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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信是恐怖的
此言绝非危言耸听。有一名中国留美学生，专业学得好，成绩突出，论文答辩非常成功，科研成果、工作能力均获较高评价。获博士学位后，打算留美发展，可是接连应聘十多家大中公司，得到的回复都是“我们十分抱歉地通知您……”于是他降格以求，应聘数家无名小公司，结果都是一样。博士百思不得其解。遂前往有关部门咨询，方知因自己在求学时乘火车，有过一次逃票记录，落入全美信用系统，方才有了这样一笔永远偿还不了的“诚信账”……
在民主法治国家，对于一介平民来说，失信一次，差不多等于毁了自己的一生；而对于手握重权的大政治家而言，失信于民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2003年6月18日，芬兰第一位女总理耶滕迈基上台。但仅仅过了63天，这位踌躇满志的女总理就黯然下了台。原因就是有人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她在竞选总理的关键时刻撒了谎——说竞选对手“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违背了芬兰奉行的中立原则”，由此击败了对手。谎言揭穿以后，受骗的选民们被激怒了，反对她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她再没脸待在台上，只得主动辞职了事。
无独有偶。尼克松，这位在打开新中国大门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美国第37任总统，在当了一任总统后又获连任，但未满9个月，却因在“水门事件”中说了假话栽了个大跟斗。丑行暴露以后，还死不认账，激起全民口诛笔伐，信任大厦迅速崩塌，他不得不提前下了台。还有一位比尼克松聪明些，他就是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在当政期间不慎惹上“莱温斯基风流韵事”，由于在被调查时撒了谎，遭到全国声讨。幸亏他弯转得快，眼看宝座岌岌可危，立马说了实话。此类事本非原则性大事，克林顿又是不可多得的治国安邦良才，老百姓也就原谅了他，让他继续留在任上为民效劳……可见，在美国人的眼里，诚信远比“生活作风”重要得多。
在中国，由诚信危机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正在不断地显现出来。明明是千真万确的事，人们就是不信，这样的极端例子越来越多。针对公共事件和司法案件，对于官方声明，对于案件调查结果，以及一些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网友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质疑，甚至是过度质疑。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周克华”案，在警方发布了周克华被击毙的消息后，各种有关周克华的“猜想”层出不穷，持续发酵，使得原本清晰的事实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网友们的质疑未必有根据，但从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声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整体的不信任倾向。
不信任引发的负能量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不论真假，人们都不信，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对什么都持怀疑的态度，那就会形成这样的局面——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将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就会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县骗省，一直骗到国务院”。
《社会心态蓝皮书》认为，由“不公平”和“不信任”引发的社会负面情绪不容小觑。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面情绪使得“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
《蓝皮书》分析称，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依然比较普遍。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感受，也已成为采取社会行动的依据。
这是多么可怕的场景。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少见吗？ 2011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指出：“从个体看，对衣食住行的多个环节都‘疑神疑鬼’，自然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即使工资涨了、生活更富裕了，可能也不会感到更幸福；从整个社会看，彼此之间的互不信任，无疑会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和社会管理的难度。何况，事事怀疑往往导致既不相信假的和片面的，也不相信真的，有时候还会出现不信真话而误信谣言的状况，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这段话令人想起由古希腊犬儒（即像狗一样的人）主义学者主张的哲学思想所主导的“犬儒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里，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一丝信任感，所以“人的行为都变得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他们自我欣赏，藐视一切权威，谁都敢损谁都敢讽，他们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找对象，也要求对方同为犬儒，这种夫妻还能够毫无羞耻感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交合之事……”这个社会完全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
试想，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怎么生活？
犬儒社会中的怀疑主义就是一种“不相信”的心态。这种心态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麻木冷淡，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得过且过。在中国，持有这种心态的人正在不断增多。有一位学者这样“解剖”自己的心态：“在三鹿奶粉出现问题之初，先是联想了一下家里有没有喝奶粉的小孩，好像没有，于是觉得此事与己无关；后来听说有小孩因此而夭折，也不觉得是天大的事情；慢慢的，前些天我吃的大果粒橙也检出三聚氰胺、酸奶、大白兔奶糖也相继检出，终于意识到奶粉其实与我们平时的生活息息相关，但还是认为只要自己不出事，其他也别管了……”后来，这位学者听说有些肉松是死猪做的，他就不吃肉松；听说臭豆腐里加了大便，就不碰臭豆腐了……反正什么有毒，就避免吃什么，从来想不到站出来呼吁一下。到后来，竟发展到“特别能理解那些触犯道德底线的人”，听说某某被罢官进了监狱，觉得此人挺惨的，现在无官不贪，他只不过比较倒霉罢了。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的“逻辑显得很通顺”……
麻木、自私、“阿Q”……这就是中国式“犬儒”的典型特征。这种“中国式犬儒”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当强权欺负弱小时，他们的态度就是：“都不是好东西，我谁也不帮”，多了世故的圆滑，少了正义的冲动。见义勇为等品质当然就荡然无存了。
