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负债观的会计准则可以提升资产质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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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07年起实施的新会计准则,其制定理念从收入费用观转向了资产负债观,会计信息体系的核心由损益转向资产。在这一背景下,文章考察了制定理念变革后的会计准则是否如预期一致提升了公司的资产质量,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了公司资产质量的提升。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研究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会计准则的制定理念转向资产负债观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其中,信息环境好以及位于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提升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新准则实施后,资产质量的提升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说明新会计准则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信息质量,更好地传递公司的价值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研究结论为资产负债观的会计准则变革导向提供了支持证据。
  【关键词】 新会计准则; 资產质量; 资产负债观
  【中图分类号】 F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3-0009-06
  一、引言
  长期以来,会计准则的制定以收入费用观为指导,形成了以损益表为核心的会计信息体系。收入费用观首先考虑与某类交易相关的收入和费用的计量和确认[1],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及计量则是收益确认的过渡产物[2]。因此,在收入费用观下,资产和负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被削弱,会计盈余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也较大。自2001年开始,安然、世通等一系列会计舞弊事件彻底打击了投资者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国会和政府在2002年加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要求SEC对于美国财务报告采取基于原则的会计体系进行研究[3]。SEC在2003年正式提出,FAS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以资产负债观全面取代收入费用观,在财务报告中反映交易和事项的实质,FASB随后采纳了该意见。以资产负债观为指导的会计准则首先定义并规范由该类交易或事项产生的相关资产和负债或其对资产和负债造成的影响进行确认和计量,然后根据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来确认收入和费用[1]。依照资产负债观下的会计准则所编制的财务报告不仅更易为报告使用者所理解,而且财务报告列示的收益被内部人进行操纵的可能性也因此能够得到尽可能的减少。
  与此同时,我国的银广夏、科龙等企业财务舞弊事件也迫切要求我国会计准则从收入费用观转变到资产负债观,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早期我国会计准则采用收入费用观,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法律制度还不尽完善[4]。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和加入WTO,采用全球统一的会计标准能够降低成本,使会计信息更加易于理解和使用[5]。此外,资本市场趋于完善,金融工具蓬勃发展,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会计工作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使我国逐渐具备了由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过渡的客观环境与条件,也产生了进行会计准则变革并与国际趋同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财政部发布了新会计准则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于2007年开始施行,新会计准则的制定理念由收入费用观转向了资产负债观,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的变化导致会计信息的重点由损益表转向资产负债表,由此,资产成为会计信息中的首要信息。
  本文以2001—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新会计准则实施这一重要的制度环境,利用DID模型从资产质量角度研究了制定理念变革后的准则实施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准则制定理念变革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公司的信息环境差异和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特别是中介组织发育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准则的实施效果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会计准则实施后引起的资产质量变化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提高了资本市场效率。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与已有文献关注盈余不同,本文从资产质量角度讨论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与会计准则制定理念转向资产负债观的内涵更为一致;第二,利用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这一外生变化,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克服已有文献中的内生性问题;第三,考察了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条件差异,分析了企业的信息环境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资产质量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新会计准则与资产质量
  长久以来,会计准则的制定以收入费用观为指导,会计信息体系以损益表为核心。在此信息体系内,会计盈余成为报表使用者关注的首要信息,因此,学者在研究会计信息质量时多指盈余质量[6-7]。自美国的萨班斯法案以来,各国的会计准则改革均要求以资产负债观全面取代收入费用观,会计信息的重点由损益表转向资产负债表,资产成为报表的首要信息。
