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农村大喇叭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在历次疫情防控宣传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国农村大喇叭普遍响起，利用“村言村语”，传递最新信息、普及防疫知识、通报防控事项、提出行动倡议，受到村民普遍欢迎。农村大喇叭通过短视频走上网络社交媒体，凸显了其接地气、生动亲民的特点，影响空前。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农村大喇叭的实效，本文认为，未来应把农村大喇叭进一步纳入法制建设轨道，加强规划，加大建设，使其更好发展。
【关键词】农村大喇叭 疫情防控 历史演变 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阻击疫情蔓延之际，全国农村大喇叭纷纷响起，在农村防控疫情中发挥了应急广播的巨大作用，一时成为全国宅在家里的男女老少的热门话题。农村大喇叭从何而来？它在疫情防控传播中经历了哪些演变？在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中究竟有何作用？这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本文对农村大喇叭进行溯源，勾勒它在防疫抗疫历史中的流变，研究分析其价值所在，前瞻其未来。
一、农村大喇叭的起源与疫情防控传播演变
大喇叭，从新中国诞生第一天起就开始使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由广播技术专家傅英豪设计的“九头鸟”，将九只大喇叭分三排聚拢在一起，在当天的实况广播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给受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彼时的大喇叭并不是“农村大喇叭”，未在农村落地。“农村大喇叭”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1962年。这年4月1日，以农村有线广播为标志的县级广播站——吉林省九臺县广播站开始广播，这是新中国第一座县级有线广播站。“全县330只舌簧喇叭，分布在各乡、村人民政府和互助组供销社、学校、文化站等公共场所。”①农村大喇叭从此开始出现。“到1954年底，全国共建县广播站101座，中小城镇广播站705个，安装有线广播喇叭5万只。”②这些喇叭，基本上就是农村大喇叭。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薄弱，一些严重的传染病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肆行无忌，发病率、死亡率都较高。如当时察哈尔③的鼠疫、云南省思茅县的疟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防疫抗疫工作，中央专门成立了防疫委员会。1951年全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鼠疫、霍乱、麻疹、伤寒、天花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并制定了对上述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④这一阶段广播的疫情防控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级电台的《记录新闻》栏目及刚成立的城乡广播收音网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随着农村广播站的建立，农村大喇叭逐渐投人宣传使用，成为新生力量。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要求。12月21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提出：“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⑤把建立有线广播网与消灭若干传染性疾病联系起来，可见，中央对农村广播网在疫情防控中作用的重视。到1957年底，我国农村大喇叭安装达94万多只，1959年跃升至469万只。⑥农村大喇叭成为消灭传染性疾病的最重要宣传工具之一，消灭各种传染病的宣传也成为当时农村大喇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1955年冬，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1957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长篇通讯，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阅读了这篇通讯，高兴得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这两首七律气势豪迈、想象丰富、朗朗上口，成为农村大喇叭广播的重要内容，加上大喇叭中传出的又是本土语言，此次传播活动成为农村一代人的记忆。笔者那时年幼，但能熟记这两首诗，靠的就是农村大喇叭。
农村大喇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发展实属不易，那时刚刚经历过战争洗礼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财力的支持。经历了灭鼠、灭蝇、杀死钉螺以及合作医疗等方面的广播宣传，“讲卫生”已在农村受到重视。“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设置《讲卫生》节目”，⑦成为农村大喇叭播出的权威性内容。1965年6月28日，毛泽东同志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⑧的号召，涌现出大量的赤脚医生。那时赤脚医生看病或接种疫苗也通过农村大喇叭宣传、组织。这一时期许多传染性疾病被消灭，农村大喇叭功不可没。
当然，在农村大喇叭后面，是没有编制的农村广播人。1966年春，农村放大站和公社广播站发展到8435座，安装大喇叭872万只。⑨这背后，不知有多少农村广播人的付出。
