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作者推崇晚清西方列强操控下的中国海关,冠之以“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并就此段历史提炼归纳经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积极借鉴英伦管理制度,且重秉公执行,既有内部监督机制,更有中、英及其他西方列强的外部监督,等等。作者所言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只是这些并不足以确保赫德治下的海关与贪腐绝缘,从海关洋员为中国代办参博事务暴露出来的贪污案例,即可窥斑见豹。
　　从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起,赫德治下的大清海关开始为中国代办参加世博会事务。截至1905年,海关共28次承办中国赴海外参展活动,为中国融入世界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功不可没。然而,海关“洋员”代办参博展品,总离不了殖民主义的猎奇心态,每每不惜展示华族陋习,以取悦西方游客,令中国人大丢其脸。参展华商更因为办博的海关洋员上下其手、倾轧盘剥、中饱私囊,成为双重的受害者。
　　一般而言,弱势小群体的哀情很难声闻天下。所幸步入20世纪,中国新兴媒体渐起。1904年,刚刚创刊的《东方杂志》高度关注此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之中国利益,及时披露了其间的贪腐问题。为改善义和团运动后的政府形象,清朝对那届世博会予以空前重视,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170万之多。较之往昔清朝用数万两银子委托海关代办参博活动,此次经费相当阔绰。然而,这回中国参展商的费用竟是一律自理,而以往都在公款开销之列。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而参展物品并无多大变化。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经此曝光,全国震动,清廷对于海关代办世博始起戒惧心理。接下来的1905年列日世博会,大清出使比利时钦差大臣杨兆鋆受命为中国参博大臣,加强了对参博海关洋员的监管。很快,杨兆鋆发现了种种问题。海关洋员阿理嗣经手建造中国场馆,耗银6万两,理应很富余了,阿理嗣却说缺乏经费。备受海关洋员欺凌的参博华商联名上书外务部,要求撤换洋员阿理嗣。华商周懋功的上书,历数阿理嗣的四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滥耗公帑,潜台词不言而喻。
　　不仅在世博会场的海关洋员,在华的海关洋员代办参博事务也难逃贪腐的干系。杨兆鋆让海关代购一些木质桌椅,以作世博会中国馆的陈设,待货物运到,尽是劣质产品。海关洋员的“猫腻”,昭然若揭。
　　正是在杨兆鋆的推动下,清廷终结了海关代办中国参博权,此后改由商务部和外务部联合酌核办理。对此,不能完全归罪于属下的胡作非为,赫德亦难辞其咎。面对杨兆鋆指摘阿理嗣的不当行为,赫德百般维护。虽未发现赫德从中渔利的有力证据,但是海关代办中国参博期间,他一直对外宣称是个人掏腰包替中国办理参博事务,这与实情不符。
　　事实上,赫德并未能把高尚坚持到底。他确曾一度坚持原则,严把雇员的进口关;但随着个人地位的巩固,他也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将其弟、妻弟、外甥等一帮亲友安插在海关“当差”。1908年,赫德离职回国休假,仍指派他的妻弟裴式楷代理总税务司一职。
　　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晚清帝国日落西山,政治急骤失序,贪腐文化盛行。西方人受雇于大清,在输入一套先进管理制度的同时,并非一点都不看重自身利益。在晚清这口大染缸里,赫德等人怎能独善其身、自始至终抑制私欲?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
　　(作者系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