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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文学大家的写作就像高原，远看是山，近看成川，平均海拔较高，但相对高度差别不大；吕成品的写作，则像广西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岩山峰，连托底的丘陵地带都很少，就是拔地而起的孤峰。吕成品的作品不多，关注度也不高，但他冒尖的几篇小说，比如《向阳生产队》《奖励》等，确实达到了颇高的水平，单看这几篇小说，你不能不为之称奇。
新时期以来，关于“文革”的叙事多是正剧或悲剧，很少有荒诞喜剧，电影《芙蓉镇》中，秦书田和胡玉音这对“黑五类”扫街时在青石板路上跳起“扫把舞”，就算是了不起的荒诞喜剧情节了。吕成品的《向阳生产队》，是一篇关于“文革”的少见的荒诞喜剧派小说，但它不像西方荒诞喜剧那样灌注许多严肃的哲学或政治思考，而是非常轻松和接地气，就像直接从土地里长出的、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那种民间叙事。
《向阳生产队》一反关于“文革”的悲情叙事，写的是“文革”中人们没有看到的另一面，讲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故事里既有吕成品的童年经验和民间笑话，也有他的成熟思考。吕成品曾经回忆小时候一个关于穷的细节：天冷，圩场上很奇怪地出现一床站立的棉被，原来，是一个农民没有棉衣穿，只能裹着棉被去赶集。他在散文《注意，下面可能有掌声》中写，在他曾经工作的地方，民间流传着安阳镇名人黄培基“文革”中的笑话。黄培基不知什么原因被批斗了，批斗会上，主持人慷慨激昂，会场群情振奋，黄培基却突然报告要上厕所，只为去放屁。主持人问，放屁，在这里放不行吗？干嘛非要上厕所？黄培基一本正经地说，周围都是革命群众，在这里放屁，等会你们说我放毒。严肃的批斗会于是在瞬间走样了。这些民间经典，这些在畸形年代里长出来的畸形花朵，吕成品把它们放置到了虚构出来的向阳生产队里。可以说，是比小说更像虚构的现实生活，给了他这篇小说。
《向阳生产队》中，那个穷到没有棉衣出门，却被老婆逼着去买灯油的主人公叫覃永贵，他的老婆叫李翠莲。没有灯油，全家夜里就只能摸黑，买灯油只是为了必不可少的光明。这个细节，即便不去进行象征意味的阐释，单是照明这一基本需求的满足，就足以触及生存权的底线了。覃永贵披着棉被出门，就碰上了队长韦光明。韦光明刚开会回来，正郁闷不已，因为，东风生产队、红旗生产队的批斗会开得轰轰烈烈，唯独向阳生产队一次批斗会都没开过，他受到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严词批评。韦光明说，实在是没有可批斗的人。主任说，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向阳生产队之所以完不成政治任务，也是因为穷。自古就穷，根本没有富农；只有两户上中农，但都没有民愤，达不到揪上台批斗的条件。没有民愤，说明向阳生产队民风好，但面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政治需求，它反而成了一个缺陷。这反映了时代的吊诡，以及政治的蛮不讲理。一个物质匮乏的人与一个政治郁闷的人相遇，就撞出了荒谬的火花。韦光明许诺，只要覃永贵同意一个月充当十次批斗对象，就给他五元钱十斤米的补助。覃永贵慨然允诺。
吕成品在小说集《向阳生产队》的序言中写：
在向阳生产队里，人们没有“文革”批斗时的那种恐惧，相反，在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里，人们期盼着生产队召开批斗会，就像等待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枯燥无味的生活里，只有批斗会能给村民们带来一些欢乐。因为，向阳生产队里，主人公是一个“请来”的批斗对象，是奔“生活补助”而来。他不是地富反坏右，人们不想真的批他，环境的宽松，使他制造出很多笑话，群众也引诱和和启发他不停地闹笑话……一场本来残酷的运动就这样被娱乐化的批斗化解了。
