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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时重庆的娱乐场所主要包括戏剧院、电影院、歌舞场、说书场等等，餐饮店有中西餐菜饭馆、包席馆、咖啡店、冰店等等。本文通过梳理战时重庆人民的娱乐及餐饮概况一方面来探析重庆战时娱乐、餐饮繁荣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试着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娱乐;餐饮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是痛苦，然而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反抗精神更是值得让大家铭记。在艰难的奋斗中，人民也还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抗战爆发，娱乐及餐饮业相关也内迁，重庆作为战时的首都，娱乐及餐饮业更是有所发展。
一、娱乐繁荣
抗战爆发，娱乐相关行业也内迁，重庆作为战时的首都，娱乐业更是有所发展。根据民国二十九年重庆市娱乐税征收规则可以看到重庆的娱乐场所主要是戏剧院、电影院、歌舞场、说书场、杂耍场等等。[1]重庆的电影院数量不算多，1940年较为有名的也只国泰大戏院、新川电影院、唯一电影院、民众电影院。此外还有几家规模较小但是票价较为低廉的影院让一般平民也有能力看电影。在当时的重庆，电影业可谓是蓬勃发展了。放映的电影在当时是供不应求的，不论片子好坏，是否节假日人们都得耗费极大力气才能买到票，稍微迟到便买不到票。[2]
戏剧的发展，“重庆的剧运是白热的，一方面这儿荟集了全国优秀的剧人，一方面由于观众欣赏欲上的需要”[3] 即便是高票价，人民也有看剧的需求，“而票价竟高至二元，一元五角，居然天天客满。”[4]上海市清平社弹词票友季清雁曾记下重庆小龙坎附近一个茶馆的说书情况，季清雁说说书者本是上海二三流角色，到了重庆竟“连日客满，一说两年，盛况依然”。[5]可见重庆人民对听说书的需求。
战时重庆娱乐如此繁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娱乐场所相对较少，而人口较多。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完全要依靠精神，而娱乐可以涵养精神。[6]在前文提到电影票供不应求也是这一原因，“这不是为了重庆的影迷太多，实在因为每日在过度紧张的工作后，需要一下娱乐身心的调理。”[7]
二、宴饮概况
和娱乐场所相比较，战时重庆的饮食店数量繁多。根据《重庆市筵席捐征收规则》，当时在重庆的餐饮店有中西餐菜饭馆、包席馆、咖啡店、冰店[8]。如若按照菜系来分类的话，当时重庆有110多家川菜馆，京、粤、江浙、山东等菜系的大型菜馆共15家，西餐厅先后也有十几家开在重庆。[9]有学者把近代重庆的饮食店分为两类，一类为综合性的饮食店，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一类为专业化的个性饮食店，此外还有火锅店。[10]可见近代重庆的餐饮种类的多样。
重庆餐饮业的发展和大量人口迁移到重庆的关系颇深，当时《申报》记载“这里的酒菜饭店、近来因各省人都有到来、所以京苏平津粤汉各帮的菜馆、都应有尽有了”[11]。学者把重庆饮食文化分为三个快速发展阶段，谈到第二个阶段的发展的原因，认为是数十万人口涌入重庆，且带来大量食品工业、餐饮业技术人员。[12]人口骤增也使得夜宵市场热闹起来，“过夜生活的人多了起来，市区中心也由下半城转移到解放碑、较场口一带……1936年，主城区中心的各行各业的店铺有2991户。夜里，在煤油灯、亮油壶、蜡烛、电石灯的闪烁灯光下，排列着小面摊，抄手饭、冷酒馆，接待着来吃夜宵的顾客。”[13]
1939年1月重庆市社会局决定了标准为每桌不得超过八元，六菜一汤，并取名“俭德席”[14]该标准对于强制减少部分人的奢侈宴饮有一定的作用，“各菜馆与食客，对此劝告，倒也都能遵守”[15]但是，实际上它也有漏洞，“酒席虽经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规定，每席不得超过国币八元，但实际上反而以一席的宴会，化费二席或三席的代价，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16]
三、结语
战争给人们带来痛苦外，我们在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中看到的更是一种坚强反抗的精神。在坚决反抗中，人民也有自己普通的生活，在苦难中学会排忧是必要的。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各行各业的人才涌入重庆，其中娱乐业及餐饮业的人才对重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笔财富。通过梳理可以得出重庆娱乐业及餐饮业在抗战中是繁荣发展的。这得益于优秀人才的涌进，也是人口激增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当时人民的生活情况，对娱乐和餐饮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重庆市娱乐捐征收规则（二十九年八月行政院阳五〇第一字八八号指准）》，《重庆市政府公报》1940年第10-11期，第50-51页。
