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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胡月和她的同学丁帅、杨婧媛，在丽江雪山路上开了一家突发奇想的咖啡馆，名字就叫“故事”——她告诉我她的灵感来自于奥尔罕·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在她脑袋里的怪东西也时常叮当作响，于是她就想为这些“怪东西”找个合适的出口，于是有了这家咖啡馆。“我们几个都喜欢丽江，它实在太美了，也是一个适合故事生长的地方。其实，开这样一家咖啡馆还是受到了你的启发，你还记得你在课堂上讲述的小说《连长的耳朵》吗？当时你谈到了丽江和它的古城，说，那里的故事充满了异质性和想象力，完全可以建构一个马贡多或者约克纳帕塔法——可能，你是随口一说。但我们决定来这里试一试。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小众咖啡馆，肯定挣不到什么钱，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乐趣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过了，就用咖啡馆来验证一下自己，训练一下自己，看自己究竟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在微信中她告诉我，她购置了两台德龙咖啡机，一台菲利浦咖啡机，它们各有不同，至于是怎样的不同，胡月曾给我说过几次，但我一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就像我忘记自己曾说过丽江古城可以“建筑”成马贡多或者约克纳帕塔法一样。不过我也难以否认自己曾这样说过，因为这样的说法也真的正合我意，像是我能说出来的话。胡月说：“我们三个志同道合的同学，都想在这样的实践中得到些启发和锻炼，你在课堂上也说过，我们现在缺技艺也缺生活，你可以教给我们基础的、基本的写作技艺，也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但生活是教不了的，生活经验是教不了的。你知道婧媛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爱回答问题，可她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她脑袋里的怪东西一点也不比我的少。她有这样的才华。毕业前我有了开一家故事咖啡馆的想法，我们就一拍即合。”
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与别家的咖啡馆没有太多的不同，它也售卖种种的现磨咖啡、挂耳咖啡，种种烘焙食品，有书籍、杂志和塔罗牌，还有乐高拼图，供顾客打发自己的空闲和无聊。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与别家的咖啡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它有一个“留下自己的故事”的项目，就是说，如果有谁愿意讲述一段与自己相关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有一定的曲折和长度，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杯现磨咖啡和三个小时左右的个人时间。“怎么样，这个创意？”胡月在微信里发出笑脸，“老师，我们也想请你参与。丁帅反复说，若是李老师也参与的话就好啦，我们也可以把李老师邀请过来……”
我回复说：“这个创意不错，只是，你们所说的故事的曲折和长度不太好把握，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曲折和长度’而打了退堂鼓，毕竟许多人有着一肚子的经历却讲不成故事，我在整理《县志·军事志》的时候采访过许多的战争亲历者，能问出故事来的几乎没有，尽管我们早了解一些他们的经历，百般引诱。而且，加了这样一条并不那么明确的限制，也容易让人感觉有商业欺诈的嫌疑，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至于我，我可以参与，就在微信中——如果你们几个都写得还不错的话，我也会随后写一个，然后找一家刊物一起发表，就像当时我们同题写《会飞的父亲》那样。至于丽江，我去过几次，而且，有机会一定会再去。”
“好呀好呀。”胡月迅速回复，“你来了我们当向导，陈露的驻防与这里也不远。她还说你要是来的话她也过来。”然后，停了一会儿说：“是的，这是个难题。我们暂时不附加这一条件，只是说，他们只要肯向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行，过程中，允许我们提问。这样可以吧？丁帅刚才说，要老师来给我们评判，看我们根据人家的故事重新编织的好不好，行不行，这个你能答应吧？就是会占老师的一些时间。当然，能发表就更好啦。”
“行。不过，你们最好是三个人都有了构思之后我再比对。”
“就像我们原来在课堂上那样？”
“是的，就像在课堂上那样。”
“好。丁帅要和老师语音。不知道你有空不？”
“这家伙就是懒。以后告诉他，打字。好吧，我现在没事。”
2
应当是并不顺利——我指的是“故事咖啡馆”里的故事项目，在他们开张之后半个月的时间里，胡月给我发过来的是咖啡，咖啡杯，是门外的流水和开在门口的花儿。杨婧媛发给我的则是屋顶上的玉龙雪山，分别是早晨、下午和黄昏;丽江古城的早晨，下午和黄昏;黑龙潭的正午。每张照片，细心而一向严谨的她都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并附上简短而有诗性的文字说明。而丁帅发给我的，则是他拍摄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站在路边售卖鸡豆凉粉的纳西女人，咖啡馆里，一个面色忧郁的女孩——她应当是游客，丁帅很是偶然地捕捉到了洒在她侧脸上的霞光。“老师，我现在迷上人像摄影了。我觉得其中有无穷的乐趣，它充满了偶然和不可知，我一路走下来，不知道自己今天能遇到什么，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满意的片子——这个不知道，不就是艺术吗？”他发来的还是语音，这段话被分成了两段，但随后的一句则是文字：“放心，老师，我还会写小说的，她们打击不到我！”后面跟着一个有些怪異的笑脸，是他自己做上去的。这个丁帅，一直喜欢玩这样的花样。在考入军艺研究生之前，他曾做过一段不算成功的导演，这些花样是他在当导演的时候学的。
应当是并不顺利，否则的话他们早就给我故事了，以我对胡月的了解，对丁帅的了解，他们绝不肯在得到怎样的故事之后依旧对我保密。因此，我也不好意思特别追问，只是在讲课和写作的间隙与他们互动，谈我的丽江印象，譬如一路上反复地遇雨，刚刚把伞撑起雨就停了，艳阳晒着那些袅袅的水汽更让古城的古老变成了仙境，只有在丽江和大理，我才见到过街道上“蒸发”的发生，也更清晰地理解了“润泽”这个词。譬如丽江城中不歇的水流和藏身于水草中的鱼，那种清澈真的是久违，我都想脱下鞋子去水中踩一踩，这个冲动其实很不好控制。譬如玉龙雪山的攀登和“肥胖的缺氧”，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想出来的病症”，如果不提示自己海拔或许根本没什么问题……我也会把我新写的文字发给他们看，但彼此心照不宣地不提“故事咖啡馆”里的故事采集，它就像一个还没有放置好井盖的窨井，我们一起把它给绕了过去。应当是并不顺利，或许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一杯咖啡而向陌生人敞开心扉——这不是咖啡的问题而是心理习惯的问题，就像我在我的“小说创作学”课上曾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个民族、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倾诉的习惯，我们更愿意自己慢慢消化也不会选择说出。即便是我们这种以写作为生的人，也不会轻易地向别人敞开心扉，所以在我的小说中多是讲述“父亲”的故事——许多时候，那个“父亲”可能更多的是我，但有些让人羞愧和不愿正视的东西，放在“父亲”身上没太多的负担，而假设交给自己，就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我和卡夫卡、穆齐尔他们一样，不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信史。”其实这是转引的一位作家的话，我悄悄把那句话里的“我”变成了站在讲台上的我，“但我写下的文字是真诚的，它用遮遮掩掩的方式表达的是我的真实认知和真情实感。”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故事咖啡馆”以及咖啡换故事的那个项目，装作部分“遗忘”了它——我不希望这几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在我的提醒下感觉到受挫，尽管有时候受挫这样的事会时常发生。我等着他们提及，如果他们想提及的话。
大约“故事咖啡馆”开张二十天后，下午。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微信里多了一个群，“故事五人组”，除了我和三个经营“故事咖啡馆”的学生，他们还把陈露也拉了进来。“老师，我们有故事啦！”微信里的胡月显得欢呼雀跃，“只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所以，我和丁帅、婧媛商量，建个群。我们也把陈露师姐拉了进来，希望师姐能够参与。”接着，杨婧媛和丁帅分别与我打了招呼，我一一回复过，然后和陈露打了声招呼，她没有回答。
“老师，”杨婧媛私信发我，“你可能不知道陈露姐的事儿吧？她离婚了。自己带孩子，工作又忙。这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我们想把她从那种情绪里拉出来。至少，要试试吧？她不回话，老师也别怪她。我怕你不知道她的这个情况。”
我和杨婧媛在私信里说着，“故事五人组”的群里胡月则把她所整理的故事发给了我们。她说，这是三天前一个叫了一杯“美式”的男人给她们讲的，当时丁帅应是在外面拍片。下面，是那个男人的故事。
你们知道不知道在玉龙雪山后山有一个被称为殉情谷的地方？不知道？好，我先讲给你们听。在玉龙雪山后山的山谷里，有一处绝美的地方却很少有人去，那里被称为“殉情谷”，它几乎和丽江古城一样古老。特别是远古的时候，有些痴情的男女相爱了，但苦于种种限制使他们不能在一起，甚至会迫使他们永远地分开。而这些痴情的男女却像着了魔，如果不是这样当然也就不算是痴情了。于是，男人和女人悄悄地商量好，一起来到殉情谷，在谷边的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拥抱在一起，跳下山崖。传说，殉情男女会共同进入到可怕的炼狱之中，一直要在那里待上三百多年——如果他们到那时还是相爱着的，则会获得神灵的特别祝福，进入没有痛苦、没有衰老的“玉龙第三国”，永远相亲相爱下去。知道了这个背景，我就可以讲我的故事了。
我是来这边做生意的。有过一次婚姻但早就离了。我经营的是翡翠和银制品，日子嘛，反正过得下去。我来这边的时候正是我的低潮期，无论是家庭、事业还是一切别的什么，哪儿哪儿都不顺。后来我就遇见了我后来的女友，就叫她小翡吧，也没必要说她真实的名字。相遇嘛，也没什么特别，就是自然而然地……我们的相爱是后来的事儿，甚至都没意识到它会发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识到，作为男人，我是有些期待的，但一直觉得不可能，我大她九岁，而且是一个离过婚、过得很不如意的男人。我不想说我们的过程，我希望你们理解：它没什么特别，后来我在周围的朋友那里以及网上听到见到些所谓的爱情故事，我和小翡的真没什么特別的，就是慢慢地慢慢地……她的父亲母亲都不同意。她父亲来找过我，不只是一个人。狠狠地扇过我十几记耳光，要我滚蛋，离得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耳光，我也许会答应他的条件，但因为他的耳光我决定不走，我就在这里，继续我不死不活的生意和不死不活的生活。她父亲没办法，只好严格地看管着小翡，让她不再和我见面，让她母亲中意的追求者出入她的家……我承认，我们之间的情感反而因此更为炽热。我也做过许多疯狂的举动，引得她父亲来砸了我的铺子，当时，我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后来，小翡通过一个秘密的方式向我表达殉情的想法，我一冲动，也同意了。对我来说她就是我的全部，我愿意。按照她所说的时间、地点，我准备和她一起去殉情谷，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她母亲出现在我的门口。是的，像你们所猜测的那样，我没去成，我答应了小翡的母亲，带小翡远走高飞，等她父亲想通了、理解了再回来——我承认自己更认可这一选择。小翡？她也没去成，她父亲看着呢，我们之间秘密传递的方式早已经被他发现了。我在自己的店铺里等着小翡，她母亲说，她会做好小翡父亲的工作，至少会帮助小翡远离。然而没想到的是，她食言了，或者她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说的那些当真。
没有了小翡的消息，我当然难过，极其难过。那段时间我感觉是度日如年，天天都泡在酒吧里——酒吧的老板都认识了我的住处，每次喝醉，他们就会派人把我送回房间。某一日，我在走出酒吧的时候，突然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了一个女孩，看上去那么那么像小翡。我就喊她，想追上她，可是只一瞬间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约又过了三个月，我已经渐渐平静，不平静又怎么办？我已经失去了小翡。在苦闷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对不起小翡。当时我并没觉得对不起她，我只是尽力地想把她挤出我的生活、记忆和印象，就是那样。这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店里——冷冷清清，当时也没别人，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做生意的料，有一种特别心灰意冷的感觉。小翡伯伯家的一个哥哥来找我。他告诉我说，小翡没了，自己抱着一个枕头跳下了殉情谷。枕头上，写着我的名字。不可能！我当时很激动，认为他是在撒谎——那一日，我没能去成那个所谓的殉情谷，小翡也没去成，她被她父亲严格地看管着……他告诉我说，小翡去了。严格看管是不假，但她去了，和那些看管她的人，而他就是那些负责看管她的人其中的一个。她没有等到我来。伤心欲绝的小翡决定离开丽江。她的父亲母亲答应她离开，于是小翡就跟着她的小姨去了香格里拉。当时的交通没现在方便，而她，也更换了一个新手机。她以为我没有去殉情谷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根本没想到是她的母亲……可是，后来她还是从她小姨偶然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是她的母亲。上个月，她返回家里，和父母狠狠吵了一架，可她父母依然不同意，他们似乎更为坚决。没几天，就发生了那件事儿。小翡谁也没有告诉，偷偷地从家里跑了出来……