是的，覃永贵的被批斗不仅毫无痛苦，而且为大家带来了娱乐，同时也缓解了自己的贫困，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向阳生产队的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批斗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并不追问本质。这跟韩国喜剧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有异曲同工之妙。《欢迎来到东莫村》反映的是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五名朝鲜和韩国的军人、一名美国空军士兵流落到一个未被战火波及的偏僻的小山村——东莫村，那里与世隔绝，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的战争。当朝、韩双方军人兵戎相见时，一群淳朴的村民夹在中间，以为他们是在进行某种仪式，完全不谙险恶，照样开心嬉戏；手雷爆炸了，伤的也不是人，而是把粮仓里的玉米都变成了爆米花。电影轻松幽默中包含悲壮，既搞笑又伤感，四两拨千斤地对战争进行了反思。《向阳生产队》对于“文革”政治的庄严，何尝不是一个富含幽默的反讽？
向阳生产队的“文革”批斗会，与真实的批斗会当然相去甚远，如果说后者是政治，前者则无疑是政治闹剧。向阳生产队以违背常理的表演，如哈哈镜一般映照出那个时代的本相。以变形夸张的塑型和叙事来进行时代政治的隐喻与讽刺，一直是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之一。199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就是以黑色幽默展示了德国“二战”的黑暗历史，其时事讽刺辛辣刁钻，将政治隐于荒诞不经的故事之中，对扭曲变形的时代予以无情讽喻。讽刺喜剧电影《驴得水》，则是将一头驴虚报成“家世显赫，又留学过英国”的英文老师，以冒领薪水，当教育部特派员要来突击检查时，又让一个“铁匠”冒充“吕得水”老师。这个谎言故事，不正是20世纪虚假滑稽的政治寓言吗？时代的荒诞与人性的可怖，历历可见。哈耶克说：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是的，在一个非理性压迫着人的理性的年代，向阳生产队上演的荒诞剧，正是一种寓言化象征化的历史折射。
产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向阳生产队》的荒诞，又与纯粹探讨形而上的人类精神困境的西方荒诞派有所不同。西方荒诞派凸显的是人的精神贫困，几乎与形而下的勒进血肉的饥饿贫困毫无关系，《向阳生产队》面对的则是赤裸裸的无可旋避的物质贫困。这种建立在物质极度匮乏之上的荒诞喜剧，注定令人悲酸又无法逃逸，相形之下，西方的荒诞派倒显得奢侈了。饭都吃不上，还要玩荒诞，因而更显其荒诞。作为现代戏剧流派之一的荒诞派戏剧（absurd theatre）中的荒诞（absurd）一词，系由拉丁文的sardus（耳聋）演变而来，在哲学上指个人与其生存环境脱节。——这一点，倒切中《向阳生产队》的荒诞本质。赤贫的覃永贵，不就是在敲打着自己的骨頭歌唱吗？他对于自己的可怜境地近乎麻木，得过且过，苦中作乐，周围人对他的贫穷亦毫无悲悯与不安。 《向阳生产队》的批斗剧自然是不合外部逻辑的，它追求的是内部逻辑的真实性，以此来对应那个年代的扭曲与疯狂。它不是照相式地呈现生活，而是放弃生活的外部合理性的塑造，直接以外在的荒诞表象来对应内在的荒诞本质，是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结合。荒诞喜剧看似反理性和“无厘头”，实则是用轻松的喜剧形式来表达严肃的悲剧主题，将内在的沉重与外在的轻松融为一体，诚如覃永贵不能停歇的表演，实际上是为吃饱肚子的欲望所驱使。批判精神是促进社会精神进化的活动力，《向阳生产队》对于时代的似软实硬的鞭笞，正是为了提防悲剧的重演。
哈耶克说：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那些“大人物”们总想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东西。《向阳生产队》的批斗会也说明着这一点，“上面”让大家相信，只要猛批“地富反坏右”，人们就能过上幸福生活，批斗会因此如火如荼。可是，有多少像覃永贵这样的人，是饿着肚子在进行批斗的呢？物质的贫穷与政治上的乌托邦，荒诞地嫁接在一起，那个时代就成为一件接错了领和袖的衣服，表面的和谐捉襟见肘，无法掩饰骨子里的不和谐。甚至，为了填饱肚子，覃永贵宁愿去挨批斗。这告诉我们：挨斗并不比挨饿更痛苦。当然，这个批斗的前提是：向阳生产队的人们并不进行武斗，也不触及灵魂，只有插科打诨的文斗。向阳生产队并非人性皆善，小说也有人性的批判，比如，就是在这样的极度贫困之中，覃永贵也没有逃脱饱暖思淫欲的劣根，一旦靠批斗会走红，就跟寡妇李美金偷情；而一旦偷情暴露，覃永贵再也给不出什么物质上的好处，李美金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
