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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式开幕，无人驾驶汽车、5G通信技术、虚拟现实摄像机……各种互联网黑科技亮相乌镇，互联网医疗再次成为焦点。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桐乡第三人民医院（下称桐乡三院）被指定为病患的临时救治定点医院，也是急救病人转运的第一站，不仅承担了本地居民日常医疗保障工作，还担负了世界各地游客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急救工作。
桐乡三院联合杭州联众医疗以及阿里云，共建“全球影像”医疗云服务平台，将医院所有CT、DR等放射影像资料，实时上传到云端，实现医学数据的云传输、云存储、云共享、云应用，让远程医疗成为可能。
通过该系统，诊疗医生可随时随地在手机、Pad上查询并专业化处理动态影像，完成异地诊疗；患者在当地就能得到省级、全国甚至国外专家的会诊意见，不必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到处求医。
中国医改始于1985年，迄今已经走过了30年。如今中国的医改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互联网+”经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提出后迅速成为社会流行词。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医疗机构将会迎来什么机遇和挑战？互联网医疗前景如何？就此，《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他在医疗保险、卫生政策、医院管理尤其是医疗信息化领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深的理论研究。
解决医疗痛点
于广军向记者介绍，市场上“互联网”和“医疗”的结合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的医疗服务业包括公立医疗机构利用互联网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俗称“+互联网”，另一类是“互联网+”，即互联网企业如春雨医生、微医、阿里巴巴等，用互联网调配医疗资源、提供医疗服务。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于广军认为，“本质还是医疗服务，互联网是手段，解决目前医疗资源配置、医疗信息传输的问题。”
申万宏源证券高级分析师杜舟预测，移动医疗领域市场规模将在3年内实现6倍以上的扩张，在2017年达到200亿元的规模。在他看来，BAT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平安、小米以及三大电信巨头（移动、联通、电信）纷纷布局互联网医疗领域，无疑印证了这一市场的巨大潜力。
于广军说：“为什么大家对互联网医疗期待这么高？那是因为在传统的医疗服务过程中，大家觉得有很多问题——用互联网术语来说——存在很多痛点。比如优质医疗资源的相对短缺及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导致人们就医等待的时间长，得到优质、合适的医疗资源比较困难，另外医疗费用相对昂贵。大家希望通过互联网医疗来破解这些痛点。”
在于广军看来，所谓的“看病难”可分为四种情况，一种是资源的稀缺，如优质医生的缺乏，第二种是信息的稀缺，患者不知道要找谁来看，第三种则是资金的稀缺，患者付不起看病钱，第四种属于就医流程的障碍，患者就医的距离远，就医流程复杂，候诊、付款等的等待时间长。
而互联网的特性恰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像患者现在能够快速地搜索到相关医疗信息，知道找哪个医生看病更合适，非常便捷。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距离，可以通过远程、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远程医疗服务。
远程医疗利用率不高
提高可及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是远程医疗能够带来的三个优势，然而，像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的远程医疗在目前实际应用中利用率并不高。
于广军认为，原因之一即在于目前应用范围过多地集中在疑难杂症的会诊上，而在普通疾病的应用上则相对缺乏。而这种情况与美国不尽相同，据于广军介绍，目前美国的远程医疗还存在另一种模式，即对小病的诊治模式：譬如在一个大型超市或者村子里，配备一个护士进行量血压、体温等常规检查，开一些简单的处方。
“大家不能期望疑难杂症越来越多，随着我们国家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医师规培以后，疑难杂症的会诊应该越来越少才对”，于广军说，长远来看，居家健康监测和小病诊治咨询才是远程医疗的市场空间所在，当然，还需要有相关政策的支撑。