随着诚信度的不断下滑，“中国式犬儒”正呈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样下去怎么办？我们真的很担心…… 不信东风唤不回
不过，我们也无须过分悲观，因为中央和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危机。2005年4月18日，全国首届信用体系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此后一些地区主动携起手来共建信用平台：2012年，北京、浙江、江苏、陕西等九省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交流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以建立共建合作区域性信用信息共享交流平台，统一行业信用评价标准，实现区域互认，推动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质、提速。
上海市早就开始进行个人征信的试点。2007年7月，作为当年市政府的实事项目之一的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建成开通，面向社会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采集了316余万市民的信用记录，包括个人的消费信贷、水电煤电信缴费、大学生的助学贷款、租赁、司法、注册会计师等方面的信用记录；紧接着，联合征信向企业信用建设延伸，很快采集了59万户企业的信用信息，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信用信息、信用等级信息、国资绩效考评信息等。由此逐步建立起失信惩戒和守信受益机制，增加失信成本和守信的收益。
最近，一个好消息使上海市民颇受鼓舞——6月14日，上海市食安办会同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通气会并透露：从今年5月起，上海就已明确在肉类、粮食、乳制品、食用油、禽肉类和淡水鱼等七类食品重点企业开展信用体系试点，覆盖农业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储运流通、餐饮消费等全部监管环节，11种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及有关责任人将上名单，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通气会后五天的6月19日，上海首份食品安全“黑名单”果然出炉。郑嫔等13名责任人、上海云传添越餐饮管理公司（店招名“福辣火锅”）、上海振江川菜馆两家企业被列入食品生产经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及有关责任人“黑名单”。
将食品企业“黑名单”上升到制度层面，规定进“黑名单”责任人五年期限禁入食品行业，对9万食品从业者建立信息化食品生产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构建“一处失信，寸步难行”的信用环境，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当下，此举无疑是一种有益尝试。对失信行为出狠招才能敬畏诚信。最近，上海地铁逃票者已被纳入个人诚信档案。一旦进入这个档案，其以后在生活上遇到的“麻烦”将会越来越多……
不信东风唤不回。只要真心根治，以壮士断腕，痛下猛药的决心，持之以恒，中国社会的诚信还是有希望逐步恢复的。只不过，社会由诚信变为无信，是一个快速坠落的“自由落体运动”，而要从无信还原成有信，则须经历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信任的重塑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诚信，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诚信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诚信体系得不到重建，那么，中国梦只能是个噩梦。
此言绝非危言耸听。有一名中国留美学生，专业学得好，成绩突出，论文答辩非常成功，科研成果、工作能力均获较高评价。获博士学位后，打算留美发展，可是接连应聘十多家大中公司，得到的回复都是“我们十分抱歉地通知您……”于是他降格以求，应聘数家无名小公司，结果都是一样。博士百思不得其解。遂前往有关部门咨询，方知因自己在求学时乘火车，有过一次逃票记录，落入全美信用系统，方才有了这样一笔永远偿还不了的“诚信账”……
在民主法治国家，对于一介平民来说，失信一次，差不多等于毁了自己的一生；而对于手握重权的大政治家而言，失信于民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2003年6月18日，芬兰第一位女总理耶滕迈基上台。但仅仅过了63天，这位踌躇满志的女总理就黯然下了台。原因就是有人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她在竞选总理的关键时刻撒了谎——说竞选对手“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违背了芬兰奉行的中立原则”，由此击败了对手。谎言揭穿以后，受骗的选民们被激怒了，反对她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她再没脸待在台上，只得主动辞职了事。
无独有偶。尼克松，这位在打开新中国大门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美国第37任总统，在当了一任总统后又获连任，但未满9个月，却因在“水门事件”中说了假话栽了个大跟斗。丑行暴露以后，还死不认账，激起全民口诛笔伐，信任大厦迅速崩塌，他不得不提前下了台。还有一位比尼克松聪明些，他就是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在当政期间不慎惹上“莱温斯基风流韵事”，由于在被调查时撒了谎，遭到全国声讨。幸亏他弯转得快，眼看宝座岌岌可危，立马说了实话。此类事本非原则性大事，克林顿又是不可多得的治国安邦良才，老百姓也就原谅了他，让他继续留在任上为民效劳……可见，在美国人的眼里，诚信远比“生活作风”重要得多。
在中国，由诚信危机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正在不断地显现出来。明明是千真万确的事，人们就是不信，这样的极端例子越来越多。针对公共事件和司法案件，对于官方声明，对于案件调查结果，以及一些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网友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质疑，甚至是过度质疑。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周克华”案，在警方发布了周克华被击毙的消息后，各种有关周克华的“猜想”层出不穷，持续发酵，使得原本清晰的事实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网友们的质疑未必有根据，但从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声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整体的不信任倾向。
不信任引发的负能量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不论真假，人们都不信，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对什么都持怀疑的态度，那就会形成这样的局面——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将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就会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县骗省，一直骗到国务院”。