那个男人说，这个意外的消息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他没有想到小翡会那样刚烈。那个男人说，这就是他的故事。小翡离开了之后，他每年都会去玉龙雪山后面的殉情谷看一看，那里的景色真的很美很美。他也觉得，小翡抱着跳下山崖的其实是他，而留在这里的，不过是那个写了他名字的枕头，而已。他只是一个枕头人，现在。
“老师，我们对这个故事有严重的分歧。这几天，我们天天都为这个故事争吵。说实话，我们都想不出，它应该能变成一个怎样的故事。”胡月在群里说，“我想不出怎么写——它有点太完整了，给我发挥的余地不多。而我，又不想写一个已知的故事。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你听来的故事太完整了，反而限制了你的想象。” 没等我回答，杨婧媛已在群里说话：“老师，我觉得它应当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而不是生活里发生的。他很可能是在什么样的资料中得到的这个故事，然后以自己故事的面目讲给了我们。如果我来写这个故事，则必须完全地改头换面，否则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新的，是不是？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审视爱情的主题：一方的飞蛾投火，一方的左躲右闪和自我美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它所导致的后果……我还没有完全想好。”
“我也认为它是编出来的故事，是虚构的。它完全不符合时代。”丁帅插话。其实在杨婧媛讲述的过程中他已经插话，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顺畅我做了些调整。“我不信任那个男人的话。男人嘛，就是掏月亮的猴子，你看他身子扑下去了，可尾巴则还挂在树上。什么殉情谷，什么神仙传说，我都不信，再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一起殉情，还父母不同意……它要是发生在古代我可以信，现在我真的不会相信。”
“关键是，你可以由它讲一个什么故事。”胡月说，“我们是基于别人讲的故事再讲我们的故事，老师不是说过嘛，从生活到小说要经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最后变成小说它可能完全不同，关键看我们所取。是不是这样？”
“我还有个疑问，”杨婧媛说，“我们能这样写殉情吗？我总觉得惨兮兮的，一看就像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
胡月在群里接过话茬：“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倒不是怀疑真假，老师我觉得那个男人不像是说谎的样子，当时听得我还挺激动的，跟着他心酸。我的疑问也是能不能写。有些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一进小说就显得特别假，老师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说，大家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那句话吧，在讲课的时候我曾和大家讲过，而且是胡月帮我做的PPT。他说，文学没有欺骗，因为当我们打开一部虚构小说时，我们是静下来准备看一场演出的;在演出中，我们很清楚是流泪还是打哈欠，仅仅取决于叙述者巫术的好坏，他企图让我们拿他的谎话当真情来享受，而不取决于他忠实地再现生活的能力。生活里的一些发生，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它很可能是非逻辑的，或者说我们这些非经历者看不到它的逻辑在;一旦进入到小说，你就必须要暗暗强化这个逻辑关系，强化他行为的说服力，这一点，永远是对作家能力的考验。你写下的是生活故事它当然需要说服力，而你写下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一个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样具有荒诞和魔幻意味的小说，也必须要说服力，甚至更需要说服力。它真的，不取决于是否“忠实再现了生活”。在这点上，我们许多的理论本质上是错的。
我说，我也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基本完成”的故事，如果我们想以它为支点建构一个小说——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意见，不保证它正确也不保证它适用于你们每一个——如果我们想保持它的基本原样，那需要添加的就是：一、心理的，這里面心理的部分特别值得挖掘，我们的写作应当为这个男人建立起丰富而敏锐的神经末梢;二、逻辑的，如果你觉得哪里有些假或者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那好，你就要更换掉你觉得假的和不符合的部分，换成符合的情节与细节，在更换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它的逻辑性。生活中可能有“非逻辑”，但小说中不能有，小说中的“非逻辑”往往是“逻辑”的一部分，是为了具体的表达而制造出来的。既然丁帅觉得殉情谷的故事不符合时代，那好，你可以将它变成一个符合时代的殉情故事，也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偶然，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为安娜安排的走向车轮那样;既然杨婧媛觉得它过于惨兮兮，那好，你可以安排她出走，安排她走向另一条生的道路，这没关系，关键在于你必须把逻辑的发条拧得足够紧。
“老师，如果你来写，你会写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胡月问。
我……我认认真真地想了一下。如果让我来写，我可能会把那个男人故事讲到最后说的那句话作为支点，就是，他因为某个人的失去、爱情的失去而变成了一个枕头人。你们也知道，我习惯那种有些荒诞感的寓言性写作——我的故事，从他成为一个枕头人开始讲起，让他成为某家布店里的枕头人，被堆放在一大堆新进来的面料里面。进进出出前来买布的人们完全忽略他的存在，就连布店里的女店员也忽略着他的存在。后来，前来旅行的一家人看中了这个枕头人，在经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高个子男孩买走了他。而这个男孩的父亲，也正经历着理想的挫败、生活的挫败，越来越麻木懈怠，也正在慢慢地变成另一个枕头人——他们来丽江旅游也是试图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想恢复男孩父亲的活力和热情……后面的故事，我还没有想好，但会把“枕头人”当成一个支点，化虚为实。
“老师，那你说，我的那篇应该怎么写？”杨婧媛问我，并在问话的后面加了一个吐舌头的表情。
我说，我现在还不清楚，因为你没有给我提供你想要的故事。不过，你已经设想了它的主题：一方的飞蛾投火，一方的左躲右闪和自我美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你可以顺着它继续你要讲的故事。我觉得它可以是一种寓言化的小说，你所确定下来的，是它的主题深刻性，这恰恰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我们知道文学源自于生活，来自生活的切肤感受当然是“寓言”性小说的支点，但它成为寓言性小说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锤炼和萃取的过程，它必须要使那些从生活中得来的感悟和思考变成具有深刻感和新颖度的“思想观念”。有了思想观念，它离完成还有一个漫长的距离，因为它要重新“变成故事”，变成生活或类生活的故事才行，而这个故事应当妥帖、新颖、有魅力，这其中必然会经历一系列不太为非写作者所知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动。这个“变动”，我暂时不能替你设计，你有个大体的设计之后我可以和你一起补充，你看这样可以吗？
“好吧，我就是没想好故事。我觉得不能被他所讲述的故事给困住;但事实上，它或多或少困住了我。我再想想。”
丁帅接着说：“老师，我也想了一个故事，但它看起来与这个男人讲的殉情故事不搭界。我想的是一个爱与欺骗的故事，一个貌似真诚真情的猎艳者……这个故事我想讲得曲折，离奇，像你强调的那样有多重的波澜，至少三层，后面的波澜要高过前面的波澜……” 后面，丁帅又发了一大堆的语音，我将它们一一转换成文字。而自始至终，陈露没和我们说一句话，没有。我本来在微信群里打下了“陳露，你怎么看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几个字，但想想，又将它删除了。
3
“我们又有故事啦！”
是一个女孩讲的，她说，这是她小姨的故事而不是她的。她觉得小姨的这个故事值得记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小姨在上大学，像许多同龄的男孩女孩那样疯狂地爱上了诗歌——她迷恋着北岛、顾城、江河、舒婷、李金发和戴望舒，迷恋着埃利蒂斯、帕思捷尔纳克和伍尔夫，在她所在的学校诗社里，争取到了一个核心社员的名额，负责张贴油印的诗歌报纸和诗人作家前来讲座的公告，也正是因此，她近距离地接近了那个诗人，然后是一见钟情。
女孩觉得，小姨的情窦初开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爱上的是诗，另一方面才是那个诗人，甚至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那个诗人，但小姨自己并不清楚，她觉得这两者是一体的，完全是一体的。小姨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大她十一岁的诗人，她知道这是一份不可能的爱情，可是她就是无法自拔。在那个年代，诗歌是有光的，那个桀骜的男人是有光的。毫无疑问，那个诗人在征服女孩子方面也是个高手。三五天的会议，这个女孩全然交出了自己，她有着飞蛾扑火的冲动，这冲动是那样强烈以至她更多地爱上了牺牲——会议结束，参观结束，诗人飞回，这个女孩则还处在不断的燃烧之中，她能听得到自己身上噼噼啪啪的火焰，感觉到身体里被烧毁的空洞以及由此的疼痛与快感。她给诗人写信，一封一封。诗人终于有了回信。接到诗人信的那一瞬间她的泪水一下子决堤，在那个时刻和接下来的时刻她都把自己变成了泪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半年的时光对于诗人而言那么短暂，他偶尔会想起她，会想起那份炙热和飞蛾扑火的身体，想起的时候他的心也会疼——半年的时间里他写了三首诗给这个遥远的女孩，而另有七首诗写给另外的女孩。在一首诗中他把自己比喻成不羁的野马，不肯为任何一朵格桑花交出自由……是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放浪不羁，身边围绕着许许多多的女孩和女诗人，许许多多。他几乎已经遗忘了小姨。这是小姨后来自己说的，小姨说，这是诗人的原话。他以为，他们就像夜空中的流星，去年开过的桃花，大约不会再次相遇。然而他实在低估了小姨和她内心的冲动。一个傍晚，她突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副湿漉漉的样子。那时候的K城，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他们生活在了一起。其实小姨不了解诗人也不了解自己，她在自己的爱情中，真的是卑微到了尘埃里。她知道他有别的女人，她知道他本质上并不看重自己的这份情感，她知道自己的一厢情愿将可能是怎样的一个结果，但她还是决定义无反顾。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小姨还在上学，但学业已经是一塌糊涂，她在C城和K城的路上不断地奔波，不断地带着泪水和委屈返回校园。半年之后，小姨被赶了出来，赶出来的理由荒谬至极：是因为她不愿意诗人带回不同的女人，睡在她的床上——诗人认为她是在干涉他的自由，是无理取闹，她没有权利这样指责他，这让他心神不宁。
小姨带着一颗破碎成粉末的心回到了学校。这时候，她却变得异常的平静，仿佛她经历的部分已经被她完整地切除了，就在返回学校的路上，一切一切，都变成了空无。那个前来咖啡馆里讲述这个故事的女孩说，她小姨和诗人的故事其实家里人知道，但没有人敢劝她，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生怕她一冲动做出什么更为出格的事儿来，但回到学校之后的小姨可以说完全是脱胎换骨。她继续写诗，她的诗歌也已经脱胎换骨，她，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毕业后分配到省文艺出版社工作，一直到去世。不过，她分配到出版社后就没再写诗，一首也没有，小姨给出的理由是她看到的好诗太多了，自己写的不值一提。
女孩说，她小姨没有再进入过任何一次新的恋爱中。没有。她就一个人平静地过了下来，日常生活只剩下看书，编稿，偶尔去爬山，旅游。今年夏天她小姨离开了人世，癌症，但走得非常安详——女孩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去整理了小姨的遗物，她的遗物并不多，都是书，只有两个日记本还被她放在一个角落里留着。是她和那个诗人的生活日记。之前的日记没有被女孩和她的母亲找到，之后的也没有。她觉得，既然“故事咖啡馆”希望收集故事，她小姨的这个故事就应当被记下来。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
