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初的一次佛、道相争中，傅奕扬言要裁减天下佛寺，并把剩下的都改装成草堂模样。谢和耐认为傅奕是站在“文人立场”才提出此番言论的，而芮沃寿则认为他在维护土地拥有者贵族阶层的利益，但在当时傅奕却被认为是一位专门破坏佛教徒事业的道教徒。假如没有僧人明概的反驳，我们不知道“寺庙草堂化”的动议究竟在何处触痛了佛教徒的神经。明概并不因为佛寺侵蚀社会财富而内疚，反而暗示道教徒的“草屋”有模仿古代明堂的嫌疑。这场围绕“草堂”展开的斗争正好说明当时的僧人不把茅茨视为本集团特有的建筑形式，却把它推给道教，斗争背后则反映出道教与民间宗教在祭祀礼仪上模糊不清的关系。事实上，误解自道教诞生起就伴随其左右，直至六世纪中期最重要的道教史文献《释老志》，“道教”的概念依然处在混乱之中，一些看起来不纯粹是佛教的或是儒家的东西被归于道教，而明概正是把里面的某些关键词进行了篡改和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