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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维度来看，军民知识融合经历了工业社会早期的军民间知识流动、高度现代性阶段的“军民一体化”及知识与社会整合、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跨界交换。当代中国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在引领和激发知识创新方面蕴含巨大空间，信息技术兴起为军民间不同形式的知识交流构建了共享平台，实践中的各种军民融合知识创新集群模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未来，应当以“总体安全观”指引军民融合新方向，寻找技术标准与非技术标准的均衡域以确定军民知识融合中的道德遵循，倡导负责任的伦理规范以走出军用机器人研发中的道德困境，确立多元主体参与的“集群”规范以畅通军民融合过程。
【关键词】军民融合 总体安全观 知识 技术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7.002
作为兴国强军战略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军民融合（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普遍思考和探索的重要理论及实践课题。世界范围内可追溯的军民融合文献始于19世纪后半叶，1862年美国《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实施可以看作是对军民融合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的开始。直到21世纪初，“军民融合”概念才逐渐在国内被使用，并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得以体现和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既是冷战以来世界强国探索把国防建设融入到更大范围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经验启示，也是中国在由大国转向强国过程中，科学统筹经济和国防建设、系统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做出的重大部署。
现代创新过程具有互动性和系统性，尤其是信息技术兴起为不同形式的知识交流构建了共享平台，实践中各种创新集群模式是国家创新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拟聚焦于军民融合“知识发展”主题，从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学术一隅对军民知识融合问题进行历史性梳理，对新全球化时代的军民知识融合和面临挑战进行反思，并对面向未来如何构建以“总体安全观”为基旨的军民知识融合创新集群提出政策性建议。
军民融合：理论与动态
军民之间的分隔和融合问题一直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领域学者关注的重要主题。19世纪的社会学家韦伯及涂尔干都关注过战争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他们主要用零碎的军事知识来描述新技术发展如何带来社会和平①。20世纪初，科学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军方以及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及社会结构变迁，比如索罗金（Sorokin）、萨纳姆（Sumner）等人研究了世界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变革的影响。他们认为，战争不仅仅导致政治版图变化，更会导致军民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和融合②。默顿（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则从大众传媒角度考察对战争的解释及辩护如何影响公众意识及行为③。军事领域与市民社会之间交换知识的途径具有多样性，产生的影响具有多元性，社会学家一直尝试在两种社会建制之间找到连接处和平衡点。
20世纪60年代，“军民融合”已经成为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理论的关注点。技术转移理论强调军工技术应该向民用领域拓展其应用，并进而以此推动经济发展，MacDougall（1960）④、Caves（1974）⑤、Findlay（1978）⑥等学者在此领域做了基础性探索。高校参与军民融合的动机和机制也很早受到学界关注，比如Nilo A.Lindgren（1985）认为：一战时期MIT、哈佛等著名研究型大学积极参与美军武器研制任务是出于国家意志，且主要是技术融合⑦。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在《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1994）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军民一体化”概念。所谓军民一体化是指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CTIB）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NTIB）的过程，主要包括军转民（spin—off）和民转军（spin—on）两部分⑧。在此逻辑主线上的代表性成果包括Jacques Gansler（1995）的《國防转型：兵工厂的民主改造》⑨，Maryellen R. Kelley， Todd A. Watkins（1995）的《摆脱困境：国防工业基础改造前景展望》⑩，John M. Treddenick（1996）的《国防经济学：后冷战后的思考》?等。
社会和历史发展实践往往在不同思潮之间找寻均衡点，在两极之间构建发展域，军民融合领域的发展同样如此。与“军民一体化”的实践及理论相对应，国外也一直存在着对“军工复合体”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思潮主要认为，军事过度扩张形成的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大学等军工科研机构等构成的军事复合体在影响着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也会干扰和主导美国的学术自由。相关研究成果如：Gordon Adams（1982）的《国防合同政治学：铁三角》?、Robert W. DeGrasse Jr.（1984）的《军事扩张与经济衰退：美国的军事支出对经济绩效的影响》?、Stuart W. Leslie的《冷战与美国科学：MIT和斯坦福大学的军事—工业和学术复合体》等?。
STS领域的“技术系统论”和“相互建构论”提供了切入军民知识融合的重要理论进路。作为技术系统论的提出者，休斯（Hughes）展示了知识流动的技术协作系统，其中工程技术、经济、政治共同支撑着技术系统。休斯以军事技术为例指出，杀敌的政治目的与诉求会被工程师以自身的技术叙事所转译，同时受到材料成本等经济因素影响。技术系统论克服了宏观与微观叙事的割裂，打开了知识流通渠道，设定了基本的知识沟通原则。技术系统除了把科研本身作为一个重要论域外，还整合了其他社会建制中的实践模式。麦肯奇（MacKenzie）在进行美国导弹精确性的社会研究时也采用技术系统论研究进路?。针对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建构，麦肯奇指出，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绝不是单向影响的线性关系，因为单向决定论实际上就是技术决定论逻辑延伸，其所蕴含着的简单因果观是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简单、片面化理解，甚至会带来对整个技术发展的误读?。 沃尔克（Walker， 1988）等人关注了军民融合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多样性?；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分析了技术研发中，军民争取经费方式的差异性?，杨毅夫（Jean-Yves）、罗斯（Ross， 2015）关注了军民文化的冲突与共建?，马钱特（Marchant）等人关注了无人军用机给社会所带来的风险?，诺曼（Noorman）等分析了军用机器人与民用机器人相互转化的道德问题。军民之间的互动实践具有历史性，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研究表明科研机构和民用工业参与军民融合的重点和方向并非一成不变。比如Daniel J. Kevles（1978）经过研究指出，与二战时期相比，冷战时期研究型大学参与军事研究的重点已从应用性研究调整为基础性研究。