杨婧媛率先回答：“我觉得它很有年代感，这个背景是无法移动的，如果挪到现在的话它就会有所失真——现在的女孩不那么看待诗，也不那么看待爱情了。老师，你觉不觉得，如果从女孩的角度，或者从第三人称的角度，都会把这个故事写得简单，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虽然也有打动人的力量。我在想，我可以从哪个角度来写这个故事——是不是可以从那个诗人的角度？事实上那半年的生活也毁掉了风流不羁的诗人，尽管之后的生活他依然那样风流不羁，但这个女孩（小姨）似乎放了些什么可怕的东西在他心底，总让他骤然疼痛。诗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了某种无可弥补的裂痕，他痛恨，包括痛恨他自己。在女孩离开之后他越来越怀念她的好，包括她的撒娇，小脾气，忍耐和装作视而不见的心疼……他觉得自己被不经意地拽入了深渊。为了抵抗对她的想念，抵抗自己内心里时时泛起的愧疚，诗人开始自暴自弃，他用种种方式来惩罚自己……”
“好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婧媛，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这个设计！这样，会使原来的故事有了多重的褶皱、多重的迂回，这恰恰是属于小说的。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得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你的这个角度，做好了的话会很妙。等于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说他的不是，不堪，而你却独自试图理解他，包括试图理解这种不是与不堪，好！不过要完成它难度会更巨大。一是你得试图说服自己，让你相信你所说的是有道理的，尽管作为作家你并不认可这一道理，可你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相信;二是男性的那种心理，欲望和暗藏的某些心态，你得有一个充分的思量和把握，一定得掌握好这个分寸，尽可能地让他的表演到位而逼真……”我飞快地打着字，一连打出了将近十条。我承认，杨婧媛的这一想法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有些兴奋：“这篇小说要是写出来，我觉得发表应当是没问题。我们一起可以帮你在设计上把把关，尽可能地让它不留半点儿疏漏。” “老师，”丁帅发私信给我，“我觉得那个诗人就是渣男，他不应当得到同情。我觉得婧媛师姐的方向有些偏，在记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谈过，可她还是坚持。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然后是一条语音：“我自己也没把握。”
我回给丁帅：“如果当时有渣男这个词儿，我觉得用在这个诗人身上也是合适的。婧媛说的，也不是要刻意地维护他，我也不太相信婧媛会站在那个诗人一边——她肯定有她的好恶和判断。只是，在小说写作的时候，你得充分地理解和体谅你小说中的主人公，哪怕他是一个坏人、恶人和无赖，你也必须要了解他的心理并把他的心理充分地刻画出来。小说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是让人更清晰地看到那些讨厌的、可怕的、自私的行为背后，都是怎样的心理和幽暗在支撑着它，同时让我们也跟着思忖我们自己，和这类行为的背后原因。你看，我们在戏剧中，小说中，有些坏人塑造得成功，更多的是依赖作家对他的理解——作家可能不认可这种行为，甚至就是因为反感才写下的它，但在小说的领域里，他不得不尽心为这个人这种可恶来做出辩护。恰恰因为这种辩护，才使小说有了更多的生动、丰富，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脸谱化塑造人物，方便是方便，但真不是一种好选择。你觉得呢？”
“我明白啦！”丁帅回复我，“那我想想，我如果也写一篇这样小说的话，我应当怎么写。”
“哈，好像不是如果，而是必须。你要写，你可以按电影的方式来设置这个故事。”
“婧媛说它很有年代感，这个背景是无法移动的——但我想移动它的背景，我就把它放到现在，丽江，正好把一些属于丽江的元素加进去。”丁帅说，“我设想是一个演艺明星，像我这么帅的明星，很有流量的那种，万人迷的那种——师姐她们老说我自恋，我哪来自恋，就是帅得过分了点儿而已。我要写那种追星的迷狂和没头脑——老师，这个主题也可以吧？”
“当然可以。”我说，“它抓住的是现象，我觉得你还可以更深入一点儿，就是，这个女孩儿为何如此，她想要的是什么，而这种没头脑又是从何而来的，有什么样的表现细节的方式让人记住……经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有一个偶发的想法，我想到的是将两个故事合在一起来写。前面的女性是姑姑或者小姨，甚至可以是母亲，只是选择母亲的话有些故事就不太好讲了，但算是备选吧，万一我們能想出好点子来呢。你也知道，我们写作的时候一切的设计原则都是两条，一是故事生动深刻，能吸引人;二是便于作家发挥，施展，这两条还得相互统一……”
“是啊，老师，你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过。你说沈从文的《丈夫》为什么选取的是丈夫而不是妓船上的老鸨、小七或水保，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什么选取狂人的角度而不是旁观的角度——这个对我启发特别大。”
“小姨在她那个年代遇上了诗人，她狂热地、奋不顾身地爱着，是一种飞蛾投火;而在这个年代，年轻的女孩又在一次偶遇或者是充当群众演员的过程中遇到了某位明星，然后又狂热地、奋不顾身地爱着，是另一种飞蛾投火……她们的身上，有一种让人唏嘘的共性，有一种不计后果的幽暗力量，既有盲目，又有单纯的珍贵。两者的故事要有交叉，而且交叉点有多处，这样才能把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并完成它的共同推进。我设想，家人会试图将女孩拉回到他们认为的‘正常轨道’，而最想将女孩拉回来的则是这个小姨，因为她经历过这种苦和疼，但她也是最为理解女孩的那一个……我觉得两种‘飞蛾投火’会强化故事的张力，会让故事生出更多的曲折和耐人寻味来。如果你愿意，我也可将这个思路送给你，你试试能不能完成……当然，它的技术考验会更多一些。”
“老师，你的这个想法是不错，但我不能抢你的构思。我想的是另一个故事，在我当导演时遇到的故事，它可能比不上你所讲的这个丰富……我的那个故事里有很强的喜剧因素，我自己想着都想乐！你等我回头把它写出来！”丁帅向我发出个害羞的表情，然后对我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另一个故事。我在外出拍片的时候听说的，而不是在故事咖啡馆里听说的。我觉得它更有意思，也更加宏大，历史感也更强。我觉得它更适合写小说，但又觉得要是小说那样写，怕人们又是不信，觉得你是胡编乱造。”
然后，懒惰的丁帅又给我发了一段段的语音。
4
下面是丁帅讲的故事。
1936年，一个叫邱大明的青年战士随着国民党第20军驻扎在四川宣汉。因为人长得帅气，又识字，正直而健谈，部队上的司务长就为他牵线搭桥，介绍了当地塔河坝炉子村的一个叫李德芳的女孩，很快两人便成了亲。他们的生活虽然略显贫苦，但也幸福、美满。
这个幸福美满维持了近五个月，当然，这五个月里两个人并不是长相厮守，相见的日子必须选择邱大明不当值的时候。五个月后，邱大明接到前方战事吃紧部队需要开拔的命令，军令如山，他甚至来不及告别和通知自己的妻子一声，就奔赴了前线。
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他们则又随着部队退到了南京，然后再退……八年的时间里邱大明一有空闲就会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安在宣汉的家，但始终没有机会再回去。战争的残酷不必多说，任何一个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都经历过九死一生，当然邱大明也不例外。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邱大明匆匆赶回宣汉又匆匆地返回了部队：物是人非，没有人知道妻子李德芳的任何消息，包括塔河坝炉子村的人们。在那样的战乱年代，生命真的会如同草芥，甚至连草芥都不如，所有的这种消失大家都认定为早已死亡，死亡才是最大概率。在寻妻未果之后，邱大明再娶，那时他已经是国民党的少校。然后是国内战争，国民党节节败退，邱大明离开了部队，然而在1953年的时候因为原国民党少校的身份，他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释放。由于成都老家已无亲人，而宣汉的家也早已人去屋空，于是邱大明就在自己服刑的新疆又待了四年，然后又返回了重庆。回到重庆后，邱大明在江北三洞桥安下了简陋的家，过着小心翼翼的生活，偶尔会回想一下自己的一生和所有的遇见。他有个邻居，邻居家有个女儿叫李腊枝，因为平时多有照顾两家走得也算亲近，所以，他认了这个李腊枝为自己的干女儿。 1997年的某一日，干女儿李腊枝找到邱大明，说为他牵线介绍一个老伴儿，这人叫刘泽华，就在江南住，她的男人死去十几年了，想再找个老来伴儿……邱大明一口拒绝。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有过狱中的经历，而且是一个土埋到脖子的人了，对别人只会是拖累，自己也一个人过惯了，没必要。这事儿就放下了。但没多久，那个刘泽华自己找了过来，她要见见邱大明。当然，邱大明已经不叫邱大明，而是另一个名字。
见到了。刘泽华感觉还算满意。而邱大明还是拒绝，这次他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吃低保的人，已经没能力再做更多的活儿：“我养不了你。”刘泽华的回答是：“我还有点儿积蓄，不用你来养。你就说，行不行吧。”说实话，邱大明内心里有一百个愿意，而且感觉与这个刘泽华有种特别的熟悉感——可是，他不敢答应，生活的种种使他变得更为怯懦。然而，刘泽华一再坚持。邱大明也就把自己的意愿说了出来。
两个人决定，领结婚证。这是刘泽华的坚持，而邱大明当然没有意见。在领证的前夕，邱大明在聊家常时无意向刘泽华询问，你老家是哪里的啊？刘泽华说，我老家是四川宣汉塔河坝炉子村的。邱大明一听这个地点，立刻激动起来，你、你是宣汉的，塔河坝炉子村的？他说，我也是那里的人，可我记得塔河坝炉子村姓李的多，没听说有姓刘的啊？刘泽华说，我原名叫李德芳，是来到重庆之后改的名。
邱大明真的是心潮澎湃，内心的波澜不断地撞击着堤坝上的巨石。可他还有些忐忑，害怕认错了人：因为这个李德芳已经来重庆数十年，算是个老重庆了，她的口音更像重庆人，已较少记忆中的痕迹，因为将近六十年岁月里的沧海桑田与物是人非实在太多太多了。他按捺住激动，再次询问，那，你母亲是不是姓余？是不是爱抽水烟？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邱大明再也忍不住了。他告诉李德芳，自己就是邱大明。在1936年和李德芳早就结过婚的邱大明，他的名字也是后来改的，在出狱之后改的……李德芳听后失声痛哭。她告诉邱大明，她之所以来重庆，就是记得邱大明的老家在重庆，她想来这里找他，而这一找，就是60年，一个甲子的时光。她为了找到他，可是吃了太多的苦啦。
那时，邱大明已经82岁，而李德芳80岁。他们又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里，邱大明包揽了家里家外所有的活儿，他觉得自己欠妻子的太多太多。2009年，李德芳因病去世，二十余天后邱大明也跟着走了……
丁帅说：“老师，我想改写这个故事。大背景有了，时间的长度和爱情有了，故事性也有了，矛盾冲突和迂回也有了。我想把故事的发生地由重庆挪到丽江，你不知道，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了，我想先完成我的小说然后将它改成电影剧本，外景就在丽江来拍。老师，你先看看我这些天拍的人像和景色——我承认，这几天我的脑子里就是它，就是它的场景，所以我拍的这部分多少是出于电影镜头感的考虑。我拍的照片越多，内心的笃定也就越多。
“我在邱大明身份上犹豫。我也在是要表现纯粹的情感方面，还是要加上现在比较流行的谍战因素方面一直犹豫，要不要把邱大明设计成一个脱离了组织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地下党？我要把它写成《士兵突击》那样的故事，还是《亮剑》《潜伏》或者《悬崖》？我也在故事处理得波澜起伏一点还是诗情画意一点之间犹豫，似乎都能讲得过去——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5
“我们又有了新故事，一个卖花姑娘的故事。”
“一个女孩讲的，四姐妹，遭受一个刑满释放出来的邻居的性骚扰，最后母亲报案，县城里闹得沸沸扬扬。虽然那个人得到了惩罚，但这个阴影却一直笼罩于整个家庭。大姐三姐先后离家到了另外的城市，而她也为了告别阴影，来到了丽江。只有老实木讷的二姐待在父母身边，直到去年才嫁给了一个没有孩子的鳏夫。她说，她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遗忘那些事儿，但时不时就会突然地想起，一想起就像吃到苍蝇一般恶心。她觉得我们女孩们应当更理解她。”
“爱情故事。我们听到的爱情故事总那么忧伤。”
“他给我展示了一封信。确切地说，是一份准备上战场的指挥官写给妻子的遗书。我拍了照片。他讲的这个故事是……”
“太感人了！让我静静，我一时缓不过来——我已经开始整理，傍晚的时候就发上来。”
