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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嘉（1899-1995），字燕秋，海南文昌人，1948年定居苏州，毕生致力于书法事业，是我国现代书法史上成就卓著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
祝嘉先生定居于苏州的近半个世纪，为苏州的书法艺术、书法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16年6月16日下午，笔者满怀敬仰之情，走访了祝嘉书学院院长叶叙玄先生（祝嘉女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祝嘉书学院院长）以及祝老的女儿祝雅，一代宗师祝嘉先生的形象又一次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书香门第，出世即结书法缘
1899年3月，祝嘉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市清澜镇溪田村，名朝会，其父宝斋公，讳声璞。同年，我国安阳出土甲骨文。因此，祝嘉先生刻有“龟甲出土吾堕地”一印常用于书法作品上，以示与文字、书法之缘。
祝嘉先生的父亲是当地广文小学的校长，爱好书画，每有所得必张于四壁，欣赏，临摹。先生常侍于左右，耳濡目染，因此从小对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6年至1920年，祝嘉以优秀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广东一中），师从胡仁陔先生学习古文、诗词、书法。这一时期，先生大字临《郭家庙碑》，小字学赵子昂《洛神赋》。
拙诚刚正，著作等身成大家
祝嘉先生一生著作等身。1935年出版了首部著作《书学》。1941年，因查阅书学史，寻遍目录仅发现日译本《中国书道史》，先生感慨之余，遂发愤撰写《书学史》，历时八个月，引用五百多种典籍，完成了二十五万字的《书学史》，填补了国内空白。书稿完成后，深得民国元老、书法大家于右任认可，欣然为之作序。此后，祝嘉先生笔耕不止，一生共撰写书学专著70种计360余万字。作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近代论书法之著作，以祝嘉最为宏富。”
祝嘉先生在书艺上同样造诣深厚，生前系中国书协会员、江苏省书协顾问。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展”赴比利时、法国展出。入展“全国书法篆刻展”、“当代名家展”、“现代国际临书大展”、“全国书法邀请展”等，为各艺术院、博物馆竞相收藏。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祝嘉先生生前最后一部书法论著——《书法罪言》。此书除了发表一些学术见解外，重要内容是批评当代中国书坛出现的种种不良风气。如今读来，这位八十多岁的耿直老人发聋振聩的肺腑之言、逆耳之言犹在耳畔。
定居苏州，教书育人美名扬
祝嘉是1947年随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迁到苏州定居的。他先在社会教育学院任职图博系副教授，讲授图书馆学、目录学、金石学等课程，又兼任学生课外书法活动组导师，既指导书法书写技能，又讲授书学理论知识。他的学生从五六岁的孩童，到七十多岁的老者都有，桃李芬芳。先生退休后，还经常赴全国各地讲学，传播书法理论，弘扬书法文化。
1993年6月，祝嘉书学院在苏州成立，先生任名誉院长。至今，祝嘉书学院一直为苏州的书法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评为苏州市十大“书法名师工作室”。1995年10月1日，祝嘉先生病逝于苏州，但他为苏州所做的贡献定会美名远扬，永世留芳。
祝嘉先生一生著作等身。1935年出版了首部著作《书学》。于右任在该书序言中写道：“王君德亮函示祝嘉所著此书，阅之甚为兴奋；且欲请其于历代草书作家，再为加详，而竟未获讨论之机会，亦憾事也……《书学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详。有志于书道者手此一篇，可免搜检之劳；而于文字改良，谋猷孔多之今日，尤为需要。”此后，祝嘉先生笔耕不止，一生共撰写书学专著70种计360余万字。作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近代论书法之著作，以祝嘉最为宏富。”