总体而言，我国军民融合理论上整体还处于探讨和形成共识阶段，实践上还处于初步融合到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实践尚存有不少空白点。为何要进行军民“融合”？军民融合包括哪些内容？如何进行军民“融合”？对这些根本性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并做出学术回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也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STS领域已有研究对军民两个领域技术多样性、研发模式差异、文化及道德冲突等进行了不少探索，但关于知识差异对军民融合的影响以及知识在军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问题成果尚不多见。
军民融合：何为与为何？
“军民融合”伴随着战争和平更迭、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形态。本世纪初（2003年）以来，“军民融合”才逐渐在国内被使用，并在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得以体现和强调。在此之前，中文文献有“军民结合”“军民兼容”“寓军于民”以及“军民一体化”等相关概念。
何为“军民融合”？1950年，毛泽东提出“军民结合”；1980年，邓小平提出“军民结合”16字方针；1990年，江澤民提出“寓军于民”战略思想；2000年，胡锦涛提出“军民融合”重要思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2017年6月20日，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把军民融合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的时代要求。理解“军民融合”要注意区分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深刻把握军民融合中“军”和“民”的丰富内涵。对“军”和“民”的区分，并非仅仅是基于主体意义上的区分，也并非指作为建设主体的“军队与民众”，而是指“军用与民用”：“军”在我国主要指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可简称为国防建设，“民”主要指是经济社会发展，也可称之为经济建设。
第二，要抓住军民融合的关键要素：“融合”。“融合”既不是彼此简单叠加，也不是机械式捆绑，而是国防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过程。“融合”的过程既是由“分”到“合”的转型过程，还是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更是由“破”到“立”的跃升过程。这一过程需要通过科学机制体现其本质关系和客观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在“融”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突破。军民融合要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
第三，要对军民融合有整体性、全局性认知。军民融合是多领域的全方位融合；军民融合内容广泛，既包括“人”和“技术”的融合又包括“知识”“标准”与“体制”等的融合。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军民两用技术、产业、标准和机制的融合式发展已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促进知识产业化的《贝赫—多尔法案》，调整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系，激发了大学科研市场化热情，也是高校参与军工科研的一个里程碑，促进了军民科研体制的融合。技术转移和技术应用具有“报酬递增”效应，“报酬递增”概念可以用来解释社会资源和国防资源融合过程中应当不断加强交流和合作的原因（Arthur， W.B.， 1988）。在美国，后备军官训练团为军队培养了大批后备军事人才，Davis和James V.（2010）对后备军官训练团与军官学校学员在培养成本、训练内容和军事领导力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比较，研究发现，美军通过后备军官训练计划吸引、选拔高素质人才补充到军官队伍的做法也非常成功。
为何实施“军民融合战略”？军民融合战略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从大国到强国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的结构性统一也在推动着新时期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实施的更深认识。实施军民融合战略的必要性及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军民融合是从大国向强国跃升的战略抉择。冷战结束后美国、英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军费占GDP的比例保持在2%～4%之间，中国军费在GDP中的比例低于1.5%，大国崛起既要维持经济与社会发展，又要保持军事发展，通常会面临资源统筹的两难选择。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综合实力不断跃升，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外部压力越大，面临内部矛盾会越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兼顾发展和安全，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又遵循现代国防经济规律，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同发展。
第二，军民融合是提升国防治理能力的战略谋划。军民融合有利于我国从模仿跟随式发展走向创新引领式发展，在世界军事斗争舞台上赢得战略主动。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国防已经成为科技、知识、资源、人才高度密集，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复杂系统。只有军民融合，才能在世界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更好地凝聚国家和社会力量，有效构建国防建设体系，推进国防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技术史的视角来看，新技术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会在民用和军事领域同时引发巨大变革。军事大国围绕军民融合创新展开的激烈竞争，实质是对未来50年军事主导权、国力以及全球秩序的争夺，背后隐藏着理念、文化、机制和模式竞争。未来的世界秩序主导者应当在体制政策上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更具变革和创新力；应当通过军民融合发展凝聚国家意志和社会力量；通过孵化颠覆性军事知识和技术创新引领未来潮流。
第三，军民融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布局。莱维斯（Lewis， 1954）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异质性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推动二元结构转化为一元结构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国防产品在生产和使用时通常没有经过市场交换环节，容易形成“公地悲剧”。进行“社会”和“国防”融合有利于解决“公地悲剧”，实现“报酬递增”以布坎南（Buchanan， 1962）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也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公务人员必然会倾向于扩大政府支出，将国防部门中公共财产通过和私人部门结合以提高公共资金的效率。国防系统与民间系统是个二元结构，目前运行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隔裂，强化“军”“民”互补优势，推动“军”“民”二元结构向“军民深度融合”格局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军民融合战略是新常态下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颁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战略，强调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位置，为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任务提供引擎；强调军地双方共下一盘棋，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实施军民融合战略有助于打破“二元結构”，有利于“军”“民”优势互补，实现效率提升。
军民知识融合：历史演变与当代特征
