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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张得仁烈士惨遭日军杀害7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纪念日来到的日子里，他生前那健壮结实的体魄、圆圆的面孔、炯炯闪亮的眼睛、亲切热情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70年前的许多往事，接连涌上心头，浮现在我的脑际。
张得仁，1911年月11月5日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大孝堡村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忠厚老实。1930年，他在汾阳河汾中学上学时，常和思想进步的同学在一起活动，对驻扎在汾阳峪道河的抗日爱国将军冯玉祥非常崇拜。有一次，他和几位同学一起专程去拜访冯玉祥，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讲述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表示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张冯和夫人李德全合影的照片，留作纪念。照片上，冯玉祥穿着粗布大棉袄，完全是一副抗日人民英雄的形象。
1933年夏天，他从河汾中学毕业，先后在孝义县大孝堡村完全小学和东盘粮村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授体育课。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讲解清晰，并仔细修改学生的作业，逐篇加以批语；对有缺点和后进的学生耐心教导，从不横加指责；他与教师们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受到了师生及家长的尊敬与好评。
1936年底，我从汾阳铭义中学放假回到家乡，他一见到我和从太原等城市回来的同学，就聚会一起议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打听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动向。从多次接触交谈中，看得出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时局的发展，已经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
1937年10月，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全国各地群情激奋，抗日战争风起云涌。在我外出参加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以后，他更是日夜坐卧不安，对家人说：“我要投笔从戎。热血知识青年，怎能坐等当亡国奴！”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之际，他便约会几位同学离家参军奔赴前线，后到第二战区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被分配到靠近敌占区的阳曲、忻州等地，担负发动群众抗日的视察员工作。
1939年12月，我国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正由防御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政治风云突变，蒋介石在全国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抗战功绩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张得仁听了牺盟会工作人员关于“十二月事变”真相的介绍，加之他自己对这次“事变”的亲身感受，体察到阎锡山这种倒行逆施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恶劣行为，终究没有好下场。他便毅然离开阎锡山控制的地区，返回家乡，立即找到孝义一区工作人员，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并希望远离家门干革命。
1940年2月初的一天，他在孝义一区干部王钟灵的协助下，化装成农民，星夜穿过南同蒲铁路日伪军的封锁线，来到太岳革命根据地接近敌占区的平遥县农村，参加了县公安局对敌斗争第一线的工作。他严格要求自己，决心经受游击环境下残酷斗争和艰苦生活的考验。
1940年3月10日凌晨，张得仁跟随平遥县公安局长马林先和排长胡茂盛带一个游击班，挺进到离敌人据点不远的邢村（现改为喜村），开展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工作。不料，突然得到情报说从曹壁村据点来了60多名日伪军。他们急忙从邢村转移到洪堡。狡猾的敌人没有进攻邢村，扭转方向分两路包围洪堡。就在这次突围战斗中，张得仁被俘了。
他被日军宪兵队扣押在平遥县城，期间，他身患伤寒病，发着高烧，忍着饥饿，带着笨重的脚镣手铐，受尽严刑拷打折磨。敌人再三逼他交代抗日县政府、公安局负责人名单和活动地点，均遭严词拒绝。
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的妻子马登梅，通过社会关系，携带衣服食品，两次到监狱探望。这时张得仁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是，每次他都十分关心地问到他儿子张如柏的情况，并且忍着病痛鼓励妻子：“不要挂念我，万一有什么意外，你一定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我决心坚持下去，如出狱不成，为抗日救国牺牲，也死而无怨。”
为了营救狱中重病在身的张得仁，平遥县公安局派人动员礼世、鱼市等村的“两面”村长，进城说情，但都无效。还有一位在伪县政府做事但颇有同情感的人，也想方设法要把张从监狱救出来。可是因张病重身衰无力难以配合，都没有成功。
不幸的日子来到了，那是1940年7月25日，北风呼啸，天色阴沉。就在这天，一群凶恶的日伪军把张得仁和其他一些无辜的被俘人员，驱赶到平遥城南门外的一块菜地里，先纵容狼狗扑上去乱咬，撕破衣服，咬得血肉模糊，然后用刺刀捅，一个个倒在鲜红的血泊中，继而扔进一口枯井里。就这样，张得仁被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时年29岁。
