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就继续展开贸易谈判达成共识，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但人们依然担心，中美之间未来是否会爆发“贸易战”。客观而言，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着实比较激烈，受到影响的商品总额已经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但据此便对其进行盲目夸大依然属于非理性的行为。

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所涉及的数额虽大，然而双方不但没有断绝经济往来，并且大部分主流经济领域也未受到实质性冲击。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概率远大于和其他经济体之间，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双方在许多领域的摩擦甚至冲突只会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下，唯有认真评估摩擦的规模及影响并妥善加以应对才有利于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盲目“拔高”或“唱衰”中美贸易的关系都可能引发全社会的认知混乱。

贸易摩擦规模距离真正贸易战差距很大

　　不可否认，贸易摩擦若不能妥善处理确实会有发展成贸易战的风险。然而，中美贸易摩擦虽然规模很大但绝未达到贸易战的程度。
　　世界历史上可以称为贸易战的案例并不多，其中最为典型的贸易战当属英荷之间围绕《航海条例》所进行的博弈与冲突。
　　17世纪后，由于造船技术先进且商船队管理水平较高，同时船只制造与货物运输成本低廉，荷兰逐渐成为国际转口贸易的垄断者，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其贸易投资总量和拥有船只数量分别是英国的15倍与10倍，全国可同时开工建造数百艘大船，而成本却要比英国的价格低1/3到1/2，所以当时不仅大多数国家都会从荷兰订购船只，国际贸易中多数种类商品也都会选择雇佣荷兰商船队进行货物运输。荷兰还在北美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与亚洲的爪哇和马六甲地区建立殖民地，控制主要航道与港口。由此荷兰这个面积仅有四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国日益成为世界重要商品的集散地。
　　面对世界贸易结构以荷兰为中心的体系，英国想要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打破荷兰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激烈的冲突难以避免。为了有效颠覆荷兰贸易的垄断地位，英国开始对荷兰发动全面的贸易战争。
　　针对荷兰本土工业生产能力不强、主要利用航海方面的优势从事转口贸易等经济特点，英国出台了《航海条例》，尽最大力量排挤荷兰的海上航运。1651年英国议会修订的新《航海条例》中规定，所有运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载，若条件不允许也必须由实际产地的船只运到英国。该规定事实上彻底断绝荷兰航运业介入英国对外贸易的可能，对荷兰海运行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英荷两国遂陷入贸易对峙状态，不断调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各种资源进行相互遏制与反遏制甚至封锁与反封锁，主要经济联系全面断绝。最终，双方的贸易战直接导致了英荷战争的爆发。
　　即使时间间隔较远，英荷之间围绕《航海条例》的争斗依然是国家间贸易战争的典型案例。其确实是由海上航运贸易争端作为开始，但双方斗争并不仅限于此，两国大多数经济领域都受到贸易战的直接冲击，甚至最终的军事斗争也成为贸易战的延续。与之相比，中美贸易摩擦的级别显然要低许多。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所涉及的数额虽大，然而双方不但没有断绝经济往来，并且大部分主流经济领域也未受到实质性冲击，即使一度争议很大的“中兴事件”也以罚款而告一段落。双方高层甚至还保持着磋商渠道的畅通，2018年G20峰会上中美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就是最新的例证。
　　即使中国社会应当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可能性抱有高度警惕心理，但因此过分解读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程度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趋势

　　当然，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的确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态势，涉及的领域也不断增多。而伴随双方各方面差距的减小，互相做出妥协的空间也逐渐被压缩。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之一，此举进一步增加了两国社会对所谓“贸易战”的担忧。
　　即使充满着政治影响的因素，但真正促使中美两国经济这几年龃龉不断的根本原因，依然是两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结构性冲突。这种冲突并不会随着两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而逐渐消弭，反倒会长期存在。

即使充满着政治影响的因素，但真正促使中美两国经济这几年龃龉不断的根本原因，依然是两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结构性冲突。

