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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还在挥斥方遒，今朝已成阶下之囚。这种戏剧性的人生落差，绝非发生在瞬息之间。许多落马官员在对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反省时常常提到，其蜕化变质与平时工作生活中“交友不慎”直接相关；而“交友不慎”的主要原因，又往往与其不健康的交往观密不可分——或为谋求升官而攀附“大树”，或因贪图钱财而依傍“大款”，或为纵情声色而投桃报李……
在现实生活中，从一些官员的社交动机上看，通常体现为“三趋”，其中的一些极端化倾向，往往导致“马失前蹄”、前功尽弃。
作为官场的“局外人”，著名画家陈丹青在一次演讲中毫不掩饰他对某些官员交往心态的困惑：“我出国前是美术圈的一个浑小子，新世纪回来了。我发现，过去比较聪明像样的老同学，几乎全部在做官。聚会时，他们的核心话题是议论哪位同学从处长做到局长，从局长做到司长，或者下一任的院长或主任是谁，底下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置。毫无疑问，几乎在所有圈子里——文艺界、大学、机关单位，真正令人兴奋的话题、关注的话题是谁将做官，以及自己与这位官员将发生什么关系，能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
陈丹青观察到的这种现象，我们无法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反映出一些官员内心的价值追求，揭示出趋权式交往观的社会土壤。
据《半月谈》杂志报道，中部某省的一位厅级官员曾坦言，这些年因参加各种培训而结成的同学圈不少，但“相互之间交往的目的往往并不纯净，多是着眼于‘资源交换’”。也有一名地方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在官场中，巴结领导是一种无奈之举，“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如果在关键时刻有人帮忙或者关照的话，仕途会顺利一些；有时候遇到一些难题，能有个上面的人帮着点拨点拨也是好的。如果完全置身‘圈’外，很可能受到排挤、被边缘化”。
趋权式交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怀有某种心理预期的官员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接近某个级别更高的权力执掌者，并努力进入其核心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以求从相识、相知到相认——成为其可以信赖的兄弟，从而为日后的仕途进步或谋求其他利益铺路。
2009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曾以《领导干部要远离“小兄弟”》为题，刊发了“仲祖文”的一篇短评。这篇代表着中央组织部声音的署名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少数领导干部热衷于交‘小兄弟’。他们在厂矿企业、街道社区、田间地头鲜见身影，却与一帮‘小兄弟’打得火热。对此，需要引起高度警觉。”“领导干部有人际交往，这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必须防止不正常甚至有害的人际交往。一些领导干部所交的‘小兄弟’，既不是真朋友，更不是亲兄弟，而多是一些心术不正、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们千方百计接近领导干部，挖空心思讨好，处心积虑拉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好处。”
“一个贪官被查处后，往往会带出其权力‘圈子’里的一批腐败分子。”一位参与查办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贪腐案的检察官指出，刘志军的“朋友圈”，实质就是一个“权力同盟”。
在备受瞩目的刘志军一案中，有一个叫丁书苗的特殊人物。据调查，擅长经营关系的丁书苗在1997年与刘志军相识，“搭桥”的中间人是刘志军属下中的“嫡系”——时任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副分局长的罗金保。罗金保于2010年10月在中铁集装箱运输公司董事长任上被免职，接受组织调查，后被移送司法机关。
在介入高铁项目之前，丁书苗的获利方式主要是通过关系获取煤炭运输的车皮计划。在结识刘志军之后，先是通过刘志军获取车皮计划，继而充当起铁路建设项目的“掮客”。经刘志军的直接干预，由丁书苗指定的20多家企业中标，工程标的额超过1700亿元。丁书苗据此获得“好处费”24亿余元。除了帮助丁书苗获取巨额财富，刘志军还提拔重用丁书苗向他推荐的干部。
对于刘志军长期帮助丁书苗的动机问题，有报道说，刘志军落马后承认，他帮助丁书苗把企业做大做强，是为自己的仕途打造经济基础，以备在需要的时候，丁书苗能为他奔走，并用金钱铺路。今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披露这样一个情节——铁道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期间，刘志军曾让丁书苗出资“捞人”。为此，丁书苗先后花费约4400万元，但最终被骗，“鸡飞蛋打”。
趋利式交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某些官员在有关方面特别是企业老板有求于自己时，看到背后隐藏的巨大利益回报，因而乐于与之交往，甚至可以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据报道，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与民营企业大昌集团的老板吉立昌过从甚密。在酒桌上，吉立昌就能搭着倪发科的肩膀称“发科老弟”。