第二个造成利用率不高的原因与远程医疗本身特点有关，当前的远程更多被应用在存在距离和技术差异的地区。于广军说，在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处偏远幅员又比较辽阔的地区，对于远程医疗的需求会比较大，而从技术上说，那些对技术有着更高需求的基层级别医院更有需求，但这两种需求因素也会受经济因素、尤其是政府扶持补贴的影响，一些边远贫穷地区，虽然有需求，但由于没有经费也做不起来。
另外，由于远程医疗相关的质量控制体系未完善建立，这也给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后的责任认定带来了隐患。除此之外，于广军还补充说，现行的运行机制对远程医疗的应用不能产生足够的激励效应，尤其是在如何定价的问题上，“现在有很多项目是政府购买的，但政府如何以合理的价格能让大家有积极性去推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全方位信息化
作为上海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向本刊记者介绍，2014年4月，该院就推出了官方微信号。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实现在就诊时的网上挂号和微信支付。
“排队等候时间长，一直是儿童‘看病难’的一大顽症，为了等一个号，往往就把患儿全家套牢在医院，我们希望用这个平台给家长和孩子都‘解套’，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就诊体验。”于广军介绍说，微信平台不但有挂号功能，还有等候人数实时显示功能。家长只要在挂号缴费成功后，便可获得就诊等候人数信息，据此可预估出就诊时间，从而免去了在医院内的长时间等待。即便错过了就诊号，也可再凭就医卡去相应诊室的服务台刷卡，重新排入系统队列，系统会在当前号码后延后三个号呼叫。
该微信号还设立了三维导诊，为初次就诊而不熟悉医院环境的家长提供了就诊导航服务，帮助家长快速找到相应诊室。 于广军称，目前微信挂号的使用率占到整个挂号系统（包括现场挂号、网上预约挂号和微信挂号）的25%左右。
此外，早在2012年开发使用的智能床旁系统iPad版正在升级更新手机版。在院期间，家长可以通过手机或者iPad查询孩子的住院检查报告、费用查询、获取相应疾病的术前术后指导，预约出院后就诊的门诊服务以及随访服务。
“利用信息化，我们也解决了医疗质量和安全问题，”于广军称，“由于儿童的病情变化比较快，我们为此做了一些危急值的提醒，比方说有些检验报告出来以后，能够利用信息化手段马上传到管床医生那里。由于儿科用药涉及到剂量、过敏等问题，我们做了药品安全提醒，如果医生开错，通过计算机系统及时提醒。”
目前，上海儿童医院推出了一款名叫“新手妈咪”的App，顾名思义是针对新生儿妈妈的，记者使用后发现，这款App不仅提供健康资讯，还能对孩子的成长做记录，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提供健康评估。
医疗App需规范
互联网医疗的火热催生了一批健康管理类App，按照它们的宣传语，这些App基本上可以检测出身体指标里的合格项和不合格项，并建议用户该如何加强锻炼。然而，真正实现App功用的用户却少之又少。
一位用户向记者直言，她使用的App测试数据根本不准确，令她不再信任此类App。此外，App存在嵌入广告的问题，也导致了用户流失。有用户坦言，健康类App在下载不到2天就删除了。
用户的不断流失让健康管理类App的泡沫逐渐显现。于广军认为，“这类App的创业成本比较低，又容易做，存在一定的市场需求，所以很多公司都在做。”
于广军向记者介绍，相较国内，国外的App在支付方式上更完善，患者若要下载，需要付费，有的App是由保险公司付费的。而在中国，App讲求流量、免费，保险公司在短期内也不愿支付这笔费用，造成国内健康管理类App未来盈利相对艰难。
“这始终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通过不断的竞争，才能让优秀的App生存下来。”于广军如是说。
除了健康管理类App，目前还有一些平台能够帮助患者进行在线医疗咨询。2015年4月，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称，互联网上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询。
于广军表示，如果要进行诊断，首先从法律上讲，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执业地点开展。合法的医疗诊断需要有执业地点，有配套的执业条件，有一定的单位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在目前的在线平台上不能满足，也就无法实现了。
“但如果这个平台是医疗机构开展的，那就可能不一样了。”于广军举例说，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下称广东二院）在线开具处方就是合法的医疗行为。
作为全国首家获得卫生计生部门许可的网络医院，广东省网络医院由广东二院提供在线医务人员，由第三方搭建网络平台，在社区医疗中心、大型连锁药店等地建立网络就诊点。医院已与海王星辰、大森林、金康药房等20多家大型连锁药店合作，覆盖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市，利用其线下分店铺设网络就诊点，计划在2015年底达到1万家的规模。
