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个早晨，我正蹲在上海漕宝路附近的一个花池边上看一只爬行中的蜗牛。有个好奇的陌生人凑过来，问我这么专注在看什么？我看看他，一时语塞。
　　10公里之外的地方，世博会正在举行，出差采访之余，我没有出现在世博场馆，而是在小巷子里打转，看谁家院子里伸出来的玉兰花，看路边草丛中的蜗牛
　　自高三开始，我就成了这么一个人。像是基因突变，从一个常常拿着小教鞭在讲堂上维持秩序、“积极追求进步”的学生干部变成了一个对所谓权力和功名，甚至是现实都比较淡漠的人。不太关心“国家大事”，在考试的时候回答不上来谁是国家领导，也不太敢关心“国家小事”，因为社会新闻版上的东西不是太荒诞就是太心酸，看了总是很难受。
　　很难想象，这样的我会选择新闻这样的专业和记者这样的职业。大约因为天性里有一种叫好奇的东西，渴望最大限度的认知这个世界的丰富与多彩，不喜欢一成不变。又像梭罗一样，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因为担心自己会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从来没有活过。
　　我的人生理想一直在隐逸山林和仗剑江湖间摇摆，时而想要积极的面对现实，成就一番事业，时而又想“躲进小楼成一统”。这种纠结的心理在我人生的第30个年头有了真正的改变。这一年，我再度拨转自己的航向，向现实进发，这一次，我没有回头，也没有退缩。
　　改变并非全部来自于《商务周刊》，但《商务周刊》绝对是最大的改变。
　　有一次培训课上，编辑讲到过《商务周刊》是因人设事，你有什么能力、才干就在这里挖一个什么样的坑，而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坑，要你往里填。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后来发现的确如此，让人想起《三联十年》里那个早期的三联生活周刊。
　　给你自由并不代表这个平台没有标准，基本上每个留下来的年轻记者都有一个惨痛的“蜕变”过程。第一次做公司报道，我的稿件被退回两次，前后写了三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还经过编辑的大幅修改才变成杂志上的白纸黑字。
　　这个过程中，身体的劳累并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你要迎着困难上，不能退缩。采访突破不了，换个角度、换个方向、换个对象，继续攻；稿件写的不对，一遍遍重写，直到你开窍，知道了你是要讲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要用自己的逻辑，要有行文的节奏，要有好看的开头，还要找到文章的魂；信心被撕碎了，捡起来，重新拼好，继续上路。
　　这中间，我并非完全没有过退缩的念头。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也问自己，费这么大力气想要融入和正在深入认知的世界，它跟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做的这些事跟内心真正的幸福平静有关系吗？它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益处？它能让这个世界有哪怕一点点更好吗？
　　这种时候，我就拿傅雷的一句话提醒自己，“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偽的，不经历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我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擎着一张所谓的“理想主义”的大旗，标榜自己“没有向现实妥协”，因为这样的“理想主义”只是一层美丽的外衣，掩藏着一个懦弱的灵魂。
　　我庆幸自己的而立之年没有变成“而栗之年”，我还有重新作出选择和重新上路的勇气，依然拥有开放的人生。虽然还是像一只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但我愿意把它看成自己所要一辈子守护的精神家园。从此以后，不会躲在壳里，而是背着自己的理想，发足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