军民互动：工业社会早期的知识流动。工业革命开启了科学技术知识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科学是理解自然规律的理念形式，技术是干预自然、控制未来之实践。科技进步不断推动着军事领域的发展，从而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知识本身并不具备“军”或“民”的先天属性。军事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知识共享和知识流动在现代社会早期比较普遍。16世纪的数学家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就努力把力学和几何学的知识运用到军事领域。伯恩追求理论知识的军事价值不仅仅是出于实践兴趣，更是为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早期科技知识与军事领域关联的基本方式具有自发性特征，军事需要促使学院科学时代的科学家们投入到军事技术知识的研究中；军事领域的实践性，也满足了科学技术塑造世界的实践旨趣，检验了知识确定性。
除了知识创造者主动投身于军事研究外，军方通常也会主动顺应民间科技发展趋势，积极吸收技术成果。技术在军民知识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18世纪工业革命中的铁路、蒸汽船等民用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生活，也都被军事技术所借鉴，彻底改变了战争形式。
“军民一体化”：高度现代性阶段的知识与社会整合。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性特征，是现代化过程中制度、文化、认识等诸层面矛盾和冲突的交汇。作为理解现代社会兴起的重要框架，现代性构成解读军民融合的“理论场域”。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军事技术构成现代社会基本构架，军事技术也是塑造大众文化的重要力量，不仅单纯的理性逻辑，技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等都在战争中得到体现。米尔斯（Mills）曾经指出，军事行动中所带有的绝对的纪律性、合理性是技术理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集中体现，而大众接受了技术理性逻辑就会导致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
二战以来，军民一体化思潮下的技术研发活动日益频繁，并成长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领域，军与民之间的知识互动进入新阶段。温纳（Winner）指出，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方式，出于某种目的而研发的技术，也必将会给适应这种技术的社会生活带来同样目的。冷战期间，大量技术研发力量向军事倾斜，军事规范对大众产生了重要影响。军民之间知识的交换与互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层面的合作与研讨，还进一步保有对社会规范、文化、价值以及伦理等内容进行重构的趋势。在此阶段，更多的社会主体和力量参与到非战争时期技术研发中，围绕技术研发经费、机制和目标等问题，军民之间会进行博弈和商谈。
冷战思维长时期影响着西方世界，社会民防工程是该时期军民知识融合的范例。福柯洞察了军事现代性对民众的规训作用。他认为，民间进行的军事训练以及对军事技术的使用对公民是一种从心灵到身体的规训，公民接受了大量战争知识教育，产业界也被这种社会规制所影响。这一阶段的军民知识融合逐渐偏离了两类知识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初衷，演变为一方主导另一方、同化对方的“单向度融合”。
军民融合：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跨界交换。14世纪开始至麦哲伦环球航行结束的地理大发现增加了各种文明相互摩擦、碰撞、借鉴、交流和融合的机会，开启了持续到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伴随着国际交流与互动的日趋密切和频繁，一个国家所处的世界环境与国际关系变得空前复杂，不同世界性因素涌入催生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20世纪90年代，全球进入了后冷战时代，跨界的全球性知识交换成为主要趋势。基于民间知识具有的自由跨界交换的开放及融通性，军事领域积极寻求民间知识供给，以适应世界主义潮流。德国学者贝克认为，后民族时代的战争集中体现了技术知识寻求全球化的特点。全球性风险导致的旧秩序解体以及高新技术带来的跨界风险均表明单方行动主体所具备的知识无法应对社会结构转型。
军事全球化同样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军事控制和打击能力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甚至外层空间；核武器使全球笼罩在风险之中，全球化进程中的军事实践必须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知识与文化冲突、融合甚至消亡的问题。全球化潮流下的知识交换通常暗含着一种无标准的、实用主义的技术观。因战争或非战争目的而进行的军民知识融通，是否真得改变了现代性的技术逻辑呢？拉图尔（Latour）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各种知识交融所产生的非自然杂合体，没有解决欧洲危机时代、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社会问题。乔纳斯（Joas）也对军事行动中所包含的技术现代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大众知识对现代性社会的塑造力量远没有以军事研发所代表的权力知识的塑造力强大。 西方学者所论说的风险全球化视角为军民融合理论提供了成长契机。从军民融合角度看，技术社会史可以从战争危机管理角度重新改写。部落产生、城市设置以及今天的大型工程建造，都是在寻求面向战争风险的军民融合平衡点。技术实践本身承载的民用便利性与军事可靠性的二元矛盾目标设置对社会建制、社会动员以及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进一步挑战。
在经历了初步融合期、军事技术主导期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领域的多主体融合已经成为主要趋势。在军事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面对战争不确定性、统合军民关系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安全局势呼吁一种非军方的风险管理机制。英美安全信息委员会（BASIC）将这种民间危机管理机制定义为可以应对暴力危机的非军方接入机制。欧盟在2013军民安全改革中，使用了从军方安全部门到国民安全部门的跨部门协作政策工具CCM和SSR，在SSR政策集中，明确提出民众对于安全部门的控制力。这种改革明确表达了公众参与军方事务的正当性，预示着单方主导的知识融合模式之终结。
军民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不同知识集群“混搭式创新”
产业集群中最普遍的知识流动发生在企业间合作。企业之间进行项目研发或技术合作时，通过研究人员和知识存量的相互补充与交流，能够为合作企业带来知识累积，形成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在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中，军工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品上相关度高，军工企业一般规模大、资金足、技术积累雄厚，而民营企业在一些新兴技术上更有优势，二者通过项目进行合作、互动学习，完成知识、技术的溢出与共享。
以“总体安全观”指引军民融合新方向。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总体安全观”。“总体安全观”对军民融合战略具有极为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确立了军民融合的根本性方向。如果仅仅把军事领域的知识理解为保家卫国、针对外敌，就窄化了军事技术知识内涵。从军民融合的社会史可以看出，军方知识从来不是只在外部起作用，而是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内部。坚持内部、外部安全的同一，是军民融合的契机。只有重视内部，大众知识才有主导地位；“内外同一”的总体安全观也为大众知识向国防知识转化指明了方向。
其次，把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要素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中，明确了军民融合的领域和范围。仅仅把技术研发作为知识融合领域远远不够，知识不仅仅包括科技知识，还包括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等。文化、社会安全不能单靠军方保证，还应当把参与者扩充到民众，建立多层次的安全主体参与体系。讨论军民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政治和军事精英团体之间的关系，例如，政府重大军民融合决策，或者是军方高级研究机构的知识建构过程。但是从决策民主要求来看，一般大众应该在军民融合的决策中取得更高地位。因此，安全体系保障范围的扩大要求军民知识融合范围也随之扩大。