患者在网点通过视频通话直接和在线医生交流，完成求医问诊，医生根据病情开具处方后，患者在社区医疗中心或药店即可直接拿药，就近享受从诊断到买药的一站式服务。
目前，广东二院已派出200余名医生入驻网络医院，医生实行轮岗制，周一到周六接诊，保证4名医生随时在线。每天接诊人数近200人，开具处方约120张，平均每张处方的金额在60元左右，咨询就诊服务暂时免费，未来诊金为每次10元，诊金采取四三三的比例分配，药房、社区卫生中心占四成，医院和第三方企业各占三成。
在线买药应谨慎
不过，于广军向记者坦言：“上海儿童医院允许在线医疗咨询，但在在线开具处方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向记者解释，儿童的病情变化比较快，考虑到医疗安全的问题，选择谨慎对待。即便是广东二院的在线开具处方，针对的患者群也是慢性病患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这类疾病发展相对比较稳定，风险比较小。
目前，网络限售处方药，即处方药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而非处方药（OTC）则可在网络上购买，不过网上买药并不一定如想象的便宜、便捷。
“如果医院的药品是零加成的，那么一般来说，在医院里买药更划算，”于广军说，“这些药品既是零加成，又是免税收，而且质量有保障，更何况在医院看完病就拿药，更加便捷。”
于广军透露，阿里健康2014年底入驻石家庄推动“阿里健康”App至今没有太大进展，也与此有关。“阿里健康”App是一个开放平台，所有通过审查的合作药店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竞价，让用户选择最合适的价格，被称为“打车软件模式进医药”。
于广军认为，将药品处方传上网后竞价，没有考虑到买药和打出租车不一样，买药关乎生命健康，不是简单竞价的问题，药品安全是首要考虑。
其次，对患者而言，在医院拿药本来是最方便的，到药店去买还要考虑交通成本。如果不考虑15%加成的情况，医院里面的药品价格一般是低于药店的，因为没有房租和纳税成本。
此外，在医院补偿机制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让药品销售大量外流，对医院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取消药品加成或者让药品销售外流，不是不可以，但同样的医疗服务价格要提升，如果医疗服务价格不提升，仅仅把药品收入拿走，那么医院的运营会出现问题。”于广军表示。
“儿科医生短缺”改善
在于广军看来，互联网医疗的本质还是医疗服务，其中医疗资源的稀缺与不合理配置是待解的“痛点”之一。
近年来，国内多地爆发“儿科医生短缺”的危机，此前有医院被迫实施儿科“限诊”。最近一段时间，部分地区竟紧急通知暂停急诊儿科服务，引起了家长们的关注和担忧。
“这些年，儿科医生短缺的讨论比较多了，原因也很清楚。一方面是职业本身的工作负荷大，外部的社会环境影响如经常曝光的医疗纠纷事件，另一方面，在同行业中，儿科医生的工作待遇的确较低，这是医疗补偿机制造成的，医疗服务的价格和以药补医的体制对儿科表现得更加明显。”于广军解释。
“医生给儿童开的药比较少，做的检验、检查比较费时费力，项目也比较少，从医疗补偿的角度来说，同样的服务，儿科医生获得的补偿就少，待遇也就比较低。”
于广军强调，近两年儿科医生短缺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国家对儿科越来越重视，2014年6月1日上海市儿童医院新院开放就诊，此次新院的建设，无论是基建还是设备，大部分资金都是由政府部门投资的。不仅是在上海，全国各地都有在新建儿童医院，政府给予了相当多的投入。”
另外，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也在逐步提高。“从本意上来说，儿科医生是有爱心的事业，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医学生将此作为毕生追求。”于广军说道。
互联网颠覆医疗业？
于广军向记者表示，互联网已经给医疗服务带来三方面的变化。
“患者的就医方式改变是最为明显的，原来排队等待，现在在家就可以预约挂号、付费，简单的病情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咨询。医生的服务方式也随之改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来直接处置患者的病情，查询医疗资料，甚至有助正确诊治，这都是非常大的改变。”
从管理方式来说，从以往的经验管理到现在的依赖于数据检测来管理，也是很大的变化。所谓的数据检测，即业务运行的指标检测，包括患者的就医数据，这有助于医生了解患者的行为特点；患者的临床信息，如疾病、诊治、检验检测结果，这为开展临床研究和安全管理提供很好的支撑；费用信息资料，这为医院的运行和政府的决策支持提供帮助。