祝嘉先生的弟子葛鸿桢（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曾任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先生认为，祝嘉先生于书法，十分重视书写方法与点画的锤炼，与汉魏碑刻、摩崖以及商周铜器铭文的线条质感是颇相吻合的，笔法沉雄，线条古拙，独树一帜。祝老很喜欢写“拙诚”两字。在《祝嘉书法书论》中，刊有一幅篆书《拙诚》，92岁时作，有行书自跋云：“昔人云‘巧诈不如拙诚’，此至言也。余性刚才拙，不知用巧，故深有感焉。”这既是祝先生书法的美审取向，又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祝嘉先生生前最后一部书法论著——《书法罪言》。此书包括“逆耳集”“书法管窥”“书法罪言”三个部分。其中除了发表一些学术见解外，重要内容是批评当代中国书坛出现的种种不良风气。面对书法热潮中夹杂的歪风邪气，许多书法名家、书协领导保持沉默，而这位八十多岁的耿直老人发聋振聩的肺腑之言、逆耳之言犹在耳畔。
祝嘉先生一生撰写书学专著70种，360余万字，涵盖书法史论、教育、疏证、批评等领域。在书法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祝嘉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而且大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后学有很大指导意义。也因此，先生被誉为二十世纪书学史上最重要的书法教育家之一。笔者遍阅《祝嘉书学论丛》《书法三要》《怎样写字》等著作，结合对叶叙玄先生的采访，择其五个要点予以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碑帖相融
1921年至1927年，祝嘉先生回海南家乡当小学教师、校长。教学之余始学治印。期间仍常练字，以唐碑为主，有时也喜欢学习清代书法家何绍基，但经常感叹笔性不好，学无长进。1928年至1931年间，祝嘉先生与其弟漂泊马来半岛及新加坡之间。1930年起在新加坡育英学校执教两年，其时受同事张叔仁影响，重新奠定了他学书的信心。张先生师从康有为学北碑，于《郑文公》造诣尤高，鼓励祝嘉先生研究执笔方法，多临碑帖、多读书。此后先生开始接触及研究包世臣《艺舟双楫》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书法碑学理论对碑学研究有突出的贡献。
尽管祝嘉先生在碑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但他并不否认帖学的重要性。在《怎样写字》一书中回答“碑学帖学究竟谁优谁劣呢？”时指出：“除了甲骨钟鼎文字外，学小篆学隶学楷一定是离不了碑学的……但已得古人笔意了，然后再来学帖，当然不妨了。”先生本人对于《兰亭序》《圣教序》之类的名帖也是爱不释手，据叶叙玄先生所述，先生临《兰亭序》不下千通。因此，对于碑学、帖学，祝嘉先生的主张是“碑帖相融”。这种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的治学风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全身力到
在祝嘉先生的书法教育理论中，“全身力到”论也广为人知。
祝嘉的“全身力到”论系统总结了古人零星的实践经验，他在教学时反复强调笔抓紧、抓低，全身力到。他的著作中提及：“玩古碑上字，常觉其‘笔力惊绝’，这是抓笔的问题。笔抓紧，则力劲，笔抓低，则力沉。”在日常临习过程中，祝嘉身体力行，从坐姿、执笔、运笔中，练就了书法习作的独特功夫，形成了书法作品的苍古雄浑。
叶叙玄先生回忆“先生在教学时告诉学生，为了能让全身的力度传达到笔端，第一步应先安两足，脊背挺直。悬臂，使筋骨通畅，力易达毫端。即使右手执笔，左手也应踞案出力，两脚出力，肩背出力，使得全身之力聚集笔端。笔悬空，笔锋容易中正。腕悬空，以逆势入纸，自然能达到涩进的效果，能涩则步步停顿。笔画既长而实短，以短画连成长画，则强弩到末力终不减。”