  近年来有关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研究大多指出新准则促进了会计信息质量提高[8]。但是现有研究在论及新会计准则带来的会计信息质量变化时多指盈余质量,未能反映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的变更,对资产质量的探讨较少。制定理念由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后,会计准则的制定以规范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为重点,更加注重交易和事项的实质能够更好地确保企业资产和负债的真实准确,确定每一项交易和事项对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为每一期间收入和费用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基础[2]。具体而言,资产负债观下,会计计量由“交易—收益”转变为“交易—资产和负债—收益”,最直接的改变便是资产和负债的计量更加客观可靠,而盈余则是根据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来加以确认。在新准则的会计报表体系中,资产负债表取代损益表作为核心报表,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在资产负债观下,其他会计要素均可通过资产来表示,负债和权益分别可以被看作负资产和净资产。在资产发生变化时,损益项目也必须计入相应的改变,损益的变动更加易于理解。因此,新会计准则实施的最直接效果应该体现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上,即资产质量的变化。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基于资产负债观的新会计准则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二)公司信息环境与新会计准则实施
  现有文献对于我国会计准则变革是否促进会计信息质量提升的结论并不统一。实际上,会计信息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不仅来源于会计准则的变革,还受到会计准则执行环境的影响。企业层面的信息环境包括评价企业价值的所有相关信息来源:财务报告、分析师和证券交易商的财经新闻、产业和销售报告中的纵向行业信息和行业内部信息。企业的信息环境是会计准则执行的微观环境,因而对会计准则变革所带来的会计信息改善有重要影响。在好的信息环境下,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通畅,会计准则变革所带来的信息改善有限。相反,在信息环境差的公司,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新会计准则带来的信息改善效果会更明显,准则的实施效果会更好。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对于信息环境好的公司,信息环境差的公司新會计准则的实施效果更好。
  (三)市场化程度与新会计准则实施
  影响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因素不仅包括准则本身的制定与解释以及公司特征,还包括外部制度环境因素[9]。总体来看,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具有人才优势和信息优势,有利于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
  从法制环境来看,我国虽然各地区的法律制度相同,但执法效率仍有差异,法治水平并不相同。法律制度和执法效率在投资者保护、治理机制的建立和会计信息的披露等方面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法律执行效率更高,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也更好。新会计准则在制定理念发生变更的同时,会计准则的复杂程度也有所提高,相应的职业判断增多,对财务人员的法律、金融、公司管理等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在中介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一方面能为公司财务人员带来更多更高水平的培训和交流,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公司提供更高水平的咨询服务。这都有利于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此外,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大量运用也要求所在地区有高效活跃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因此,要素市场的发育水平也会影响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相对于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和法律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水平)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和法律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水平)高的地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越好。
  (四)新会计准则与资源配置效率
  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中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逯东等[10]和陆杰等[11]认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能够更好地传递资源配置相关信息,避免信息环境恶化,进而通过降低资本成本或代理成本两种途径,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与基于收入费用观的旧准则相比,如果以资产负债观为制定理念的新会计准则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实质,通过对交易和事项实质的更多关注,真实准确地计量资产和负债从而使得会计信息更容易理解。那么资本市场就会利用这些信息来引导资源配置。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使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测准确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股票流动性,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得以降低,从而引导资源向更有效率的公司配置。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研究设计
  本文以2001—2012年期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据来自WIND、RESSET和CSMAR数据库。对于初始数据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了当季度上市和退市的观测值;(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剔除缺失值的样本。最终本文确定的研究样本为5 999个观测值。为减少异常值的影响,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一)资产质量
  新会计准则以资产负债观为制定理念,资产负债表是新会计准则的首要报表。新会计准则实施的效果直接体现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上。因此,本文用资产质量来衡量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资产负债观通过确认和计量每一项交易和事项对资产和负债的影响来确定交易和事项对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后果[2]。由此,本文将资产质量定义为资产预测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新会计准则的执行效果越好,资产负债观的理念越能得到更好的贯彻,资产的计量就越能够反映交易和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基于Chen et al.[12]的方法,本文使用模型1的R2来度量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NOPATi,t=β0,i β1,iNOAi,t-1 εi,t (1)