没想到，故事咖啡馆“留下自己的故事”的项目竟然得到那么多人的回应，我原以为它不会得到多少回应，没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亲人的故事讲给陌生人听，即使这个讲述能换得一杯精心准备的现磨咖啡——这个“留下自己的故事”的项目将是故事咖啡馆菜单上的一段阑尾，可有可无地留在那里。出乎我的意料，它竟然比我想象的要“兴隆”很多，有些外地的游客竟然在偶然听到“故事咖啡馆”里的这个项目而专程来到这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胡月给我留言：“老师，我的新小说写完了。我是將四个故事放在一起来写的，有四个讲述者，而且把背景挪到了古代，时间和地点都是模糊的。我开头是这样写的：从前，一支疲乏的队伍走进一片寒冷的密林之中，前面传来不幸的消息：高高的雪山发生了雪崩，堵塞了向前的道路，而这时又下起了雪。他们走过破旧的吊桥，在一家旅店昏暗的院落里跳下马，默不作声的马倌们接过了缰绳。等他们走进去，发现这家旅店里已经住满了受阻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他们追踪的仇敌。在那样一个时刻是不适合使用刀枪的，于是他们一起坐下来，在火炉的温暖中和弥漫的茶香里打发昏昏沉沉的大把时间。这样的冬日实在太无聊了，而且貌似相安无事的仇敌们也一直绷紧了随时准备战斗的弦……我拿不准的是，它是不是有些太像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杨婧媛说不能这样写，它会让人感觉是在抄袭。其实我的设计和卡尔维诺的设计很是不同，我写的是，这家旅店只有在大雪阻路的时候才会出现，它为避雪的旅行者提供食物和住宿，让他们不至于在寒冷中遭遇到不测。在被阻挡在这家旅店的时间里，这支疲乏的队伍最终与他们的仇敌达成了和解，冰释前嫌，甚至成为了不错的朋友，离开旅店的时候甚至产生了惺惺相惜的依恋……但他们回到各自的营地，各自的部族，那种仇恨感却又回到了他们的身体里，新一波的阴谋和杀戮又开始了。五年之后。一支疲乏的队伍走进一片寒冷的密林之中，前面传来不幸的消息：高高的雪山发生了雪崩，堵塞了向前的道路，而这时又下起了大雪。他们走过破旧的吊桥，在一家旅店昏暗的院落里跳下马，默不作声的马倌们接过了缰绳。等他们走进去，发现这家旅店里已经住满了受阻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他们追踪的仇敌……” 后面又会发生什么？
“老师，我写的是，他们又不得不坐下来，一起拥挤着挤向火炉的方向。相互身体的摩擦让他们再一次冰释前嫌。这样行吗？”
可以，当然可以。它变成一种循环，其实包含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性。你所设计的“可消失的旅店”也包含了微妙的象征性，只是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把这个象征性用足，它不应当是那种即插即用的灵光一闪，而应当用足它——榨干它的价值，并榨干它的剩余价值，这也是我一直向你们强调的。对于这个小说的后面部分，我还有一个刚刚想到的设计，供你参考——当这支已经更换过不少人的疲乏的队伍来到旅店，他们发现在旅店里躲避风雪的人群中依然有自己要追杀的仇敌，而且，已经在火炉的旁边早早地伸出了他们的手。参与过前一次追捕并与自己的仇敌交换过礼物的一位老兵暗下决心，他决定冒险，不再顾忌旅店里的禁令而悄悄地掏出了匕首。故事在这里结束。我觉得在这里，它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使得故事的层面会有更多的丰富，它同样具备寓意。只让一个“破坏者”出现就已足够，我最初想到的是他们在进入旅店之前就商量好，准备好刀子，刚才在给你打字的过程中我觉得只有一个“破坏者”就足够了，更合适一些……
“老师，我能说……我还是想坚持我的那个想法。我设计的循环更符合我想要说的部分，你的，好是好，但不是我要说的。在一个极端的情境下，有时人可以和自己的仇敌相濡以沫，但一旦离开了那样的环境会立即变得不可能，甚至只有你死我活。老师，你说我的坚持对吗？”
对对对，当然对。我刚才说的，也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小说往往会在设计的过程中出现太多太多的可能，有些可能是作家可控的，而有些甚至是作家不可控的，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我同意你的坚持。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我也会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地为自己的设计提供新可能，一、二、三或一、二三、四，然后找出其中最有效的、最有表现力和自我表达的那一个，把它固定成唯一的叙述线。小说，总体上得一直不断地掂兑，不断试错，然后从中选择你最为喜欢的那一个。
“那，老师，我的这个设计算不算抄袭呢？要不，我把‘他们走过破旧的吊桥，在一家旅店昏暗的院落里跳下马，默不作声的马倌们接过了缰绳’这些话去掉？它是在杨婧媛提醒之后我又从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中找出来加上去的。杨婧媛说我是变本加厉、欲盖弥彰。她的那张嘴啊，太伤人啦，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只磨美式给她喝，不给她放半块糖。”
我说不能算是抄袭，这种方法其实我也常用，在后现代的写作方式中它属于“互文”，即从前人、前辈作家的经典文本里选择一个支点，多数是不太重要的支点，然后在你的新文本里获得丰富和延展，甚至有意识与原文本的“阐述”构成对抗和反驳——这已经是一种普遍被接受的、司空见惯的艺术手法了。如果你不能与原文本的“阐述”构成对抗和反驳，而是顺着原有的部分继续推进的话，它很可能会显得意义不大，但也不能算是抄袭……
杨婧媛给我留言：“我一直在想第一个故事，原来我设想的那个主题被我否掉了——我觉得自己其实是重复一种俗套，虽然它是现实之一种，也符合女权主义的普遍理解。也正因它是普遍理解，我为什么要用故事的方式再讲一次大家已经熟悉的、理解的所谓道理？我想另辟蹊径，但我也不想写胡月那种太过天马行空的故事——我知道老师你喜欢那类。但我的性格和趣味，还是愿意让它变成现实故事才好。老师，我一直认为那种现实故事的触动是别的类型故事无法达到的，它更能让你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在课堂上咱们曾有过争执，你有你的道理，但没有真正说服我。好在你从来不会把你的观点强加给我们，你说你愿意提供可能，至于对错和取舍，都交给我们自己完成……返回到第一个故事。我最近查找资料，发现‘玉龙第三国’的传说在当地还是比较盛行，尽管现在大家都已不信，只是当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流传。我也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之前殉情的男女中，女性往往坚毅，而男人则有时会动摇，被救回来的、背弃誓约的往往是男人。于是，我想从男人的角度写‘男人的怯懦’，写男人在那种极端境遇下的选择——在写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哪儿哪儿都不对，它也不是特别值得写的。于是，我又一次停了下来。然后重新回想那天那个男人在咖啡馆里的讲述，重新去听手机里的录音，我觉得我可能是先入为主了，他一谈到‘玉龙第三国’就引起了我的怀疑，以至于他所有讲的我都悄悄暗示自己‘是假的’‘他在撒谎’，在主观上已经判定他就是一个说谎者，就是一个左躲右闪和不断自我美化的骗子，他也就越来越是骗子了。在听录音的时候我重点听了他的语气和重音，在这里我发现他其实是真诚的，故事中可能有不真实的部分但情绪情感是真实的……这样，我就有了再一次的调整。老师你也说过小说的写作应当不断地在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想成为什么之间，在我们有什么和我们希望有什么之间开出一条深渊，并在这条深渊上建立想象的桥梁——在我写下的这个故事中，我可能用一种现实的、故事的方式，说出的是我们希望有什么。老师能不能抽时间帮我看一下？”
很快，时间完全行进于不知不觉，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已经营业了将近一年。胡月和杨婧媛向我发出邀请，让我在周年庆的时候务必到场，作為“留下自己的故事”的项目的特别嘉宾，我也务必要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不能虚构——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了下来。我准备选择“局部”，当然这个准备不会事先告诉他们。在这一年里，我也发现了他们写作上的各自不同：胡月喜欢幻想型的，有些魔幻色彩的那类写作，她会把故事尽可能地纳入魔幻和神话的范畴中，譬如她写下的《遐尔的历险》《蚂蚁部队》《地理课》。《地理课》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三个故事，故事的发生地分别是日本、哥伦比亚和印度，而且在讲述的时候日本部分胡月使用的是芥川龙之介式的语言，哥伦比亚的故事则使用的是马尔克斯式的语言，印度的故事则取于奈保尔和泰戈尔之间，贯穿起故事的线便是地理课的老师和作为学生的“我”——她竟然将在“故事咖啡馆”里听来的故事改头换面，分别变成了具有异域感的崭新故事。她脑袋里的怪东西也确实是多。我对她的提醒时常是：落实，你可以让这个人飞翔起来，可以让他变成龙或者鲤鱼，但一旦这一设计固定下来你就要将这个想象需要的所有条件都一一落实，把所有的可能都早早地想到，弥补一切可能的漏洞。记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从经验中得来的忠告吧，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个真实，但一定要接受它的必然后果。如果你设计了这个人可以飞，那好，其他人不可飞的条件你要想好，这个人的飞翔所带来的优势和劣势也都要想好，一旦进入到故事中，你就得强化你的说服力，你得让我相信你的弄虚作假是合理的，自洽的。杨婧媛，有着非常缜密的思维，极善于从故事背后发现哲理和可能的深刻，而且习惯不停地调整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同一事物，任何一个平常的事件她都能上升到理性和观念的层面去——但将理性观念重新变成生活故事讲述出来的能力略弱。对于她，我所强调的往往是：小说需要表达智慧，需要对人生有意义，但这智慧和意义往往不是依赖板着面孔的说教，而是通过寓言化的故事传达出来，这一转圜会使其中的思想和智慧更便于读者理解接受，更容易说服我们。小说呈现的应是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无论你要讲述的“道理”多深刻、多有意义和启示性，一旦用寓言的方式来完成，它就必须首先要建立一个有说服力、吸引力的“故事”，要通过这个故事来说出——你想，你要让这个人承担这部分思想，那，能不能给他一个形象上的特别设计，让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他？你可以坚持你的“现实主义”观点，这没任何的问题，但你也一定要清楚，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某些很逼真的现实场景、细节和情境都是“虚构”——我在课上也曾给你们讲过，在写作《包法利夫人》州农业展览会一节时，福楼拜在一封信中写道：“今天晚上我为描写州农展会的盛况拟定了一个提纲。这段文字篇幅很长——要写三十页稿纸。这就是我的意图。在写这乡村场面的同时（小说里所有的主要配角都将出场，发言，行动），我将在细节之间插入，或在前台下面描写一位妇人和一位绅士之间连续的谈话;那先生正在向妇人献殷勤呢。另外，我还要在州行政委员的一段庄严的演讲当中和末尾插进我即将写出的一段文字……”之后，福楼拜在另一封信中重提这段书写：“真难啊……相当棘手的一章。我把所有人都摆进了这一章，他们在行动和对话中相互交往，发生各种联系……我还要写出这些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大环境。如果我预期的目的达到了，这一章将产生交响乐般的效果……”这一拥有三十页稿纸的场景，福楼拜在完成了它的提纲之后写了三个月之久，他时时都在掂量，移动，重新安置，以便使它符合并能够匹配自己的艺术雄心。在阅读《包法利夫人》这一章节时，我们会感觉它太像真实的发生了，人物的各种表演，州行政委员发言中的不当用词，官话的陈腐和情话的陈腐……它让我们身临其境，感觉我们是在场的旁观者。然而，我们读到福楼拜的这两封信，则会意识到，这个场景，这些人物，这些对话和演讲，都是无中生出的有，是作家虚构的产物。你现在要打破的，是现实中现实场景的桎梏…… 丁帅，他一直试图让小说向影视的方向靠拢，他希望自己写下的故事有足够的迂回，有足够的矛盾冲突和迭起的高潮，他总是试图在自己写下的故事中加入吸引人的流行元素，总是希望故事的波澜起伏和环环相扣带给阅读者一种紧张感——我在给予他建议的时候则往往是：你在第二节，塞给主人公的那个道具——那把扇子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使用它？现在，你要给我想两到三个理由……好，这个道具既然你觉得有用，而且是具有特别之处的，那第三节和第五节，能不能再补一下“扇子”的戏份？不不不，第五节，不要一上来就提这把扇子，忽略它，让他的对手去提，因为第二节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他要装作无意。你不是要呈现道具的这项功能吗？好，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这样……丁帅啊，我们再想一想你给主人公B的性格设定的核心词，他是——勇敢，固执，多少有些油嘴滑舌。好，在这一节，他的这个转向是不是与“固执”不相符了？他转得太快，缺少合理性。好，你一定要他转，那就在他转变之前加戏，把他的固执呈现出来又让这个转变合理，甚至是固执的一部分……若不这样设计，这个B和前面的那个B似乎就不是一个人了，等于把人物写“走”了，在设计故事的时候，一定要反复地想，反复地想。“只能有读者想不到，不能有作者想不到”，这是我们写作的基础原则，别急着原谅自己……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群里的陈露几乎就没说过什么话，她从不参与我们的讨论，即使有时丁帅偶尔会招呼她。她也不说话，杨婧媛在私信中对我说，陈露很忙，也一直没有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如果老师来丽江的话他们是肯定要把她拉出来的，到时候，老师也劝劝她，给她些鼓励。这样下去，她会把自己埋没掉的。
我说好。我要去。陈露，我只教过一个学期，我到他们学校任教职的时候她已经是研三。我记住她，是因为她是她们班上第一个追着我谈论卡尔维诺的人，也是在谈论卡尔维诺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光的人。然而在她毕业之后便音信全无，直到胡月她们几个在丽江的雪山路上开了这家故事咖啡馆。去看看她，也成为我要在“故事咖啡馆”开业一周年前往丽江的缘由之一。
就在我准备成行的前一天，我突然发现，“故事五人组”的群里只剩下了四个人，陈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退出了。
