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今年已经76岁，是“江海门户”海门市悦来镇同善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对绝大多数城里人而言，这个年龄的人早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而我的父亲却仍乐此不疲地奔波于田间舍棚，忙碌着他的生意。每回小酒抿抿之后，父亲总时不时流露出希望我能辞去省城公职，回老家接他班的意思……先说说父亲的生意经。
　　2009年初春，也就是“金融危机”后的那年春节期间，父亲一个原先从事建筑房地产的故友，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困顿，跟父亲诉苦时向父亲透露了一个心意：他在生意顺风顺水之时租的120亩用于建设小农庄的农用地（约100亩地、20亩水面），因无力支付租金而与周边村民发生了经济纠纷，希望父亲能帮忙接手。当时已67岁的父亲经过短暂考虑后，答应并接手了小农庄。基本的权利义务很简单，土地租金每年每亩800元共96000元改由父亲承担，土地经营则由我父亲全权作主，自负盈亏。春节还没过完父亲就忙碌了起来，先进行了一两个星期的调研论证，之后就开始逐步实施他的“庄园计划”。
　　父亲的方案大致如下：将农庄约70亩土地栽种丹桂、金桂、银桂、四季桂等不同品种桂花树苗1万多株，投入约10万元；购买他人厂房拆迁多余的彩钢废料，搭建了1000多平方米的高架羊舍和500多平方米的配套用房，用于养殖3000多头的南非杂交波尔山羊，投入约40万元；20多亩用于种植高值商品蔬菜和墨西哥玉米草（用作羊饲料）；20多亩湖面沟渠里陆续投放草鱼为主，混搭鲢、鳙、鲤、鲫等品种的各色鱼苗3万多尾，投入约10万元；在林间和水边又养了狼山草鸡和绍兴麻鸭苗共5000多只，投入约2万元；在农庄所有道路边栽下葡萄和猕猴桃树2000多棵，建成日后幽长美丽的绿廊，投入约3万元；另聘用劳力若干，购买简单机械、鱼禽饲料储备等，投入约30万元，项目先后陆续总共投资100多万元。为弥补资金投入的不足和解决果蔬水产蛋禽的销路，父亲又将餐饮生意经营得不错的表哥拉来做了合作伙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生态养殖、商品供销的一体化经营模式。
　　投入之后，农庄因一方面可利用周边农田作物废剩物当饲料而降低了养殖成本，另一方面农庄产品因规模生态养殖而附加值较高，虽然历年经济效益随市场行情波动而有所起伏，但总体来讲可以说非常之好。据父亲告诉我，剔除各种成本后，农庄的年净收入可达200多万，也就是说亩均年收益约1.6万元，算得上名符其实的“高产农田”。
　　父亲还给我算了一下账作比较。以老家传统耕作模式油菜、蚕豆、玉米、黃豆四季间作轮种法计算，每亩地年产出不超过1500元，即便现在每亩地有120元的惠农补贴，但剔除种子、化肥、农药等农本支出，年亩均净收入不过在800至1000元间，这还没将非常艰辛的体力付出计入成本。两相比较，效益差距达到了约15倍之多！更为重要的是，父亲自豪地告诉我，当年栽下的1万多株桂花树苗，因有畜禽粪肥育培而棵棵茁壮成长。10年间每棵树的地租费、种苗费、人工费、肥料费最多不过100元，而目前的市场价值已达到1000元左右，这1万多株桂花树就是一张1000多万元的绿色大存折！
　　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对大树的需求呈几何级增长，这些桂花树多长一年的增值至少10%以上，数次有从事绿化工程的企业向父亲提出收购意向，都被父亲婉拒了。父亲不仅自豪于自己的生意经，更沉醉享受于林间水边的田园生活。父亲数次不无遗憾地感慨，如果能让他年轻十岁，他就可以把他的农庄建成更加美丽的“江海桂园”。
　　父亲随口报来的账我没有去细算，但其“生态养殖”“循环经济”“产供销一体”的模式仅从经济效益角度而言，比家乡农村仍普遍存在的传统模式优越许多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我的困惑和疑问也随之而来，我瞧来瞧去没看出父亲的生意经里有什么我看不懂、别人难以学的高科技在里头，怎么周围农村里还有那么多人仍然艰辛地忙碌于传统耕作模式而不思进取和改变？我的进一步思考是：在“精准扶贫”成为当前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的今天，父亲的生意经能否作为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一条思路，进行规模复制呢？通过向父亲请教沟通，我对农村经济转型和乡村创业发展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以人为本，着力培养适应新时代的新农民。父亲的些许成功，得益于其早年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做过村组干部、村办企业供销员、个体饭店经营者和乡镇建筑企业外派干部等。这些经历使父亲在本色中国农民的特点之外，具备了一些商品意识和经营头脑，但对大多数需要脱贫致富的农民而言，由于个体文化、经历等多方面的原因，无法具备自我寻找到转变生产经营模式的思路。回乡走亲访友时，我看到最多的乡间风景是农民伯伯婶婶都在打牌。我开始以为只是过年才这样的，但他们告诉我，平时也基本上天天这么“幸福”。这对于平时倍感工作生活压力的我来讲，有点羡慕的同时，难免感到有些悲哀。脱贫致富的当务之急是思想脱贫。因此，我觉得各级政府如何将广大农民从牌桌拉到课桌，加大农村经济转型的启蒙教育，为广大基层农民提供解放思想的思路拓展、具体方法的引导推荐等，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头等大事。
　　第二，农业资源应和产业资本有效结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有规模才有效益。新时代条件下，农村经济的发展转型靠“独门独户式”或“小作坊式”的经营显然无法做大做强。在回答我的疑问时，父亲告诉我，一般的农民穷尽所有融资渠道，也不可能聚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资本，也不具备抗击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能力。“十年种树，百年育人”，千百年来传统中国农民习惯于春种秋收，哪能承受诸如栽种景观苗木这样十年以上的投资回报等待周期？正如短线操作永远无法成就“股神”一样的道理，新农村经济一定要转变传统的“春种秋收”式短线经营模式。而改变这种模式，则必须考虑农村家庭的现实困难和固有特点。因此，如何将工商产业资本引入农村经济的发展，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课题。当然，如何为基层农民设置底线保护，避免产业资本对农村资源的“虹吸效应”，是另外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三，农业职业宣传和教育亟须加强。父亲的成功经验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基础是，由于从小学会、长期训练的农村生活，他具备种植、养殖、管理等多方面的技能。而这样的人才，在当下四十岁以下的新农民中数量有限。现今体制下，职业学院的优质生源本就难以得到保证，其中从事农业方面学习的占比又不高，而毕业后真正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则少之又少。父亲曾经试图招聘农业院校毕业生到农庄来工作，最终却因专业知识技能欠缺、没有吃苦耐劳精神等种种原因均中途走人。一方面很多大学生抱怨工作难找、收入太低，另一方面很多需要人才、“钱途光明”的岗位和行业却找不到适合的人才。父亲告诉我，他想在养殖业中更多引进一些机械化、自动化的设备，种植业里也可以结合本地特点发展网络经济。这些设想均因没有找到合适人才，所以一直未能如愿。作为父亲生意经门外汉的我在想，我们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农业职业教育，能否应运时代要求，更多培养一些像我父亲所需要的那样的人才呢？我们的很多年轻人，与其挤破脑袋往“北上广”，不如返回家乡，到更为广阔的农村闯出新天地。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