经过十年浩劫至1976年底，虽然农村大喇叭还有一定的发展，但在传播内容上却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改革开放后，“到1988年，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喇叭稳定在8000万只的水平上”。⑩之后，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改为广播覆盖率。1998年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2000年实施“西新工程”后，农村大喇叭仍然有所发展，播出的内容也更加多样。这期间，新中国成立之初列举的19种传染病得到进一步遏制，如在云南，麻疹、百日咳、腮腺炎、风疹等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这其中无疑也有农村大喇叭的贡献。
2003年春天，“非典”（SARS）病毒让中国民众猝不及防，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北京、广州等人口密集的城市迅速成为了重灾区，并涉及全国266个县市区，农村大喇叭及时发声，守望相助，为控制疫情扩散做出了积极努力。2004年12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新的《传染病防治法》，农村大喇叭也投人到防治的宣传中。 二、走上互联网的农村大喇叭：语言、类型与短视频引领
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农村大喇叭又经历了2004年禽流感、2008年三聚氰胺问题奶粉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相应的防疫抗疫传播措施。2007年8月30日，《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之后，随着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建立，农村大喇叭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应急广播体系在“村村响”工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又有了新的发展，担当起了最基层的应急传播任务。在2008年的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四川芦山地震、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的抗震救灾中都有农村大喇叭在发声动员。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贵州、云南、湖南、四川、湖北、安徽、重庆、内蒙等省、区、市的农村大喇叭普遍响起。成千上万的应急大喇叭一方面通过资讯播报，采取顺口溜、快板等形式，传递最新信息、普及防疫知识、通报防控事项、提出行动倡议、公布政府措施，将防疫抗疫任务细化传播;另一方面与网络社交媒体融合，制作成短音频、短视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将小村庄信息变成了“地球村”信息，影响罕见。例如，云南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的应急大喇叭将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健康委的提示和各类口号制作成民族语音频、短视频传播，收听收看精准，效果很好。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蕉坝乡蕉坝社区所有大喇叭开启，每天三次播出应急信息和提示。双龙组苗族农民李鹏已为儿子结婚通知了亲友，准备了酒席，听了大喇叭的宣传，推迟了儿子的婚期。在他的带领下，组里社区春节几十场酒席全部停办;村民们还取消了聚餐、聚会和春节拜年。有资料显示，湖南省华容县14个乡镇的3200只大喇叭，11湖北省2.5万多个行政村的“村村响”12，浙江省桐乡3000多个大喇叭13，用方言将防疫要点、工作公告等编成顺口溜、快板，每天播出2～3次，防疫控疫宣传做到了全覆盖。而社交媒体中如“抖音”“西瓜视频”“腾讯视频”“快手”“梨视频”中播出的农村大喇叭短视频，影响力空前。全国的农村大喇叭实质上打了一场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
疏理、提炼全国农村大喇叭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传播，有如下特点：
（一）传播语言：“村言村语”
纵观全国农村大喇叭的播出，无论四川、重庆还是贵州，播出的都是“村言村语”，也就是本土方言。当然，普通话说得好的村社例外。为什么都是“村言村语”呢？因为农村大喇叭的收听对象就是本村或本组的村民，“村言村语”满载亲情、乡情，最本土，是当地的一种语言习惯，听来亲切、自然、鲜活，便于村民接受。即便传到各大平台的音频、视频也让“地球村”另一端的用户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二）传播类型：简短实用
笔者疏理农村大喇叭播出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内容，大多数比较简短，而且非常实用，这里列举部分类型。
1.信息播出类。类似县以上广播的《时政新闻）），播出最新的时政资讯，但导语、内容大大简化。如导语“省委今天召开视频大会，省委书记某某某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到了农村大喇叭，就变成“省委书记今天说了”。非常简短，而且口语化。
2.提示警示类。普及防疫知识，提示注意事项，警示有关事态。特别是警示内容，运用本村最接地气的语言，有时甚至“骂人”：“你小子就是不听话，怎么着？想找死，好不给你爸你妈尽孝？”语言简单“粗暴”，但很贴合实际。
3.文娱传播类。类似广播的文娱节目，多数为录播，也有直播。主要采取顺口溜、快板、民歌形式，传播防疫抗疫内容，鼓舞村民士气。
4.话语类。类似广播谈话类节目，有直播也有录播。如：“村长喊话”，相当于省市长热线，“喊”的是本村最主要的问题;“乡贤劝语”，相当于广播的专家学者访谈，阐释有关道理，回答疑难问题。
（三）融合迭代：短视频引领
在新时代，媒体融合成为主流，农村大喇叭毫无例外也加人了融合的潮流，这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就可看出。1月24日，农村大喇叭开始在全国农村乡镇的社区和村组响起，之后，短音频、短视频内容开始出现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风生水起的农村大喇叭短视频，各式各样，内容各异，方言多种。以大喇叭声音为主，配之以竖屏式的农村大喇叭、村庄、河流、森林以及人物、牲畜等画面，迅速成为“网红”，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大喇叭。显然，农村大喇叭走向互联网，将再次成为集体记忆。