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在张得仁牺牲后的第四年——1944年的一天，驻在孝义县北桥头村日伪军据点的伪人员杨宜春（实际是暗藏的日、阎“双料特务”），窜到大孝堡（当时为阎占区）来活动。酒后，他在餐桌上吹嘘：四年前，我同日军出发到平遥洪堡村，俘虏过一个名叫张得仁的大孝堡人，先关在宪兵队，后来处死了。在场听到这话的人，告诉了张得仁的遗孀马登梅。次日，马登梅赶紧去到北桥头村，把这一情况告诉隐蔽在北桥头村“据点”做我方地下工作的哥哥马进轩，马进轩和我党另一位地下工作人员王安智，及时把这件事及杨宜春在北桥头村和日伪军勾结破坏我党地下工作的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中共孝义县委和一区区委，经过周密的调查和侦察以后，便派交通联络员郭林湖给武工队带路，星夜摸进“虎穴”，把杨春宜从敌据点的麻将桌上抓出来，使这个特务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张得仁牺牲后，他的妻子和儿子的处境十分艰难。阎锡山在孝义县他的占领区推行“兵农合一”暴政，张得仁家里的耕地被“合”走，马登梅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政治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折磨，更是难以忍受。1943年10月，阎锡山的军政人员和“政治流动工作队”，在全县实行大搜捕，许多无辜百姓被捕入狱。他的妻子马登梅和刚满七岁的儿子张如柏无一幸免。他们被关在县看守所，过着饥寒交迫的铁窗生活。敌人给她母子罗列了几条“罪状”，强迫承认“给山上的八路军送情报”，“掩护过往的共产党地下人员”。经过多次审讯强迫认“罪”无效，便改用麻绳蘸水打她，又用“上竹签”、“踩杆子”等刑具威逼她。她母子俩整整被扣三个月，才释放回家。后来，张如柏在孝义县城尊德中学上学时，正碰上搞“乱棍打人”的“三自传训”和“自白转生”运动，在白色恐怖中，张如柏被以“匪军”的子女为名，受到漫骂和围攻，使他幼小的心灵蒙受了摧残。
党和国家不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今天可以告慰烈士张得仁的是：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府给其遗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赞扬他“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其光荣事迹当永为世人所钦敬，其家属亦当备受社会上之尊崇”。多年来，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人民政府的优待和照顾下，生活得很好。马登梅虽然年迈已经逝世，但生前一直身体健壮。烈士临终前惦念的儿子，从上汾阳中学到北京俄语学院毕业，一直享受烈士子女待遇。他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航天工业部一院万源工业公司副总经理，现已退休仍继续发挥余热。
当撰写这篇怀念文章的时候，我衷心地为失去刚刚踏上革命道路就过早地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张得仁烈士而悲痛，为他那在对敌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而感动，也为烈士能有这样经受了各种考验的妻子和革命后代而欣慰。
（责编任志）
张得仁，1911年月11月5日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大孝堡村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忠厚老实。1930年，他在汾阳河汾中学上学时，常和思想进步的同学在一起活动，对驻扎在汾阳峪道河的抗日爱国将军冯玉祥非常崇拜。有一次，他和几位同学一起专程去拜访冯玉祥，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讲述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表示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张冯和夫人李德全合影的照片，留作纪念。照片上，冯玉祥穿着粗布大棉袄，完全是一副抗日人民英雄的形象。
1933年夏天，他从河汾中学毕业，先后在孝义县大孝堡村完全小学和东盘粮村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授体育课。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讲解清晰，并仔细修改学生的作业，逐篇加以批语；对有缺点和后进的学生耐心教导，从不横加指责；他与教师们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受到了师生及家长的尊敬与好评。
1936年底，我从汾阳铭义中学放假回到家乡，他一见到我和从太原等城市回来的同学，就聚会一起议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打听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动向。从多次接触交谈中，看得出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时局的发展，已经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
1937年10月，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全国各地群情激奋，抗日战争风起云涌。在我外出参加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以后，他更是日夜坐卧不安，对家人说：“我要投笔从戎。热血知识青年，怎能坐等当亡国奴！”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之际，他便约会几位同学离家参军奔赴前线，后到第二战区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被分配到靠近敌占区的阳曲、忻州等地，担负发动群众抗日的视察员工作。
