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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临近了，作为一个有着40余年教龄的髦耋老人此刻回首去日，可谓经历曲折感触多多。从1962年8月至2006年7月，我前后履历了44个春秋的职业性教书育人生涯，讲台先后有3个：一是17年的中学语文教学讲台；二是六七年的成人高教讲台（课程有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和写作等等）；三是公安大学本科生进修生讲台。随后又有七八年（2006至2014年）的文化养老性的“学术讲座”活动。一路走来岁月沧桑，顺逆得失苦辣酸甜尽在其中。
如今回首令人欣慰的是：总算不曾玷污教师的神圣名誉，于俯首耕耘辛勤浇灌夭桃秾李的同时，自己也赢得了教授以及文化学者的名份。而且拥有不少的“子弟忘年”朋友，如今我的微信圈里，他们就足足占了半壁江山。
我古稀时一个早年得意弟子登门拜寿并赠送条幅，其上写着：
“人品山高极崇俊
情怀与水同清幽”
2012年10月在我从教50周年时，我的朋友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巨龄曾赠诗贺云：
“五十年来一以贯，勤耕细作总登攀。君曾立得凌云志，华发虽生更陶然。”
心无旁骛，当好教书匠
20世纪60年代初，我于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近郊的一个乡镇中学。生活上吃粗粮、用井水自不必说，讲课的教室也是黑暗无光，采光很差，一间不足20平米的屋子3个旧书架就是图书馆了。我一时情绪低落，甚至想辞职去投奔远方的家人。就在此时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促我走出低谷，拥有了努力工作的决心与勇气：
第一件是孩子们虽然生活艰苦（家村离学校七八里地，中午就吃自带的贴饼子就咸菜）可学习积极性都很高。有一天一个小个子男生下课追着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怎样能把村里的事写成小说、二是能否借他一本《千家诗》？他说他很喜欢文学；第二件是跟班主任们一起下乡家访，村支书与家长们对我这个大学生出身的新老师特别的热情与信任，说这回娃子们有福了，有这么高水平的老师教！两天后的一大早有个学生，特意跑到办公室送给我两个炸油香。面对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心生惭愧与自责，我没理由做逃兵，没理由消极下去。于是劲头慢慢上来了，终日悉心备课，热情教书育人。记得当时我一连3年（1962至1965年）教初中两个班语文，为提高他们的作文水平，编剪报、开朗诵会、消灭错别字、搞作文比赛等等，一时学习气氛蛮活跃的。五六个学期下来，孩子们的语文水平有所长进，升学率也不错。
细致耐心，担当引路人
1982年5月我负责北京丰台区82级电大中文专业学员的面授辅导工作。这些学员有3个特点：一是经过学习热情很高，动力十足。二是底子薄，自学能力差，所以虽曰“电大”，可对传统的“面授”非常感兴趣。三是工作忙家务重，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精力不济疲于奔命。鉴此我自知任务重干系大，便十分认真备课，每一次面授都不可浮皮潦草，而必须真枪实弹突出重点。再就是为优化面授效果，强化学术氛围，我还凭自己的关系，尽量请来白化文、陈宏天、杨牧之、黄侯兴、黄修己、朱文相等名家和相关主讲到当时地处偏僻的教学点讲课。对此学员们都十分满意心存感激。当时有一位30多岁的男学员，是某机关的司机。学习上困难不少：他的工作虽不及公交司机那么紧张，可任务一来没准时候，所以“面授辅导”常常听不上或听不全；再者妻子是个狱警，不能每天回家。老父亲和刚上小学的女儿全得他照顾。当我知道他的苦情后，决心帮他一把，便宽慰他道“有时间来找我，我给你吃小灶”，给他个别辅导过几次，考前还把我讲课的录音借给他，就这样，在他自己努力和我的帮助下，终于圆满完成了学业。
坚守讲台，痴心育桃李