三、农村大喇叭的未来
经历了68年的发展演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传播，农村大喇叭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这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农村大喇叭近了0年经久不衰，说明这一媒体特别适应农村。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两微一端”新媒体业态的发展，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信息的便利，包括农村。在这样一种媒介环境下，为什么农村大喇叭还广受欢迎？这是因为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农村大喇叭能及时、快速传递本村、组、社区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村寨社区相互隔离，在大喇叭里能接收到的都是人们更需要的本地相关情况的信息。这时，村长的“空间喊话”、村民“主播”的内容则成了最需要的可靠信息，这是农村大喇叭的生命力所在。
农村大喇叭的发展，事实上已成为新中国最基层党委、政府和人民的主流媒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大喇叭在疫情防控方面發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也发挥了抗灾救灾、安抚人心、稳定社会、恢复生产秩序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取消农业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扶贫开发战略、农村综合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都有突出贡献。特别是每年中央有关农业农村的“一号文件”的宣传，农村大喇叭更是发挥了贴近实效的作用。中央“一号文件”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农村家喻户晓，这也与农村大喇叭的宣传不无关系。农村大喇叭从1952年出现以来，正如列宁所说：“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4列宁这里虽然指的是报纸，但广播和报纸的功能是一样的。 农村大喇叭的传播已从“部落”演变至“地球村”。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广播有个形象的比喻——“部落鼓”，意即族群化、小众化、社区化，而他把地球则形容成“地球村”。如今，农村大喇叭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走上互联网，传播范围扩大，走进了“地球村”，这是应特别关注的。
互联网农村大喇叭的元年已经到来，迭代之路已开启。2020年可视为互联网农村大喇叭的元年，随之而来的应是农村大喇叭的融合与创新，这同样是新命题、新使命。
鉴于此，笔者透过农村大喇叭近70年的演变特别是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宣传，提出如下未来发展思考：
（一）将农村大喇叭列入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
2007年8月30日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可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有关条款加人农村大喇叭的应急事项;正在制订的《广播电视法》更应将农村大喇叭的应急事项列人，包括体系、责任、培训、管理等。2008年5月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在第三章第十五条加人农村大喇叭的内容等。
（二）广播电视“+四五”发展规划应再提农村大喇叭的发展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广发2017年150号文件）】在“地方应急广播建设”一条中明确提出：“建设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并布置应急广播终端，建设覆盖到行政村的应急广播系统，最终实现应急广播全覆盖。”“十三五”规划期间，农村大喇叭应急系统的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一些农村的大喇叭系统建设不到位。在“十四五”期间，广电系统应把农村大喇叭的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列入高质量发展项目，提升科技含量，使传统农村大喇叭与互联网农村大喇叭相得益彰，不断进步。
（三）将农村大嗽叭列入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乡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乡村兴则国家兴。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离不开文化兴盛，而文化兴盛，乡村最需要的农村大喇叭就应列人振兴之举。经历了农村广播网建设、“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村村响”、“户户通”，农村大喇叭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有认识不到位、资金不到位、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存在。2019年，全国无线电广播综合覆盖率达到98.94%，理论上讲，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都可以收听到无线电广播，但现实是有的农村只能收听到国家电台的广播、省级电台的2，3套节目，有的地方听不到、听不好。有线广播的开通，可以与无线广播互相补充。更重要的是，农村大喇叭是本土广播，无线电广播无法取代。将农村大喇叭列人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统筹规划，落到实处，让农村大喇叭与时俱进，发挥作用。