1985年祝嘉返乡省亲讲学，《海南日报》记者戴文曾亲眼看见先生挥毫展墨的神采：“先生所倡全身力到论，令人印象深刻。先生讲，落笔要有如老鹰扑小鸡，一笔下去，力到尽显。”
祝嘉的“全身力到”论，一直贯穿于他的书法基础理论始终，先后有《全身力到论》《还要谈全身力到》等专门论述。
三、古胜于今
祝嘉先生认为：以现在的甲骨文钟鼎书推之，书法之产生，当在有史之前，所以书法之于商周时代，已很完备，也就可以知道其历史之悠久。古文大篆到了商周时代就已登峰造极，后人若再作大篆，则必不如商周。到了秦代，一变而为小篆，绝不依傍大篆门户，古既没有，当然没有比它高的。到了汉代又从小篆变化而成隶书，所以又独绝千古。六朝的楷书是从隶书来的，所以也是后无来者。到了唐以后的楷书，则专模仿六朝，所以不及六朝。继之宋则学唐，元明又学宋，清又学明，所以每况愈下，甚至有学当代的，那更不必问了。所以，学书古胜于今，如果于流行书风之外回归传统，那么，寻根溯源之后才能别开生面。
祝老“古胜于今”的思想并不否认代代书家的创新追求与个性发展，只是倡导初学书法时，一定要先老老实实从临摹古帖、临摹经典名帖开始，继而研究结构、章法，千万不要根基未立就崇尚流行书风、追求所谓个性，这种虚浮的思想是极其有害的。
四、博习专精
祝嘉先生把“博习专精”作为临书的要诀，一生贯之。先生初治书学，便精勤无比，采用的是“临碑倦了又读，读倦了又去临碑”（《书学·自序》）的方法，临书不满百通，不算学过。藏碑百余种，至少临过百通以上，多者临几百通至近千通。祝先生又自述：“其实我所临过的，自商周到明清，各个朝代都有，数在百五十种上。包括篆、隶、楷、行、章草、今草各种字体。其中有记得所临回数的，到目前为止，临百回上的有九十多种，临二百回、三、四百回、至六、七百回的也有二十多种。”有的书家认为，书专学一家或专学一碑一帖更容易出成绩。祝先生则认为：“大大不然！”他拿文学来做比喻：“大概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文学家是读一篇文章或一家文章而成功的。”祝先生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八十岁后仍然每天临写《月仪帖》，或以临写“金文”为晨课，九十岁时，仍悬臂作蝇头小楷，临习不懈。他在《九十初度书怀》一诗中写道：“生来茹苦若山珍，百炼千锤日日新。历尽劫波成好汉，一帆风顺属庸人。”真实地道出了他治学严谨、博习专精的书学主张。
对照当今书坛，不少学书者心浮气躁，或蜻蜓点水，虽临遍名家名帖，可惜都不精熟，以至于根基摇晃，终无成就；或急功近利，五种书体只练一种一帖，以至于作品形虽相似却毫无气质神韵，难成大家。与祝老相比，真应脸红矣！
五、首倡书法进高校
祝嘉曾撰文指出：“我国自古书画并称，以现在观之，书虽不像画效用之大，但书较画之应用为广，亦为美术之一种。现图画已有专校教授，书则仅于中小学有教授，且多不重视，学校当局随便委一教员担任，多没有书学的学识，敷衍时间，即有亦等于无，这实为不可解之事。”祝先生的这番话，一方面大声呼吁书法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应像国画一样进高校，进学府；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书法教学不可只教技能，不学知识，不学理论。这一见解，放之今日仍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书法的传承，不仅仅是书写技能的传授、练习，还包含着知识的学习，理论的研究，文化的浸润，素养的提升，精神的延续。
1943年，在于右任、陈立夫、沈子善、沈尹默等名流的倡议下，重庆成立了抗战时期最大的书法研究团体“中国书学研究会”，同年编辑出版了第一期会刊《书学》杂志。共同的愿景加上主编沈子善先生的诚意邀约，促使祝嘉先生奋笔写出了《论中国书法之高等教育问题》，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讨论书学高等教育问题的论文。同年，他在当时的教育部主办的《读书通讯》杂志上发表《怎样复兴我们的书法》等一系列论文，在书学界、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解放后，还曾致函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教育部长）的郭沫若先生，再次提出复兴书法教育、书法进高校的主张。
一、《书法罪言》何有罪