电影《驴得水》有一句宣传语：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向阳生产队》文本背后也隐含着这句话。小说中的人物说话一套一套的，都是那个年代的耍嘴皮子。但只要一想到与贫嘴绝不匹配的中国农民遥不可及的丰衣足食的梦想，你就能感觉到津津有味的闹剧背后的疼痛，这一点很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生存质量低劣，只能用耍嘴皮子来强行制造快感。即便没有“文革”的残酷，单是贫穷，就够让人心酸的了。多么宏大的政治口号，都抵不过“民以食为天”的天条。有一些闹剧滑稽剧的上演，我们可以说是吃饱了撑的，可是，覃永贵们明明饭都吃不饱，却也在满腔热情地制造着可笑的政治泡沫。当然，他们只是被动地配合。无论政治如何变化，正如《李顺大造屋》中最大的斗争还是“居者有其屋”的斗争，覃永贵们的斗争，还是吃不饱的肚子的斗争；覃永贵们的历史，还是多舛的反饥饿史；家家春联上的年年有余还是覃永贵们的一个梦影，甚至是一种反讽。覃永贵们越是没心没肺，就越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心酸。小说文本越轻松，读者的心就越沉重。吕成品回忆起小时候看见的披着被子出门的人时说：当时大家都笑。我渐渐笑不起来，他刺伤着我几十年。笑着写完看完，然后又想哭。是的，一切皆因穷，贫穷是一个噩梦，人最基本的生存权是无法靠政治乌托邦来超越的。行文的过程中，吕成品清醒的眼睛时时跳出时代现场，冷冷地看着这场热烘烘的闹剧；其精神的逸出，赋予了看待那个时代的眼光一种穿透性。这种悲戚与游离，穿透了荒谬下的黯淡，穿透了荒唐背后的时代匮乏与别无选择，构成一种独特的尖锐。以热写冷，以喜写悲，使這篇外松内紧外轻内重的小说显得似乎一点都不辛辣，甚至像一些不正经的玩笑，却颠覆了丑陋时代的闹剧；它没有让小说负担政治寓言的沉重，却举重若轻地完成了对于时代的批判和讨伐。
海涅在《每逢我在清晨》这首诗中写：我跟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吕成品正是将深刻的个人感受转化成为社会意义的。他在散文《防空洞》中写小时候传言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所以有了家乡的防空洞。成人之后回乡看到这些防空洞，他不能不感慨：“这里除了生产玉米，就是满山的石头，他来炸什么？龙湾四面环山，高耸入云，人在沟底，如同坐井观天，龙湾的天空就一个巴掌大，飞机都进不来。除非他想撞在绝壁上。若在山顶丢下个把炸弹，权当作替农民开山炸石，造田造地。思来想去，真的是一桩笑话。也只有在那些荒唐的年代，才编造出如此荒唐的故事。”防空洞却衍生出了一些故事，比如，一个精神病患者迄今仍坚持住在防空洞。此人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属于“文革”后遗症。他常常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发表演说：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他死活要住在防空洞，因为，他说：不安全啊。你看，龙湾连一支部队也没有，蒋介石万一真的冲过来呢？怎么办？至少应该留下一支游击队。“在我回家的时候，他还神秘而庄重地告诉我一个秘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种后遗症，是多么悲情与滑稽的吊诡，不也正是整个时代的后遗症吗？
正是由于这种吊诡的深刻触动，使吕成品不能不诉诸文字，海涅说：人们在那里高谈阔论天启和灵感之类的东西，而我却像首饰匠打金锁链那样精心地劳动着，把一个个小环非常合适地联结起来。是的，吕成品所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写作；而有担当的写作，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为小民立言，亦为时代立传。