最后，“打造命运共同体”彰显了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责任与担当。总体安全观所提出的多维度、多主体安全体系，为军民融合开启了新维度。军地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体现为维和、军事基地维持等具体问题。“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表达了知识群论观点，对于多国关系来说，安全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合作性；对于跨边界军地关系来说，安全是文化与社会上的交融与碰撞。例如遵循统一规制的军队如何与不同习俗的地方民众合作，既是维护安全的过程，也是重新定义军地安全的过程。
寻找技术标准与非技术标准的均衡域以确定军民融合中的道德遵循。军民协作会面临诸如二者缺乏共同的话语体系、缺乏共同的战略、目标和视野、没有共同的训练和教育背景等问题。知识流动是开放性创新内在要求，我国正进行基于知识流动的军民融合科研模式改革，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军方工业标准进行开放性讨论。不同领域间技术和知识的转化需要以统一标准作依据；从长远看，共同的技术标准将在完成军民融合研发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在军民融合知识沟通方面，标准化研究是一个突破点。单从资源合理配置和技术相互转化角度看，统一标准也非常必要。
除了合理配置资源外，对技术与知识标准的遵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融合性知识建构的可能性与效果。标准不仅指技术标准，还包括非技术行为标准。军民融合的知识标准必须要回应一个问题即：融合性的技术知识创造应当遵循何种设计、甚至道德标准？从工程界来看，一般的民用工程研究的道德标准虽然一直在变化，但其尊重生命、追求人类福祉的基本原则一直被工程界所采纳。在实践中，在具体的研发申请、投入等环节，军民融合的研发如何遵循这些原则，如何评估一个融合性研究的价值，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曼哈顿工程是一个典型的军民协作工程，但由于没有先在的设计道德标准和取得共识的使用规则，对物理学界造成巨大冲击。比如，韦沃（Weave）认为，原子弹不仅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昭示了人性在技术时代的终点，技术将会以自己的知識逻辑取代人的内在逻辑。军民融合的技术知识交流所导致的这种大范围影响，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在此问题上，中国提出的“打造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纲领性意义。
倡导负责任伦理规范以走出军用机器人研发的道德困境。信息技术发展进一步模糊了军用与民用技术之间界限，比如遥控无人军用机技术与民用无人机技术操作差距并不大，相应地，当面杀敌与在国内使用操作面板杀敌的差别之类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战争机器人研发中，如何把自主技术物的军事活动范围限制在对战双方之内、避免平民伤亡是一个典型的知识跨界难题。鉴于机器人特殊性质，民用机器人与军用机器人之间转化十分快速，使得民用与军用界限进一步模糊。在美国，由于战争机器对生命的威胁以及民用机器人被征用可能性，民众已经开始反对军用机器人的研发。
对于致死性自主机器人（Lethal Autonomous Robots， LARs）的讨论不仅是一种单纯技术争论，而且涉及到法律、伦理、政治等内容。在把非军方科研人员纳入到此类致命武器研发中时，科研人员会面临与其所持有的道德规范相冲突的问题。 從军方内部来说，军事专业伦理是较为成熟的伦理论域。关于军事任务的命令、行动，都有专有伦理规则来限制。问题在于，军人职业伦理适用于被军方设计、甚至被民方设计的技术物吗？动机、能动性的伦理概念适用于军用机器人吗？尤其是在军民共同研发时，双方非技术的标准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应该怎么办？如果说军用机器人自主性是一个黑箱，那么纠缠于技术内部有效性与稳定性不应被作为讨论起点。从设计角度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抛开具体技术物来先在地讨论规范与标准。因此，在军民融合知识流动中，基于一种负责任设计和使用伦理原则，让每个利害相关者完全知情，并事先分配责任，不失为一种沟通的基本方式。
确立多元主体参与的“集群”规范以畅通军民融合过程。不论是军方还是民方，在推进持续性创新时，调动多元行动者积极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军民合作之间的资源共享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因素，知识交流网络是创新过程重要平台，创造知识创新、分享与探索机会是推动军民融合重要着力点。并非仅仅军方或民方在建构技术，技术系统中所有要素都在参与技术形塑。技术融合过程中有各方力量参与，充满了不确定性。“群（swarm）”概念可以较好描述军民融合下的知识建构与流动系统，其中每个系统中的行动者就像有共同行动准则的独立个体，既能形成联合体也能进行自组织。试图在军民融合过程中建立唯一的统摄性标准的努力往往很难成功，这种努力在表面上看是在克服技术社会建构中不确定性，实际则是在确立一种干预和妨碍每位行动者参与建构的规则。军民融合的关键不在于步调一致，而在于以融合的姿态完成知识建构的过程，把军民各方参与者看成是一个群，既可以强调独立性，又保证了融合性。
从行动者道德责任分配上讲，保证每个行动者的独立性，就避免了有组织不负责任；从行动者融合角度看，总有一些政治或经济因素充当边界或者警示装置作用，并用这些边界条件来塑造群的形态，就是要求知识行动共同体时刻检查规范，并根据群所受到的外在塑造力来改变群的状态。总体而言，以“群”规范来取代具体的非技术标准，有助于形成易于接受的知识流动规范。所谓的共同性并不是军方或民方对自我的改变，而是在一个更大的协作系统中寻找建构的整体性，并以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为条件，重新塑造和定义融合性知识本身的内涵和目的。
总之，中国正处于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应当加速形成军民深度融合的格局。当然，“融合”因国家而异、因历史而异，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对新时期军民融合战略的全面和系统理解必须置身于世界文明演化历史进程中，必须建立在对全球化演进的宏观把握上，必须脱离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统摄，必须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历史、知识类型、技术根基、产业周期的特定阶段等都是影响军民融合模式的要素，并不存在什么“理想模式和最好实践”，当下中国的“军民融合”要根植于总体安全观大局，要服务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大局，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在军民融合战略落地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深度融合并不等于“过度融合”，要避免“单极化”趋势的统摄。军民融合战略在引领和激发理论创新方面具有巨大空间，蕴含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动能，可以预测，通过破除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封闭隔离，实现资源在两大体系之间流动、共享、整合和优化，推动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必将迎来又一个伟大时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经验转向’时代的技术伦理规约机制及模式研究”以及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高校参与军民融合的模式及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BZX024、Z05；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张正清、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瑞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Noorman M.， Johnson D G.， "Negotiating autonomy and responsibility in military robo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4， 16（1）： pp.51-62.