祝嘉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未出版的著作也还有不少。然而其念念不忘、身前亲自校对，最后出版的一部著作却是《书法罪言》一书。如果说祝老前数十种著作均是以学术为主，而较少掺入个人意气的话，那么，这本200多页的小册子算是一个例外。据祝老自解，“罪言”二字出自《唐书·杜牧传》中“牧自谦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指祝老并无一官半职，却敢于直言。也是祝老的自谦之词，意为书中所言并无什么真知灼见。其实，《罪言》一书中大部分文章语言犀利，褒贬中肯，在当代书坛是绝无仅有的。摘录两段：
“现在不少‘书家’全是捧出来的，不是苦学来的。什么碑帖都未用过苦功，而且唯利是图，满纸江湖气。不论名怎样大，也是站不住脚的。懂得书法的人日多，也就是他们失败之时，可以拭目以待。不幸而言中的时候总会到来的。”
“有些‘书家’，对于‘三通’‘四史’都不知道是什么，真实倒吊起来无点墨，也混入书家之林。古代的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不过是骗一碗饭吃，今日的南郭先生，有些还是各地书协的会长、理事、秘书长、顾问，身居高位，瞎来指挥人家哩！” 祝老一生为人正直，不图名利。从以上所言也可见祝老坦荡之心、直言之口，其正直刚毅就像与他同乡的明代名臣海瑞。这些忠言逆耳不仅对于当时书坛种种不良风气、种种恶俗弊病有着警示作用，而且直至今天，仍应为书学后辈所谨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书家对中国书法的赤诚之心、忧患之心、使命之心溢于言表！著作出版后不久，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周俊杰先生在《书法导报》上发表题为《姑苏无罪言》一文，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出版。
二、书学结缘跨国情
1935年，祝嘉先生在南京“首都新闻检查所”当事务员。这段时期先生致力于写、读。每晚临《张猛龙》二通，用三个多月时间临满二百通。期间，偶然购得一本日本的《书学大道》杂志，读后觉得颇有收获，于是与其主编伊藤东海先生通信，切磋书艺，遂成知交。这个时候正好祝先生的处女作《书学》出版。祝先生将此书寄给伊藤，伊藤读后，即在《书学大道》杂志上发表《读祝嘉先生之<书学>》以及《万里神交》等文，以记其事。之后两人鸿雁交往，将近五十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83年，伊藤东海先生决定来中国探望祝嘉先生，却突发疾病，于是年四月逝世。两位跨国神交书学的老人，始终未能相对晤谈，深感遗憾。伊藤逝世后，他的女儿岗田东华女士，还常与祝老通信，以对父执之礼，殷切问候。可以想见，两位国际学人，正是从书学观念的共识进而产生了深厚的情谊，留给中日两国人民一段书坛佳话。
三、赤诚之心育后辈
祝老一生在书学研究、实践上颇多造树。及至晚年，更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免费设帐，开馆授徒，精心培育书学后辈。
据祝嘉先生的学生张镛回忆：祝嘉虽为一代书学大家，却无大家的架子，相反的，他有一颗纯真的童心。每逢星期天，他的家里就挤满了学书法的孩子。祝老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讲课，纠正他们的执笔、运笔、临帖等种种毛病。每当他们有点滴进步，老人都会喜不自禁地向来访的客人展示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据《中国书画》杂志特约编辑、江苏国画院特聘书法家王鉴伟在《我与祝嘉》一文中回忆：“秋日的午后，祝嘉先生站在课堂上。其时已九十五岁，身形瘦小，说话却如古铜器撞击发出的洪响，极为高亢。”祝老谈碑派书学，“全身力到”“疾涩”……因为他早年四处漂泊，口音混杂，不易听懂，其婿叶叙玄在一旁做翻译。这样大约过了半小时，祝老开笔示范，于是众人都往前聚拢。最廉价的生宣，祝老抓紧毛笔，运笔逆势一挥，纸上“沙沙”作响，现出“宁拙勿巧”四字，雄浑朴拙，苍劲有力。顿时，四周沸腾起来。
祝老整天念叨着要给学生上课，但他的女儿祝雅念及他的身体，总是尽量减少上课安排。祝先生有一套西服，深色的，碰到重大的日子才穿。先生平素不喜应酬，极少外出。这日，居然西装革履，说要出门授课。祝雅女士担心他的身体，便将他的拐杖藏了起来。先生遍寻不着，大声嚷嚷着，手臂挥得老高，很是生气。大家都劝不住，只好许诺马上替他安排授课事宜，这才平息。