“老师，你在不？”丁帅在群里与我打过招呼，“老师，二位师姐，我要和你们讲一讲陈露师姐的故事。是她自己講的。为了跟我讲她的事儿，她把我叫到了另一家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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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胡月和她的同学丁帅、杨婧媛，在丽江雪山路上开了一家突发奇想的咖啡馆，名字就叫“故事”——她告诉我她的灵感来自于奥尔罕·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在她脑袋里的怪东西也时常叮当作响，于是她就想为这些“怪东西”找个合适的出口，于是有了这家咖啡馆。“我们几个都喜欢丽江，它实在太美了，也是一个适合故事生长的地方。其实，开这样一家咖啡馆还是受到了你的启发，你还记得你在课堂上讲述的小说《连长的耳朵》吗？当时你谈到了丽江和它的古城，说，那里的故事充满了异质性和想象力，完全可以建构一个马贡多或者约克纳帕塔法——可能，你是随口一说。但我们决定来这里试一试。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小众咖啡馆，肯定挣不到什么钱，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乐趣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过了，就用咖啡馆来验证一下自己，训练一下自己，看自己究竟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在微信中她告诉我，她购置了两台德龙咖啡机，一台菲利浦咖啡机，它们各有不同，至于是怎样的不同，胡月曾给我说过几次，但我一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就像我忘记自己曾说过丽江古城可以“建筑”成马贡多或者约克纳帕塔法一样。不过我也难以否认自己曾这样说过，因为这样的说法也真的正合我意，像是我能说出来的话。胡月说：“我们三个志同道合的同学，都想在这样的实践中得到些启发和锻炼，你在课堂上也说过，我们现在缺技艺也缺生活，你可以教给我们基础的、基本的写作技艺，也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但生活是教不了的，生活经验是教不了的。你知道婧媛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爱回答问题，可她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她脑袋里的怪东西一点也不比我的少。她有这样的才华。毕业前我有了开一家故事咖啡馆的想法，我们就一拍即合。”
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与别家的咖啡馆没有太多的不同，它也售卖种种的现磨咖啡、挂耳咖啡，种种烘焙食品，有书籍、杂志和塔罗牌，还有乐高拼图，供顾客打发自己的空闲和无聊。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与别家的咖啡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它有一个“留下自己的故事”的项目，就是说，如果有谁愿意讲述一段与自己相关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有一定的曲折和长度，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杯现磨咖啡和三个小时左右的个人时间。“怎么样，这个创意？”胡月在微信里发出笑脸，“老师，我们也想请你参与。丁帅反复说，若是李老师也参与的话就好啦，我们也可以把李老师邀请过来……”
我回复说：“这个创意不错，只是，你们所说的故事的曲折和长度不太好把握，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曲折和长度’而打了退堂鼓，毕竟许多人有着一肚子的经历却讲不成故事，我在整理《县志·军事志》的时候采访过许多的战争亲历者，能问出故事来的几乎没有，尽管我们早了解一些他们的经历，百般引诱。而且，加了这样一条并不那么明确的限制，也容易让人感觉有商业欺诈的嫌疑，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至于我，我可以参与，就在微信中——如果你们几个都写得还不错的话，我也会随后写一个，然后找一家刊物一起发表，就像当时我们同题写《会飞的父亲》那样。至于丽江，我去过几次，而且，有机会一定会再去。”
“好呀好呀。”胡月迅速回复，“你来了我们当向导，陈露的驻防与这里也不远。她还说你要是来的话她也过来。”然后，停了一会儿说：“是的，这是个难题。我们暂时不附加这一条件，只是说，他们只要肯向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行，过程中，允许我们提问。这样可以吧？丁帅刚才说，要老师来给我们评判，看我们根据人家的故事重新编织的好不好，行不行，这个你能答应吧？就是会占老师的一些时间。当然，能发表就更好啦。”
“行。不过，你们最好是三个人都有了构思之后我再比对。”
“就像我们原来在课堂上那样？”
“是的，就像在课堂上那样。”
“好。丁帅要和老师语音。不知道你有空不？”
“这家伙就是懒。以后告诉他，打字。好吧，我现在没事。”
2
应当是并不顺利——我指的是“故事咖啡馆”里的故事项目，在他们开张之后半个月的时间里，胡月给我发过来的是咖啡，咖啡杯，是门外的流水和开在门口的花儿。杨婧媛发给我的则是屋顶上的玉龙雪山，分别是早晨、下午和黄昏;丽江古城的早晨，下午和黄昏;黑龙潭的正午。每张照片，细心而一向严谨的她都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并附上简短而有诗性的文字说明。而丁帅发给我的，则是他拍摄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站在路边售卖鸡豆凉粉的纳西女人，咖啡馆里，一个面色忧郁的女孩——她应当是游客，丁帅很是偶然地捕捉到了洒在她侧脸上的霞光。“老师，我现在迷上人像摄影了。我觉得其中有无穷的乐趣，它充满了偶然和不可知，我一路走下来，不知道自己今天能遇到什么，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满意的片子——这个不知道，不就是艺术吗？”他发来的还是语音，这段话被分成了两段，但随后的一句则是文字：“放心，老师，我还会写小说的，她们打击不到我！”后面跟着一个有些怪異的笑脸，是他自己做上去的。这个丁帅，一直喜欢玩这样的花样。在考入军艺研究生之前，他曾做过一段不算成功的导演，这些花样是他在当导演的时候学的。
应当是并不顺利，否则的话他们早就给我故事了，以我对胡月的了解，对丁帅的了解，他们绝不肯在得到怎样的故事之后依旧对我保密。因此，我也不好意思特别追问，只是在讲课和写作的间隙与他们互动，谈我的丽江印象，譬如一路上反复地遇雨，刚刚把伞撑起雨就停了，艳阳晒着那些袅袅的水汽更让古城的古老变成了仙境，只有在丽江和大理，我才见到过街道上“蒸发”的发生，也更清晰地理解了“润泽”这个词。譬如丽江城中不歇的水流和藏身于水草中的鱼，那种清澈真的是久违，我都想脱下鞋子去水中踩一踩，这个冲动其实很不好控制。譬如玉龙雪山的攀登和“肥胖的缺氧”，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想出来的病症”，如果不提示自己海拔或许根本没什么问题……我也会把我新写的文字发给他们看，但彼此心照不宣地不提“故事咖啡馆”里的故事采集，它就像一个还没有放置好井盖的窨井，我们一起把它给绕了过去。应当是并不顺利，或许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一杯咖啡而向陌生人敞开心扉——这不是咖啡的问题而是心理习惯的问题，就像我在我的“小说创作学”课上曾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个民族、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倾诉的习惯，我们更愿意自己慢慢消化也不会选择说出。即便是我们这种以写作为生的人，也不会轻易地向别人敞开心扉，所以在我的小说中多是讲述“父亲”的故事——许多时候，那个“父亲”可能更多的是我，但有些让人羞愧和不愿正视的东西，放在“父亲”身上没太多的负担，而假设交给自己，就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我和卡夫卡、穆齐尔他们一样，不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信史。”其实这是转引的一位作家的话，我悄悄把那句话里的“我”变成了站在讲台上的我，“但我写下的文字是真诚的，它用遮遮掩掩的方式表达的是我的真实认知和真情实感。”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故事咖啡馆”以及咖啡换故事的那个项目，装作部分“遗忘”了它——我不希望这几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在我的提醒下感觉到受挫，尽管有时候受挫这样的事会时常发生。我等着他们提及，如果他们想提及的话。
大约“故事咖啡馆”开张二十天后，下午。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微信里多了一个群，“故事五人组”，除了我和三个经营“故事咖啡馆”的学生，他们还把陈露也拉了进来。“老师，我们有故事啦！”微信里的胡月显得欢呼雀跃，“只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所以，我和丁帅、婧媛商量，建个群。我们也把陈露师姐拉了进来，希望师姐能够参与。”接着，杨婧媛和丁帅分别与我打了招呼，我一一回复过，然后和陈露打了声招呼，她没有回答。
“老师，”杨婧媛私信发我，“你可能不知道陈露姐的事儿吧？她离婚了。自己带孩子，工作又忙。这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我们想把她从那种情绪里拉出来。至少，要试试吧？她不回话，老师也别怪她。我怕你不知道她的这个情况。”
我和杨婧媛在私信里说着，“故事五人组”的群里胡月则把她所整理的故事发给了我们。她说，这是三天前一个叫了一杯“美式”的男人给她们讲的，当时丁帅应是在外面拍片。下面，是那个男人的故事。
你们知道不知道在玉龙雪山后山有一个被称为殉情谷的地方？不知道？好，我先讲给你们听。在玉龙雪山后山的山谷里，有一处绝美的地方却很少有人去，那里被称为“殉情谷”，它几乎和丽江古城一样古老。特别是远古的时候，有些痴情的男女相爱了，但苦于种种限制使他们不能在一起，甚至会迫使他们永远地分开。而这些痴情的男女却像着了魔，如果不是这样当然也就不算是痴情了。于是，男人和女人悄悄地商量好，一起来到殉情谷，在谷边的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拥抱在一起，跳下山崖。传说，殉情男女会共同进入到可怕的炼狱之中，一直要在那里待上三百多年——如果他们到那时还是相爱着的，则会获得神灵的特别祝福，进入没有痛苦、没有衰老的“玉龙第三国”，永远相亲相爱下去。知道了这个背景，我就可以讲我的故事了。
我是来这边做生意的。有过一次婚姻但早就离了。我经营的是翡翠和银制品，日子嘛，反正过得下去。我来这边的时候正是我的低潮期，无论是家庭、事业还是一切别的什么，哪儿哪儿都不顺。后来我就遇见了我后来的女友，就叫她小翡吧，也没必要说她真实的名字。相遇嘛，也没什么特别，就是自然而然地……我们的相爱是后来的事儿，甚至都没意识到它会发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识到，作为男人，我是有些期待的，但一直觉得不可能，我大她九岁，而且是一个离过婚、过得很不如意的男人。我不想说我们的过程，我希望你们理解：它没什么特别，后来我在周围的朋友那里以及网上听到见到些所谓的爱情故事，我和小翡的真没什么特別的，就是慢慢地慢慢地……她的父亲母亲都不同意。她父亲来找过我，不只是一个人。狠狠地扇过我十几记耳光，要我滚蛋，离得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耳光，我也许会答应他的条件，但因为他的耳光我决定不走，我就在这里，继续我不死不活的生意和不死不活的生活。她父亲没办法，只好严格地看管着小翡，让她不再和我见面，让她母亲中意的追求者出入她的家……我承认，我们之间的情感反而因此更为炽热。我也做过许多疯狂的举动，引得她父亲来砸了我的铺子，当时，我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后来，小翡通过一个秘密的方式向我表达殉情的想法，我一冲动，也同意了。对我来说她就是我的全部，我愿意。按照她所说的时间、地点，我准备和她一起去殉情谷，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她母亲出现在我的门口。是的，像你们所猜测的那样，我没去成，我答应了小翡的母亲，带小翡远走高飞，等她父亲想通了、理解了再回来——我承认自己更认可这一选择。小翡？她也没去成，她父亲看着呢，我们之间秘密传递的方式早已经被他发现了。我在自己的店铺里等着小翡，她母亲说，她会做好小翡父亲的工作，至少会帮助小翡远离。然而没想到的是，她食言了，或者她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说的那些当真。
没有了小翡的消息，我当然难过，极其难过。那段时间我感觉是度日如年，天天都泡在酒吧里——酒吧的老板都认识了我的住处，每次喝醉，他们就会派人把我送回房间。某一日，我在走出酒吧的时候，突然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了一个女孩，看上去那么那么像小翡。我就喊她，想追上她，可是只一瞬间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约又过了三个月，我已经渐渐平静，不平静又怎么办？我已经失去了小翡。在苦闷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对不起小翡。当时我并没觉得对不起她，我只是尽力地想把她挤出我的生活、记忆和印象，就是那样。这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店里——冷冷清清，当时也没别人，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做生意的料，有一种特别心灰意冷的感觉。小翡伯伯家的一个哥哥来找我。他告诉我说，小翡没了，自己抱着一个枕头跳下了殉情谷。枕头上，写着我的名字。不可能！我当时很激动，认为他是在撒谎——那一日，我没能去成那个所谓的殉情谷，小翡也没去成，她被她父亲严格地看管着……他告诉我说，小翡去了。严格看管是不假，但她去了，和那些看管她的人，而他就是那些负责看管她的人其中的一个。她没有等到我来。伤心欲绝的小翡决定离开丽江。她的父亲母亲答应她离开，于是小翡就跟着她的小姨去了香格里拉。当时的交通没现在方便，而她，也更换了一个新手机。她以为我没有去殉情谷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根本没想到是她的母亲……可是，后来她还是从她小姨偶然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是她的母亲。上个月，她返回家里，和父母狠狠吵了一架，可她父母依然不同意，他们似乎更为坚决。没几天，就发生了那件事儿。小翡谁也没有告诉，偷偷地从家里跑了出来……