（四）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可把农村大喇叭列入应急联动主体
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曾有三次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组成国家应急电台，赴灾区抗震救灾。应急电台采取四级聯动，包括中央电台、省、市、县级电台。笔者曾两次参与组织应急电台，发现县级电台作为应急广播“最后一公里”工程，虽然包括了农村大喇叭，但实质融合不足，联动能力较弱，作用发挥不够。这是因为农村大喇叭为乡镇建设，不属县级电台管理。从实践当中笔者体会到，可把农村大喇叭作为乡村广播列人联动主体的第五级，让其真正成为“最后一公里”，做到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五）做好农村大喇叭的发展研究
农村大喇叭要发展、要创新，离不开系统的研究，既需要业界的研究，也需要学界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二级分会如新闻、交通、农村工作委员会可视情况将农村大喇叭纳人或组建农村大喇叭联盟，成立研究基地、中心，研究其管理、建设、播出等。而学界则可将之作为社科课题组织调研。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厚实的学术积累，农村大喇叭还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②⑩徐光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4页、25页、333页。
③察哈尔，今张家口一带。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省会。察哈尔省，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40年，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撤销。
④江永红：《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写在全国人民杭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光明网，https：//news.gmw.cn/2020-02/14/content 33553654.htm.
⑤《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页。
⑥⑨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278页。
⑦杨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63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05页。
11《打通防控的最后一公里 各地应急广播村村响抗“疫情”上篇》，中广互联，http：//www.tvoao.com/a/201078.aspx.
12《应急广播村村响 疫情防控显担当》，中国记协网，http：//www.zgjx.cn/2020-02/04/c_138754018.htm.
13《村里的“大喇叭”，厉害了应急广播村村响，危难时刻显身手》，“广电时评”微信公众号，1月27日。
14《列宁全集》第5卷2版，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本文编辑：林秀）
【关键词】农村大喇叭 疫情防控 历史演变 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阻击疫情蔓延之际，全国农村大喇叭纷纷响起，在农村防控疫情中发挥了应急广播的巨大作用，一时成为全国宅在家里的男女老少的热门话题。农村大喇叭从何而来？它在疫情防控传播中经历了哪些演变？在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中究竟有何作用？这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本文对农村大喇叭进行溯源，勾勒它在防疫抗疫历史中的流变，研究分析其价值所在，前瞻其未来。
一、农村大喇叭的起源与疫情防控传播演变
大喇叭，从新中国诞生第一天起就开始使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由广播技术专家傅英豪设计的“九头鸟”，将九只大喇叭分三排聚拢在一起，在当天的实况广播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给受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彼时的大喇叭并不是“农村大喇叭”，未在农村落地。“农村大喇叭”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1962年。这年4月1日，以农村有线广播为标志的县级广播站——吉林省九臺县广播站开始广播，这是新中国第一座县级有线广播站。“全县330只舌簧喇叭，分布在各乡、村人民政府和互助组供销社、学校、文化站等公共场所。”①农村大喇叭从此开始出现。“到1954年底，全国共建县广播站101座，中小城镇广播站705个，安装有线广播喇叭5万只。”②这些喇叭，基本上就是农村大喇叭。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薄弱，一些严重的传染病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肆行无忌，发病率、死亡率都较高。如当时察哈尔③的鼠疫、云南省思茅县的疟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防疫抗疫工作，中央专门成立了防疫委员会。1951年全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鼠疫、霍乱、麻疹、伤寒、天花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并制定了对上述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④这一阶段广播的疫情防控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级电台的《记录新闻》栏目及刚成立的城乡广播收音网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随着农村广播站的建立，农村大喇叭逐渐投人宣传使用，成为新生力量。