祝嘉先生定居于苏州的近半个世纪，为苏州的书法艺术、书法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16年6月16日下午，笔者满怀敬仰之情，走访了祝嘉书学院院长叶叙玄先生（祝嘉女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祝嘉书学院院长）以及祝老的女儿祝雅，一代宗师祝嘉先生的形象又一次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书香门第，出世即结书法缘
1899年3月，祝嘉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市清澜镇溪田村，名朝会，其父宝斋公，讳声璞。同年，我国安阳出土甲骨文。因此，祝嘉先生刻有“龟甲出土吾堕地”一印常用于书法作品上，以示与文字、书法之缘。
祝嘉先生的父亲是当地广文小学的校长，爱好书画，每有所得必张于四壁，欣赏，临摹。先生常侍于左右，耳濡目染，因此从小对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6年至1920年，祝嘉以优秀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广东一中），师从胡仁陔先生学习古文、诗词、书法。这一时期，先生大字临《郭家庙碑》，小字学赵子昂《洛神赋》。
拙诚刚正，著作等身成大家
祝嘉先生一生著作等身。1935年出版了首部著作《书学》。1941年，因查阅书学史，寻遍目录仅发现日译本《中国书道史》，先生感慨之余，遂发愤撰写《书学史》，历时八个月，引用五百多种典籍，完成了二十五万字的《书学史》，填补了国内空白。书稿完成后，深得民国元老、书法大家于右任认可，欣然为之作序。此后，祝嘉先生笔耕不止，一生共撰写书学专著70种计360余万字。作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近代论书法之著作，以祝嘉最为宏富。”
祝嘉先生在书艺上同样造诣深厚，生前系中国书协会员、江苏省书协顾问。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展”赴比利时、法国展出。入展“全国书法篆刻展”、“当代名家展”、“现代国际临书大展”、“全国书法邀请展”等，为各艺术院、博物馆竞相收藏。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祝嘉先生生前最后一部书法论著——《书法罪言》。此书除了发表一些学术见解外，重要内容是批评当代中国书坛出现的种种不良风气。如今读来，这位八十多岁的耿直老人发聋振聩的肺腑之言、逆耳之言犹在耳畔。
定居苏州，教书育人美名扬
祝嘉是1947年随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迁到苏州定居的。他先在社会教育学院任职图博系副教授，讲授图书馆学、目录学、金石学等课程，又兼任学生课外书法活动组导师，既指导书法书写技能，又讲授书学理论知识。他的学生从五六岁的孩童，到七十多岁的老者都有，桃李芬芳。先生退休后，还经常赴全国各地讲学，传播书法理论，弘扬书法文化。
1993年6月，祝嘉书学院在苏州成立，先生任名誉院长。至今，祝嘉书学院一直为苏州的书法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评为苏州市十大“书法名师工作室”。1995年10月1日，祝嘉先生病逝于苏州，但他为苏州所做的贡献定会美名远扬，永世留芳。
祝嘉先生一生著作等身。1935年出版了首部著作《书学》。于右任在该书序言中写道：“王君德亮函示祝嘉所著此书，阅之甚为兴奋；且欲请其于历代草书作家，再为加详，而竟未获讨论之机会，亦憾事也……《书学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详。有志于书道者手此一篇，可免搜检之劳；而于文字改良，谋猷孔多之今日，尤为需要。”此后，祝嘉先生笔耕不止，一生共撰写书学专著70种计360余万字。作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近代论书法之著作，以祝嘉最为宏富。”
