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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公平不仅是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在现实社会中,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同地域、职业阶层中存在明显的差异。作为教育主体的高等学校,面对入学机会和资源配置方面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和冲突,仍然应该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通过为出身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等弱势学生制定一系列的补偿措施来推动教育公平的进程。
关键词:高等学校 教育公平 责任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9)23-004-03
2006年8月15日,国内各大媒体对“清华大学家庭经济困难本科学生资助体系”进行了全面报道。新的资助体系在学校原有的“奖助贷勤补”学生资助体系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以助学为目标,以需要为原则”,覆盖全部家庭经济特困、贫困的学生,资助的总体力度大大提高,最高资助力度不仅可以帮助他们缴纳学费、住宿费,还可以补贴部分生活费。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陈旭老师说,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学校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中的直接职责,对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1]
2006年9月,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相继向社会宣布,他们将从2008年秋季开始取消实行了30年的“提前录取”政策。哈佛大学临时校长德里克.博克说,“提前录取使本身就有优势的人更占优势,而少数族裔和来自农村、外国一级教育资源贫乏的高中生则失去了这些机会。这种机制破坏学校学生的多样性,不利于贫困和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大学。”[2]
以上两个新闻虽然内容不同,但却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作为办学主体的高等学校,在维护教育公平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面对效率与公平难以调和的矛盾,高校如何在理念和实践中寻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这是大学值得关注的价值取向和责任承担问题。
一、实现教育公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教育具有实现个人的社会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平等流动的功能。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达到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随着教育大众化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教育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教育公平包括的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资源平衡配置和教育结果的平等三层含义中,教育机会均等无疑处于核心地位。
在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学历的作用出现相对贬值,大学生就业压力将越来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相对匮乏,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用人和学生求学的需求。因此,教育作为不同社会阶层流动途径的功能在逐步向高位转移,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拥有更多的机会,在未来的发展中也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在本文中对教育公平的描述和分析主要聚焦在优质高等教育(教育部直属高校)入学机会存在的不平衡现象。
首先,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如果把各省直属高校计划享有度定义为各省普通应届毕业生人均占有的直属高校计划数与全国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人均占有的直属高校计划数的比值,2006年各省直属高校计划享有度呈现出明显差异。上海、天津、北京三个直辖市享有度名列前三位,分别达到3.44、2.47、2.17,一直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西部省份由于国家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的补偿,直属高校计划享有度反而比较高。青海、宁夏、海南三个省份的享有度仅次于上海、天津和北京,居全国31个省市的第4、5、6位,而人口众多、省内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中部省份河南、河北、广西、安徽则名列后四位,享有度分别为0.50、0.58、0.65和0.71。如果拿享有度最高的上海和享有度最低的河南相比,差距高达6倍以上,也就是说,河南考生如果10个人有1人可以考取教育部直属高校,那么上海市考生10人中就有超过6人以上的考生考取教育部直属高校,这种地域之间享有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别是悬殊的,也是令人吃惊的。在颜莉冰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公平性研究中,通过各省招生数和各省招生数量分别对高等教育资源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了比较分析,从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来看,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公平比总体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公平更加严重。这种不公平会侵害公民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还可能产生马太效应,加剧区域间教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3]
其次,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在不同职业阶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差异。从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1990年代本科生来源情况调查表明,农村学生在当年录取学生中平均所占比例分别为19.15%和17.4%。[4]1998年,在世界银行和中国教育部联合资助下,对不同层次的37所高校和1994年、1997年两届7万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考入第一类国家重点高校的学生中,出身于农民的人数比例为21.8%,工人23.1%,党政干部14.4%,企业管理人员10.3%,专业技术人员16.4%,军人0.8,个体和私营业主占3.7%,其他占9.5%。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从业人员资料来取代学生父亲的职业分布状况,经过数据处理,五个主要的职业阶层(农民、工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升入第一类国家重点高校读书的可能性之比是1:4:31.7:22.6:17.4。也就是说,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农民和工人子女,与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的机会之差非常大,接近20多倍。[4]在对高校学科的选择方面,不同职业阶层子女也呈现出不同的选择取向。王自宜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阶层子女由于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在选择专业时更多地考虑个人的预期收益,优先选择回报率较高的热门专业,而低收入阶层子女则更多地考虑如何降低风险以取得入学机会,选择基础学科或者师范类等学费较低专业的比例较高。[5]
此外,自2003年开始部分高校开始试行自主招生政策之后,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高校一般优先选择各省市重点中学的学生作为争取的对象,这些重点中学多数集中在经济和文化先对发达的省会城市或者二级城市,县级以下的高级中学很少能够入选自主招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同阶层的不平衡分布。
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均衡分布是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国初期,我国实行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政策凸现出“效益优先”的非均衡发展策略,将教育资源优先在经济发展较快、人才需求旺盛的地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投入较高,当地政府有能力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当地也成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地方。另一方面,拥有优良的历史文化的地域人才辈出,是高等学校重要的生源基地,因此当地学生也就有可能享有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二、高校面临选择: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作为开展教育活动的主体,高等学校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一直面临着难以协调的矛盾。从高校的角度,人才培养工作是高等学校承担的根本职能,高校致力于为社会、国家培养更多的骨干人才,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能够通过各个环节的教育,最大限度地增加学生的个人收益率。按照这样的逻辑,学校就要优先选择那些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能够具有更多发展潜能的人,才能更有效地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效率。