（张宗刚，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
新时期以来，关于“文革”的叙事多是正剧或悲剧，很少有荒诞喜剧，电影《芙蓉镇》中，秦书田和胡玉音这对“黑五类”扫街时在青石板路上跳起“扫把舞”，就算是了不起的荒诞喜剧情节了。吕成品的《向阳生产队》，是一篇关于“文革”的少见的荒诞喜剧派小说，但它不像西方荒诞喜剧那样灌注许多严肃的哲学或政治思考，而是非常轻松和接地气，就像直接从土地里长出的、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那种民间叙事。
《向阳生产队》一反关于“文革”的悲情叙事，写的是“文革”中人们没有看到的另一面，讲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故事里既有吕成品的童年经验和民间笑话，也有他的成熟思考。吕成品曾经回忆小时候一个关于穷的细节：天冷，圩场上很奇怪地出现一床站立的棉被，原来，是一个农民没有棉衣穿，只能裹着棉被去赶集。他在散文《注意，下面可能有掌声》中写，在他曾经工作的地方，民间流传着安阳镇名人黄培基“文革”中的笑话。黄培基不知什么原因被批斗了，批斗会上，主持人慷慨激昂，会场群情振奋，黄培基却突然报告要上厕所，只为去放屁。主持人问，放屁，在这里放不行吗？干嘛非要上厕所？黄培基一本正经地说，周围都是革命群众，在这里放屁，等会你们说我放毒。严肃的批斗会于是在瞬间走样了。这些民间经典，这些在畸形年代里长出来的畸形花朵，吕成品把它们放置到了虚构出来的向阳生产队里。可以说，是比小说更像虚构的现实生活，给了他这篇小说。
《向阳生产队》中，那个穷到没有棉衣出门，却被老婆逼着去买灯油的主人公叫覃永贵，他的老婆叫李翠莲。没有灯油，全家夜里就只能摸黑，买灯油只是为了必不可少的光明。这个细节，即便不去进行象征意味的阐释，单是照明这一基本需求的满足，就足以触及生存权的底线了。覃永贵披着棉被出门，就碰上了队长韦光明。韦光明刚开会回来，正郁闷不已，因为，东风生产队、红旗生产队的批斗会开得轰轰烈烈，唯独向阳生产队一次批斗会都没开过，他受到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严词批评。韦光明说，实在是没有可批斗的人。主任说，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向阳生产队之所以完不成政治任务，也是因为穷。自古就穷，根本没有富农；只有两户上中农，但都没有民愤，达不到揪上台批斗的条件。没有民愤，说明向阳生产队民风好，但面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政治需求，它反而成了一个缺陷。这反映了时代的吊诡，以及政治的蛮不讲理。一个物质匮乏的人与一个政治郁闷的人相遇，就撞出了荒谬的火花。韦光明许诺，只要覃永贵同意一个月充当十次批斗对象，就给他五元钱十斤米的补助。覃永贵慨然允诺。
吕成品在小说集《向阳生产队》的序言中写：
在向阳生产队里，人们没有“文革”批斗时的那种恐惧，相反，在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里，人们期盼着生产队召开批斗会，就像等待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枯燥无味的生活里，只有批斗会能给村民们带来一些欢乐。因为，向阳生产队里，主人公是一个“请来”的批斗对象，是奔“生活补助”而来。他不是地富反坏右，人们不想真的批他，环境的宽松，使他制造出很多笑话，群众也引诱和和启发他不停地闹笑话……一场本来残酷的运动就这样被娱乐化的批斗化解了。