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要求。12月21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提出：“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⑤把建立有线广播网与消灭若干传染性疾病联系起来，可见，中央对农村广播网在疫情防控中作用的重视。到1957年底，我国农村大喇叭安装达94万多只，1959年跃升至469万只。⑥农村大喇叭成为消灭传染性疾病的最重要宣传工具之一，消灭各种传染病的宣传也成为当时农村大喇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1955年冬，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1957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长篇通讯，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阅读了这篇通讯，高兴得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这两首七律气势豪迈、想象丰富、朗朗上口，成为农村大喇叭广播的重要内容，加上大喇叭中传出的又是本土语言，此次传播活动成为农村一代人的记忆。笔者那时年幼，但能熟记这两首诗，靠的就是农村大喇叭。
农村大喇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发展实属不易，那时刚刚经历过战争洗礼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财力的支持。经历了灭鼠、灭蝇、杀死钉螺以及合作医疗等方面的广播宣传，“讲卫生”已在农村受到重视。“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设置《讲卫生》节目”，⑦成为农村大喇叭播出的权威性内容。1965年6月28日，毛泽东同志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⑧的号召，涌现出大量的赤脚医生。那时赤脚医生看病或接种疫苗也通过农村大喇叭宣传、组织。这一时期许多传染性疾病被消灭，农村大喇叭功不可没。
当然，在农村大喇叭后面，是没有编制的农村广播人。1966年春，农村放大站和公社广播站发展到8435座，安装大喇叭872万只。⑨这背后，不知有多少农村广播人的付出。
经过十年浩劫至1976年底，虽然农村大喇叭还有一定的发展，但在传播内容上却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改革开放后，“到1988年，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喇叭稳定在8000万只的水平上”。⑩之后，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改为广播覆盖率。1998年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2000年实施“西新工程”后，农村大喇叭仍然有所发展，播出的内容也更加多样。这期间，新中国成立之初列举的19种传染病得到进一步遏制，如在云南，麻疹、百日咳、腮腺炎、风疹等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这其中无疑也有农村大喇叭的贡献。
2003年春天，“非典”（SARS）病毒让中国民众猝不及防，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北京、广州等人口密集的城市迅速成为了重灾区，并涉及全国266个县市区，农村大喇叭及时发声，守望相助，为控制疫情扩散做出了积极努力。2004年12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新的《传染病防治法》，农村大喇叭也投人到防治的宣传中。 二、走上互联网的农村大喇叭：语言、类型与短视频引领
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农村大喇叭又经历了2004年禽流感、2008年三聚氰胺问题奶粉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相应的防疫抗疫传播措施。2007年8月30日，《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之后，随着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建立，农村大喇叭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应急广播体系在“村村响”工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又有了新的发展，担当起了最基层的应急传播任务。在2008年的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四川芦山地震、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的抗震救灾中都有农村大喇叭在发声动员。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贵州、云南、湖南、四川、湖北、安徽、重庆、内蒙等省、区、市的农村大喇叭普遍响起。成千上万的应急大喇叭一方面通过资讯播报，采取顺口溜、快板等形式，传递最新信息、普及防疫知识、通报防控事项、提出行动倡议、公布政府措施，将防疫抗疫任务细化传播;另一方面与网络社交媒体融合，制作成短音频、短视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将小村庄信息变成了“地球村”信息，影响罕见。例如，云南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的应急大喇叭将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健康委的提示和各类口号制作成民族语音频、短视频传播，收听收看精准，效果很好。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蕉坝乡蕉坝社区所有大喇叭开启，每天三次播出应急信息和提示。双龙组苗族农民李鹏已为儿子结婚通知了亲友，准备了酒席，听了大喇叭的宣传，推迟了儿子的婚期。在他的带领下，组里社区春节几十场酒席全部停办;村民们还取消了聚餐、聚会和春节拜年。有资料显示，湖南省华容县14个乡镇的3200只大喇叭，11湖北省2.5万多个行政村的“村村响”12，浙江省桐乡3000多个大喇叭13，用方言将防疫要点、工作公告等编成顺口溜、快板，每天播出2～3次，防疫控疫宣传做到了全覆盖。而社交媒体中如“抖音”“西瓜视频”“腾讯视频”“快手”“梨视频”中播出的农村大喇叭短视频，影响力空前。全国的农村大喇叭实质上打了一场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