Noorman M.， Johnson D G.， "Negotiating autonomy and responsibility in military robo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4， 16（1）： pp.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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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军民融合 总体安全观 知识 技术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7.002
作为兴国强军战略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军民融合（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普遍思考和探索的重要理论及实践课题。世界范围内可追溯的军民融合文献始于19世纪后半叶，1862年美国《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实施可以看作是对军民融合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的开始。直到21世纪初，“军民融合”概念才逐渐在国内被使用，并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得以体现和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既是冷战以来世界强国探索把国防建设融入到更大范围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经验启示，也是中国在由大国转向强国过程中，科学统筹经济和国防建设、系统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做出的重大部署。
现代创新过程具有互动性和系统性，尤其是信息技术兴起为不同形式的知识交流构建了共享平台，实践中各种创新集群模式是国家创新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拟聚焦于军民融合“知识发展”主题，从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学术一隅对军民知识融合问题进行历史性梳理，对新全球化时代的军民知识融合和面临挑战进行反思，并对面向未来如何构建以“总体安全观”为基旨的军民知识融合创新集群提出政策性建议。
军民融合：理论与动态
军民之间的分隔和融合问题一直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领域学者关注的重要主题。19世纪的社会学家韦伯及涂尔干都关注过战争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他们主要用零碎的军事知识来描述新技术发展如何带来社会和平①。20世纪初，科学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军方以及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及社会结构变迁，比如索罗金（Sorokin）、萨纳姆（Sumner）等人研究了世界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变革的影响。他们认为，战争不仅仅导致政治版图变化，更会导致军民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和融合②。默顿（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则从大众传媒角度考察对战争的解释及辩护如何影响公众意识及行为③。军事领域与市民社会之间交换知识的途径具有多样性，产生的影响具有多元性，社会学家一直尝试在两种社会建制之间找到连接处和平衡点。
20世纪60年代，“军民融合”已经成为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理论的关注点。技术转移理论强调军工技术应该向民用领域拓展其应用，并进而以此推动经济发展，MacDougall（1960）④、Caves（1974）⑤、Findlay（1978）⑥等学者在此领域做了基础性探索。高校参与军民融合的动机和机制也很早受到学界关注，比如Nilo A.Lindgren（1985）认为：一战时期MIT、哈佛等著名研究型大学积极参与美军武器研制任务是出于国家意志，且主要是技术融合⑦。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在《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1994）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军民一体化”概念。所谓军民一体化是指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CTIB）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NTIB）的过程，主要包括军转民（spin—off）和民转军（spin—on）两部分⑧。在此逻辑主线上的代表性成果包括Jacques Gansler（1995）的《國防转型：兵工厂的民主改造》⑨，Maryellen R. Kelley， Todd A. Watkins（1995）的《摆脱困境：国防工业基础改造前景展望》⑩，John M. Treddenick（1996）的《国防经济学：后冷战后的思考》?等。
社会和历史发展实践往往在不同思潮之间找寻均衡点，在两极之间构建发展域，军民融合领域的发展同样如此。与“军民一体化”的实践及理论相对应，国外也一直存在着对“军工复合体”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思潮主要认为，军事过度扩张形成的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大学等军工科研机构等构成的军事复合体在影响着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也会干扰和主导美国的学术自由。相关研究成果如：Gordon Adams（1982）的《国防合同政治学：铁三角》?、Robert W. DeGrasse Jr.（1984）的《军事扩张与经济衰退：美国的军事支出对经济绩效的影响》?、Stuart W. Leslie的《冷战与美国科学：MIT和斯坦福大学的军事—工业和学术复合体》等?。
STS领域的“技术系统论”和“相互建构论”提供了切入军民知识融合的重要理论进路。作为技术系统论的提出者，休斯（Hughes）展示了知识流动的技术协作系统，其中工程技术、经济、政治共同支撑着技术系统。休斯以军事技术为例指出，杀敌的政治目的与诉求会被工程师以自身的技术叙事所转译，同时受到材料成本等经济因素影响。技术系统论克服了宏观与微观叙事的割裂，打开了知识流通渠道，设定了基本的知识沟通原则。技术系统除了把科研本身作为一个重要论域外，还整合了其他社会建制中的实践模式。麦肯奇（MacKenzie）在进行美国导弹精确性的社会研究时也采用技术系统论研究进路?。针对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建构，麦肯奇指出，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绝不是单向影响的线性关系，因为单向决定论实际上就是技术决定论逻辑延伸，其所蕴含着的简单因果观是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简单、片面化理解，甚至会带来对整个技术发展的误读?。 沃尔克（Walker， 1988）等人关注了军民融合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多样性?；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分析了技术研发中，军民争取经费方式的差异性?，杨毅夫（Jean-Yves）、罗斯（Ross， 2015）关注了军民文化的冲突与共建?，马钱特（Marchant）等人关注了无人军用机给社会所带来的风险?，诺曼（Noorman）等分析了军用机器人与民用机器人相互转化的道德问题。军民之间的互动实践具有历史性，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研究表明科研机构和民用工业参与军民融合的重点和方向并非一成不变。比如Daniel J. Kevles（1978）经过研究指出，与二战时期相比，冷战时期研究型大学参与军事研究的重点已从应用性研究调整为基础性研究。
总体而言，我国军民融合理论上整体还处于探讨和形成共识阶段，实践上还处于初步融合到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实践尚存有不少空白点。为何要进行军民“融合”？军民融合包括哪些内容？如何进行军民“融合”？对这些根本性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并做出学术回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也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STS领域已有研究对军民两个领域技术多样性、研发模式差异、文化及道德冲突等进行了不少探索，但关于知识差异对军民融合的影响以及知识在军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问题成果尚不多见。
