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4月6日，全国至少有40多个地区推出了数百万元到上亿元不等的消费券政策，以激发居民消费热情，助力相关行业加速恢复经营。对国人而言，消费券政策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的理解也有多面性。大多数国民把消费券视作一种福利措施。毕竟，大多数家庭都因疫情影响而减少了收入。尤其是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言，疫情客观上增加了家庭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券可以视作是普惠性的临时救济措施。
　　只不过，只要是普惠性的，必然是以加大财政支出为前提的。但是，这种普惠性的消费券发放政策，哪怕是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恐怕也不一定做得到。笔者这些年调查过不少地方，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县级财政都是“吃饭财政”，财政的基本目标是保运转。地方上要做点发展的事，也要通过融资、基金等方面想办法。甚至于，哪怕是东部发达地区，其财政的本质也是“保运转”。笔者调研过几个全国百强县，其GDP总量看似很大，财政收入似乎也不少，但支出也大。按照这些地方主官的说法，百强县的财政之所以看上去宽松，是因为其经济活动比较活跃，能够采用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杠杆都比较多。然而，风险也大。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或许就是毁灭性的。
　　因此，对于这些地方而言，消费券的意义可能就不在于扶危济困，而在于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简单而言，消费券只是其经济刺激政策的一个小环节，是以城市经济的复苏为前提的。这么看来，不宜对消费券有过高期待。对于财政能力本来就有限的地方而言，“消费券”很可能是一个常规福利在非常时期的变相操作。对于刺激内需，消费券政策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质作用。一是，绝大多数地方都不太可能推行普惠性的消费券政策。这也就意味着，人们还是按照正常的消费需求行动；二是，哪怕是有消费券政策，也就是把应该花的钱提前了一点点话而已。从全年的GDP测算看，消费券起的作用怕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其重要意義在于，它以较为明确的信息说明，经济和社会在回归正常。
　　在相当一段时间和一些地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政策是冲突的。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各种便利；另一方面，为了预防万一，又对意外出现的疫情倒追责任。导致的结果是，基层无所适从。再比如说消费券政策，一方面，各地都在鼓励消费；但另一方面，人们出门又不方便。结果是，消费券是发了，但也就是网购一些生活必需品而已，拉动内需的政策效应并不大。尤其需要避免的是，切忌为了短期效应而制造“为消费而消费”的假象。比如，一些地方人为扩大消费券的范畴，把普通工薪阶层也纳入其中。而这些阶层的消费力本来就有限，再怎么刺激，也就那样。如果行政干预，或许会制造出复工复产的假象，却不一定有可持续性。
　　事实上，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其关键都在于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只要社会生活恢复常态了，生产、消费自然会提升上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巨型社会，也是一个有极大韧性的社会。笔者团队在疫情期间曾经做过几次关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大型调查。调查发现，对于广大农民和农民工而言，疫情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对于农民工而言，疫情也就是推迟了一两个月外出务工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疫情的适应性，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强。故而，有关政策的调整，要建立在理性的社会分析基础之上。但凡是天灾，过点苦日子，人们是理解的。把经济发展目标是当放低一点，对地方上的压力小一点，从而避免因为急于刺激消费而产生荒腔走调的做法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