《社会心态蓝皮书》认为，由“不公平”和“不信任”引发的社会负面情绪不容小觑。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面情绪使得“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
《蓝皮书》分析称，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依然比较普遍。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感受，也已成为采取社会行动的依据。
这是多么可怕的场景。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少见吗？ 2011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指出：“从个体看，对衣食住行的多个环节都‘疑神疑鬼’，自然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即使工资涨了、生活更富裕了，可能也不会感到更幸福；从整个社会看，彼此之间的互不信任，无疑会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和社会管理的难度。何况，事事怀疑往往导致既不相信假的和片面的，也不相信真的，有时候还会出现不信真话而误信谣言的状况，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这段话令人想起由古希腊犬儒（即像狗一样的人）主义学者主张的哲学思想所主导的“犬儒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里，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一丝信任感，所以“人的行为都变得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他们自我欣赏，藐视一切权威，谁都敢损谁都敢讽，他们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找对象，也要求对方同为犬儒，这种夫妻还能够毫无羞耻感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交合之事……”这个社会完全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
试想，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怎么生活？
犬儒社会中的怀疑主义就是一种“不相信”的心态。这种心态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麻木冷淡，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得过且过。在中国，持有这种心态的人正在不断增多。有一位学者这样“解剖”自己的心态：“在三鹿奶粉出现问题之初，先是联想了一下家里有没有喝奶粉的小孩，好像没有，于是觉得此事与己无关；后来听说有小孩因此而夭折，也不觉得是天大的事情；慢慢的，前些天我吃的大果粒橙也检出三聚氰胺、酸奶、大白兔奶糖也相继检出，终于意识到奶粉其实与我们平时的生活息息相关，但还是认为只要自己不出事，其他也别管了……”后来，这位学者听说有些肉松是死猪做的，他就不吃肉松；听说臭豆腐里加了大便，就不碰臭豆腐了……反正什么有毒，就避免吃什么，从来想不到站出来呼吁一下。到后来，竟发展到“特别能理解那些触犯道德底线的人”，听说某某被罢官进了监狱，觉得此人挺惨的，现在无官不贪，他只不过比较倒霉罢了。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的“逻辑显得很通顺”……
麻木、自私、“阿Q”……这就是中国式“犬儒”的典型特征。这种“中国式犬儒”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当强权欺负弱小时，他们的态度就是：“都不是好东西，我谁也不帮”，多了世故的圆滑，少了正义的冲动。见义勇为等品质当然就荡然无存了。
随着诚信度的不断下滑，“中国式犬儒”正呈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样下去怎么办？我们真的很担心…… 不信东风唤不回
不过，我们也无须过分悲观，因为中央和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危机。2005年4月18日，全国首届信用体系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此后一些地区主动携起手来共建信用平台：2012年，北京、浙江、江苏、陕西等九省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交流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以建立共建合作区域性信用信息共享交流平台，统一行业信用评价标准，实现区域互认，推动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质、提速。
上海市早就开始进行个人征信的试点。2007年7月，作为当年市政府的实事项目之一的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建成开通，面向社会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采集了316余万市民的信用记录，包括个人的消费信贷、水电煤电信缴费、大学生的助学贷款、租赁、司法、注册会计师等方面的信用记录；紧接着，联合征信向企业信用建设延伸，很快采集了59万户企业的信用信息，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信用信息、信用等级信息、国资绩效考评信息等。由此逐步建立起失信惩戒和守信受益机制，增加失信成本和守信的收益。
最近，一个好消息使上海市民颇受鼓舞——6月14日，上海市食安办会同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通气会并透露：从今年5月起，上海就已明确在肉类、粮食、乳制品、食用油、禽肉类和淡水鱼等七类食品重点企业开展信用体系试点，覆盖农业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储运流通、餐饮消费等全部监管环节，11种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及有关责任人将上名单，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通气会后五天的6月19日，上海首份食品安全“黑名单”果然出炉。郑嫔等13名责任人、上海云传添越餐饮管理公司（店招名“福辣火锅”）、上海振江川菜馆两家企业被列入食品生产经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及有关责任人“黑名单”。
将食品企业“黑名单”上升到制度层面，规定进“黑名单”责任人五年期限禁入食品行业，对9万食品从业者建立信息化食品生产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构建“一处失信，寸步难行”的信用环境，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当下，此举无疑是一种有益尝试。对失信行为出狠招才能敬畏诚信。最近，上海地铁逃票者已被纳入个人诚信档案。一旦进入这个档案，其以后在生活上遇到的“麻烦”将会越来越多……
不信东风唤不回。只要真心根治，以壮士断腕，痛下猛药的决心，持之以恒，中国社会的诚信还是有希望逐步恢复的。只不过，社会由诚信变为无信，是一个快速坠落的“自由落体运动”，而要从无信还原成有信，则须经历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信任的重塑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诚信，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诚信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诚信体系得不到重建，那么，中国梦只能是个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