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王秀梅的女作家，用这三个让人闭着眼睛都摸得出的简单汉字行走于江湖14年，四百余万字，作品令人咂舌地丰硕。对于女性命运与困境的长期关注，铸成她历时五年的泣血之作《血红雪白》，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战争题材的《一九三八年的铁》以其山河岁月的历史感，承载了这位女作家更为宽广的生命宽度。
　　童年的忧郁岁月：
　　女性的困兽之斗
　　电话那端的王秀梅，刚从烟台一个叫邱家村的地方回来，那是她名义上的老家，之所以说是名义上，是因为她断然否认记者关于“每一个莫言都有一个高密”的臆测。她说她没有“故乡”情结。
　　事实上，8岁之前，她都在一个叫鲍家泊的村庄度过，两岁时她就被送到外婆家，闯关东的大舅有一个偏执狭隘的婆娘，每当大舅妈的娘家兄弟跑到家里，在缸沿上“霍霍”磨菜刀，外婆就在门后抱着她瑟瑟发抖……
　　8岁，她回到陌生的父母家中。不得不先说说她的父亲。这个性格暴戾的男人对她的性格形成，进而从事文学影响深远——
　　“小时候我挨过很多揍，父亲动用的那些用农具临时充当的武器，城里的孩子闻所未闻。而母亲，永远是冷漠地站在一边的女人。现在，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残忍，这段经历让我敏感、悲观、绝望，这些正是一个小说家必须有的。”
　　一个作家的气质往往可以从童年去追根溯源。王秀梅笔下的女性世界里很少有温情，生存的困境常常会以困兽之斗的惨烈方式来进行，《血红雪白》中的美丽女知青张慧和王小雅，因为被当地农民诱骗生下孩子，不得不留在农村，龌龊的丈夫和落后的生存环境满足不了她们的精神需求，两个人陷在丑陋的现实中不得挣脱，最后一个以死抗争，一个自甘堕落，都毁灭了自己。《内幕》中的朱小青则用五年的时间精心策划杀死了玷污她清白的男演员。
　　女性在命运的困境当中，四面碰壁，备受伤害，没有出路。这几乎构成了早期王秀梅在女性写作的全部落脚点。
　　思念一个从未谋面的贼
　　王秀梅曾经反复阅读过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的《第二性》，深深为她看待女性问题的冷静和智慧所折服，这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笔下的女性，在《血红雪白》的结尾她这样反省：“面对命运、磨难和孤独，我们的回答是生活。”
　　她曾经长久思念一个从未谋面的贼——某一日在她带儿子钢镚从商场五楼电影院出来时，发现车子被人撬开过，偷走了一对蓝牙耳机。他是不是《陈北坡的火车》中小龙那样的贼，一个瘦棱棱的小家伙，戴着偷来的蓝牙耳机，听小鱼唱过的那些关于流浪的歌？是某一类人那共有的流浪感令她如此。当然，这种流浪的滋味，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我希望永远有蓬勃的流泪的冲动，让我去写这样的人，目睹或想象在他们命运中发生的故事。”
　　王秀梅小说不乏现实关怀，只不过，她的艺术自觉和审美趣味，决定了她进入现实生活的通道，有点幽暗，却又有着难以察觉的执拗和敏锐。
　　也曾决心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严肃的文学之路，一条腿走轻松的大众化娱乐——2005年，她甚至出版了《猫灵》等三部恐怖小说，但那些都成为她羞于启齿的“文学失足”。如今回望，王秀梅的主要作品还是在追求那种“形而上”的东西，她力求在每一部作品里都展现一种智慧、一种才华，所谓“智性写作”。
　　1938年的铁：
　　大时代的女性悲歌
　　1938年，很多事情发生。国事，家事；生死，爱恨，情仇。日军侵略占领了胶东半岛的一个小镇，为抵御外侮，农民、艺人、铁匠、拳师、乡绅、土匪，他们站在一起，土法造雷造枪，与小镇共存亡。
　　这个在小说《一九三八年的铁》中叫做风波镇的地方，是王秀梅童年生活过的外婆家。第一次听外祖母讲日本人，讲打仗，王秀梅年纪还小。外婆讲着讲着，就会变成了小说中的样子：瘦弱的身体蜷成球状，两条腿以奇怪的姿势折叠成一把剪刀。她重复着那些往事——日本人在镇上高高地修起了炮楼，他们把王秀梅三岁的母亲抱到炮楼里玩耍，令全家人惊惧万分。幸运的是，最终母亲被平安送回；日本人频繁扫荡，外婆抱着母亲往大山中奔逃，中途掉队，只好跳进一口枯井中。随后落下另外一些人，纷乱地踩踏着她的头顶。
　　外婆晚年一直住在王秀梅父母家中，初中寄宿时，每周回家外婆都要重复那些陈年往事，这成为她对那场战争的最初记忆和架构。
　　女性作家中，王安忆写《长恨歌》，写《天香》，写《众声喧哗》，历史感和文化感兼而有之，那种散金碎玉，堆锦叠绣，让人常忆起张爱玲写《倾城之恋》，写《金锁记》，写《十八春》。较之她喜爱的这两位女作家，王秀梅缺少的不是对生活，对人的深度理解，而是稍嫌缺少历史感，较之小说《樱桃》中，女主人公爱上一个重伤的地下党，为了完成他的心愿被乱枪打死的故事，《一九三八年的铁》无疑是一种更有张力的探索。
　　小说中的风波镇，如今生活着王秀梅的两个姐妹。她时常会在那里逗留。走在街道上，努力辨认和寻找着当年的痕迹。它已经不仅仅承载了王秀梅对于女性命运困境的思考，还有山河岁月的历史感，更为宽广的生命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