1939年12月，我国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正由防御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政治风云突变，蒋介石在全国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抗战功绩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张得仁听了牺盟会工作人员关于“十二月事变”真相的介绍，加之他自己对这次“事变”的亲身感受，体察到阎锡山这种倒行逆施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恶劣行为，终究没有好下场。他便毅然离开阎锡山控制的地区，返回家乡，立即找到孝义一区工作人员，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并希望远离家门干革命。
1940年2月初的一天，他在孝义一区干部王钟灵的协助下，化装成农民，星夜穿过南同蒲铁路日伪军的封锁线，来到太岳革命根据地接近敌占区的平遥县农村，参加了县公安局对敌斗争第一线的工作。他严格要求自己，决心经受游击环境下残酷斗争和艰苦生活的考验。
1940年3月10日凌晨，张得仁跟随平遥县公安局长马林先和排长胡茂盛带一个游击班，挺进到离敌人据点不远的邢村（现改为喜村），开展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工作。不料，突然得到情报说从曹壁村据点来了60多名日伪军。他们急忙从邢村转移到洪堡。狡猾的敌人没有进攻邢村，扭转方向分两路包围洪堡。就在这次突围战斗中，张得仁被俘了。
他被日军宪兵队扣押在平遥县城，期间，他身患伤寒病，发着高烧，忍着饥饿，带着笨重的脚镣手铐，受尽严刑拷打折磨。敌人再三逼他交代抗日县政府、公安局负责人名单和活动地点，均遭严词拒绝。
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的妻子马登梅，通过社会关系，携带衣服食品，两次到监狱探望。这时张得仁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是，每次他都十分关心地问到他儿子张如柏的情况，并且忍着病痛鼓励妻子：“不要挂念我，万一有什么意外，你一定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我决心坚持下去，如出狱不成，为抗日救国牺牲，也死而无怨。”
为了营救狱中重病在身的张得仁，平遥县公安局派人动员礼世、鱼市等村的“两面”村长，进城说情，但都无效。还有一位在伪县政府做事但颇有同情感的人，也想方设法要把张从监狱救出来。可是因张病重身衰无力难以配合，都没有成功。
不幸的日子来到了，那是1940年7月25日，北风呼啸，天色阴沉。就在这天，一群凶恶的日伪军把张得仁和其他一些无辜的被俘人员，驱赶到平遥城南门外的一块菜地里，先纵容狼狗扑上去乱咬，撕破衣服，咬得血肉模糊，然后用刺刀捅，一个个倒在鲜红的血泊中，继而扔进一口枯井里。就这样，张得仁被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时年29岁。
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在张得仁牺牲后的第四年——1944年的一天，驻在孝义县北桥头村日伪军据点的伪人员杨宜春（实际是暗藏的日、阎“双料特务”），窜到大孝堡（当时为阎占区）来活动。酒后，他在餐桌上吹嘘：四年前，我同日军出发到平遥洪堡村，俘虏过一个名叫张得仁的大孝堡人，先关在宪兵队，后来处死了。在场听到这话的人，告诉了张得仁的遗孀马登梅。次日，马登梅赶紧去到北桥头村，把这一情况告诉隐蔽在北桥头村“据点”做我方地下工作的哥哥马进轩，马进轩和我党另一位地下工作人员王安智，及时把这件事及杨宜春在北桥头村和日伪军勾结破坏我党地下工作的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中共孝义县委和一区区委，经过周密的调查和侦察以后，便派交通联络员郭林湖给武工队带路，星夜摸进“虎穴”，把杨春宜从敌据点的麻将桌上抓出来，使这个特务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张得仁牺牲后，他的妻子和儿子的处境十分艰难。阎锡山在孝义县他的占领区推行“兵农合一”暴政，张得仁家里的耕地被“合”走，马登梅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政治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折磨，更是难以忍受。1943年10月，阎锡山的军政人员和“政治流动工作队”，在全县实行大搜捕，许多无辜百姓被捕入狱。他的妻子马登梅和刚满七岁的儿子张如柏无一幸免。他们被关在县看守所，过着饥寒交迫的铁窗生活。敌人给她母子罗列了几条“罪状”，强迫承认“给山上的八路军送情报”，“掩护过往的共产党地下人员”。经过多次审讯强迫认“罪”无效，便改用麻绳蘸水打她，又用“上竹签”、“踩杆子”等刑具威逼她。她母子俩整整被扣三个月，才释放回家。后来，张如柏在孝义县城尊德中学上学时，正碰上搞“乱棍打人”的“三自传训”和“自白转生”运动，在白色恐怖中，张如柏被以“匪军”的子女为名，受到漫骂和围攻，使他幼小的心灵蒙受了摧残。
党和国家不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今天可以告慰烈士张得仁的是：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府给其遗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赞扬他“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其光荣事迹当永为世人所钦敬，其家属亦当备受社会上之尊崇”。多年来，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人民政府的优待和照顾下，生活得很好。马登梅虽然年迈已经逝世，但生前一直身体健壮。烈士临终前惦念的儿子，从上汾阳中学到北京俄语学院毕业，一直享受烈士子女待遇。他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航天工业部一院万源工业公司副总经理，现已退休仍继续发挥余热。
当撰写这篇怀念文章的时候，我衷心地为失去刚刚踏上革命道路就过早地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张得仁烈士而悲痛，为他那在对敌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而感动，也为烈士能有这样经受了各种考验的妻子和革命后代而欣慰。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