有了敬业爱生的前提和知识储备的基础，还得下一番真功夫，才能讲好课育好人并真正成为一名称职的好教师，这一点我在公安大学22年的教学体会最深。比如《汉语写作》是当时综合性大学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对必修课校领导与教务处提出“要突出实践性与针对性，争取跟公安专业挂沟并体现为‘公大’”培养目标服务”的原则要求。为给本科生上好这门课，我的办法一是在校内搜集阅读大量公安业务论文、公安文书和案例资料以找找感觉；二是“走出去”，向公安笔杆子们请教，具体而深入地了解警务用语和干警们的文字水平。经历寒来暑往多次座谈访问，形成教学大纲，我与教研室其他几位老师商议后便对该课的教学模式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增强实用功能，边学边实践。我的讲课渐渐体现了“公安特色”，因而赢得学生的好评，和校领导的肯定。
记得那正值首届教师节，兴奋之余我欣然命笔，赋得七绝二首留存至今——
“教书育人勖后生， 专心致志讲台功。德识才学勤修养，枯荣名利鸿毛轻。”
“廿四春秋桃李栽， 得失甘苦其中来。 韶华渐去志犹在，要为公安育良材。”
再如法律系专业基础课《司法文书制作》和选修课《艺术概论》，原本是由外聘教授主讲。可从1988年学年开始，教务处把这两门课给了我们教研室。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门课最后也由我主讲。这两门课绝对是两个路子，一门靠法理逻辑思维，实践性特强，还必须随时了解公检法三家办案程序与文书格式方面的“新变新规”，一门则要运用艺术形象思维。我还是老經验，向内行学习，多调研多请教。好在圈内有渠道有熟人，所以一番努力之后，编出了自用的《司法文书讲授纲要》。至于《艺术概论》这门课，开课前仅仅几个月，必须制定出教学纲要，我走访了原来的主讲教授，以及两个名牌大学的教研室，甚至到外地探望生病的父亲，也带着两包资料，白天伺候病人，夜晚挑灯奋笔疾书。一万多字的教学纲要终于在开课前赶印出来了。为加强针对性，经与教务处和教研室商定，将课名《艺术概论》改为《文艺概论》，对这门课的传统内容做了适当压缩，即在讲好原理通论部分的基础上，重点讲好公安文学侦探小说、法治题材的影视作品等。 开课后很受欢迎，作为选修课很叫座的。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半个世纪匆匆过去，我对“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无愧又无悔。只要耐得住清苦与寂寞，心存民族国家大计，教书育人的工作永远神圣又光荣。
（责编：孙展）
如今回首令人欣慰的是：总算不曾玷污教师的神圣名誉，于俯首耕耘辛勤浇灌夭桃秾李的同时，自己也赢得了教授以及文化学者的名份。而且拥有不少的“子弟忘年”朋友，如今我的微信圈里，他们就足足占了半壁江山。
我古稀时一个早年得意弟子登门拜寿并赠送条幅，其上写着：
“人品山高极崇俊
情怀与水同清幽”
2012年10月在我从教50周年时，我的朋友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巨龄曾赠诗贺云：
“五十年来一以贯，勤耕细作总登攀。君曾立得凌云志，华发虽生更陶然。”
心无旁骛，当好教书匠
20世纪60年代初，我于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近郊的一个乡镇中学。生活上吃粗粮、用井水自不必说，讲课的教室也是黑暗无光，采光很差，一间不足20平米的屋子3个旧书架就是图书馆了。我一时情绪低落，甚至想辞职去投奔远方的家人。就在此时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促我走出低谷，拥有了努力工作的决心与勇气：
第一件是孩子们虽然生活艰苦（家村离学校七八里地，中午就吃自带的贴饼子就咸菜）可学习积极性都很高。有一天一个小个子男生下课追着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怎样能把村里的事写成小说、二是能否借他一本《千家诗》？他说他很喜欢文学；第二件是跟班主任们一起下乡家访，村支书与家长们对我这个大学生出身的新老师特别的热情与信任，说这回娃子们有福了，有这么高水平的老师教！两天后的一大早有个学生，特意跑到办公室送给我两个炸油香。面对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心生惭愧与自责，我没理由做逃兵，没理由消极下去。于是劲头慢慢上来了，终日悉心备课，热情教书育人。记得当时我一连3年（1962至1965年）教初中两个班语文，为提高他们的作文水平，编剪报、开朗诵会、消灭错别字、搞作文比赛等等，一时学习气氛蛮活跃的。五六个学期下来，孩子们的语文水平有所长进，升学率也不错。