[2]赖来负：《重庆的电影院》，《电声（上海）》1940年第9卷第16期，第316页。
[3]《重庆来简：關于戏剧和电影》，《文化通讯（桂林）》1942年第21期，第7-8页。
[4]《戏剧：战时首都，重庆的平剧院，票价虽昂但仍满座》，《电声（上海）》1940年第9卷第4期，第1页。
[5]季清雁：《川中来鸿：说书在重庆》，《弹词画报》1941年第45期，第1页。
[6]仰山《青年娱乐的研究》，《中国青年（上海1942）》1943年第2卷第6期，第24-28页。
[7]赖来负：《重庆的电影院》，《电声（上海）》1940 年第9卷第16期，第316页。
[8]《重庆市筵席捐征收规则（二十九年八月行政院阳五字第一五五八八号指准）》，《重庆市政府公报》1940 年第10-11期，49-50页。
[9]沈智敏;《“小洞天”与廖青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4辑，2004年，第263页。
[10]陈兰荪、孔祥云：《西餐大亨纪云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4辑，2004年，第273页。
[11]张茜：《近代重庆的饮食市场》，《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12第4期，第23-25页。
[12]《渝市推行节约运动贵族化菜绝迹市上》，《申报（香港版）》（第2版）1938年9月19日。
[13]吴艾生：《巴渝饮食文化与重庆经济发展》，《历史科学与城市发展——重庆城市史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322-339页。
[14]重庆市志办公室：《重庆志》第2卷，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15]《小评·「俭德席」与旧新年》，《申报（香港版）》（第4版）1939年1月25日。
[16]《渝市推行节约运动贵族化菜绝迹市上》，《申报（香港版）》（第2版）1938年9月19日。
[17]君邃：《重庆一瞥》，《申报（香港版）》（第3版）1939年4月9日。
作者简介：
龙萱（1995—），女，土家，重庆黔江，籍贯重庆秀山，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单位：西南大学。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娱乐;餐饮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是痛苦，然而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反抗精神更是值得让大家铭记。在艰难的奋斗中，人民也还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抗战爆发，娱乐及餐饮业相关也内迁，重庆作为战时的首都，娱乐及餐饮业更是有所发展。
一、娱乐繁荣
抗战爆发，娱乐相关行业也内迁，重庆作为战时的首都，娱乐业更是有所发展。根据民国二十九年重庆市娱乐税征收规则可以看到重庆的娱乐场所主要是戏剧院、电影院、歌舞场、说书场、杂耍场等等。[1]重庆的电影院数量不算多，1940年较为有名的也只国泰大戏院、新川电影院、唯一电影院、民众电影院。此外还有几家规模较小但是票价较为低廉的影院让一般平民也有能力看电影。在当时的重庆，电影业可谓是蓬勃发展了。放映的电影在当时是供不应求的，不论片子好坏，是否节假日人们都得耗费极大力气才能买到票，稍微迟到便买不到票。[2]
戏剧的发展，“重庆的剧运是白热的，一方面这儿荟集了全国优秀的剧人，一方面由于观众欣赏欲上的需要”[3] 即便是高票价，人民也有看剧的需求，“而票价竟高至二元，一元五角，居然天天客满。”[4]上海市清平社弹词票友季清雁曾记下重庆小龙坎附近一个茶馆的说书情况，季清雁说说书者本是上海二三流角色，到了重庆竟“连日客满，一说两年，盛况依然”。[5]可见重庆人民对听说书的需求。
战时重庆娱乐如此繁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娱乐场所相对较少，而人口较多。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完全要依靠精神，而娱乐可以涵养精神。[6]在前文提到电影票供不应求也是这一原因，“这不是为了重庆的影迷太多，实在因为每日在过度紧张的工作后，需要一下娱乐身心的调理。”[7]
二、宴饮概况