是的，覃永贵的被批斗不仅毫无痛苦，而且为大家带来了娱乐，同时也缓解了自己的贫困，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向阳生产队的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批斗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并不追问本质。这跟韩国喜剧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有异曲同工之妙。《欢迎来到东莫村》反映的是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五名朝鲜和韩国的军人、一名美国空军士兵流落到一个未被战火波及的偏僻的小山村——东莫村，那里与世隔绝，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的战争。当朝、韩双方军人兵戎相见时，一群淳朴的村民夹在中间，以为他们是在进行某种仪式，完全不谙险恶，照样开心嬉戏；手雷爆炸了，伤的也不是人，而是把粮仓里的玉米都变成了爆米花。电影轻松幽默中包含悲壮，既搞笑又伤感，四两拨千斤地对战争进行了反思。《向阳生产队》对于“文革”政治的庄严，何尝不是一个富含幽默的反讽？
向阳生产队的“文革”批斗会，与真实的批斗会当然相去甚远，如果说后者是政治，前者则无疑是政治闹剧。向阳生产队以违背常理的表演，如哈哈镜一般映照出那个时代的本相。以变形夸张的塑型和叙事来进行时代政治的隐喻与讽刺，一直是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之一。199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就是以黑色幽默展示了德国“二战”的黑暗历史，其时事讽刺辛辣刁钻，将政治隐于荒诞不经的故事之中，对扭曲变形的时代予以无情讽喻。讽刺喜剧电影《驴得水》，则是将一头驴虚报成“家世显赫，又留学过英国”的英文老师，以冒领薪水，当教育部特派员要来突击检查时，又让一个“铁匠”冒充“吕得水”老师。这个谎言故事，不正是20世纪虚假滑稽的政治寓言吗？时代的荒诞与人性的可怖，历历可见。哈耶克说：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是的，在一个非理性压迫着人的理性的年代，向阳生产队上演的荒诞剧，正是一种寓言化象征化的历史折射。
产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向阳生产队》的荒诞，又与纯粹探讨形而上的人类精神困境的西方荒诞派有所不同。西方荒诞派凸显的是人的精神贫困，几乎与形而下的勒进血肉的饥饿贫困毫无关系，《向阳生产队》面对的则是赤裸裸的无可旋避的物质贫困。这种建立在物质极度匮乏之上的荒诞喜剧，注定令人悲酸又无法逃逸，相形之下，西方的荒诞派倒显得奢侈了。饭都吃不上，还要玩荒诞，因而更显其荒诞。作为现代戏剧流派之一的荒诞派戏剧（absurd theatre）中的荒诞（absurd）一词，系由拉丁文的sardus（耳聋）演变而来，在哲学上指个人与其生存环境脱节。——这一点，倒切中《向阳生产队》的荒诞本质。赤贫的覃永贵，不就是在敲打着自己的骨頭歌唱吗？他对于自己的可怜境地近乎麻木，得过且过，苦中作乐，周围人对他的贫穷亦毫无悲悯与不安。 《向阳生产队》的批斗剧自然是不合外部逻辑的，它追求的是内部逻辑的真实性，以此来对应那个年代的扭曲与疯狂。它不是照相式地呈现生活，而是放弃生活的外部合理性的塑造，直接以外在的荒诞表象来对应内在的荒诞本质，是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结合。荒诞喜剧看似反理性和“无厘头”，实则是用轻松的喜剧形式来表达严肃的悲剧主题，将内在的沉重与外在的轻松融为一体，诚如覃永贵不能停歇的表演，实际上是为吃饱肚子的欲望所驱使。批判精神是促进社会精神进化的活动力，《向阳生产队》对于时代的似软实硬的鞭笞，正是为了提防悲剧的重演。
哈耶克说：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那些“大人物”们总想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东西。《向阳生产队》的批斗会也说明着这一点，“上面”让大家相信，只要猛批“地富反坏右”，人们就能过上幸福生活，批斗会因此如火如荼。可是，有多少像覃永贵这样的人，是饿着肚子在进行批斗的呢？物质的贫穷与政治上的乌托邦，荒诞地嫁接在一起，那个时代就成为一件接错了领和袖的衣服，表面的和谐捉襟见肘，无法掩饰骨子里的不和谐。甚至，为了填饱肚子，覃永贵宁愿去挨批斗。这告诉我们：挨斗并不比挨饿更痛苦。当然，这个批斗的前提是：向阳生产队的人们并不进行武斗，也不触及灵魂，只有插科打诨的文斗。向阳生产队并非人性皆善，小说也有人性的批判，比如，就是在这样的极度贫困之中，覃永贵也没有逃脱饱暖思淫欲的劣根，一旦靠批斗会走红，就跟寡妇李美金偷情；而一旦偷情暴露，覃永贵再也给不出什么物质上的好处，李美金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