今年9月24日，新华社播发的一篇题为《官员须慎对“朋友圈”》的评论指出：“ 不难发现，近年来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基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背后都有企业老板当‘钱袋子’。每个官员落马，往往牵扯出一串热衷行贿的‘商人朋友’。这些老板攀附官员，乐意送钱送物，究其原因，往往不是看中官员这个人，而是盯紧了官员手中的权力。正如一个腐败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感慨的那样：古人结交在意气，今人结交在势利。”“这种‘势利交情’造成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不少企业老板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会不择手段向实权官员行贿示好。如果官员防腐意志不强，心生贪念，必然会为了眼前利益，为老板们‘走捷径’‘推速度’提供方便。这种借道‘朋友圈’的‘势利交情’，看似朋友交情，实则权钱交换，必然超出正常工作关系，触动法纪的‘高压线’。”
今年9月16日，新华社以《“以色侍权”、“借权牟利”到“反腐‘先锋’”——部分落马官员背后的“情人三重门”》为题，播发了一篇记者调查。文章指出：“随着反腐败力度的持续加大，一批贪腐官员相继落马，贪官与情人们的那些事也浮出水面。与情人相关联的‘通奸’一词，俨然成为今年的反腐高频词。……从近年来的反腐案件可以看出，落马官员中相当一部分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他们身边的情人就是最好的注脚。在一些地方查处的官员贪腐案中，一些落马官员甚至有多个情妇，网上还曝出有官员用MBA的方法来管理情妇……”
福建省社会法学学会会长汤黎虹研究发现，官员的情妇大致三种来源。一些是工作中的部下，一些是权钱交易下的“性贿赂”一方，一些是工作外的私下“艳遇”。这些表面上“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其本质却是权色交易——情妇盯上官员手中的权力，用肉体换取地位、金钱以及其他利益。在汤黎虹看来，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当前社会对婚外情、养情妇等现象相对宽容，一些官员在法纪意识上放松警惕，对贪色纵欲不以为耻，甚至成为互相炫耀的资本。”
据报道，三年前，时任江西省瑞金市旅游局副局长的钟胜桢在一个“小圈子”聚会场合借酒放言：“瑞金市正科级以上干部谁敢承认自己带伙计（当地土话，带伙计指包养情妇）？我就敢承认，你们敢吗？” 而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也曾在“小圈子”里坦言：“像我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你。”
某些官员的趋色式交往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私下里热衷于寻找异性“猎物”，在频繁的交往中逐渐演变为养情妇（夫）、包二奶；二是与那些有相同嗜好的“色友”打得火热，经常流连于藏污纳垢的“娱乐场所”声色犬马。
近些年，广东省东莞市因大规模的“扫黄”风暴而一再成为舆论焦点。早在2009年7月，担任中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组长的中纪委原常委祁培文应邀给东莞市的领导干部做了一场党纪、政纪、法纪教育报告。报告会上，祁培文提出一个问题：“公务员工资并不高，拿工资去包二奶、养情妇（夫）是不可能的，因为维持这种奢靡的生活需要大量的金钱。没钱怎么办？自然就会用手中的权力去搞钱。”祁培文披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生活作风问题。”
2014年，因生活作风腐败而落马的官员明显增多，其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些官员在人际交往中的道德底线丧失。
在现实生活中，从一些官员的社交动机上看，通常体现为“三趋”，其中的一些极端化倾向，往往导致“马失前蹄”、前功尽弃。
作为官场的“局外人”，著名画家陈丹青在一次演讲中毫不掩饰他对某些官员交往心态的困惑：“我出国前是美术圈的一个浑小子，新世纪回来了。我发现，过去比较聪明像样的老同学，几乎全部在做官。聚会时，他们的核心话题是议论哪位同学从处长做到局长，从局长做到司长，或者下一任的院长或主任是谁，底下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置。毫无疑问，几乎在所有圈子里——文艺界、大学、机关单位，真正令人兴奋的话题、关注的话题是谁将做官，以及自己与这位官员将发生什么关系，能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
陈丹青观察到的这种现象，我们无法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反映出一些官员内心的价值追求，揭示出趋权式交往观的社会土壤。
据《半月谈》杂志报道，中部某省的一位厅级官员曾坦言，这些年因参加各种培训而结成的同学圈不少，但“相互之间交往的目的往往并不纯净，多是着眼于‘资源交换’”。也有一名地方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在官场中，巴结领导是一种无奈之举，“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如果在关键时刻有人帮忙或者关照的话，仕途会顺利一些；有时候遇到一些难题，能有个上面的人帮着点拨点拨也是好的。如果完全置身‘圈’外，很可能受到排挤、被边缘化”。
趋权式交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怀有某种心理预期的官员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接近某个级别更高的权力执掌者，并努力进入其核心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以求从相识、相知到相认——成为其可以信赖的兄弟，从而为日后的仕途进步或谋求其他利益铺路。
2009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曾以《领导干部要远离“小兄弟”》为题，刊发了“仲祖文”的一篇短评。这篇代表着中央组织部声音的署名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少数领导干部热衷于交‘小兄弟’。他们在厂矿企业、街道社区、田间地头鲜见身影，却与一帮‘小兄弟’打得火热。对此，需要引起高度警觉。”“领导干部有人际交往，这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必须防止不正常甚至有害的人际交往。一些领导干部所交的‘小兄弟’，既不是真朋友，更不是亲兄弟，而多是一些心术不正、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们千方百计接近领导干部，挖空心思讨好，处心积虑拉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好处。”