和娱乐场所相比较，战时重庆的饮食店数量繁多。根据《重庆市筵席捐征收规则》，当时在重庆的餐饮店有中西餐菜饭馆、包席馆、咖啡店、冰店[8]。如若按照菜系来分类的话，当时重庆有110多家川菜馆，京、粤、江浙、山东等菜系的大型菜馆共15家，西餐厅先后也有十几家开在重庆。[9]有学者把近代重庆的饮食店分为两类，一类为综合性的饮食店，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一类为专业化的个性饮食店，此外还有火锅店。[10]可见近代重庆的餐饮种类的多样。
重庆餐饮业的发展和大量人口迁移到重庆的关系颇深，当时《申报》记载“这里的酒菜饭店、近来因各省人都有到来、所以京苏平津粤汉各帮的菜馆、都应有尽有了”[11]。学者把重庆饮食文化分为三个快速发展阶段，谈到第二个阶段的发展的原因，认为是数十万人口涌入重庆，且带来大量食品工业、餐饮业技术人员。[12]人口骤增也使得夜宵市场热闹起来，“过夜生活的人多了起来，市区中心也由下半城转移到解放碑、较场口一带……1936年，主城区中心的各行各业的店铺有2991户。夜里，在煤油灯、亮油壶、蜡烛、电石灯的闪烁灯光下，排列着小面摊，抄手饭、冷酒馆，接待着来吃夜宵的顾客。”[13]
1939年1月重庆市社会局决定了标准为每桌不得超过八元，六菜一汤，并取名“俭德席”[14]该标准对于强制减少部分人的奢侈宴饮有一定的作用，“各菜馆与食客，对此劝告，倒也都能遵守”[15]但是，实际上它也有漏洞，“酒席虽经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规定，每席不得超过国币八元，但实际上反而以一席的宴会，化费二席或三席的代价，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16]
三、结语
战争给人们带来痛苦外，我们在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中看到的更是一种坚强反抗的精神。在坚决反抗中，人民也有自己普通的生活，在苦难中学会排忧是必要的。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各行各业的人才涌入重庆，其中娱乐业及餐饮业的人才对重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笔财富。通过梳理可以得出重庆娱乐业及餐饮业在抗战中是繁荣发展的。这得益于优秀人才的涌进，也是人口激增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当时人民的生活情况，对娱乐和餐饮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重庆市娱乐捐征收规则（二十九年八月行政院阳五〇第一字八八号指准）》，《重庆市政府公报》1940年第10-11期，第50-51页。
[2]赖来负：《重庆的电影院》，《电声（上海）》1940年第9卷第16期，第316页。
[3]《重庆来简：關于戏剧和电影》，《文化通讯（桂林）》1942年第21期，第7-8页。
[4]《戏剧：战时首都，重庆的平剧院，票价虽昂但仍满座》，《电声（上海）》1940年第9卷第4期，第1页。
[5]季清雁：《川中来鸿：说书在重庆》，《弹词画报》1941年第45期，第1页。
[6]仰山《青年娱乐的研究》，《中国青年（上海1942）》1943年第2卷第6期，第24-28页。
[7]赖来负：《重庆的电影院》，《电声（上海）》1940 年第9卷第16期，第316页。
[8]《重庆市筵席捐征收规则（二十九年八月行政院阳五字第一五五八八号指准）》，《重庆市政府公报》1940 年第10-11期，49-50页。
[9]沈智敏;《“小洞天”与廖青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4辑，2004年，第263页。
[10]陈兰荪、孔祥云：《西餐大亨纪云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4辑，2004年，第273页。
[11]张茜：《近代重庆的饮食市场》，《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12第4期，第23-25页。
[12]《渝市推行节约运动贵族化菜绝迹市上》，《申报（香港版）》（第2版）1938年9月19日。
[13]吴艾生：《巴渝饮食文化与重庆经济发展》，《历史科学与城市发展——重庆城市史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322-339页。
[14]重庆市志办公室：《重庆志》第2卷，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15]《小评·「俭德席」与旧新年》，《申报（香港版）》（第4版）1939年1月25日。
[16]《渝市推行节约运动贵族化菜绝迹市上》，《申报（香港版）》（第2版）1938年9月19日。
[17]君邃：《重庆一瞥》，《申报（香港版）》（第3版）1939年4月9日。
作者简介：
龙萱（1995—），女，土家，重庆黔江，籍贯重庆秀山，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