电影《驴得水》有一句宣传语：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向阳生产队》文本背后也隐含着这句话。小说中的人物说话一套一套的，都是那个年代的耍嘴皮子。但只要一想到与贫嘴绝不匹配的中国农民遥不可及的丰衣足食的梦想，你就能感觉到津津有味的闹剧背后的疼痛，这一点很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生存质量低劣，只能用耍嘴皮子来强行制造快感。即便没有“文革”的残酷，单是贫穷，就够让人心酸的了。多么宏大的政治口号，都抵不过“民以食为天”的天条。有一些闹剧滑稽剧的上演，我们可以说是吃饱了撑的，可是，覃永贵们明明饭都吃不饱，却也在满腔热情地制造着可笑的政治泡沫。当然，他们只是被动地配合。无论政治如何变化，正如《李顺大造屋》中最大的斗争还是“居者有其屋”的斗争，覃永贵们的斗争，还是吃不饱的肚子的斗争；覃永贵们的历史，还是多舛的反饥饿史；家家春联上的年年有余还是覃永贵们的一个梦影，甚至是一种反讽。覃永贵们越是没心没肺，就越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心酸。小说文本越轻松，读者的心就越沉重。吕成品回忆起小时候看见的披着被子出门的人时说：当时大家都笑。我渐渐笑不起来，他刺伤着我几十年。笑着写完看完，然后又想哭。是的，一切皆因穷，贫穷是一个噩梦，人最基本的生存权是无法靠政治乌托邦来超越的。行文的过程中，吕成品清醒的眼睛时时跳出时代现场，冷冷地看着这场热烘烘的闹剧；其精神的逸出，赋予了看待那个时代的眼光一种穿透性。这种悲戚与游离，穿透了荒谬下的黯淡，穿透了荒唐背后的时代匮乏与别无选择，构成一种独特的尖锐。以热写冷，以喜写悲，使這篇外松内紧外轻内重的小说显得似乎一点都不辛辣，甚至像一些不正经的玩笑，却颠覆了丑陋时代的闹剧；它没有让小说负担政治寓言的沉重，却举重若轻地完成了对于时代的批判和讨伐。
海涅在《每逢我在清晨》这首诗中写：我跟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吕成品正是将深刻的个人感受转化成为社会意义的。他在散文《防空洞》中写小时候传言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所以有了家乡的防空洞。成人之后回乡看到这些防空洞，他不能不感慨：“这里除了生产玉米，就是满山的石头，他来炸什么？龙湾四面环山，高耸入云，人在沟底，如同坐井观天，龙湾的天空就一个巴掌大，飞机都进不来。除非他想撞在绝壁上。若在山顶丢下个把炸弹，权当作替农民开山炸石，造田造地。思来想去，真的是一桩笑话。也只有在那些荒唐的年代，才编造出如此荒唐的故事。”防空洞却衍生出了一些故事，比如，一个精神病患者迄今仍坚持住在防空洞。此人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属于“文革”后遗症。他常常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发表演说：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他死活要住在防空洞，因为，他说：不安全啊。你看，龙湾连一支部队也没有，蒋介石万一真的冲过来呢？怎么办？至少应该留下一支游击队。“在我回家的时候，他还神秘而庄重地告诉我一个秘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种后遗症，是多么悲情与滑稽的吊诡，不也正是整个时代的后遗症吗？
正是由于这种吊诡的深刻触动，使吕成品不能不诉诸文字，海涅说：人们在那里高谈阔论天启和灵感之类的东西，而我却像首饰匠打金锁链那样精心地劳动着，把一个个小环非常合适地联结起来。是的，吕成品所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写作；而有担当的写作，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为小民立言，亦为时代立传。
（张宗刚，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