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朝鲜，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飞机进入中国领空侦查、扫射。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党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抉择。
因为1950年6月份的朝鲜战争，打破了我们过去准备按照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的工业化模式向前推进的可能。原来我们是主张对外开放的，也希望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因为朝鲜战争，美国舰队一封锁，西方国家跟中国不再可能有任何正式的经济关系了。于是我们只能靠内向型的积累。
在国家十分贫困的情况下，为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的重担别无选择的落在了中国农业和中国工业的身上。但是，钱从哪里来？怎么启动？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五六十美元，而西方国家起步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二百多美元。当时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合人民币一百亿（旧币），这点钱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共产党必须找到国家工业化资金原始积累的途径。
在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重最大，农业关系到城市、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也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业又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的基础。所以，改变落后的中国农业状况是发展工业化的前提。而要发展农业，首先要从土地改革开始。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中央政府颁布施行。当年秋天，由三十万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奔赴全国农村，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开始了。从1950年秋至1952年底，全国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共七亿亩的土地，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由此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1951年，全国粮食和棉花产量超过了抗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比1949年也增长了24.9%。到1952年，随着全国土地改革的开展，这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
当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开始的时候，1950年，国家着手建立新老解放区统一的农业税税制。1951年，周恩来在农业部关于农业税征收汇报中批示十六个字：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绝不附加。1952年，因农业增产，农业税征收额达到最高水平，占当年粮食产量的12.5%，中央决定以后几年农业税要稳定在1952年的水平上，不再增加。
新中国的建设形成了“爱国粮”
1953年，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工业化进程全面启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1953年6月2日，粮食部向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报告：1952年7月以来，国家共征收粮食547亿斤，支出却达到了587亿斤。收支相比，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因为工业化开始后，新建了大批工厂，农民变成工人，产粮的变成了吃粮的。再加上搞工业化必须具备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即“三通一平”的前提条件，这都需要从农村引进大批的劳动力。劳动力进城后的粮食消费是一般城市平均消费的三到五倍，所以这时候导致粮食消费需求大幅度上涨，但是商品粮不涨，这就出现了矛盾。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商品粮的急剧增加，供需关系日趋紧张。而为了引进必须的机器设备，国家又不得不出口粮食。土地改革后，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但农民有储粮的传统，手中有了余粮却不愿意卖掉。1952年底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村土地生产资料的问题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自己也需要增加消费。但是因为中国还很贫穷，又要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所以每个农民哪怕一人多吃一斤粮，全国这么多农民可能就要多生产五六亿斤粮。1953年初，全国各地开始出现抢购粮食的风潮，私商的投机和囤积更加剧了粮食紧张的局面。在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有这样一段回忆：“由于1953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的思想，预计夏粮征收与收购也将大大减少。形势相当严峻。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集中讨论了粮食供销形势，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粮食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建设计划将成为泡影，社会也无法安定。紧要关口，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对粮食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希望能够尽快拿出对策。在随后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在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还一时赶不上工业的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陈云同志征求别人的意见，又加上自己的考虑，提出了八种办法，即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临渴掘井”、动员征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和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等八种方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后，陈云认为其中的七种方案都不可选择，可选择的只剩下了又统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办法。那时候，有人提出来这个办法太激烈了。陈云同志说：我本人不是个激烈的人，但这个办法我想来想去，如果不采用，将来可能出乱子，那时候被迫采取的办法会比现在的还激烈。最后十一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粮食会议通过了陈云的方案。1953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实行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商品粮短缺之下的无奈之举，当时别无选择，而统购统销也是确保当时经济建设的决定性措施。 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每到秋收时节，到处都能看到农民交公粮、卖余粮的红火场面。