那个男人说，这个意外的消息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他没有想到小翡会那样刚烈。那个男人说，这就是他的故事。小翡离开了之后，他每年都会去玉龙雪山后面的殉情谷看一看，那里的景色真的很美很美。他也觉得，小翡抱着跳下山崖的其实是他，而留在这里的，不过是那个写了他名字的枕头，而已。他只是一个枕头人，现在。
“老师，我们对这个故事有严重的分歧。这几天，我们天天都为这个故事争吵。说实话，我们都想不出，它应该能变成一个怎样的故事。”胡月在群里说，“我想不出怎么写——它有点太完整了，给我发挥的余地不多。而我，又不想写一个已知的故事。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你听来的故事太完整了，反而限制了你的想象。” 没等我回答，杨婧媛已在群里说话：“老师，我觉得它应当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而不是生活里发生的。他很可能是在什么样的资料中得到的这个故事，然后以自己故事的面目讲给了我们。如果我来写这个故事，则必须完全地改头换面，否则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新的，是不是？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审视爱情的主题：一方的飞蛾投火，一方的左躲右闪和自我美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它所导致的后果……我还没有完全想好。”
“我也认为它是编出来的故事，是虚构的。它完全不符合时代。”丁帅插话。其实在杨婧媛讲述的过程中他已经插话，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顺畅我做了些调整。“我不信任那个男人的话。男人嘛，就是掏月亮的猴子，你看他身子扑下去了，可尾巴则还挂在树上。什么殉情谷，什么神仙传说，我都不信，再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一起殉情，还父母不同意……它要是发生在古代我可以信，现在我真的不会相信。”
“关键是，你可以由它讲一个什么故事。”胡月说，“我们是基于别人讲的故事再讲我们的故事，老师不是说过嘛，从生活到小说要经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最后变成小说它可能完全不同，关键看我们所取。是不是这样？”
“我还有个疑问，”杨婧媛说，“我们能这样写殉情吗？我总觉得惨兮兮的，一看就像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
胡月在群里接过话茬：“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倒不是怀疑真假，老师我觉得那个男人不像是说谎的样子，当时听得我还挺激动的，跟着他心酸。我的疑问也是能不能写。有些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一进小说就显得特别假，老师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说，大家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那句话吧，在讲课的时候我曾和大家讲过，而且是胡月帮我做的PPT。他说，文学没有欺骗，因为当我们打开一部虚构小说时，我们是静下来准备看一场演出的;在演出中，我们很清楚是流泪还是打哈欠，仅仅取决于叙述者巫术的好坏，他企图让我们拿他的谎话当真情来享受，而不取决于他忠实地再现生活的能力。生活里的一些发生，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它很可能是非逻辑的，或者说我们这些非经历者看不到它的逻辑在;一旦进入到小说，你就必须要暗暗强化这个逻辑关系，强化他行为的说服力，这一点，永远是对作家能力的考验。你写下的是生活故事它当然需要说服力，而你写下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一个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样具有荒诞和魔幻意味的小说，也必须要说服力，甚至更需要说服力。它真的，不取决于是否“忠实再现了生活”。在这点上，我们许多的理论本质上是错的。
我说，我也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基本完成”的故事，如果我们想以它为支点建构一个小说——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意见，不保证它正确也不保证它适用于你们每一个——如果我们想保持它的基本原样，那需要添加的就是：一、心理的，這里面心理的部分特别值得挖掘，我们的写作应当为这个男人建立起丰富而敏锐的神经末梢;二、逻辑的，如果你觉得哪里有些假或者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那好，你就要更换掉你觉得假的和不符合的部分，换成符合的情节与细节，在更换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它的逻辑性。生活中可能有“非逻辑”，但小说中不能有，小说中的“非逻辑”往往是“逻辑”的一部分，是为了具体的表达而制造出来的。既然丁帅觉得殉情谷的故事不符合时代，那好，你可以将它变成一个符合时代的殉情故事，也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偶然，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为安娜安排的走向车轮那样;既然杨婧媛觉得它过于惨兮兮，那好，你可以安排她出走，安排她走向另一条生的道路，这没关系，关键在于你必须把逻辑的发条拧得足够紧。
“老师，如果你来写，你会写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胡月问。
我……我认认真真地想了一下。如果让我来写，我可能会把那个男人故事讲到最后说的那句话作为支点，就是，他因为某个人的失去、爱情的失去而变成了一个枕头人。你们也知道，我习惯那种有些荒诞感的寓言性写作——我的故事，从他成为一个枕头人开始讲起，让他成为某家布店里的枕头人，被堆放在一大堆新进来的面料里面。进进出出前来买布的人们完全忽略他的存在，就连布店里的女店员也忽略着他的存在。后来，前来旅行的一家人看中了这个枕头人，在经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高个子男孩买走了他。而这个男孩的父亲，也正经历着理想的挫败、生活的挫败，越来越麻木懈怠，也正在慢慢地变成另一个枕头人——他们来丽江旅游也是试图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想恢复男孩父亲的活力和热情……后面的故事，我还没有想好，但会把“枕头人”当成一个支点，化虚为实。
“老师，那你说，我的那篇应该怎么写？”杨婧媛问我，并在问话的后面加了一个吐舌头的表情。
我说，我现在还不清楚，因为你没有给我提供你想要的故事。不过，你已经设想了它的主题：一方的飞蛾投火，一方的左躲右闪和自我美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你可以顺着它继续你要讲的故事。我觉得它可以是一种寓言化的小说，你所确定下来的，是它的主题深刻性，这恰恰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我们知道文学源自于生活，来自生活的切肤感受当然是“寓言”性小说的支点，但它成为寓言性小说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锤炼和萃取的过程，它必须要使那些从生活中得来的感悟和思考变成具有深刻感和新颖度的“思想观念”。有了思想观念，它离完成还有一个漫长的距离，因为它要重新“变成故事”，变成生活或类生活的故事才行，而这个故事应当妥帖、新颖、有魅力，这其中必然会经历一系列不太为非写作者所知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动。这个“变动”，我暂时不能替你设计，你有个大体的设计之后我可以和你一起补充，你看这样可以吗？
“好吧，我就是没想好故事。我觉得不能被他所讲述的故事给困住;但事实上，它或多或少困住了我。我再想想。”
丁帅接着说：“老师，我也想了一个故事，但它看起来与这个男人讲的殉情故事不搭界。我想的是一个爱与欺骗的故事，一个貌似真诚真情的猎艳者……这个故事我想讲得曲折，离奇，像你强调的那样有多重的波澜，至少三层，后面的波澜要高过前面的波澜……” 后面，丁帅又发了一大堆的语音，我将它们一一转换成文字。而自始至终，陈露没和我们说一句话，没有。我本来在微信群里打下了“陳露，你怎么看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几个字，但想想，又将它删除了。
3
“我们又有故事啦！”
是一个女孩讲的，她说，这是她小姨的故事而不是她的。她觉得小姨的这个故事值得记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小姨在上大学，像许多同龄的男孩女孩那样疯狂地爱上了诗歌——她迷恋着北岛、顾城、江河、舒婷、李金发和戴望舒，迷恋着埃利蒂斯、帕思捷尔纳克和伍尔夫，在她所在的学校诗社里，争取到了一个核心社员的名额，负责张贴油印的诗歌报纸和诗人作家前来讲座的公告，也正是因此，她近距离地接近了那个诗人，然后是一见钟情。
女孩觉得，小姨的情窦初开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爱上的是诗，另一方面才是那个诗人，甚至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那个诗人，但小姨自己并不清楚，她觉得这两者是一体的，完全是一体的。小姨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大她十一岁的诗人，她知道这是一份不可能的爱情，可是她就是无法自拔。在那个年代，诗歌是有光的，那个桀骜的男人是有光的。毫无疑问，那个诗人在征服女孩子方面也是个高手。三五天的会议，这个女孩全然交出了自己，她有着飞蛾扑火的冲动，这冲动是那样强烈以至她更多地爱上了牺牲——会议结束，参观结束，诗人飞回，这个女孩则还处在不断的燃烧之中，她能听得到自己身上噼噼啪啪的火焰，感觉到身体里被烧毁的空洞以及由此的疼痛与快感。她给诗人写信，一封一封。诗人终于有了回信。接到诗人信的那一瞬间她的泪水一下子决堤，在那个时刻和接下来的时刻她都把自己变成了泪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半年的时光对于诗人而言那么短暂，他偶尔会想起她，会想起那份炙热和飞蛾扑火的身体，想起的时候他的心也会疼——半年的时间里他写了三首诗给这个遥远的女孩，而另有七首诗写给另外的女孩。在一首诗中他把自己比喻成不羁的野马，不肯为任何一朵格桑花交出自由……是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放浪不羁，身边围绕着许许多多的女孩和女诗人，许许多多。他几乎已经遗忘了小姨。这是小姨后来自己说的，小姨说，这是诗人的原话。他以为，他们就像夜空中的流星，去年开过的桃花，大约不会再次相遇。然而他实在低估了小姨和她内心的冲动。一个傍晚，她突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副湿漉漉的样子。那时候的K城，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他们生活在了一起。其实小姨不了解诗人也不了解自己，她在自己的爱情中，真的是卑微到了尘埃里。她知道他有别的女人，她知道他本质上并不看重自己的这份情感，她知道自己的一厢情愿将可能是怎样的一个结果，但她还是决定义无反顾。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小姨还在上学，但学业已经是一塌糊涂，她在C城和K城的路上不断地奔波，不断地带着泪水和委屈返回校园。半年之后，小姨被赶了出来，赶出来的理由荒谬至极：是因为她不愿意诗人带回不同的女人，睡在她的床上——诗人认为她是在干涉他的自由，是无理取闹，她没有权利这样指责他，这让他心神不宁。
小姨带着一颗破碎成粉末的心回到了学校。这时候，她却变得异常的平静，仿佛她经历的部分已经被她完整地切除了，就在返回学校的路上，一切一切，都变成了空无。那个前来咖啡馆里讲述这个故事的女孩说，她小姨和诗人的故事其实家里人知道，但没有人敢劝她，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生怕她一冲动做出什么更为出格的事儿来，但回到学校之后的小姨可以说完全是脱胎换骨。她继续写诗，她的诗歌也已经脱胎换骨，她，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毕业后分配到省文艺出版社工作，一直到去世。不过，她分配到出版社后就没再写诗，一首也没有，小姨给出的理由是她看到的好诗太多了，自己写的不值一提。
女孩说，她小姨没有再进入过任何一次新的恋爱中。没有。她就一个人平静地过了下来，日常生活只剩下看书，编稿，偶尔去爬山，旅游。今年夏天她小姨离开了人世，癌症，但走得非常安详——女孩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去整理了小姨的遗物，她的遗物并不多，都是书，只有两个日记本还被她放在一个角落里留着。是她和那个诗人的生活日记。之前的日记没有被女孩和她的母亲找到，之后的也没有。她觉得，既然“故事咖啡馆”希望收集故事，她小姨的这个故事就应当被记下来。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