军民融合：何为与为何？
“军民融合”伴随着战争和平更迭、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形态。本世纪初（2003年）以来，“军民融合”才逐渐在国内被使用，并在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得以体现和强调。在此之前，中文文献有“军民结合”“军民兼容”“寓军于民”以及“军民一体化”等相关概念。
何为“军民融合”？1950年，毛泽东提出“军民结合”；1980年，邓小平提出“军民结合”16字方针；1990年，江澤民提出“寓军于民”战略思想；2000年，胡锦涛提出“军民融合”重要思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2017年6月20日，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把军民融合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的时代要求。理解“军民融合”要注意区分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深刻把握军民融合中“军”和“民”的丰富内涵。对“军”和“民”的区分，并非仅仅是基于主体意义上的区分，也并非指作为建设主体的“军队与民众”，而是指“军用与民用”：“军”在我国主要指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可简称为国防建设，“民”主要指是经济社会发展，也可称之为经济建设。
第二，要抓住军民融合的关键要素：“融合”。“融合”既不是彼此简单叠加，也不是机械式捆绑，而是国防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过程。“融合”的过程既是由“分”到“合”的转型过程，还是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更是由“破”到“立”的跃升过程。这一过程需要通过科学机制体现其本质关系和客观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在“融”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突破。军民融合要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
第三，要对军民融合有整体性、全局性认知。军民融合是多领域的全方位融合；军民融合内容广泛，既包括“人”和“技术”的融合又包括“知识”“标准”与“体制”等的融合。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军民两用技术、产业、标准和机制的融合式发展已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促进知识产业化的《贝赫—多尔法案》，调整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系，激发了大学科研市场化热情，也是高校参与军工科研的一个里程碑，促进了军民科研体制的融合。技术转移和技术应用具有“报酬递增”效应，“报酬递增”概念可以用来解释社会资源和国防资源融合过程中应当不断加强交流和合作的原因（Arthur， W.B.， 1988）。在美国，后备军官训练团为军队培养了大批后备军事人才，Davis和James V.（2010）对后备军官训练团与军官学校学员在培养成本、训练内容和军事领导力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比较，研究发现，美军通过后备军官训练计划吸引、选拔高素质人才补充到军官队伍的做法也非常成功。
为何实施“军民融合战略”？军民融合战略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从大国到强国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的结构性统一也在推动着新时期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实施的更深认识。实施军民融合战略的必要性及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军民融合是从大国向强国跃升的战略抉择。冷战结束后美国、英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军费占GDP的比例保持在2%～4%之间，中国军费在GDP中的比例低于1.5%，大国崛起既要维持经济与社会发展，又要保持军事发展，通常会面临资源统筹的两难选择。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综合实力不断跃升，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外部压力越大，面临内部矛盾会越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兼顾发展和安全，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又遵循现代国防经济规律，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同发展。
第二，军民融合是提升国防治理能力的战略谋划。军民融合有利于我国从模仿跟随式发展走向创新引领式发展，在世界军事斗争舞台上赢得战略主动。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国防已经成为科技、知识、资源、人才高度密集，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复杂系统。只有军民融合，才能在世界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更好地凝聚国家和社会力量，有效构建国防建设体系，推进国防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技术史的视角来看，新技术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会在民用和军事领域同时引发巨大变革。军事大国围绕军民融合创新展开的激烈竞争，实质是对未来50年军事主导权、国力以及全球秩序的争夺，背后隐藏着理念、文化、机制和模式竞争。未来的世界秩序主导者应当在体制政策上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更具变革和创新力；应当通过军民融合发展凝聚国家意志和社会力量；通过孵化颠覆性军事知识和技术创新引领未来潮流。
第三，军民融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布局。莱维斯（Lewis， 1954）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异质性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推动二元结构转化为一元结构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国防产品在生产和使用时通常没有经过市场交换环节，容易形成“公地悲剧”。进行“社会”和“国防”融合有利于解决“公地悲剧”，实现“报酬递增”以布坎南（Buchanan， 1962）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也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公务人员必然会倾向于扩大政府支出，将国防部门中公共财产通过和私人部门结合以提高公共资金的效率。国防系统与民间系统是个二元结构，目前运行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隔裂，强化“军”“民”互补优势，推动“军”“民”二元结构向“军民深度融合”格局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军民融合战略是新常态下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颁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战略，强调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位置，为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任务提供引擎；强调军地双方共下一盘棋，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实施军民融合战略有助于打破“二元結构”，有利于“军”“民”优势互补，实现效率提升。
军民知识融合：历史演变与当代特征