于广军告诉记者：“互联网不会一夜之间颠覆整个医疗行业，而是在微创新中逐步颠覆，最重要的是利用互联网的手段来为医疗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比如，互联网可以为分级诊疗创造条件。有了互联网的手段，转诊会更加便捷。”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桐乡第三人民医院（下称桐乡三院）被指定为病患的临时救治定点医院，也是急救病人转运的第一站，不仅承担了本地居民日常医疗保障工作，还担负了世界各地游客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急救工作。
桐乡三院联合杭州联众医疗以及阿里云，共建“全球影像”医疗云服务平台，将医院所有CT、DR等放射影像资料，实时上传到云端，实现医学数据的云传输、云存储、云共享、云应用，让远程医疗成为可能。
通过该系统，诊疗医生可随时随地在手机、Pad上查询并专业化处理动态影像，完成异地诊疗；患者在当地就能得到省级、全国甚至国外专家的会诊意见，不必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到处求医。
中国医改始于1985年，迄今已经走过了30年。如今中国的医改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互联网+”经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提出后迅速成为社会流行词。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医疗机构将会迎来什么机遇和挑战？互联网医疗前景如何？就此，《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他在医疗保险、卫生政策、医院管理尤其是医疗信息化领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深的理论研究。
解决医疗痛点
于广军向记者介绍，市场上“互联网”和“医疗”的结合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的医疗服务业包括公立医疗机构利用互联网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俗称“+互联网”，另一类是“互联网+”，即互联网企业如春雨医生、微医、阿里巴巴等，用互联网调配医疗资源、提供医疗服务。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于广军认为，“本质还是医疗服务，互联网是手段，解决目前医疗资源配置、医疗信息传输的问题。”
申万宏源证券高级分析师杜舟预测，移动医疗领域市场规模将在3年内实现6倍以上的扩张，在2017年达到200亿元的规模。在他看来，BAT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平安、小米以及三大电信巨头（移动、联通、电信）纷纷布局互联网医疗领域，无疑印证了这一市场的巨大潜力。
于广军说：“为什么大家对互联网医疗期待这么高？那是因为在传统的医疗服务过程中，大家觉得有很多问题——用互联网术语来说——存在很多痛点。比如优质医疗资源的相对短缺及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导致人们就医等待的时间长，得到优质、合适的医疗资源比较困难，另外医疗费用相对昂贵。大家希望通过互联网医疗来破解这些痛点。”
在于广军看来，所谓的“看病难”可分为四种情况，一种是资源的稀缺，如优质医生的缺乏，第二种是信息的稀缺，患者不知道要找谁来看，第三种则是资金的稀缺，患者付不起看病钱，第四种属于就医流程的障碍，患者就医的距离远，就医流程复杂，候诊、付款等的等待时间长。
而互联网的特性恰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像患者现在能够快速地搜索到相关医疗信息，知道找哪个医生看病更合适，非常便捷。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距离，可以通过远程、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远程医疗服务。
远程医疗利用率不高
提高可及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是远程医疗能够带来的三个优势，然而，像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的远程医疗在目前实际应用中利用率并不高。
于广军认为，原因之一即在于目前应用范围过多地集中在疑难杂症的会诊上，而在普通疾病的应用上则相对缺乏。而这种情况与美国不尽相同，据于广军介绍，目前美国的远程医疗还存在另一种模式，即对小病的诊治模式：譬如在一个大型超市或者村子里，配备一个护士进行量血压、体温等常规检查，开一些简单的处方。
“大家不能期望疑难杂症越来越多，随着我们国家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医师规培以后，疑难杂症的会诊应该越来越少才对”，于广军说，长远来看，居家健康监测和小病诊治咨询才是远程医疗的市场空间所在，当然，还需要有相关政策的支撑。