杨婧媛率先回答：“我觉得它很有年代感，这个背景是无法移动的，如果挪到现在的话它就会有所失真——现在的女孩不那么看待诗，也不那么看待爱情了。老师，你觉不觉得，如果从女孩的角度，或者从第三人称的角度，都会把这个故事写得简单，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虽然也有打动人的力量。我在想，我可以从哪个角度来写这个故事——是不是可以从那个诗人的角度？事实上那半年的生活也毁掉了风流不羁的诗人，尽管之后的生活他依然那样风流不羁，但这个女孩（小姨）似乎放了些什么可怕的东西在他心底，总让他骤然疼痛。诗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了某种无可弥补的裂痕，他痛恨，包括痛恨他自己。在女孩离开之后他越来越怀念她的好，包括她的撒娇，小脾气，忍耐和装作视而不见的心疼……他觉得自己被不经意地拽入了深渊。为了抵抗对她的想念，抵抗自己内心里时时泛起的愧疚，诗人开始自暴自弃，他用种种方式来惩罚自己……”
“好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婧媛，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这个设计！这样，会使原来的故事有了多重的褶皱、多重的迂回，这恰恰是属于小说的。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得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你的这个角度，做好了的话会很妙。等于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说他的不是，不堪，而你却独自试图理解他，包括试图理解这种不是与不堪，好！不过要完成它难度会更巨大。一是你得试图说服自己，让你相信你所说的是有道理的，尽管作为作家你并不认可这一道理，可你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相信;二是男性的那种心理，欲望和暗藏的某些心态，你得有一个充分的思量和把握，一定得掌握好这个分寸，尽可能地让他的表演到位而逼真……”我飞快地打着字，一连打出了将近十条。我承认，杨婧媛的这一想法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有些兴奋：“这篇小说要是写出来，我觉得发表应当是没问题。我们一起可以帮你在设计上把把关，尽可能地让它不留半点儿疏漏。” “老师，”丁帅发私信给我，“我觉得那个诗人就是渣男，他不应当得到同情。我觉得婧媛师姐的方向有些偏，在记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谈过，可她还是坚持。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然后是一条语音：“我自己也没把握。”
我回给丁帅：“如果当时有渣男这个词儿，我觉得用在这个诗人身上也是合适的。婧媛说的，也不是要刻意地维护他，我也不太相信婧媛会站在那个诗人一边——她肯定有她的好恶和判断。只是，在小说写作的时候，你得充分地理解和体谅你小说中的主人公，哪怕他是一个坏人、恶人和无赖，你也必须要了解他的心理并把他的心理充分地刻画出来。小说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是让人更清晰地看到那些讨厌的、可怕的、自私的行为背后，都是怎样的心理和幽暗在支撑着它，同时让我们也跟着思忖我们自己，和这类行为的背后原因。你看，我们在戏剧中，小说中，有些坏人塑造得成功，更多的是依赖作家对他的理解——作家可能不认可这种行为，甚至就是因为反感才写下的它，但在小说的领域里，他不得不尽心为这个人这种可恶来做出辩护。恰恰因为这种辩护，才使小说有了更多的生动、丰富，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脸谱化塑造人物，方便是方便，但真不是一种好选择。你觉得呢？”
“我明白啦！”丁帅回复我，“那我想想，我如果也写一篇这样小说的话，我应当怎么写。”
“哈，好像不是如果，而是必须。你要写，你可以按电影的方式来设置这个故事。”
“婧媛说它很有年代感，这个背景是无法移动的——但我想移动它的背景，我就把它放到现在，丽江，正好把一些属于丽江的元素加进去。”丁帅说，“我设想是一个演艺明星，像我这么帅的明星，很有流量的那种，万人迷的那种——师姐她们老说我自恋，我哪来自恋，就是帅得过分了点儿而已。我要写那种追星的迷狂和没头脑——老师，这个主题也可以吧？”
“当然可以。”我说，“它抓住的是现象，我觉得你还可以更深入一点儿，就是，这个女孩儿为何如此，她想要的是什么，而这种没头脑又是从何而来的，有什么样的表现细节的方式让人记住……经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有一个偶发的想法，我想到的是将两个故事合在一起来写。前面的女性是姑姑或者小姨，甚至可以是母亲，只是选择母亲的话有些故事就不太好讲了，但算是备选吧，万一我們能想出好点子来呢。你也知道，我们写作的时候一切的设计原则都是两条，一是故事生动深刻，能吸引人;二是便于作家发挥，施展，这两条还得相互统一……”
“是啊，老师，你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过。你说沈从文的《丈夫》为什么选取的是丈夫而不是妓船上的老鸨、小七或水保，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什么选取狂人的角度而不是旁观的角度——这个对我启发特别大。”
“小姨在她那个年代遇上了诗人，她狂热地、奋不顾身地爱着，是一种飞蛾投火;而在这个年代，年轻的女孩又在一次偶遇或者是充当群众演员的过程中遇到了某位明星，然后又狂热地、奋不顾身地爱着，是另一种飞蛾投火……她们的身上，有一种让人唏嘘的共性，有一种不计后果的幽暗力量，既有盲目，又有单纯的珍贵。两者的故事要有交叉，而且交叉点有多处，这样才能把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并完成它的共同推进。我设想，家人会试图将女孩拉回到他们认为的‘正常轨道’，而最想将女孩拉回来的则是这个小姨，因为她经历过这种苦和疼，但她也是最为理解女孩的那一个……我觉得两种‘飞蛾投火’会强化故事的张力，会让故事生出更多的曲折和耐人寻味来。如果你愿意，我也可将这个思路送给你，你试试能不能完成……当然，它的技术考验会更多一些。”
“老师，你的这个想法是不错，但我不能抢你的构思。我想的是另一个故事，在我当导演时遇到的故事，它可能比不上你所讲的这个丰富……我的那个故事里有很强的喜剧因素，我自己想着都想乐！你等我回头把它写出来！”丁帅向我发出个害羞的表情，然后对我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另一个故事。我在外出拍片的时候听说的，而不是在故事咖啡馆里听说的。我觉得它更有意思，也更加宏大，历史感也更强。我觉得它更适合写小说，但又觉得要是小说那样写，怕人们又是不信，觉得你是胡编乱造。”
然后，懒惰的丁帅又给我发了一段段的语音。
4
下面是丁帅讲的故事。
1936年，一个叫邱大明的青年战士随着国民党第20军驻扎在四川宣汉。因为人长得帅气，又识字，正直而健谈，部队上的司务长就为他牵线搭桥，介绍了当地塔河坝炉子村的一个叫李德芳的女孩，很快两人便成了亲。他们的生活虽然略显贫苦，但也幸福、美满。
这个幸福美满维持了近五个月，当然，这五个月里两个人并不是长相厮守，相见的日子必须选择邱大明不当值的时候。五个月后，邱大明接到前方战事吃紧部队需要开拔的命令，军令如山，他甚至来不及告别和通知自己的妻子一声，就奔赴了前线。
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他们则又随着部队退到了南京，然后再退……八年的时间里邱大明一有空闲就会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安在宣汉的家，但始终没有机会再回去。战争的残酷不必多说，任何一个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都经历过九死一生，当然邱大明也不例外。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邱大明匆匆赶回宣汉又匆匆地返回了部队：物是人非，没有人知道妻子李德芳的任何消息，包括塔河坝炉子村的人们。在那样的战乱年代，生命真的会如同草芥，甚至连草芥都不如，所有的这种消失大家都认定为早已死亡，死亡才是最大概率。在寻妻未果之后，邱大明再娶，那时他已经是国民党的少校。然后是国内战争，国民党节节败退，邱大明离开了部队，然而在1953年的时候因为原国民党少校的身份，他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释放。由于成都老家已无亲人，而宣汉的家也早已人去屋空，于是邱大明就在自己服刑的新疆又待了四年，然后又返回了重庆。回到重庆后，邱大明在江北三洞桥安下了简陋的家，过着小心翼翼的生活，偶尔会回想一下自己的一生和所有的遇见。他有个邻居，邻居家有个女儿叫李腊枝，因为平时多有照顾两家走得也算亲近，所以，他认了这个李腊枝为自己的干女儿。 1997年的某一日，干女儿李腊枝找到邱大明，说为他牵线介绍一个老伴儿，这人叫刘泽华，就在江南住，她的男人死去十几年了，想再找个老来伴儿……邱大明一口拒绝。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有过狱中的经历，而且是一个土埋到脖子的人了，对别人只会是拖累，自己也一个人过惯了，没必要。这事儿就放下了。但没多久，那个刘泽华自己找了过来，她要见见邱大明。当然，邱大明已经不叫邱大明，而是另一个名字。
见到了。刘泽华感觉还算满意。而邱大明还是拒绝，这次他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吃低保的人，已经没能力再做更多的活儿：“我养不了你。”刘泽华的回答是：“我还有点儿积蓄，不用你来养。你就说，行不行吧。”说实话，邱大明内心里有一百个愿意，而且感觉与这个刘泽华有种特别的熟悉感——可是，他不敢答应，生活的种种使他变得更为怯懦。然而，刘泽华一再坚持。邱大明也就把自己的意愿说了出来。
两个人决定，领结婚证。这是刘泽华的坚持，而邱大明当然没有意见。在领证的前夕，邱大明在聊家常时无意向刘泽华询问，你老家是哪里的啊？刘泽华说，我老家是四川宣汉塔河坝炉子村的。邱大明一听这个地点，立刻激动起来，你、你是宣汉的，塔河坝炉子村的？他说，我也是那里的人，可我记得塔河坝炉子村姓李的多，没听说有姓刘的啊？刘泽华说，我原名叫李德芳，是来到重庆之后改的名。
邱大明真的是心潮澎湃，内心的波澜不断地撞击着堤坝上的巨石。可他还有些忐忑，害怕认错了人：因为这个李德芳已经来重庆数十年，算是个老重庆了，她的口音更像重庆人，已较少记忆中的痕迹，因为将近六十年岁月里的沧海桑田与物是人非实在太多太多了。他按捺住激动，再次询问，那，你母亲是不是姓余？是不是爱抽水烟？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邱大明再也忍不住了。他告诉李德芳，自己就是邱大明。在1936年和李德芳早就结过婚的邱大明，他的名字也是后来改的，在出狱之后改的……李德芳听后失声痛哭。她告诉邱大明，她之所以来重庆，就是记得邱大明的老家在重庆，她想来这里找他，而这一找，就是60年，一个甲子的时光。她为了找到他，可是吃了太多的苦啦。
那时，邱大明已经82岁，而李德芳80岁。他们又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里，邱大明包揽了家里家外所有的活儿，他觉得自己欠妻子的太多太多。2009年，李德芳因病去世，二十余天后邱大明也跟着走了……
丁帅说：“老师，我想改写这个故事。大背景有了，时间的长度和爱情有了，故事性也有了，矛盾冲突和迂回也有了。我想把故事的发生地由重庆挪到丽江，你不知道，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了，我想先完成我的小说然后将它改成电影剧本，外景就在丽江来拍。老师，你先看看我这些天拍的人像和景色——我承认，这几天我的脑子里就是它，就是它的场景，所以我拍的这部分多少是出于电影镜头感的考虑。我拍的照片越多，内心的笃定也就越多。
“我在邱大明身份上犹豫。我也在是要表现纯粹的情感方面，还是要加上现在比较流行的谍战因素方面一直犹豫，要不要把邱大明设计成一个脱离了组织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地下党？我要把它写成《士兵突击》那样的故事，还是《亮剑》《潜伏》或者《悬崖》？我也在故事处理得波澜起伏一点还是诗情画意一点之间犹豫，似乎都能讲得过去——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5
“我们又有了新故事，一个卖花姑娘的故事。”
“一个女孩讲的，四姐妹，遭受一个刑满释放出来的邻居的性骚扰，最后母亲报案，县城里闹得沸沸扬扬。虽然那个人得到了惩罚，但这个阴影却一直笼罩于整个家庭。大姐三姐先后离家到了另外的城市，而她也为了告别阴影，来到了丽江。只有老实木讷的二姐待在父母身边，直到去年才嫁给了一个没有孩子的鳏夫。她说，她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遗忘那些事儿，但时不时就会突然地想起，一想起就像吃到苍蝇一般恶心。她觉得我们女孩们应当更理解她。”
“爱情故事。我们听到的爱情故事总那么忧伤。”
“他给我展示了一封信。确切地说，是一份准备上战场的指挥官写给妻子的遗书。我拍了照片。他讲的这个故事是……”
“太感人了！让我静静，我一时缓不过来——我已经开始整理，傍晚的时候就发上来。”