疏理、提炼全国农村大喇叭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传播，有如下特点：
（一）传播语言：“村言村语”
纵观全国农村大喇叭的播出，无论四川、重庆还是贵州，播出的都是“村言村语”，也就是本土方言。当然，普通话说得好的村社例外。为什么都是“村言村语”呢？因为农村大喇叭的收听对象就是本村或本组的村民，“村言村语”满载亲情、乡情，最本土，是当地的一种语言习惯，听来亲切、自然、鲜活，便于村民接受。即便传到各大平台的音频、视频也让“地球村”另一端的用户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二）传播类型：简短实用
笔者疏理农村大喇叭播出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内容，大多数比较简短，而且非常实用，这里列举部分类型。
1.信息播出类。类似县以上广播的《时政新闻）），播出最新的时政资讯，但导语、内容大大简化。如导语“省委今天召开视频大会，省委书记某某某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到了农村大喇叭，就变成“省委书记今天说了”。非常简短，而且口语化。
2.提示警示类。普及防疫知识，提示注意事项，警示有关事态。特别是警示内容，运用本村最接地气的语言，有时甚至“骂人”：“你小子就是不听话，怎么着？想找死，好不给你爸你妈尽孝？”语言简单“粗暴”，但很贴合实际。
3.文娱传播类。类似广播的文娱节目，多数为录播，也有直播。主要采取顺口溜、快板、民歌形式，传播防疫抗疫内容，鼓舞村民士气。
4.话语类。类似广播谈话类节目，有直播也有录播。如：“村长喊话”，相当于省市长热线，“喊”的是本村最主要的问题;“乡贤劝语”，相当于广播的专家学者访谈，阐释有关道理，回答疑难问题。
（三）融合迭代：短视频引领
在新时代，媒体融合成为主流，农村大喇叭毫无例外也加人了融合的潮流，这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就可看出。1月24日，农村大喇叭开始在全国农村乡镇的社区和村组响起，之后，短音频、短视频内容开始出现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风生水起的农村大喇叭短视频，各式各样，内容各异，方言多种。以大喇叭声音为主，配之以竖屏式的农村大喇叭、村庄、河流、森林以及人物、牲畜等画面，迅速成为“网红”，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大喇叭。显然，农村大喇叭走向互联网，将再次成为集体记忆。
三、农村大喇叭的未来
经历了68年的发展演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传播，农村大喇叭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这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农村大喇叭近了0年经久不衰，说明这一媒体特别适应农村。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两微一端”新媒体业态的发展，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信息的便利，包括农村。在这样一种媒介环境下，为什么农村大喇叭还广受欢迎？这是因为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农村大喇叭能及时、快速传递本村、组、社区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村寨社区相互隔离，在大喇叭里能接收到的都是人们更需要的本地相关情况的信息。这时，村长的“空间喊话”、村民“主播”的内容则成了最需要的可靠信息，这是农村大喇叭的生命力所在。
农村大喇叭的发展，事实上已成为新中国最基层党委、政府和人民的主流媒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大喇叭在疫情防控方面發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也发挥了抗灾救灾、安抚人心、稳定社会、恢复生产秩序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取消农业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扶贫开发战略、农村综合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都有突出贡献。特别是每年中央有关农业农村的“一号文件”的宣传，农村大喇叭更是发挥了贴近实效的作用。中央“一号文件”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农村家喻户晓，这也与农村大喇叭的宣传不无关系。农村大喇叭从1952年出现以来，正如列宁所说：“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4列宁这里虽然指的是报纸，但广播和报纸的功能是一样的。 农村大喇叭的传播已从“部落”演变至“地球村”。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广播有个形象的比喻——“部落鼓”，意即族群化、小众化、社区化，而他把地球则形容成“地球村”。如今，农村大喇叭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走上互联网，传播范围扩大，走进了“地球村”，这是应特别关注的。
互联网农村大喇叭的元年已经到来，迭代之路已开启。2020年可视为互联网农村大喇叭的元年，随之而来的应是农村大喇叭的融合与创新，这同样是新命题、新使命。
鉴于此，笔者透过农村大喇叭近70年的演变特别是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宣传，提出如下未来发展思考：
（一）将农村大喇叭列入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