第二个造成利用率不高的原因与远程医疗本身特点有关，当前的远程更多被应用在存在距离和技术差异的地区。于广军说，在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处偏远幅员又比较辽阔的地区，对于远程医疗的需求会比较大，而从技术上说，那些对技术有着更高需求的基层级别医院更有需求，但这两种需求因素也会受经济因素、尤其是政府扶持补贴的影响，一些边远贫穷地区，虽然有需求，但由于没有经费也做不起来。
另外，由于远程医疗相关的质量控制体系未完善建立，这也给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后的责任认定带来了隐患。除此之外，于广军还补充说，现行的运行机制对远程医疗的应用不能产生足够的激励效应，尤其是在如何定价的问题上，“现在有很多项目是政府购买的，但政府如何以合理的价格能让大家有积极性去推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全方位信息化
作为上海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向本刊记者介绍，2014年4月，该院就推出了官方微信号。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实现在就诊时的网上挂号和微信支付。
“排队等候时间长，一直是儿童‘看病难’的一大顽症，为了等一个号，往往就把患儿全家套牢在医院，我们希望用这个平台给家长和孩子都‘解套’，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就诊体验。”于广军介绍说，微信平台不但有挂号功能，还有等候人数实时显示功能。家长只要在挂号缴费成功后，便可获得就诊等候人数信息，据此可预估出就诊时间，从而免去了在医院内的长时间等待。即便错过了就诊号，也可再凭就医卡去相应诊室的服务台刷卡，重新排入系统队列，系统会在当前号码后延后三个号呼叫。
该微信号还设立了三维导诊，为初次就诊而不熟悉医院环境的家长提供了就诊导航服务，帮助家长快速找到相应诊室。 于广军称，目前微信挂号的使用率占到整个挂号系统（包括现场挂号、网上预约挂号和微信挂号）的25%左右。
此外，早在2012年开发使用的智能床旁系统iPad版正在升级更新手机版。在院期间，家长可以通过手机或者iPad查询孩子的住院检查报告、费用查询、获取相应疾病的术前术后指导，预约出院后就诊的门诊服务以及随访服务。
“利用信息化，我们也解决了医疗质量和安全问题，”于广军称，“由于儿童的病情变化比较快，我们为此做了一些危急值的提醒，比方说有些检验报告出来以后，能够利用信息化手段马上传到管床医生那里。由于儿科用药涉及到剂量、过敏等问题，我们做了药品安全提醒，如果医生开错，通过计算机系统及时提醒。”
目前，上海儿童医院推出了一款名叫“新手妈咪”的App，顾名思义是针对新生儿妈妈的，记者使用后发现，这款App不仅提供健康资讯，还能对孩子的成长做记录，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提供健康评估。
医疗App需规范
互联网医疗的火热催生了一批健康管理类App，按照它们的宣传语，这些App基本上可以检测出身体指标里的合格项和不合格项，并建议用户该如何加强锻炼。然而，真正实现App功用的用户却少之又少。
一位用户向记者直言，她使用的App测试数据根本不准确，令她不再信任此类App。此外，App存在嵌入广告的问题，也导致了用户流失。有用户坦言，健康类App在下载不到2天就删除了。
用户的不断流失让健康管理类App的泡沫逐渐显现。于广军认为，“这类App的创业成本比较低，又容易做，存在一定的市场需求，所以很多公司都在做。”
于广军向记者介绍，相较国内，国外的App在支付方式上更完善，患者若要下载，需要付费，有的App是由保险公司付费的。而在中国，App讲求流量、免费，保险公司在短期内也不愿支付这笔费用，造成国内健康管理类App未来盈利相对艰难。
“这始终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通过不断的竞争，才能让优秀的App生存下来。”于广军如是说。
除了健康管理类App，目前还有一些平台能够帮助患者进行在线医疗咨询。2015年4月，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称，互联网上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询。
于广军表示，如果要进行诊断，首先从法律上讲，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执业地点开展。合法的医疗诊断需要有执业地点，有配套的执业条件，有一定的单位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在目前的在线平台上不能满足，也就无法实现了。
“但如果这个平台是医疗机构开展的，那就可能不一样了。”于广军举例说，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下称广东二院）在线开具处方就是合法的医疗行为。
作为全国首家获得卫生计生部门许可的网络医院，广东省网络医院由广东二院提供在线医务人员，由第三方搭建网络平台，在社区医疗中心、大型连锁药店等地建立网络就诊点。医院已与海王星辰、大森林、金康药房等20多家大型连锁药店合作，覆盖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市，利用其线下分店铺设网络就诊点，计划在2015年底达到1万家的规模。