军民互动：工业社会早期的知识流动。工业革命开启了科学技术知识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科学是理解自然规律的理念形式，技术是干预自然、控制未来之实践。科技进步不断推动着军事领域的发展，从而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知识本身并不具备“军”或“民”的先天属性。军事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知识共享和知识流动在现代社会早期比较普遍。16世纪的数学家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就努力把力学和几何学的知识运用到军事领域。伯恩追求理论知识的军事价值不仅仅是出于实践兴趣，更是为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早期科技知识与军事领域关联的基本方式具有自发性特征，军事需要促使学院科学时代的科学家们投入到军事技术知识的研究中；军事领域的实践性，也满足了科学技术塑造世界的实践旨趣，检验了知识确定性。
除了知识创造者主动投身于军事研究外，军方通常也会主动顺应民间科技发展趋势，积极吸收技术成果。技术在军民知识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18世纪工业革命中的铁路、蒸汽船等民用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生活，也都被军事技术所借鉴，彻底改变了战争形式。
“军民一体化”：高度现代性阶段的知识与社会整合。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性特征，是现代化过程中制度、文化、认识等诸层面矛盾和冲突的交汇。作为理解现代社会兴起的重要框架，现代性构成解读军民融合的“理论场域”。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军事技术构成现代社会基本构架，军事技术也是塑造大众文化的重要力量，不仅单纯的理性逻辑，技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等都在战争中得到体现。米尔斯（Mills）曾经指出，军事行动中所带有的绝对的纪律性、合理性是技术理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集中体现，而大众接受了技术理性逻辑就会导致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
二战以来，军民一体化思潮下的技术研发活动日益频繁，并成长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领域，军与民之间的知识互动进入新阶段。温纳（Winner）指出，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方式，出于某种目的而研发的技术，也必将会给适应这种技术的社会生活带来同样目的。冷战期间，大量技术研发力量向军事倾斜，军事规范对大众产生了重要影响。军民之间知识的交换与互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层面的合作与研讨，还进一步保有对社会规范、文化、价值以及伦理等内容进行重构的趋势。在此阶段，更多的社会主体和力量参与到非战争时期技术研发中，围绕技术研发经费、机制和目标等问题，军民之间会进行博弈和商谈。
冷战思维长时期影响着西方世界，社会民防工程是该时期军民知识融合的范例。福柯洞察了军事现代性对民众的规训作用。他认为，民间进行的军事训练以及对军事技术的使用对公民是一种从心灵到身体的规训，公民接受了大量战争知识教育，产业界也被这种社会规制所影响。这一阶段的军民知识融合逐渐偏离了两类知识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初衷，演变为一方主导另一方、同化对方的“单向度融合”。
军民融合：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跨界交换。14世纪开始至麦哲伦环球航行结束的地理大发现增加了各种文明相互摩擦、碰撞、借鉴、交流和融合的机会，开启了持续到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伴随着国际交流与互动的日趋密切和频繁，一个国家所处的世界环境与国际关系变得空前复杂，不同世界性因素涌入催生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20世纪90年代，全球进入了后冷战时代，跨界的全球性知识交换成为主要趋势。基于民间知识具有的自由跨界交换的开放及融通性，军事领域积极寻求民间知识供给，以适应世界主义潮流。德国学者贝克认为，后民族时代的战争集中体现了技术知识寻求全球化的特点。全球性风险导致的旧秩序解体以及高新技术带来的跨界风险均表明单方行动主体所具备的知识无法应对社会结构转型。
军事全球化同样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军事控制和打击能力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甚至外层空间；核武器使全球笼罩在风险之中，全球化进程中的军事实践必须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知识与文化冲突、融合甚至消亡的问题。全球化潮流下的知识交换通常暗含着一种无标准的、实用主义的技术观。因战争或非战争目的而进行的军民知识融通，是否真得改变了现代性的技术逻辑呢？拉图尔（Latour）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各种知识交融所产生的非自然杂合体，没有解决欧洲危机时代、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社会问题。乔纳斯（Joas）也对军事行动中所包含的技术现代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大众知识对现代性社会的塑造力量远没有以军事研发所代表的权力知识的塑造力强大。 西方学者所论说的风险全球化视角为军民融合理论提供了成长契机。从军民融合角度看，技术社会史可以从战争危机管理角度重新改写。部落产生、城市设置以及今天的大型工程建造，都是在寻求面向战争风险的军民融合平衡点。技术实践本身承载的民用便利性与军事可靠性的二元矛盾目标设置对社会建制、社会动员以及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进一步挑战。
在经历了初步融合期、军事技术主导期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领域的多主体融合已经成为主要趋势。在军事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面对战争不确定性、统合军民关系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安全局势呼吁一种非军方的风险管理机制。英美安全信息委员会（BASIC）将这种民间危机管理机制定义为可以应对暴力危机的非军方接入机制。欧盟在2013军民安全改革中，使用了从军方安全部门到国民安全部门的跨部门协作政策工具CCM和SSR，在SSR政策集中，明确提出民众对于安全部门的控制力。这种改革明确表达了公众参与军方事务的正当性，预示着单方主导的知识融合模式之终结。
军民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不同知识集群“混搭式创新”
产业集群中最普遍的知识流动发生在企业间合作。企业之间进行项目研发或技术合作时，通过研究人员和知识存量的相互补充与交流，能够为合作企业带来知识累积，形成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在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中，军工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品上相关度高，军工企业一般规模大、资金足、技术积累雄厚，而民营企业在一些新兴技术上更有优势，二者通过项目进行合作、互动学习，完成知识、技术的溢出与共享。
以“总体安全观”指引军民融合新方向。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总体安全观”。“总体安全观”对军民融合战略具有极为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确立了军民融合的根本性方向。如果仅仅把军事领域的知识理解为保家卫国、针对外敌，就窄化了军事技术知识内涵。从军民融合的社会史可以看出，军方知识从来不是只在外部起作用，而是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内部。坚持内部、外部安全的同一，是军民融合的契机。只有重视内部，大众知识才有主导地位；“内外同一”的总体安全观也为大众知识向国防知识转化指明了方向。
其次，把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要素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中，明确了军民融合的领域和范围。仅仅把技术研发作为知识融合领域远远不够，知识不仅仅包括科技知识，还包括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等。文化、社会安全不能单靠军方保证，还应当把参与者扩充到民众，建立多层次的安全主体参与体系。讨论军民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政治和军事精英团体之间的关系，例如，政府重大军民融合决策，或者是军方高级研究机构的知识建构过程。但是从决策民主要求来看，一般大众应该在军民融合的决策中取得更高地位。因此，安全体系保障范围的扩大要求军民知识融合范围也随之扩大。
