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演义》
　　曹德谦?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版[第六版]
　　本书开始写于1967年。这是“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的一年。作为右派分子的笔者不能参加任何革命派红卫兵，实在感到生活没有着落。于是天天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借书、读书、收集材料并编写此书。初次编写了四五十万字。
　　接着是1968年复课闹革命，红卫兵把我这名反革命“逍遥派”揪了出来，到我家中搜走我全部稿子和笔记本。特地为我开了一个月的批判会，把我的稿子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的一株大毒草，不但没收稿子，还把我押进了“牛棚”。我倒也并不感到特别损失，因为我写书本来就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已。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的一天，我正住在河南明港干校的一个真正的牛棚内（因为我当时是看着两条大黄牛和一条水牛)，张驰小队长忽然抱了一堆稿子和笔记本来对我说：你自由了，我没有时间看你的稿子，将来书出版后请送我一册，我会细细拜读。
　　这就是此书存在的背景，假如红卫兵烧毁稿子，此书也就不会存在了。我至今很感谢张驰，但不知他现在在何处，我没有办法把书送去。
　　红卫兵鞫讯我，我写书的意图是什么?其实我最初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图，我只是想消磨时间，人不能整天闲荡，我必须找一点事情做做，如此而己。
　　但在思想背后，的确有几个人在影响着我。
　　第一位是美国“耙粪”(muckraking) 运动明星林肯·斯谛芬。他是一名公子哥儿，在伯克利加大读书，吊儿郎当过日子，直至三年级时，突然醒悟，决心攻历史，于是他要求老师没完没了开参考书，并在图书馆专心攻读。他发现许多所谓历史竟不顾事实，他决心要写出真情实相。
　　第二位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他说：学者的使命就是献身真理，为之忍受一切，为之忍受痛苦，为之忍受迫害，为之忍受敌视，如此而已，何足怪哉。
　　第三位是爱因斯坦。有人问他，你算什么，你为什么要特殊? 他坦然答曰：知识分子就是有特殊。他在1954年3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是这样回答的：“在原则上讲，保卫宪法权利是人人一样的。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点特殊，因为由于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他们对公众舆论的形成产生特殊强烈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想误导我们接受权威政府的人特别注意并要胁迫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就特别要尽他们的重要责任。”
　　第四位是中国的教育大师陶行知先生。他给了我们一首简单明了的《傻瓜歌》：
　　我种傻瓜，
　　丰收傻瓜。
　　只有傻瓜，
　　能救中华。
　　自从张驰把稿子还给我以后，我一有空，就进行修改和增补。1977年香港朝阳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我的书；1978年，北京出版社第二次出版了我的书；1992年，海南南海出版公司第三次出版了我的书；199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第四次出版了我的书；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五次出版了我的书；现在是第六次出版。
　　我从来不是什么历史学家，更不是文艺作家，而只是一名材料搜集者。所以我写的只是一部七拼八凑而成的非牛非马、不三不四的书。前驻美大使柴泽民把它称之谓“野史”，这也许是有点儿像。
　　我的书是供人们在酒后茶余消遣之用的。正如美国沃尔玛老板山姆·沃尔顿所说，顾客(client)才是他的老板。所以，读者才是我的老板。我永远等候着他们的审判。
　　尽管今天早已没有红卫兵，但仍然有一些老卫士在背后叽叽喳喳，斥本书有问题，而又不公开明说。倒不如红卫兵来得痛快，公而开之，进行鞫讯，允许我当场答辩。
　　嗟乎!小说家言，何关重要!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自家做来做去，原觉得口吻生花；他人看了又看，也未必心领神会。有道是西施，有道是无盐，是亦缘也。
　　（曹德谦，1923年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83年后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