大量研究表明,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及就业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接受高等教育之前,来自城乡的学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已经形成明显差异。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城市形成了巨大差距,由于父母的文化水平、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耐用品、文化参与、教育投入、教育期望以及家庭社会化模式等方面的明显不同,农村家庭出身的儿童早期接受的文化资本远远落后于城市家庭。尽管进入大学学习之前,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学生在高考中成绩相近或相同,但文化资本的劣势使得农村出身的学生后期的发展处于不利位置。
在大学学习期间,来自不同地域、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也有显著性差异。李锋亮等对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其子女在高校中的英语过级以及担任学生干部都有正向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高教育程度的父母从小就注重子女的性格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以及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的结果。[6]此外,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分担之后,家庭社会经济较低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为了维持正常学习,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实践进行勤工助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
在就业市场上,毕业生的竞争力也呈现出明显差异,社会资本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在大学生毕业后走向就业市场时,因个人素质、社会资本、性别、区域的不同也会影响学生就业的情况。闵维方等对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个人素质是决定求职成败和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在求职过程中,女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地域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西部地区的毕业生更难找到工作,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年薪水平明显偏低。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求职过程中,毕业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7]。
郑洁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衡量的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社会资本的影响使得大学毕业生对前途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成为整个家庭的集体决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深造。其次,社会资本网罗各方资源,收集和筛选各种信息,影响毕业生的价值判断和就职取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求职市场上更加自信,更愿意去企业而不是党政机关,希望拥有更高的收入。再次,利用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能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至少可以使毕业生从大量求职者中脱颖而出。[6]
而从人的终身职业发展来看,社会经济出身也发挥着明显的作用。根据美国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的论述,1901-1972年期间美国培养出来的获奖人和其他精英的出身,大部分精英的父亲是专业人员、经理或企业主,诺贝尔获奖人当中有82%的人的父亲属于以上三种类型,而父亲是专业人员、经理或企业主的人中只有11%左右的人成为雇工。[8]
综上所述,教育虽然具有促进社会平等流动的功能,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教育还有助于维护一个不平等的、分化的社会,并使之合法化。从高校的角度来看,为了能够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为社会、国家培养一大批骨干人才,就必须从人才成长的规律出发,优先选拔那些能够在就业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能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往往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因为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中更容易受到承认和获得发展机会。
但矛盾却在于,优质高等学校如果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选拔学生,可能会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出身于农村或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的孩子只能享有到越来越少的优质教育资源。如果说以前这种矛盾是国家政策所导致的原因,但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增加和逐步落实,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两则新闻内容,这种矛盾已经开始摆放在高等学校的面前。
三、从教育收益率看高校的选择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由个人(或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所做的投资,对个人和社会带来怎样的收益。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用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问题。收益的高低也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劳动力配置的效率高低等,以此对制定教育政策起到积极的参考意义。
1、高校在维护社会公平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我国目前的教育财政投资体制来看,高等学校学生培养成本一部分来自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另一部分依靠学生学费补充,部分学校还从科研经费、社会捐款等渠道对人才培养工作进行贴补。可以说,高价公共财政支出是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重要的资金来源,因此作为办学主体的高校应该为不断增加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负责。
教育机会均等有利于促进收入平等,教育机会不均等则增加收入的差距。岳昌君等对教育对不同群体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弱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强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收益率。也就是说,对弱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投入将取得更高的回报。对于接受政府公共财政资助的高等院校,保障弱势群体的收教育权利和机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不仅仅处于社会公平的考虑,还确实能够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9]因此,高等学校应该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
2、通过建立一套连贯的强制性补偿机制来推进教育公平
由于农村等弱势群体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拥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明显低于城市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起点是不同的。为了提高教育公平,对于农村等弱势群体的学生,应该在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高等教育结果三个环节同时制定连贯的强制的补偿机制。