祝嘉先生的弟子葛鸿桢（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曾任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先生认为，祝嘉先生于书法，十分重视书写方法与点画的锤炼，与汉魏碑刻、摩崖以及商周铜器铭文的线条质感是颇相吻合的，笔法沉雄，线条古拙，独树一帜。祝老很喜欢写“拙诚”两字。在《祝嘉书法书论》中，刊有一幅篆书《拙诚》，92岁时作，有行书自跋云：“昔人云‘巧诈不如拙诚’，此至言也。余性刚才拙，不知用巧，故深有感焉。”这既是祝先生书法的美审取向，又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祝嘉先生生前最后一部书法论著——《书法罪言》。此书包括“逆耳集”“书法管窥”“书法罪言”三个部分。其中除了发表一些学术见解外，重要内容是批评当代中国书坛出现的种种不良风气。面对书法热潮中夹杂的歪风邪气，许多书法名家、书协领导保持沉默，而这位八十多岁的耿直老人发聋振聩的肺腑之言、逆耳之言犹在耳畔。
祝嘉先生一生撰写书学专著70种，360余万字，涵盖书法史论、教育、疏证、批评等领域。在书法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祝嘉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而且大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后学有很大指导意义。也因此，先生被誉为二十世纪书学史上最重要的书法教育家之一。笔者遍阅《祝嘉书学论丛》《书法三要》《怎样写字》等著作，结合对叶叙玄先生的采访，择其五个要点予以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碑帖相融
1921年至1927年，祝嘉先生回海南家乡当小学教师、校长。教学之余始学治印。期间仍常练字，以唐碑为主，有时也喜欢学习清代书法家何绍基，但经常感叹笔性不好，学无长进。1928年至1931年间，祝嘉先生与其弟漂泊马来半岛及新加坡之间。1930年起在新加坡育英学校执教两年，其时受同事张叔仁影响，重新奠定了他学书的信心。张先生师从康有为学北碑，于《郑文公》造诣尤高，鼓励祝嘉先生研究执笔方法，多临碑帖、多读书。此后先生开始接触及研究包世臣《艺舟双楫》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书法碑学理论对碑学研究有突出的贡献。
尽管祝嘉先生在碑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但他并不否认帖学的重要性。在《怎样写字》一书中回答“碑学帖学究竟谁优谁劣呢？”时指出：“除了甲骨钟鼎文字外，学小篆学隶学楷一定是离不了碑学的……但已得古人笔意了，然后再来学帖，当然不妨了。”先生本人对于《兰亭序》《圣教序》之类的名帖也是爱不释手，据叶叙玄先生所述，先生临《兰亭序》不下千通。因此，对于碑学、帖学，祝嘉先生的主张是“碑帖相融”。这种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的治学风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全身力到
在祝嘉先生的书法教育理论中，“全身力到”论也广为人知。
祝嘉的“全身力到”论系统总结了古人零星的实践经验，他在教学时反复强调笔抓紧、抓低，全身力到。他的著作中提及：“玩古碑上字，常觉其‘笔力惊绝’，这是抓笔的问题。笔抓紧，则力劲，笔抓低，则力沉。”在日常临习过程中，祝嘉身体力行，从坐姿、执笔、运笔中，练就了书法习作的独特功夫，形成了书法作品的苍古雄浑。
叶叙玄先生回忆“先生在教学时告诉学生，为了能让全身的力度传达到笔端，第一步应先安两足，脊背挺直。悬臂，使筋骨通畅，力易达毫端。即使右手执笔，左手也应踞案出力，两脚出力，肩背出力，使得全身之力聚集笔端。笔悬空，笔锋容易中正。腕悬空，以逆势入纸，自然能达到涩进的效果，能涩则步步停顿。笔画既长而实短，以短画连成长画，则强弩到末力终不减。”
1985年祝嘉返乡省亲讲学，《海南日报》记者戴文曾亲眼看见先生挥毫展墨的神采：“先生所倡全身力到论，令人印象深刻。先生讲，落笔要有如老鹰扑小鸡，一笔下去，力到尽显。”
祝嘉的“全身力到”论，一直贯穿于他的书法基础理论始终，先后有《全身力到论》《还要谈全身力到》等专门论述。
三、古胜于今