  其中,NOPATi,t表示t期企业的经济利益,由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财务费用之和计算得到。NOAi,t-1表示滞后一期的企业净营运资产。净营运资产=所有者权益合计 付息债务-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计算得到,其中付息债务=短期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对于第i个上市公司,本文使用连续两年的季度数据对模型1进行回归估计,在回归中共有8个观测值,回归得到的R2即为上市公司i在这两年区间内的资产质量。通常意义而言,R2衡量的是模型拟合优度,在模型1中即为NOPATi,t可以被NOAi,t-1解释的部分,本文将之定义为资产质量,即资产预测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并记作AQ。
  本文将研究区间2001—2012年划分为6个子区间,分别为2001—2002年、2003—2004年、2005—2006年、2007—2008年、2009—2010年和2011—2012年,并定义GROUP=1至6进行衡量。这样,对于第i个上市公司而言,其资产质量指标共有6个观测值,分别为第i个上市公司在6个子区间上基于模型1得到的6个R2。
  (二)公司信息环境
  大公司往往披露更多的信息。大公司会受到监管部门更为严格的监控,获得更多的媒体与公众关注,信息环境较好。风险代表着企业经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风险也是公司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指标。此外,公司的分析师跟踪人数的多少往往能够代表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高低[13]。一方面,分析师有助于企业内部信息的传播,促使较为专业的信息更易于理解;另一方面,更透明的企业会吸引更多的分析师,因为透明度高的企业的跟踪成本更低。由此,本文分别采用规模、经营杠杆和分析师数量来度量公司的信息环境,这些指标相互作证,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三)市场化程度
  本文使用樊纲等[14]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进程总得分来衡量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发展程度。除市场化进程总得分外,本文还选用了“要素市场发育”和“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两个分项指数,分别反映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和技术成果等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中介组织发展水平与法律制度环境。
  (四)研究模型设定
  以新会计准则实施为外生冲击事件,本文构造DID模型来研究公司内外部因素对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影响。本文定义哑变量Reform来表征外生事件。当样本位于2001—2006年时,Reform=0;当样本位于2007—2012年时,Reform=1。
  为构造DID模型,本文依据选取的信息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的6个衡量指标构造哑变量,分别为DUMs(规模)、DUMd(风险)、DUMa(分析师数量)、DUMm(市场化进程总得分)、DUMy(要素市场发育)和DUMz(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哑变量的计算均使用2006年数值,即新会计准则实施前一年的数据,以保证该变量的度量不受新会计准则的影响。譬如,根据样本公司所在地区2006年度的市场化进程总得分,当总得分大于中位数时DUMm=1,否则DUMm=0。其他指标同理。详见表1。
  此外,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还选取了賬市比、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和子区间的影响。由于资产质量指标为两年一个观测值,因此,本文将除虚拟变量外的其他变量在每个子区间内均进行了平均处理。基于上述变量定义,本文利用模型2来研究公司信息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对新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影响,并在回归中进行了群调整(Cluster)。
  AQ=β0 β1DUM×Reform β2DUM β3BM β4Roa
  β5Lev β6Growth β7CS ■IND ■Group ε (2)
  由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资产质量上,据此本文使用资产质量的变化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来分析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基于PEG模型计算了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记作Re_PEG。同时,本文还选取了账市比、贝塔系数、公司规模、资产报酬率、资产周转率和财务杠杆作为控制变量,控制了行业和子区间的影响,并将各个变量在每个子区间内进行了平均处理。基于这些变量,本文构建了如下的模型。
  Re_PEG=β0 β1AQ β2BM β3Beta β4Size
  β5Roa β6Turnnover β7Lev ■IND ■Group ε(3)
  四、实证结果
  (一)新会计准则与资产质量
  表2给出了2001—2012年中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从中可以看到,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总体而言呈现上升趋势。从均值来看,资产质量从2001—2002年的0.268增长到最高值2009—2010年的0.368;中位数也有相应的趋势,从0.189增长到0.328。B部分进一步给出了会计准则变革前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变化的检验情况。其中,从均值来看,新准则实施前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均值为0.268,实施后的资产质量均值为0.307,两者之间差异的均值检验t值为-5.594,说明新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具有显著差异,新准则实施后资产质量得到了提升。从中位数来看,新准则实施前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中位数为0.204,实施后的资产质量中位数为0.242,两者之间差异的秩和检验Z值为-4.352,同样说明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提升。
  (二)公司信息环境与新会计准则实施
  本文采用DID方法考察了公司的信息环境对新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影响,回归结果具体如表3所示。从表3的实证结果来看,公司规模虚拟变量与新会计准则实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DUMs×Reform在回归中显著为负,系数为-0.033,相应的t值为-2.097,说明大公司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质量差异显著小于小公司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质量差异。换而言之,公司规模影响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由于大公司相对于小公司而言,受到监管部门更为严格的监控,并获得了更多的媒体与公众关注,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因此,显著为负的系数表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于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的改进效应更大。同时,DUMs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小公司而言,大公司的资产质量较高。