在提供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本人认为目前的国防生、定向生招生实际上为农村等家庭社会经济出身较低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国防生和定向生的录取和就业政策相对于一般的统招计划,更加有利于家庭社会经济较低的学生获得入学机会。此外,在坚持高考录取严格按照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选拔,为不同出身的学生提供相同的平台之外,面对保送生和自主招生政策更加有利于城市学生的不平等倾向,学校应该增加来自非重点中学的参加选拔的比例,在不降低录取标准的前提下,为非重点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拔渠道。
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方面,高校根据自身实力对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学生给与特别的关照和补偿。例如,清华大学建立的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了贫困生的后顾之忧,为他们安心学习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缩小学生之间的差距,高校还可以在培养环节,专门针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的需求,开设相应的补偿课程,或者通过社团、协会等活动主动吸引这些学生在参与中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以弥补个人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先天的不足。
在就业环节,考虑到家庭社会经济较好的学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就业市场上拥有一定的优势,高校可以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推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不仅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而且也能够更大限度地增加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
参考文献:
[1]周襄楠.清华大学“家庭经济困难贫困本科学生资助体系”,http://news.tsinghua.edu.cn,2006-08-15
[2]邓悦,哈佛大学宣布明秋将取消大学提前录取政策.http://www.jyb.com.cn/lx/hwyx/zyzx/t20060913_36781.htm,2006-09-13
[3]颜莉冰.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公平性研究[J].高教探索,2005(5).
[4]张玉林.中国的职业阶层与高等教育机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5(3).
[5]王伟宜,顾自安.各阶层子女对高校科类选择的偏好与入学机会差异[J].教育与经济,2005( 2).
[6]李锋亮,候龙龙,文东茅.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的影响[J].社会,2006( 1).
[7]闵维方等.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
[8](美)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M].商务印书馆,1982.
[9]岳昌君等.教育对不同群体收入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 4).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 Maintaining Education Fairness
Liu Huiqun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Hunan 418008)
Abstract:Education fairness is not only a sort of value orienta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 justice.In the realistic society,the opportunity of getting good higher education is obvious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 and different professional stratum.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as the main body of education,fac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between matriculation opportun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still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social justice through formulating a series of compensation measures for the students who came from a family with low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to advance education fairness.
Key Words: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education fairness;responsibility
关键词:高等学校 教育公平 责任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9)23-004-03
2006年8月15日,国内各大媒体对“清华大学家庭经济困难本科学生资助体系”进行了全面报道。新的资助体系在学校原有的“奖助贷勤补”学生资助体系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以助学为目标,以需要为原则”,覆盖全部家庭经济特困、贫困的学生,资助的总体力度大大提高,最高资助力度不仅可以帮助他们缴纳学费、住宿费,还可以补贴部分生活费。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陈旭老师说,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学校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中的直接职责,对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1]
2006年9月,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相继向社会宣布,他们将从2008年秋季开始取消实行了30年的“提前录取”政策。哈佛大学临时校长德里克.博克说,“提前录取使本身就有优势的人更占优势,而少数族裔和来自农村、外国一级教育资源贫乏的高中生则失去了这些机会。这种机制破坏学校学生的多样性,不利于贫困和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大学。”[2]
以上两个新闻虽然内容不同,但却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作为办学主体的高等学校,在维护教育公平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面对效率与公平难以调和的矛盾,高校如何在理念和实践中寻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这是大学值得关注的价值取向和责任承担问题。
一、实现教育公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教育具有实现个人的社会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平等流动的功能。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达到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随着教育大众化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教育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教育公平包括的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资源平衡配置和教育结果的平等三层含义中,教育机会均等无疑处于核心地位。
在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学历的作用出现相对贬值,大学生就业压力将越来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相对匮乏,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用人和学生求学的需求。因此,教育作为不同社会阶层流动途径的功能在逐步向高位转移,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拥有更多的机会,在未来的发展中也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在本文中对教育公平的描述和分析主要聚焦在优质高等教育(教育部直属高校)入学机会存在的不平衡现象。