细致耐心，担当引路人
1982年5月我负责北京丰台区82级电大中文专业学员的面授辅导工作。这些学员有3个特点：一是经过学习热情很高，动力十足。二是底子薄，自学能力差，所以虽曰“电大”，可对传统的“面授”非常感兴趣。三是工作忙家务重，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精力不济疲于奔命。鉴此我自知任务重干系大，便十分认真备课，每一次面授都不可浮皮潦草，而必须真枪实弹突出重点。再就是为优化面授效果，强化学术氛围，我还凭自己的关系，尽量请来白化文、陈宏天、杨牧之、黄侯兴、黄修己、朱文相等名家和相关主讲到当时地处偏僻的教学点讲课。对此学员们都十分满意心存感激。当时有一位30多岁的男学员，是某机关的司机。学习上困难不少：他的工作虽不及公交司机那么紧张，可任务一来没准时候，所以“面授辅导”常常听不上或听不全；再者妻子是个狱警，不能每天回家。老父亲和刚上小学的女儿全得他照顾。当我知道他的苦情后，决心帮他一把，便宽慰他道“有时间来找我，我给你吃小灶”，给他个别辅导过几次，考前还把我讲课的录音借给他，就这样，在他自己努力和我的帮助下，终于圆满完成了学业。
坚守讲台，痴心育桃李
有了敬业爱生的前提和知识储备的基础，还得下一番真功夫，才能讲好课育好人并真正成为一名称职的好教师，这一点我在公安大学22年的教学体会最深。比如《汉语写作》是当时综合性大学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对必修课校领导与教务处提出“要突出实践性与针对性，争取跟公安专业挂沟并体现为‘公大’”培养目标服务”的原则要求。为给本科生上好这门课，我的办法一是在校内搜集阅读大量公安业务论文、公安文书和案例资料以找找感觉；二是“走出去”，向公安笔杆子们请教，具体而深入地了解警务用语和干警们的文字水平。经历寒来暑往多次座谈访问，形成教学大纲，我与教研室其他几位老师商议后便对该课的教学模式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增强实用功能，边学边实践。我的讲课渐渐体现了“公安特色”，因而赢得学生的好评，和校领导的肯定。
记得那正值首届教师节，兴奋之余我欣然命笔，赋得七绝二首留存至今——
“教书育人勖后生， 专心致志讲台功。德识才学勤修养，枯荣名利鸿毛轻。”
“廿四春秋桃李栽， 得失甘苦其中来。 韶华渐去志犹在，要为公安育良材。”
再如法律系专业基础课《司法文书制作》和选修课《艺术概论》，原本是由外聘教授主讲。可从1988年学年开始，教务处把这两门课给了我们教研室。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门课最后也由我主讲。这两门课绝对是两个路子，一门靠法理逻辑思维，实践性特强，还必须随时了解公检法三家办案程序与文书格式方面的“新变新规”，一门则要运用艺术形象思维。我还是老經验，向内行学习，多调研多请教。好在圈内有渠道有熟人，所以一番努力之后，编出了自用的《司法文书讲授纲要》。至于《艺术概论》这门课，开课前仅仅几个月，必须制定出教学纲要，我走访了原来的主讲教授，以及两个名牌大学的教研室，甚至到外地探望生病的父亲，也带着两包资料，白天伺候病人，夜晚挑灯奋笔疾书。一万多字的教学纲要终于在开课前赶印出来了。为加强针对性，经与教务处和教研室商定，将课名《艺术概论》改为《文艺概论》，对这门课的传统内容做了适当压缩，即在讲好原理通论部分的基础上，重点讲好公安文学侦探小说、法治题材的影视作品等。 开课后很受欢迎，作为选修课很叫座的。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半个世纪匆匆过去，我对“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无愧又无悔。只要耐得住清苦与寂寞，心存民族国家大计，教书育人的工作永远神圣又光荣。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