  公司经营杠杆虚拟变量与新会计准则实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DUMd×Reform在回归中显著为正,系数为0.034,相应的t值为2.210,说明高风险公司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质量差异显著大于低风险公司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质量差异,即公司的风险状况影响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风险高的公司一般而言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因而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其信息环境的改善作用更大。同理,DUMd显著为负表明,与高风险公司相比,低风险公司的资产质量相对较高。
  分析师数量虚拟变量与新会计准则实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DUMa×Reform在回归中显著为负,系数为-0.044,相应的t值为-2.011,说明分析师数量少的公司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质量差异显著大于分析师数量大的公司。分析师数量代表着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分析师数量越多,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因此,交乘项显著为负意味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公司作用更大。同理,DUMa在回归中显著为正,说明与分析师数量少的公司相比,分析师数量多的公司的资产质量相对较高。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公司的信息环境影响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好的信息环境意味着公司透明度高,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低,会计准则变革所带来的信息改善有限。相反,在信息环境差的公司,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受限,新会计准则带来的信息改善效果会更明显,准则的实施效果也更好。   (三)市场化程度与新会计准则实施
  同样,本文采用了DID方法考察了市场化程度对新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交乘项DUMm×Reform显著为正,系数为0.032,相应的t值为2.173,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的公司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质量差异显著大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公司。换言之,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质量变化更大。这是因为,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各项条件更为成熟,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也更好。
  同样,当选择“要素市场发育”和“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两个分项指数时,交乘项DUMy×Reform和DUMz×Reform同样都显著为正,分别为0.028和0.026,相应的t值分别为1.878和1.793。这说明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和技术成果等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中介组织发展水平与法律制度环境都影响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的发展水平高,法律制度环境更好,都为会计准则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有利于准则的有效实施。
  (四)新会计准则与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还进一步从资本市场角度考察了会计准则变革带来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表5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就总体样本而言,资产质量指标AQ在回归中显著为负,系数为-0.010,相应的t值为-3.015,这表明资产质量越高,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越低。权益资本成本代表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回报,说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理解了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内涵,即资产质量的变化。同时,资产质量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资本市场利用新会计准则会计信息进行了资源配置,能够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公司,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源。
  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资产质量指标AQ在回归中虽然为负,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旧会计准则是基于收入费用观而制定,资产质量并不能反映旧会计准则的内涵。因而,资本市场无法识别资产质量的含义。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资产质量指标AQ在回归中显著为负,系数为-0.006,相应的t值为-1.746,这说明资产质量的提高降低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这也进一步说明,资本市场理解了新会计准则的内涵,即新会计准则是基于资产负债观而制定的,相应的信息质量体现为资产质量。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选取2001—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资产质量的角度考察了会计准则制定理念变革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本文研究发现: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由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公司的信息环境和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影响了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的实施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基于资产负债观的会计准则变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对于信息环境差的公司,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更有意义。同时,本文的研究也指出,市场环境特别是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环境等对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表明新会计准则的高效运行不仅需要准则本身的质量,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
  本文的研究不足在于如何准确有效地衡量资产质量。本文采用基于财务报表的方法虽然可以避免使用市场类指标存在的噪音干扰,但是否存在更为合适的衡量指标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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