首先,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如果把各省直属高校计划享有度定义为各省普通应届毕业生人均占有的直属高校计划数与全国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人均占有的直属高校计划数的比值,2006年各省直属高校计划享有度呈现出明显差异。上海、天津、北京三个直辖市享有度名列前三位,分别达到3.44、2.47、2.17,一直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西部省份由于国家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的补偿,直属高校计划享有度反而比较高。青海、宁夏、海南三个省份的享有度仅次于上海、天津和北京,居全国31个省市的第4、5、6位,而人口众多、省内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中部省份河南、河北、广西、安徽则名列后四位,享有度分别为0.50、0.58、0.65和0.71。如果拿享有度最高的上海和享有度最低的河南相比,差距高达6倍以上,也就是说,河南考生如果10个人有1人可以考取教育部直属高校,那么上海市考生10人中就有超过6人以上的考生考取教育部直属高校,这种地域之间享有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别是悬殊的,也是令人吃惊的。在颜莉冰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公平性研究中,通过各省招生数和各省招生数量分别对高等教育资源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了比较分析,从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来看,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公平比总体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公平更加严重。这种不公平会侵害公民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还可能产生马太效应,加剧区域间教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3]
其次,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在不同职业阶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差异。从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1990年代本科生来源情况调查表明,农村学生在当年录取学生中平均所占比例分别为19.15%和17.4%。[4]1998年,在世界银行和中国教育部联合资助下,对不同层次的37所高校和1994年、1997年两届7万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考入第一类国家重点高校的学生中,出身于农民的人数比例为21.8%,工人23.1%,党政干部14.4%,企业管理人员10.3%,专业技术人员16.4%,军人0.8,个体和私营业主占3.7%,其他占9.5%。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从业人员资料来取代学生父亲的职业分布状况,经过数据处理,五个主要的职业阶层(农民、工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升入第一类国家重点高校读书的可能性之比是1:4:31.7:22.6:17.4。也就是说,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农民和工人子女,与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的机会之差非常大,接近20多倍。[4]在对高校学科的选择方面,不同职业阶层子女也呈现出不同的选择取向。王自宜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阶层子女由于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在选择专业时更多地考虑个人的预期收益,优先选择回报率较高的热门专业,而低收入阶层子女则更多地考虑如何降低风险以取得入学机会,选择基础学科或者师范类等学费较低专业的比例较高。[5]
此外,自2003年开始部分高校开始试行自主招生政策之后,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高校一般优先选择各省市重点中学的学生作为争取的对象,这些重点中学多数集中在经济和文化先对发达的省会城市或者二级城市,县级以下的高级中学很少能够入选自主招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同阶层的不平衡分布。
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均衡分布是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国初期,我国实行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政策凸现出“效益优先”的非均衡发展策略,将教育资源优先在经济发展较快、人才需求旺盛的地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投入较高,当地政府有能力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当地也成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地方。另一方面,拥有优良的历史文化的地域人才辈出,是高等学校重要的生源基地,因此当地学生也就有可能享有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二、高校面临选择: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作为开展教育活动的主体,高等学校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一直面临着难以协调的矛盾。从高校的角度,人才培养工作是高等学校承担的根本职能,高校致力于为社会、国家培养更多的骨干人才,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能够通过各个环节的教育,最大限度地增加学生的个人收益率。按照这样的逻辑,学校就要优先选择那些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能够具有更多发展潜能的人,才能更有效地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效率。
大量研究表明,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及就业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接受高等教育之前,来自城乡的学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已经形成明显差异。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城市形成了巨大差距,由于父母的文化水平、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耐用品、文化参与、教育投入、教育期望以及家庭社会化模式等方面的明显不同,农村家庭出身的儿童早期接受的文化资本远远落后于城市家庭。尽管进入大学学习之前,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学生在高考中成绩相近或相同,但文化资本的劣势使得农村出身的学生后期的发展处于不利位置。
在大学学习期间,来自不同地域、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也有显著性差异。李锋亮等对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其子女在高校中的英语过级以及担任学生干部都有正向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高教育程度的父母从小就注重子女的性格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以及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的结果。[6]此外,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分担之后,家庭社会经济较低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为了维持正常学习,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实践进行勤工助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
在就业市场上,毕业生的竞争力也呈现出明显差异,社会资本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在大学生毕业后走向就业市场时,因个人素质、社会资本、性别、区域的不同也会影响学生就业的情况。闵维方等对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个人素质是决定求职成败和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在求职过程中,女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地域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西部地区的毕业生更难找到工作,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年薪水平明显偏低。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求职过程中,毕业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7]。
郑洁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衡量的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社会资本的影响使得大学毕业生对前途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成为整个家庭的集体决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深造。其次,社会资本网罗各方资源,收集和筛选各种信息,影响毕业生的价值判断和就职取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求职市场上更加自信,更愿意去企业而不是党政机关,希望拥有更高的收入。再次,利用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能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至少可以使毕业生从大量求职者中脱颖而出。[6]