祝嘉先生认为：以现在的甲骨文钟鼎书推之，书法之产生，当在有史之前，所以书法之于商周时代，已很完备，也就可以知道其历史之悠久。古文大篆到了商周时代就已登峰造极，后人若再作大篆，则必不如商周。到了秦代，一变而为小篆，绝不依傍大篆门户，古既没有，当然没有比它高的。到了汉代又从小篆变化而成隶书，所以又独绝千古。六朝的楷书是从隶书来的，所以也是后无来者。到了唐以后的楷书，则专模仿六朝，所以不及六朝。继之宋则学唐，元明又学宋，清又学明，所以每况愈下，甚至有学当代的，那更不必问了。所以，学书古胜于今，如果于流行书风之外回归传统，那么，寻根溯源之后才能别开生面。
祝老“古胜于今”的思想并不否认代代书家的创新追求与个性发展，只是倡导初学书法时，一定要先老老实实从临摹古帖、临摹经典名帖开始，继而研究结构、章法，千万不要根基未立就崇尚流行书风、追求所谓个性，这种虚浮的思想是极其有害的。
四、博习专精
祝嘉先生把“博习专精”作为临书的要诀，一生贯之。先生初治书学，便精勤无比，采用的是“临碑倦了又读，读倦了又去临碑”（《书学·自序》）的方法，临书不满百通，不算学过。藏碑百余种，至少临过百通以上，多者临几百通至近千通。祝先生又自述：“其实我所临过的，自商周到明清，各个朝代都有，数在百五十种上。包括篆、隶、楷、行、章草、今草各种字体。其中有记得所临回数的，到目前为止，临百回上的有九十多种，临二百回、三、四百回、至六、七百回的也有二十多种。”有的书家认为，书专学一家或专学一碑一帖更容易出成绩。祝先生则认为：“大大不然！”他拿文学来做比喻：“大概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文学家是读一篇文章或一家文章而成功的。”祝先生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八十岁后仍然每天临写《月仪帖》，或以临写“金文”为晨课，九十岁时，仍悬臂作蝇头小楷，临习不懈。他在《九十初度书怀》一诗中写道：“生来茹苦若山珍，百炼千锤日日新。历尽劫波成好汉，一帆风顺属庸人。”真实地道出了他治学严谨、博习专精的书学主张。
对照当今书坛，不少学书者心浮气躁，或蜻蜓点水，虽临遍名家名帖，可惜都不精熟，以至于根基摇晃，终无成就；或急功近利，五种书体只练一种一帖，以至于作品形虽相似却毫无气质神韵，难成大家。与祝老相比，真应脸红矣！
五、首倡书法进高校
祝嘉曾撰文指出：“我国自古书画并称，以现在观之，书虽不像画效用之大，但书较画之应用为广，亦为美术之一种。现图画已有专校教授，书则仅于中小学有教授，且多不重视，学校当局随便委一教员担任，多没有书学的学识，敷衍时间，即有亦等于无，这实为不可解之事。”祝先生的这番话，一方面大声呼吁书法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应像国画一样进高校，进学府；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书法教学不可只教技能，不学知识，不学理论。这一见解，放之今日仍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书法的传承，不仅仅是书写技能的传授、练习，还包含着知识的学习，理论的研究，文化的浸润，素养的提升，精神的延续。
1943年，在于右任、陈立夫、沈子善、沈尹默等名流的倡议下，重庆成立了抗战时期最大的书法研究团体“中国书学研究会”，同年编辑出版了第一期会刊《书学》杂志。共同的愿景加上主编沈子善先生的诚意邀约，促使祝嘉先生奋笔写出了《论中国书法之高等教育问题》，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讨论书学高等教育问题的论文。同年，他在当时的教育部主办的《读书通讯》杂志上发表《怎样复兴我们的书法》等一系列论文，在书学界、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解放后，还曾致函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教育部长）的郭沫若先生，再次提出复兴书法教育、书法进高校的主张。
一、《书法罪言》何有罪