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东店村的农民李殿军回忆说：那时候，在地里干着活，一说是咱们今天缴粮食，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农民们把搓出来的好棒子再扬一遍，把扬到远处的分量重的整粒棒子交给国家，那时候他们就清楚，这是给国家交的爱国粮。
1951年春，18岁的徐建春主动放弃到公安干校上学的机会，自愿在村里组织了第一个伤残互助小组，并被农户选为组长。她带领农民搞生产，学文化，积极上交爱国粮。在她的带动下，全村互助组很快发展到30多个，她负责的互助组也从7个发展到20余个，并先后被乡里评为“丰产组”，被区里评为“模范组”。她本人也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57年，徐建春进京参加团代会。毛主席来到团代表们中间，和他们亲切交谈。谈话间，主席掏出一支香烟，徐建春见到桌上有一盒火柴，就上前给主席点烟。主席笑了，大家都笑了。这个温馨的瞬间被《中国青年报》记者拍下来，成为一张流传久远的照片。
缴公粮、卖余粮，就是支援国家建设，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种纯朴的认识正是当年几亿农民对国家的共同感情。在那个年代里，无论是农民家里贴的宣传画，还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歌曲，都有一个不变的主旋律，那就是缴公粮，支持国家工业建设。
从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第一：第一台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等等。这些具有奠基意义的“第一”标志着中国农民用他们的贡献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基础。
如今，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博物馆里，都保留着当年农民送爱国粮的小推车，还有农业税税票。它们静静地成为馆藏文物，成为那个年代无声的见证者。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我们实现工业化，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至于后来的几个五年计划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只有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才能够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提供技术、物质的保障，才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展工业，中国农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农业合作化一直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问题，中央认为只有合作化才能增加产量，满足工业化日益增长的需求。1953年2月，毛泽东交给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三项任务：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发展互助组，三是安排部署农业合作化。中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逐渐感到，以农户为单位征收农业税的制度已经明显不适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1955年，制定新的农业税条例被提到议事日程。经过两年多调查研究，几易其稿，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当天，毛泽东签署了国家主席令正式颁布。这个条例规定：全国一律实行比例税，按常年产量的15%起征，地方可以在正税上面再加5%到15%的附加税。农业税条例规定，作为计税的常年产量五年内不准提高，这有利于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向人大常委会解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农业税将稳定在1958年的水平上。估计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农业产量将大幅度增加，但增产不增税，增长部分用于合作社积累和农村建设。可是，这一美好初衷却未能实现。因为在大跃进期间产量浮夸，农业税增加，统购任务增加，一度造成农民负担过重。1958年，预计粮食产量为7000亿斤，而实际不足4000亿斤。1958年以后，农业总产值逐年下降，直到1963年，粮食产量才缓慢增长。但由于人口也在增长，十几年间，人均占有粮食基本没有增长。1961年，财政部对农业税做出调整，规定全国农业税平均税率不超过10%。这样，把农业税从300多亿斤减到了222亿斤，并持续了很多年。
改革开放增产了“爱国粮”
1978年严冬的一个深夜，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一户农家里，昏暗的灯光下聚集着村里的十八户村民，他们表情凝重的在一份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自己的手印。这一夜发生在小岗村的故事，成为日后改变中国农民的一件大事。随后，在这十八户农民所在的生产队首先实行了分田到组。分田到组后还有出工不出力的，他们就协商考虑分田到户。分田到户首先是交足国家，留足集体的，剩余都是自己的。
当小岗村的村民冒着风险实行分田到户的时候，中国的广大农村依然延续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仍旧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直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作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界定之后，人们才彻底打消了顾虑。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广泛推行。中国农民终于走上了解决温饱、不断富裕的道路。
产量高了，粮食有了，生活富裕了，广大农民就更不忘国家。湖南省桃源县的张裕新回忆起当年交爱国粮的情景时写到：1983年，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队把88亩土地划分到各家各户，农业税由此一家一户向粮库送粮。农民们在农作物收获后，自觉地把粮食晒干选净，有的用自行车，有的用小推车，还有的用肩挑。全家出动，把粮食送到粮站，然后就在漫长的时光中等待验收。特别是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各家各户为不影响农活，都集中在早晨和中午时间到集镇上交纳爱国公粮。父亲常说，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再怎么困难，爱国粮不能不交，乡亲们也都这样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到2004年，农业税下降到占全国财政收入不到1%。而到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入减少到15亿元，取消农业税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5年12月26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收从此宣告结束，9亿农民将永远告别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壮大，惠农政策好事连连，广大农民不仅不再交公粮和农业税，更可喜的是国家又实行了对农民种粮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而且补贴标准逐年提高，补贴范围越来越广，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高涨。
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开始施行的，后来执行的农业税实际上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农业税条例实施近5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的重要税种，农业税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作为纳税人，以交纳爱国粮的壮举对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