最后，“打造命运共同体”彰显了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责任与担当。总体安全观所提出的多维度、多主体安全体系，为军民融合开启了新维度。军地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体现为维和、军事基地维持等具体问题。“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表达了知识群论观点，对于多国关系来说，安全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合作性；对于跨边界军地关系来说，安全是文化与社会上的交融与碰撞。例如遵循统一规制的军队如何与不同习俗的地方民众合作，既是维护安全的过程，也是重新定义军地安全的过程。
寻找技术标准与非技术标准的均衡域以确定军民融合中的道德遵循。军民协作会面临诸如二者缺乏共同的话语体系、缺乏共同的战略、目标和视野、没有共同的训练和教育背景等问题。知识流动是开放性创新内在要求，我国正进行基于知识流动的军民融合科研模式改革，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军方工业标准进行开放性讨论。不同领域间技术和知识的转化需要以统一标准作依据；从长远看，共同的技术标准将在完成军民融合研发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在军民融合知识沟通方面，标准化研究是一个突破点。单从资源合理配置和技术相互转化角度看，统一标准也非常必要。
除了合理配置资源外，对技术与知识标准的遵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融合性知识建构的可能性与效果。标准不仅指技术标准，还包括非技术行为标准。军民融合的知识标准必须要回应一个问题即：融合性的技术知识创造应当遵循何种设计、甚至道德标准？从工程界来看，一般的民用工程研究的道德标准虽然一直在变化，但其尊重生命、追求人类福祉的基本原则一直被工程界所采纳。在实践中，在具体的研发申请、投入等环节，军民融合的研发如何遵循这些原则，如何评估一个融合性研究的价值，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曼哈顿工程是一个典型的军民协作工程，但由于没有先在的设计道德标准和取得共识的使用规则，对物理学界造成巨大冲击。比如，韦沃（Weave）认为，原子弹不仅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昭示了人性在技术时代的终点，技术将会以自己的知識逻辑取代人的内在逻辑。军民融合的技术知识交流所导致的这种大范围影响，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在此问题上，中国提出的“打造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纲领性意义。
倡导负责任伦理规范以走出军用机器人研发的道德困境。信息技术发展进一步模糊了军用与民用技术之间界限，比如遥控无人军用机技术与民用无人机技术操作差距并不大，相应地，当面杀敌与在国内使用操作面板杀敌的差别之类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战争机器人研发中，如何把自主技术物的军事活动范围限制在对战双方之内、避免平民伤亡是一个典型的知识跨界难题。鉴于机器人特殊性质，民用机器人与军用机器人之间转化十分快速，使得民用与军用界限进一步模糊。在美国，由于战争机器对生命的威胁以及民用机器人被征用可能性，民众已经开始反对军用机器人的研发。
对于致死性自主机器人（Lethal Autonomous Robots， LARs）的讨论不仅是一种单纯技术争论，而且涉及到法律、伦理、政治等内容。在把非军方科研人员纳入到此类致命武器研发中时，科研人员会面临与其所持有的道德规范相冲突的问题。 從军方内部来说，军事专业伦理是较为成熟的伦理论域。关于军事任务的命令、行动，都有专有伦理规则来限制。问题在于，军人职业伦理适用于被军方设计、甚至被民方设计的技术物吗？动机、能动性的伦理概念适用于军用机器人吗？尤其是在军民共同研发时，双方非技术的标准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应该怎么办？如果说军用机器人自主性是一个黑箱，那么纠缠于技术内部有效性与稳定性不应被作为讨论起点。从设计角度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抛开具体技术物来先在地讨论规范与标准。因此，在军民融合知识流动中，基于一种负责任设计和使用伦理原则，让每个利害相关者完全知情，并事先分配责任，不失为一种沟通的基本方式。
确立多元主体参与的“集群”规范以畅通军民融合过程。不论是军方还是民方，在推进持续性创新时，调动多元行动者积极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军民合作之间的资源共享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因素，知识交流网络是创新过程重要平台，创造知识创新、分享与探索机会是推动军民融合重要着力点。并非仅仅军方或民方在建构技术，技术系统中所有要素都在参与技术形塑。技术融合过程中有各方力量参与，充满了不确定性。“群（swarm）”概念可以较好描述军民融合下的知识建构与流动系统，其中每个系统中的行动者就像有共同行动准则的独立个体，既能形成联合体也能进行自组织。试图在军民融合过程中建立唯一的统摄性标准的努力往往很难成功，这种努力在表面上看是在克服技术社会建构中不确定性，实际则是在确立一种干预和妨碍每位行动者参与建构的规则。军民融合的关键不在于步调一致，而在于以融合的姿态完成知识建构的过程，把军民各方参与者看成是一个群，既可以强调独立性，又保证了融合性。
从行动者道德责任分配上讲，保证每个行动者的独立性，就避免了有组织不负责任；从行动者融合角度看，总有一些政治或经济因素充当边界或者警示装置作用，并用这些边界条件来塑造群的形态，就是要求知识行动共同体时刻检查规范，并根据群所受到的外在塑造力来改变群的状态。总体而言，以“群”规范来取代具体的非技术标准，有助于形成易于接受的知识流动规范。所谓的共同性并不是军方或民方对自我的改变，而是在一个更大的协作系统中寻找建构的整体性，并以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为条件，重新塑造和定义融合性知识本身的内涵和目的。
总之，中国正处于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应当加速形成军民深度融合的格局。当然，“融合”因国家而异、因历史而异，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对新时期军民融合战略的全面和系统理解必须置身于世界文明演化历史进程中，必须建立在对全球化演进的宏观把握上，必须脱离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统摄，必须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历史、知识类型、技术根基、产业周期的特定阶段等都是影响军民融合模式的要素，并不存在什么“理想模式和最好实践”，当下中国的“军民融合”要根植于总体安全观大局，要服务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大局，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在军民融合战略落地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深度融合并不等于“过度融合”，要避免“单极化”趋势的统摄。军民融合战略在引领和激发理论创新方面具有巨大空间，蕴含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动能，可以预测，通过破除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封闭隔离，实现资源在两大体系之间流动、共享、整合和优化，推动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必将迎来又一个伟大时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经验转向’时代的技术伦理规约机制及模式研究”以及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高校参与军民融合的模式及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BZX024、Z05；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张正清、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赵瑞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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