2007年8月30日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可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有关条款加人农村大喇叭的应急事项;正在制订的《广播电视法》更应将农村大喇叭的应急事项列人，包括体系、责任、培训、管理等。2008年5月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在第三章第十五条加人农村大喇叭的内容等。
（二）广播电视“+四五”发展规划应再提农村大喇叭的发展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广发2017年150号文件）】在“地方应急广播建设”一条中明确提出：“建设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并布置应急广播终端，建设覆盖到行政村的应急广播系统，最终实现应急广播全覆盖。”“十三五”规划期间，农村大喇叭应急系统的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一些农村的大喇叭系统建设不到位。在“十四五”期间，广电系统应把农村大喇叭的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列入高质量发展项目，提升科技含量，使传统农村大喇叭与互联网农村大喇叭相得益彰，不断进步。
（三）将农村大嗽叭列入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乡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乡村兴则国家兴。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离不开文化兴盛，而文化兴盛，乡村最需要的农村大喇叭就应列人振兴之举。经历了农村广播网建设、“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村村响”、“户户通”，农村大喇叭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有认识不到位、资金不到位、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存在。2019年，全国无线电广播综合覆盖率达到98.94%，理论上讲，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都可以收听到无线电广播，但现实是有的农村只能收听到国家电台的广播、省级电台的2，3套节目，有的地方听不到、听不好。有线广播的开通，可以与无线广播互相补充。更重要的是，农村大喇叭是本土广播，无线电广播无法取代。将农村大喇叭列人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统筹规划，落到实处，让农村大喇叭与时俱进，发挥作用。
（四）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可把农村大喇叭列入应急联动主体
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曾有三次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组成国家应急电台，赴灾区抗震救灾。应急电台采取四级聯动，包括中央电台、省、市、县级电台。笔者曾两次参与组织应急电台，发现县级电台作为应急广播“最后一公里”工程，虽然包括了农村大喇叭，但实质融合不足，联动能力较弱，作用发挥不够。这是因为农村大喇叭为乡镇建设，不属县级电台管理。从实践当中笔者体会到，可把农村大喇叭作为乡村广播列人联动主体的第五级，让其真正成为“最后一公里”，做到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五）做好农村大喇叭的发展研究
农村大喇叭要发展、要创新，离不开系统的研究，既需要业界的研究，也需要学界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二级分会如新闻、交通、农村工作委员会可视情况将农村大喇叭纳人或组建农村大喇叭联盟，成立研究基地、中心，研究其管理、建设、播出等。而学界则可将之作为社科课题组织调研。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厚实的学术积累，农村大喇叭还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②⑩徐光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4页、25页、333页。
③察哈尔，今张家口一带。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省会。察哈尔省，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40年，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撤销。
④江永红：《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写在全国人民杭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光明网，https：//news.gmw.cn/2020-02/14/content 33553654.htm.
⑤《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页。
⑥⑨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278页。
⑦杨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63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05页。
11《打通防控的最后一公里 各地应急广播村村响抗“疫情”上篇》，中广互联，http：//www.tvoao.com/a/201078.aspx.
12《应急广播村村响 疫情防控显担当》，中国记协网，http：//www.zgjx.cn/2020-02/04/c_138754018.htm.
13《村里的“大喇叭”，厉害了应急广播村村响，危难时刻显身手》，“广电时评”微信公众号，1月27日。
14《列宁全集》第5卷2版，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本文编辑：林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