而从人的终身职业发展来看,社会经济出身也发挥着明显的作用。根据美国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的论述,1901-1972年期间美国培养出来的获奖人和其他精英的出身,大部分精英的父亲是专业人员、经理或企业主,诺贝尔获奖人当中有82%的人的父亲属于以上三种类型,而父亲是专业人员、经理或企业主的人中只有11%左右的人成为雇工。[8]
综上所述,教育虽然具有促进社会平等流动的功能,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教育还有助于维护一个不平等的、分化的社会,并使之合法化。从高校的角度来看,为了能够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为社会、国家培养一大批骨干人才,就必须从人才成长的规律出发,优先选拔那些能够在就业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能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往往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因为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中更容易受到承认和获得发展机会。
但矛盾却在于,优质高等学校如果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选拔学生,可能会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出身于农村或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的孩子只能享有到越来越少的优质教育资源。如果说以前这种矛盾是国家政策所导致的原因,但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增加和逐步落实,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两则新闻内容,这种矛盾已经开始摆放在高等学校的面前。
三、从教育收益率看高校的选择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由个人(或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所做的投资,对个人和社会带来怎样的收益。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用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问题。收益的高低也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劳动力配置的效率高低等,以此对制定教育政策起到积极的参考意义。
1、高校在维护社会公平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我国目前的教育财政投资体制来看,高等学校学生培养成本一部分来自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另一部分依靠学生学费补充,部分学校还从科研经费、社会捐款等渠道对人才培养工作进行贴补。可以说,高价公共财政支出是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重要的资金来源,因此作为办学主体的高校应该为不断增加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负责。
教育机会均等有利于促进收入平等,教育机会不均等则增加收入的差距。岳昌君等对教育对不同群体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弱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强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收益率。也就是说,对弱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投入将取得更高的回报。对于接受政府公共财政资助的高等院校,保障弱势群体的收教育权利和机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不仅仅处于社会公平的考虑,还确实能够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9]因此,高等学校应该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
2、通过建立一套连贯的强制性补偿机制来推进教育公平
由于农村等弱势群体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拥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明显低于城市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起点是不同的。为了提高教育公平,对于农村等弱势群体的学生,应该在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高等教育结果三个环节同时制定连贯的强制的补偿机制。
在提供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本人认为目前的国防生、定向生招生实际上为农村等家庭社会经济出身较低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国防生和定向生的录取和就业政策相对于一般的统招计划,更加有利于家庭社会经济较低的学生获得入学机会。此外,在坚持高考录取严格按照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选拔,为不同出身的学生提供相同的平台之外,面对保送生和自主招生政策更加有利于城市学生的不平等倾向,学校应该增加来自非重点中学的参加选拔的比例,在不降低录取标准的前提下,为非重点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拔渠道。
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方面,高校根据自身实力对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学生给与特别的关照和补偿。例如,清华大学建立的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了贫困生的后顾之忧,为他们安心学习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缩小学生之间的差距,高校还可以在培养环节,专门针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的需求,开设相应的补偿课程,或者通过社团、协会等活动主动吸引这些学生在参与中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以弥补个人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先天的不足。
在就业环节,考虑到家庭社会经济较好的学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就业市场上拥有一定的优势,高校可以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推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不仅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而且也能够更大限度地增加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
参考文献:
[1]周襄楠.清华大学“家庭经济困难贫困本科学生资助体系”,http://news.tsinghua.edu.cn,2006-08-15
[2]邓悦,哈佛大学宣布明秋将取消大学提前录取政策.http://www.jyb.com.cn/lx/hwyx/zyzx/t20060913_36781.htm,2006-09-13
[3]颜莉冰.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公平性研究[J].高教探索,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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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ponsibility of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 Maintaining Education Fairness
Liu Huiqun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Hunan 418008)
Abstract:Education fairness is not only a sort of value orienta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 justice.In the realistic society,the opportunity of getting good higher education is obvious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 and different professional stratum.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as the main body of education,fac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between matriculation opportun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still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social justice through formulating a series of compensation measures for the students who came from a family with low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to advance education fairness.
Key Words: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education fairness;respo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