　　对美国来说，经济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的不平衡日趋加大，国家整体经济分裂性日趋明显。一方面，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美国逐渐在国际上诸多高精尖技术领域占据优势，甚至已占据垄断地位。此领域中诸如技術转让费用、专利版权费用或成品高技术装备销售等多种方式为美国带来惊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整体结构里，中低端产业因为投入不足，发展环境较差，导致产业链条严重断裂。中低端产业虽然产品附加值低，资金周转时间长，但往往既是社会就业的主力，也是社会财富生产的主力，而且相对较低的投入成本也有利于降低市场的资本风险，因此低端产业过度萎缩将会严重侵蚀国家经济的根本。
　　此外，中低端产业往往是国家出口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出口来回笼资本可为高端产业提供资金支撑，并分担经济发展的风险。高端产业虽然利润巨大，却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如因先期研发成本过高造成容易抵消相当比例的市场利润、因产品市场转化难度过大造成很难短时间回笼资金、因相关技术发展过快造成产品可能还未得到市场认可便被淘汰等。
　　而对中国来说，作为一个大国，长期徘徊于国际经济链条的底层不仅是民族自尊心难以接受的，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利于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经济以“量”为主的发展模式已不能满足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需求，只有进入产业链顶端才有可能改变“量”大而“质”不足的窘境。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在许多先进技术领域已经获得巨大突破。可这样会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中美贸易模式，从“互补”转向“竞争”。 　　中国经济体量庞大，一旦全面完成经济转型升级，便会与美国在高精尖技术领域出现产业高度重合，美国将不得不面对曾经占据优势甚至垄断的高精尖技术领域的产品供应增加，进而造成市场需求方相对缩小的局面。所以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脚步的加快，中美之间有关高新技术领域的摩擦只会不断增多。
　　除了产业结构的矛盾之外，中美经济在金融领域的矛盾也呈现增长趋势。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对美元垄断地位的蚕食非常明显。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霸权是美元国际地位的重要保障，然而维持这种话语霸权需要足够比例的国际贸易量作为基础。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日趋扩大，有必要改变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利于中国的规则，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比例，以便为长远的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样就会和美国发生根本性利益冲突，因为暂时无力从根本上扭转畸形结构的背景下，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可以为美国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争取时间和空间，避免较大规模的经济震动。如果人民币过度冲击美元的霸权地位，特别是若动摇大宗商品贸易中强制使用美元结算的传统，会直接动摇美国经济的根本，使许多长期积累的矛盾在短时间内爆发。
　　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维护，美国具有遏制人民币影响力扩大的潜在动力，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减少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因为中美之间国际经济影响力差距较大，中国暂时难以像美国那样使用各方面国际资源为人民币构建国际货币体系，如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能源贸易领域的美元结算等。人民币国际影响力的扩展多数时候只能通过国际贸易来进行扩大，以及与友好国家间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来进行拓展，但如果对外贸易受到影响会直接冲击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而美国间歇性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可以打乱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步伐，还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产生间接不利影响。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金融领域摩擦也会逐渐变得日趋频繁。

美国受到的“反冲击”

　　从特朗普自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推断，他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目的应当更倾向于在两国贸易中设置更加有利于美国的不平等的贸易规则，而并非促成彻底毁灭两国经济联系的“贸易战”—即使他的经济班底里有人抱有这样的强烈动机，但现代国际经济中有很多因素制约着摩擦的升级。
　　摩擦的长期持续固然会对中国产生较大消极影响，美国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反冲击”。贸易摩擦虽是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正常现象，但这样终究可能使两国经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经济比较优势完全无从发挥。如果市场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整个经济领域的生产规模、生产团队及技术应用等许多生产要素都会受到冲击。
　　以美国大豆为例，中国曾一度是美国大豆的重要外销市场。然而，贸易摩擦使中国大幅度减少进口美国大豆。由于长期拥有稳定市场，美国大豆产业已经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生产规模，可中国市场的突然缩减令美国大豆产业出现非正常“供应过剩”，以至于特朗普与欧盟方面讨论减少贸易对立问题期间，专门与欧盟就美国大豆出口达成协议，为美国大豆寻找新的出口市场，足以看出中国缩减进口后对美国大豆产业的冲击。

伴随双方频繁向对方国家的输入商品加征关税，这种非正常贸易状态的消极影响日益扩大，美国越来越多的产业会因此陷入与大豆产业相同的窘境。

　　同时，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使市场在其中很难发挥调节作用。若盲目缩减大豆产业的规模，一旦摩擦结束又需要重新恢复产业规模。但恢复规模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期间市场需求却变化不大，其他大豆生产国可借此填补美国对华大豆销售的“贸易真空”。如果维持现有规模不变，由于中国市场被人为缩减，国际上又缺乏与之规模相符的替代性市场，美国需要为大豆产业支付大量补贴并寻找同等规模的替代市场，这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纵然特朗普政府不惜代价提供补贴，这样非正常状态下的农业补贴标准也会成为各方势力争执的焦点，一味强行落实还有不小难度。
　　美国大豆产业的窘境不过是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诸多经济问题的缩影。伴随双方频繁向对方国家的输入商品加征关税，这种非正常贸易状态的消极影响日益扩大，美国越来越多的产业会因此陷入与大豆产业相同的窘境。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寻找到和中国体量相近的替代性市场，从理论上而言非常困难。但如果直接进行国家补贴，即使美国依旧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可同时向多个经济领域进行高额补贴也并不现实。若放任这些领域自行发展，则可能产生非正常规模的萎缩，伤害到美国经济的基础。
　　此外，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决定了两国贸易摩擦必然会产生溢出效应。美国大豆和液化天然气为争取欧盟市场不得不降价出售的举措诚然可以暂时缓解美国相关产品的销售压力，国际市场却会因此受到很大冲击，对能源输出国和农产品出口国的影响会不断加大。
　　若美国拒绝结束摩擦，则极可能面临内外双重压力，其中既有贸易摩擦本身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有来自国际上的舆论压力；贸易摩擦持续时间越久，相关压力就会越大。随着压力的增加，美国有必要寻找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妥协的概率就大大提高。
　　越是在特殊时期，越需要保持头脑清醒。贸易摩擦中，中国虽处于防守地位，但拥有自身的优势；美国咄咄逼人，却也被多方面条件所制约。盲目将两国贸易摩擦抬升到“贸易战”高度的讨论很容易对其形成误导，并会给问题的解决带来阻碍。只有冷静而务实地分析形勢，妥善提出对策或建议才会对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