没想到，故事咖啡馆“留下自己的故事”的项目竟然得到那么多人的回应，我原以为它不会得到多少回应，没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亲人的故事讲给陌生人听，即使这个讲述能换得一杯精心准备的现磨咖啡——这个“留下自己的故事”的项目将是故事咖啡馆菜单上的一段阑尾，可有可无地留在那里。出乎我的意料，它竟然比我想象的要“兴隆”很多，有些外地的游客竟然在偶然听到“故事咖啡馆”里的这个项目而专程来到这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胡月给我留言：“老师，我的新小说写完了。我是將四个故事放在一起来写的，有四个讲述者，而且把背景挪到了古代，时间和地点都是模糊的。我开头是这样写的：从前，一支疲乏的队伍走进一片寒冷的密林之中，前面传来不幸的消息：高高的雪山发生了雪崩，堵塞了向前的道路，而这时又下起了雪。他们走过破旧的吊桥，在一家旅店昏暗的院落里跳下马，默不作声的马倌们接过了缰绳。等他们走进去，发现这家旅店里已经住满了受阻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他们追踪的仇敌。在那样一个时刻是不适合使用刀枪的，于是他们一起坐下来，在火炉的温暖中和弥漫的茶香里打发昏昏沉沉的大把时间。这样的冬日实在太无聊了，而且貌似相安无事的仇敌们也一直绷紧了随时准备战斗的弦……我拿不准的是，它是不是有些太像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杨婧媛说不能这样写，它会让人感觉是在抄袭。其实我的设计和卡尔维诺的设计很是不同，我写的是，这家旅店只有在大雪阻路的时候才会出现，它为避雪的旅行者提供食物和住宿，让他们不至于在寒冷中遭遇到不测。在被阻挡在这家旅店的时间里，这支疲乏的队伍最终与他们的仇敌达成了和解，冰释前嫌，甚至成为了不错的朋友，离开旅店的时候甚至产生了惺惺相惜的依恋……但他们回到各自的营地，各自的部族，那种仇恨感却又回到了他们的身体里，新一波的阴谋和杀戮又开始了。五年之后。一支疲乏的队伍走进一片寒冷的密林之中，前面传来不幸的消息：高高的雪山发生了雪崩，堵塞了向前的道路，而这时又下起了大雪。他们走过破旧的吊桥，在一家旅店昏暗的院落里跳下马，默不作声的马倌们接过了缰绳。等他们走进去，发现这家旅店里已经住满了受阻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他们追踪的仇敌……” 后面又会发生什么？
“老师，我写的是，他们又不得不坐下来，一起拥挤着挤向火炉的方向。相互身体的摩擦让他们再一次冰释前嫌。这样行吗？”
可以，当然可以。它变成一种循环，其实包含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性。你所设计的“可消失的旅店”也包含了微妙的象征性，只是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把这个象征性用足，它不应当是那种即插即用的灵光一闪，而应当用足它——榨干它的价值，并榨干它的剩余价值，这也是我一直向你们强调的。对于这个小说的后面部分，我还有一个刚刚想到的设计，供你参考——当这支已经更换过不少人的疲乏的队伍来到旅店，他们发现在旅店里躲避风雪的人群中依然有自己要追杀的仇敌，而且，已经在火炉的旁边早早地伸出了他们的手。参与过前一次追捕并与自己的仇敌交换过礼物的一位老兵暗下决心，他决定冒险，不再顾忌旅店里的禁令而悄悄地掏出了匕首。故事在这里结束。我觉得在这里，它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使得故事的层面会有更多的丰富，它同样具备寓意。只让一个“破坏者”出现就已足够，我最初想到的是他们在进入旅店之前就商量好，准备好刀子，刚才在给你打字的过程中我觉得只有一个“破坏者”就足够了，更合适一些……
“老师，我能说……我还是想坚持我的那个想法。我设计的循环更符合我想要说的部分，你的，好是好，但不是我要说的。在一个极端的情境下，有时人可以和自己的仇敌相濡以沫，但一旦离开了那样的环境会立即变得不可能，甚至只有你死我活。老师，你说我的坚持对吗？”
对对对，当然对。我刚才说的，也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小说往往会在设计的过程中出现太多太多的可能，有些可能是作家可控的，而有些甚至是作家不可控的，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我同意你的坚持。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我也会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地为自己的设计提供新可能，一、二、三或一、二三、四，然后找出其中最有效的、最有表现力和自我表达的那一个，把它固定成唯一的叙述线。小说，总体上得一直不断地掂兑，不断试错，然后从中选择你最为喜欢的那一个。
“那，老师，我的这个设计算不算抄袭呢？要不，我把‘他们走过破旧的吊桥，在一家旅店昏暗的院落里跳下马，默不作声的马倌们接过了缰绳’这些话去掉？它是在杨婧媛提醒之后我又从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中找出来加上去的。杨婧媛说我是变本加厉、欲盖弥彰。她的那张嘴啊，太伤人啦，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只磨美式给她喝，不给她放半块糖。”
我说不能算是抄袭，这种方法其实我也常用，在后现代的写作方式中它属于“互文”，即从前人、前辈作家的经典文本里选择一个支点，多数是不太重要的支点，然后在你的新文本里获得丰富和延展，甚至有意识与原文本的“阐述”构成对抗和反驳——这已经是一种普遍被接受的、司空见惯的艺术手法了。如果你不能与原文本的“阐述”构成对抗和反驳，而是顺着原有的部分继续推进的话，它很可能会显得意义不大，但也不能算是抄袭……
杨婧媛给我留言：“我一直在想第一个故事，原来我设想的那个主题被我否掉了——我觉得自己其实是重复一种俗套，虽然它是现实之一种，也符合女权主义的普遍理解。也正因它是普遍理解，我为什么要用故事的方式再讲一次大家已经熟悉的、理解的所谓道理？我想另辟蹊径，但我也不想写胡月那种太过天马行空的故事——我知道老师你喜欢那类。但我的性格和趣味，还是愿意让它变成现实故事才好。老师，我一直认为那种现实故事的触动是别的类型故事无法达到的，它更能让你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在课堂上咱们曾有过争执，你有你的道理，但没有真正说服我。好在你从来不会把你的观点强加给我们，你说你愿意提供可能，至于对错和取舍，都交给我们自己完成……返回到第一个故事。我最近查找资料，发现‘玉龙第三国’的传说在当地还是比较盛行，尽管现在大家都已不信，只是当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流传。我也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之前殉情的男女中，女性往往坚毅，而男人则有时会动摇，被救回来的、背弃誓约的往往是男人。于是，我想从男人的角度写‘男人的怯懦’，写男人在那种极端境遇下的选择——在写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哪儿哪儿都不对，它也不是特别值得写的。于是，我又一次停了下来。然后重新回想那天那个男人在咖啡馆里的讲述，重新去听手机里的录音，我觉得我可能是先入为主了，他一谈到‘玉龙第三国’就引起了我的怀疑，以至于他所有讲的我都悄悄暗示自己‘是假的’‘他在撒谎’，在主观上已经判定他就是一个说谎者，就是一个左躲右闪和不断自我美化的骗子，他也就越来越是骗子了。在听录音的时候我重点听了他的语气和重音，在这里我发现他其实是真诚的，故事中可能有不真实的部分但情绪情感是真实的……这样，我就有了再一次的调整。老师你也说过小说的写作应当不断地在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想成为什么之间，在我们有什么和我们希望有什么之间开出一条深渊，并在这条深渊上建立想象的桥梁——在我写下的这个故事中，我可能用一种现实的、故事的方式，说出的是我们希望有什么。老师能不能抽时间帮我看一下？”
很快，时间完全行进于不知不觉，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已经营业了将近一年。胡月和杨婧媛向我发出邀请，让我在周年庆的时候务必到场，作為“留下自己的故事”的项目的特别嘉宾，我也务必要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不能虚构——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了下来。我准备选择“局部”，当然这个准备不会事先告诉他们。在这一年里，我也发现了他们写作上的各自不同：胡月喜欢幻想型的，有些魔幻色彩的那类写作，她会把故事尽可能地纳入魔幻和神话的范畴中，譬如她写下的《遐尔的历险》《蚂蚁部队》《地理课》。《地理课》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三个故事，故事的发生地分别是日本、哥伦比亚和印度，而且在讲述的时候日本部分胡月使用的是芥川龙之介式的语言，哥伦比亚的故事则使用的是马尔克斯式的语言，印度的故事则取于奈保尔和泰戈尔之间，贯穿起故事的线便是地理课的老师和作为学生的“我”——她竟然将在“故事咖啡馆”里听来的故事改头换面，分别变成了具有异域感的崭新故事。她脑袋里的怪东西也确实是多。我对她的提醒时常是：落实，你可以让这个人飞翔起来，可以让他变成龙或者鲤鱼，但一旦这一设计固定下来你就要将这个想象需要的所有条件都一一落实，把所有的可能都早早地想到，弥补一切可能的漏洞。记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从经验中得来的忠告吧，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个真实，但一定要接受它的必然后果。如果你设计了这个人可以飞，那好，其他人不可飞的条件你要想好，这个人的飞翔所带来的优势和劣势也都要想好，一旦进入到故事中，你就得强化你的说服力，你得让我相信你的弄虚作假是合理的，自洽的。杨婧媛，有着非常缜密的思维，极善于从故事背后发现哲理和可能的深刻，而且习惯不停地调整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同一事物，任何一个平常的事件她都能上升到理性和观念的层面去——但将理性观念重新变成生活故事讲述出来的能力略弱。对于她，我所强调的往往是：小说需要表达智慧，需要对人生有意义，但这智慧和意义往往不是依赖板着面孔的说教，而是通过寓言化的故事传达出来，这一转圜会使其中的思想和智慧更便于读者理解接受，更容易说服我们。小说呈现的应是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无论你要讲述的“道理”多深刻、多有意义和启示性，一旦用寓言的方式来完成，它就必须首先要建立一个有说服力、吸引力的“故事”，要通过这个故事来说出——你想，你要让这个人承担这部分思想，那，能不能给他一个形象上的特别设计，让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他？你可以坚持你的“现实主义”观点，这没任何的问题，但你也一定要清楚，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某些很逼真的现实场景、细节和情境都是“虚构”——我在课上也曾给你们讲过，在写作《包法利夫人》州农业展览会一节时，福楼拜在一封信中写道：“今天晚上我为描写州农展会的盛况拟定了一个提纲。这段文字篇幅很长——要写三十页稿纸。这就是我的意图。在写这乡村场面的同时（小说里所有的主要配角都将出场，发言，行动），我将在细节之间插入，或在前台下面描写一位妇人和一位绅士之间连续的谈话;那先生正在向妇人献殷勤呢。另外，我还要在州行政委员的一段庄严的演讲当中和末尾插进我即将写出的一段文字……”之后，福楼拜在另一封信中重提这段书写：“真难啊……相当棘手的一章。我把所有人都摆进了这一章，他们在行动和对话中相互交往，发生各种联系……我还要写出这些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大环境。如果我预期的目的达到了，这一章将产生交响乐般的效果……”这一拥有三十页稿纸的场景，福楼拜在完成了它的提纲之后写了三个月之久，他时时都在掂量，移动，重新安置，以便使它符合并能够匹配自己的艺术雄心。在阅读《包法利夫人》这一章节时，我们会感觉它太像真实的发生了，人物的各种表演，州行政委员发言中的不当用词，官话的陈腐和情话的陈腐……它让我们身临其境，感觉我们是在场的旁观者。然而，我们读到福楼拜的这两封信，则会意识到，这个场景，这些人物，这些对话和演讲，都是无中生出的有，是作家虚构的产物。你现在要打破的，是现实中现实场景的桎梏…… 丁帅，他一直试图让小说向影视的方向靠拢，他希望自己写下的故事有足够的迂回，有足够的矛盾冲突和迭起的高潮，他总是试图在自己写下的故事中加入吸引人的流行元素，总是希望故事的波澜起伏和环环相扣带给阅读者一种紧张感——我在给予他建议的时候则往往是：你在第二节，塞给主人公的那个道具——那把扇子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使用它？现在，你要给我想两到三个理由……好，这个道具既然你觉得有用，而且是具有特别之处的，那第三节和第五节，能不能再补一下“扇子”的戏份？不不不，第五节，不要一上来就提这把扇子，忽略它，让他的对手去提，因为第二节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他要装作无意。你不是要呈现道具的这项功能吗？好，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这样……丁帅啊，我们再想一想你给主人公B的性格设定的核心词，他是——勇敢，固执，多少有些油嘴滑舌。好，在这一节，他的这个转向是不是与“固执”不相符了？他转得太快，缺少合理性。好，你一定要他转，那就在他转变之前加戏，把他的固执呈现出来又让这个转变合理，甚至是固执的一部分……若不这样设计，这个B和前面的那个B似乎就不是一个人了，等于把人物写“走”了，在设计故事的时候，一定要反复地想，反复地想。“只能有读者想不到，不能有作者想不到”，这是我们写作的基础原则，别急着原谅自己……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群里的陈露几乎就没说过什么话，她从不参与我们的讨论，即使有时丁帅偶尔会招呼她。她也不说话，杨婧媛在私信中对我说，陈露很忙，也一直没有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如果老师来丽江的话他们是肯定要把她拉出来的，到时候，老师也劝劝她，给她些鼓励。这样下去，她会把自己埋没掉的。
我说好。我要去。陈露，我只教过一个学期，我到他们学校任教职的时候她已经是研三。我记住她，是因为她是她们班上第一个追着我谈论卡尔维诺的人，也是在谈论卡尔维诺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光的人。然而在她毕业之后便音信全无，直到胡月她们几个在丽江的雪山路上开了这家故事咖啡馆。去看看她，也成为我要在“故事咖啡馆”开业一周年前往丽江的缘由之一。
就在我准备成行的前一天，我突然发现，“故事五人组”的群里只剩下了四个人，陈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退出了。
“老师，你在不？”丁帅在群里与我打过招呼，“老师，二位师姐，我要和你们讲一讲陈露师姐的故事。是她自己講的。为了跟我讲她的事儿，她把我叫到了另一家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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