患者在网点通过视频通话直接和在线医生交流，完成求医问诊，医生根据病情开具处方后，患者在社区医疗中心或药店即可直接拿药，就近享受从诊断到买药的一站式服务。
目前，广东二院已派出200余名医生入驻网络医院，医生实行轮岗制，周一到周六接诊，保证4名医生随时在线。每天接诊人数近200人，开具处方约120张，平均每张处方的金额在60元左右，咨询就诊服务暂时免费，未来诊金为每次10元，诊金采取四三三的比例分配，药房、社区卫生中心占四成，医院和第三方企业各占三成。
在线买药应谨慎
不过，于广军向记者坦言：“上海儿童医院允许在线医疗咨询，但在在线开具处方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向记者解释，儿童的病情变化比较快，考虑到医疗安全的问题，选择谨慎对待。即便是广东二院的在线开具处方，针对的患者群也是慢性病患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这类疾病发展相对比较稳定，风险比较小。
目前，网络限售处方药，即处方药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而非处方药（OTC）则可在网络上购买，不过网上买药并不一定如想象的便宜、便捷。
“如果医院的药品是零加成的，那么一般来说，在医院里买药更划算，”于广军说，“这些药品既是零加成，又是免税收，而且质量有保障，更何况在医院看完病就拿药，更加便捷。”
于广军透露，阿里健康2014年底入驻石家庄推动“阿里健康”App至今没有太大进展，也与此有关。“阿里健康”App是一个开放平台，所有通过审查的合作药店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竞价，让用户选择最合适的价格，被称为“打车软件模式进医药”。
于广军认为，将药品处方传上网后竞价，没有考虑到买药和打出租车不一样，买药关乎生命健康，不是简单竞价的问题，药品安全是首要考虑。
其次，对患者而言，在医院拿药本来是最方便的，到药店去买还要考虑交通成本。如果不考虑15%加成的情况，医院里面的药品价格一般是低于药店的，因为没有房租和纳税成本。
此外，在医院补偿机制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让药品销售大量外流，对医院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取消药品加成或者让药品销售外流，不是不可以，但同样的医疗服务价格要提升，如果医疗服务价格不提升，仅仅把药品收入拿走，那么医院的运营会出现问题。”于广军表示。
“儿科医生短缺”改善
在于广军看来，互联网医疗的本质还是医疗服务，其中医疗资源的稀缺与不合理配置是待解的“痛点”之一。
近年来，国内多地爆发“儿科医生短缺”的危机，此前有医院被迫实施儿科“限诊”。最近一段时间，部分地区竟紧急通知暂停急诊儿科服务，引起了家长们的关注和担忧。
“这些年，儿科医生短缺的讨论比较多了，原因也很清楚。一方面是职业本身的工作负荷大，外部的社会环境影响如经常曝光的医疗纠纷事件，另一方面，在同行业中，儿科医生的工作待遇的确较低，这是医疗补偿机制造成的，医疗服务的价格和以药补医的体制对儿科表现得更加明显。”于广军解释。
“医生给儿童开的药比较少，做的检验、检查比较费时费力，项目也比较少，从医疗补偿的角度来说，同样的服务，儿科医生获得的补偿就少，待遇也就比较低。”
于广军强调，近两年儿科医生短缺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国家对儿科越来越重视，2014年6月1日上海市儿童医院新院开放就诊，此次新院的建设，无论是基建还是设备，大部分资金都是由政府部门投资的。不仅是在上海，全国各地都有在新建儿童医院，政府给予了相当多的投入。”
另外，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也在逐步提高。“从本意上来说，儿科医生是有爱心的事业，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医学生将此作为毕生追求。”于广军说道。
互联网颠覆医疗业？
于广军向记者表示，互联网已经给医疗服务带来三方面的变化。
“患者的就医方式改变是最为明显的，原来排队等待，现在在家就可以预约挂号、付费，简单的病情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咨询。医生的服务方式也随之改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来直接处置患者的病情，查询医疗资料，甚至有助正确诊治，这都是非常大的改变。”
从管理方式来说，从以往的经验管理到现在的依赖于数据检测来管理，也是很大的变化。所谓的数据检测，即业务运行的指标检测，包括患者的就医数据，这有助于医生了解患者的行为特点；患者的临床信息，如疾病、诊治、检验检测结果，这为开展临床研究和安全管理提供很好的支撑；费用信息资料，这为医院的运行和政府的决策支持提供帮助。
于广军告诉记者：“互联网不会一夜之间颠覆整个医疗行业，而是在微创新中逐步颠覆，最重要的是利用互联网的手段来为医疗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比如，互联网可以为分级诊疗创造条件。有了互联网的手段，转诊会更加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