“一个贪官被查处后，往往会带出其权力‘圈子’里的一批腐败分子。”一位参与查办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贪腐案的检察官指出，刘志军的“朋友圈”，实质就是一个“权力同盟”。
在备受瞩目的刘志军一案中，有一个叫丁书苗的特殊人物。据调查，擅长经营关系的丁书苗在1997年与刘志军相识，“搭桥”的中间人是刘志军属下中的“嫡系”——时任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副分局长的罗金保。罗金保于2010年10月在中铁集装箱运输公司董事长任上被免职，接受组织调查，后被移送司法机关。
在介入高铁项目之前，丁书苗的获利方式主要是通过关系获取煤炭运输的车皮计划。在结识刘志军之后，先是通过刘志军获取车皮计划，继而充当起铁路建设项目的“掮客”。经刘志军的直接干预，由丁书苗指定的20多家企业中标，工程标的额超过1700亿元。丁书苗据此获得“好处费”24亿余元。除了帮助丁书苗获取巨额财富，刘志军还提拔重用丁书苗向他推荐的干部。
对于刘志军长期帮助丁书苗的动机问题，有报道说，刘志军落马后承认，他帮助丁书苗把企业做大做强，是为自己的仕途打造经济基础，以备在需要的时候，丁书苗能为他奔走，并用金钱铺路。今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披露这样一个情节——铁道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期间，刘志军曾让丁书苗出资“捞人”。为此，丁书苗先后花费约4400万元，但最终被骗，“鸡飞蛋打”。
趋利式交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某些官员在有关方面特别是企业老板有求于自己时，看到背后隐藏的巨大利益回报，因而乐于与之交往，甚至可以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据报道，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与民营企业大昌集团的老板吉立昌过从甚密。在酒桌上，吉立昌就能搭着倪发科的肩膀称“发科老弟”。
今年9月24日，新华社播发的一篇题为《官员须慎对“朋友圈”》的评论指出：“ 不难发现，近年来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基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背后都有企业老板当‘钱袋子’。每个官员落马，往往牵扯出一串热衷行贿的‘商人朋友’。这些老板攀附官员，乐意送钱送物，究其原因，往往不是看中官员这个人，而是盯紧了官员手中的权力。正如一个腐败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感慨的那样：古人结交在意气，今人结交在势利。”“这种‘势利交情’造成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不少企业老板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会不择手段向实权官员行贿示好。如果官员防腐意志不强，心生贪念，必然会为了眼前利益，为老板们‘走捷径’‘推速度’提供方便。这种借道‘朋友圈’的‘势利交情’，看似朋友交情，实则权钱交换，必然超出正常工作关系，触动法纪的‘高压线’。”
今年9月16日，新华社以《“以色侍权”、“借权牟利”到“反腐‘先锋’”——部分落马官员背后的“情人三重门”》为题，播发了一篇记者调查。文章指出：“随着反腐败力度的持续加大，一批贪腐官员相继落马，贪官与情人们的那些事也浮出水面。与情人相关联的‘通奸’一词，俨然成为今年的反腐高频词。……从近年来的反腐案件可以看出，落马官员中相当一部分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他们身边的情人就是最好的注脚。在一些地方查处的官员贪腐案中，一些落马官员甚至有多个情妇，网上还曝出有官员用MBA的方法来管理情妇……”
福建省社会法学学会会长汤黎虹研究发现，官员的情妇大致三种来源。一些是工作中的部下，一些是权钱交易下的“性贿赂”一方，一些是工作外的私下“艳遇”。这些表面上“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其本质却是权色交易——情妇盯上官员手中的权力，用肉体换取地位、金钱以及其他利益。在汤黎虹看来，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当前社会对婚外情、养情妇等现象相对宽容，一些官员在法纪意识上放松警惕，对贪色纵欲不以为耻，甚至成为互相炫耀的资本。”
据报道，三年前，时任江西省瑞金市旅游局副局长的钟胜桢在一个“小圈子”聚会场合借酒放言：“瑞金市正科级以上干部谁敢承认自己带伙计（当地土话，带伙计指包养情妇）？我就敢承认，你们敢吗？” 而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也曾在“小圈子”里坦言：“像我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你。”
某些官员的趋色式交往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私下里热衷于寻找异性“猎物”，在频繁的交往中逐渐演变为养情妇（夫）、包二奶；二是与那些有相同嗜好的“色友”打得火热，经常流连于藏污纳垢的“娱乐场所”声色犬马。
近些年，广东省东莞市因大规模的“扫黄”风暴而一再成为舆论焦点。早在2009年7月，担任中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组长的中纪委原常委祁培文应邀给东莞市的领导干部做了一场党纪、政纪、法纪教育报告。报告会上，祁培文提出一个问题：“公务员工资并不高，拿工资去包二奶、养情妇（夫）是不可能的，因为维持这种奢靡的生活需要大量的金钱。没钱怎么办？自然就会用手中的权力去搞钱。”祁培文披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生活作风问题。”
2014年，因生活作风腐败而落马的官员明显增多，其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些官员在人际交往中的道德底线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