祝嘉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未出版的著作也还有不少。然而其念念不忘、身前亲自校对，最后出版的一部著作却是《书法罪言》一书。如果说祝老前数十种著作均是以学术为主，而较少掺入个人意气的话，那么，这本200多页的小册子算是一个例外。据祝老自解，“罪言”二字出自《唐书·杜牧传》中“牧自谦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指祝老并无一官半职，却敢于直言。也是祝老的自谦之词，意为书中所言并无什么真知灼见。其实，《罪言》一书中大部分文章语言犀利，褒贬中肯，在当代书坛是绝无仅有的。摘录两段：
“现在不少‘书家’全是捧出来的，不是苦学来的。什么碑帖都未用过苦功，而且唯利是图，满纸江湖气。不论名怎样大，也是站不住脚的。懂得书法的人日多，也就是他们失败之时，可以拭目以待。不幸而言中的时候总会到来的。”
“有些‘书家’，对于‘三通’‘四史’都不知道是什么，真实倒吊起来无点墨，也混入书家之林。古代的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不过是骗一碗饭吃，今日的南郭先生，有些还是各地书协的会长、理事、秘书长、顾问，身居高位，瞎来指挥人家哩！” 祝老一生为人正直，不图名利。从以上所言也可见祝老坦荡之心、直言之口，其正直刚毅就像与他同乡的明代名臣海瑞。这些忠言逆耳不仅对于当时书坛种种不良风气、种种恶俗弊病有着警示作用，而且直至今天，仍应为书学后辈所谨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书家对中国书法的赤诚之心、忧患之心、使命之心溢于言表！著作出版后不久，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周俊杰先生在《书法导报》上发表题为《姑苏无罪言》一文，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出版。
二、书学结缘跨国情
1935年，祝嘉先生在南京“首都新闻检查所”当事务员。这段时期先生致力于写、读。每晚临《张猛龙》二通，用三个多月时间临满二百通。期间，偶然购得一本日本的《书学大道》杂志，读后觉得颇有收获，于是与其主编伊藤东海先生通信，切磋书艺，遂成知交。这个时候正好祝先生的处女作《书学》出版。祝先生将此书寄给伊藤，伊藤读后，即在《书学大道》杂志上发表《读祝嘉先生之<书学>》以及《万里神交》等文，以记其事。之后两人鸿雁交往，将近五十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83年，伊藤东海先生决定来中国探望祝嘉先生，却突发疾病，于是年四月逝世。两位跨国神交书学的老人，始终未能相对晤谈，深感遗憾。伊藤逝世后，他的女儿岗田东华女士，还常与祝老通信，以对父执之礼，殷切问候。可以想见，两位国际学人，正是从书学观念的共识进而产生了深厚的情谊，留给中日两国人民一段书坛佳话。
三、赤诚之心育后辈
祝老一生在书学研究、实践上颇多造树。及至晚年，更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免费设帐，开馆授徒，精心培育书学后辈。
据祝嘉先生的学生张镛回忆：祝嘉虽为一代书学大家，却无大家的架子，相反的，他有一颗纯真的童心。每逢星期天，他的家里就挤满了学书法的孩子。祝老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讲课，纠正他们的执笔、运笔、临帖等种种毛病。每当他们有点滴进步，老人都会喜不自禁地向来访的客人展示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据《中国书画》杂志特约编辑、江苏国画院特聘书法家王鉴伟在《我与祝嘉》一文中回忆：“秋日的午后，祝嘉先生站在课堂上。其时已九十五岁，身形瘦小，说话却如古铜器撞击发出的洪响，极为高亢。”祝老谈碑派书学，“全身力到”“疾涩”……因为他早年四处漂泊，口音混杂，不易听懂，其婿叶叙玄在一旁做翻译。这样大约过了半小时，祝老开笔示范，于是众人都往前聚拢。最廉价的生宣，祝老抓紧毛笔，运笔逆势一挥，纸上“沙沙”作响，现出“宁拙勿巧”四字，雄浑朴拙，苍劲有力。顿时，四周沸腾起来。
祝老整天念叨着要给学生上课，但他的女儿祝雅念及他的身体，总是尽量减少上课安排。祝先生有一套西服，深色的，碰到重大的日子才穿。先生平素不喜应酬，极少外出。这日，居然西装革履，说要出门授课。祝雅女士担心他的身体，便将他的拐杖藏了起来。先生遍寻不着，大声嚷嚷着，手臂挥得老高，很是生气。大家都劝不住，只好许诺马上替他安排授课事宜，这才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