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日下午，杜平先生的新作《现代中国的面孔》一书在新加坡义安文化中心举行新书发布会。在《华人世界》记者采访他并以“教授”头衔称呼他时，他直截了当地说：“那个东西是虚的，名不副实，我的名字才是实的。”他说：“你的同事把我当智囊，我立即觉得自己轻飘飘的。不怕比，跟别人一比就有这种无分量的感觉。”温和谦虚的杜平接受了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就海外华人智囊团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
　　
　　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
　　
　　《华人世界》：首先祝贺您的新书《现代中国的面孔》出版发行，请您谈谈海外华人智囊团的类型和文化构成。
　　杜平：我感觉到海外华人智囊团跟境内大致上差不多，主要是政策研究和咨询，一般机构也大同小异。只不过在海外，体制内外都有这样的人才，而境内忽视体制外这一部分。民意咨询也是一种，体制外的学者应该成为智囊团人物。这样的人观点比较独立，旁观者有时候更清楚，以不同于当局者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和观察，为政府多提供一双眼睛和大脑。当然还有重要的媒体。媒体有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虽然严格意义上不是智囊。媒体的重要性甚至大过智囊，因为它能够影响智囊人物。
　　《华人世界》：海外华人智囊团参与当地政府、机构、企业决策的程度与影响力有多大?
　　杜平：海外公(政府)、私(企业)部门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必然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包括机构内部和外部的，有时候不一定都是专家，其他领域也有代表参加决策的酝酿过程。
　　
　　中国智囊团越来越专业化
　　
　　《华人世界》：作为不同意识形态、海外媒体如何看待中国智党机构对决笼的影响力?
　　杜平：海外媒体对这个问题涉及不多，因为智囊都在背后，看不到，外界只能从决策上判断智囊的作用如何。我的感觉是，中国决策过程越来越专业化，专家学者的作用在提升。单一人才的参与、单一线条的思维，还有一厢情愿的决策意图，主观上要凸显个人意志的模式，这样的事情还是有很多，只不過比过去要少一些。
　　智囊不是决策者，但必须比决策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关键的是，思想更自由。
　　《华人世界》：新加坡等许多海外华人智囊机构经常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这对中国智囊机构意味着什么?
　　杜平：据我所知，中国有不少部门都邀请发达国家的某方面专家参与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国智囊发展空间当然会越来越大，中国政治和社会将逐步走向民主化，决策模式当然也会更加民主，这就对智囊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若要真正发挥智囊的作用，首先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必须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独立见解，不惟上，不惟书，少考虑个人得失。
　　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发展经济等方面拥有一批高素质的经济专才，不仅准确把握本国国情，而且还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科学论证，科学建言。中国在这方面的智囊团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专家学者必须有意识地维护学术人格的完整性，政府官员必须尊重他们的学术人格。
　　
　　海外智囊团理论影响深远
　　
　　《华人世界》：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中国智囊团应在国际事务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何种作用?目前差距在哪儿?
　　杜平：中国智囊的地位和作用与国家的地位和实力是相对称的。中国要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维护与重新塑造，就必须有更多智囊人物走进国际体系和国际机构中。过去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知道海牙国际法庭有中国法学家当法官，那时候感觉很荣耀，现在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在国际贸易、裁军谈判、防止核武器扩散等等方面，都有中国的专家在参与。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智囊除了要有专家型的，更要有思想型的。我喜欢国际关系，发现当代国际外交和战略的各种理论，都是欧美人提出的，尤其以美国人居多。
　　《华人世界》：海外华人众多，精英荟萃，您认为这些智囊精英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祖国作贡献?
　　杜平：海外精英分子未必都适合扮演智囊角色，但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最基本的。远距离观察中国，有时候会显得隔靴搔痒或者比较理想化，但好处是，由于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是是非非，所以可以“清心寡欲”，可以一门心思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进行冷静、客观的思考。
　　另一方面，在国外的人时刻都会用自己所处的社会来对比中国社会，在比较之中往往能够把问题看得很透彻，容易发现中国社会的问题之所在。所以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都比较切中要害。当然有时候也会偏激，对一些不好听的话，境内的人不要介意。只要是善意的，中肯的，有用的，就应该多听听，至少可以作为决策时的参考。
　　(本刊记者王颖娜、陈超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