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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更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推动开放发展的新内涵和新要求。这不仅意味着未来开放的范围更大、领域更宽、方式更新、层次更深，也意味着全面扩大开放需要的改革的力度更大，破解的难题更多。
当前，虽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开放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作为开放主体的企业国际化程度不够高，“走出去”应对国际合作竞争的能力不强；政府行政体制机制还不能很好适应全面开放要求等问题，因此，要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新时代战略部署，就必须不断深化改革，把扎扎实实做好国内准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深化改革，法制化培育营商环境新优势
随着人才、资金、资源、技术、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营商环境已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依托，是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但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市场中介组织不发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大幅增加了企业的营商成本。随着我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我国以“事前审批+选择性政策激励”构建营商环境的方式必然向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统一市场监管，建立公开透明市场规则的法治方式转变，让各类经济主体都能依法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一视同仁受到法律保护，从而增强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
当前，一是要加大自由贸易改革的力度。推进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扩大自贸试验区范围，及时整合改革试验成果，提高各项改革举措推进的协同性，强化改革试验的可复制、可推广性；二是建立和完善与高水平开放发展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重点在于完善市场监管工作机制，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惩处力度，提升市场监管服务效能；三是加快推进我国国内相关领域的法制化进程。积极对接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探索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非传统议题中国际规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尽快形成既符合国际通行理念，又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规则体系，切实解决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力推“中国规则”。
二、优化服务，多层次培育开放主体新优势
中国企业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体，是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官。新时期，中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全球化发展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其全球化发展更是十分注重通过全产业链上的全面发展布局，获得海外先进的研发技术、知名品牌、高端人才、海外资源、市场渠道及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走出去”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局面，机制靈活的民营企业逐步成为对外投资的“生力军”。但是中企“走出去”也面临风险高、能力不足，在国内特定制度和市场环境下形成的一些商业规则与习惯并不适用于国际竞争市场以及投资存在盲目性的问题。一是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有明显的“后发劣势”，许多企业只能到投资环境差、风险高的国家和行业去寻找机会，“一带一路”沿线也多是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的关键带。复杂的战略利益博弈和大国竞争，常常导致投资的安全风险上升；二是企业海外投资起步较晚，不熟悉国际市场、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三是企业素质参差不齐，依法合规和社会责任意识有待提高。随着我国企业嵌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日渐深入，必须加大开放主体的培育，提升“走出去”企业国际人才吸引能力、多元文化包容管理能力、企业战略规划调整能力及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
为此，一是要健全境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提升对境外投资企业和资本的鼓励保护、规范监管及指导水平，促进企业在全球化扩张中强化规则和契约的意识，尽快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全球化发展规律的管理体系；二是要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部门，整合目前由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外汇管理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众多部门实行的管理权限，对海外投资变行政管理为依法监督管理，给予企业必要的海外经营自主权，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指标体系和监管体制，从宏观上把握对外投资的结构、流向，使之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有利于企业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三是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境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推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联合走出去。在目前海外投资发展的起步阶段，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激励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的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并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进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合理分工，突出支持的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也有效缓解企业跨境发展融资难的问题；四是强化行业商（协）会以及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在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开拓国际市场、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服务企业，有效降低企业风险，并成为沟通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帮助政府提高服务企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力塑造软实力，以文化优势提升开放发展竞争力
在全球信息传播不断便利化的时代，以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为代表的国家软实力，对我国积极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然而，由于近代与工业文明失之交臂，中华文化的地位明显衰落。在中国文化随着中国国家整体实力的崛起，努力重回世界文化中心时，其展现的国际形象和社会民意基础还有待加强。一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还偏弱，企业及个人所展示的文化形象对国际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缺乏有效传播，企业在与外方沟通协调中缺乏充分的文化理解和尊重；二是海外活动的企业和个人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力度不够大，对当地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的了解不够多，对跨文化活动及争端解决的经验不足，文化自觉性和包容性都有所缺失。三是部分海外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文化道德素养有待提高，存在诸如寻租、内耗、办事缺乏原则等问题，也由此产生了严重的文化负面效应，极大影响了国际化发展的环境。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因此，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必须重视推进文化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一是要加强对企业和个人的世界公民意识教育。深切认识自己与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关联，培养尊重多元价值和文化包容的理念及行为，增强世界公民责任感，使之成为中国倡导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者；二是培养文化走出去的全球视野。运用“中国故事，国际表述”的方式，加强与其他文化的平等交流，充分关照因地域、信仰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差异、思维差异、语言差异，不断创新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学会和外国各界进行情感对话、知识对话，促进情感和思想共鸣，提高文化交融互鉴的自觉性；三是通过改革和创新推进文化建设。鼓励建设既具有时代精神又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同时，将文化元素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四是强化文化和国际舆论话语权的竞争意识。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我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以及一些西方媒体至今仍惯用冷战思维、有色眼镜和双重标准看待中国的偏见、误解甚至挑衅有清醒的认识，促进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到中国形象的构建中来，使每个中国企业和个人都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主体。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开放，要把激活内力与借助外力很好地结合起来，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和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
（作者：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当前，虽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开放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作为开放主体的企业国际化程度不够高，“走出去”应对国际合作竞争的能力不强；政府行政体制机制还不能很好适应全面开放要求等问题，因此，要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新时代战略部署，就必须不断深化改革，把扎扎实实做好国内准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深化改革，法制化培育营商环境新优势
随着人才、资金、资源、技术、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营商环境已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依托，是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但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市场中介组织不发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大幅增加了企业的营商成本。随着我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我国以“事前审批+选择性政策激励”构建营商环境的方式必然向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统一市场监管，建立公开透明市场规则的法治方式转变，让各类经济主体都能依法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一视同仁受到法律保护，从而增强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
当前，一是要加大自由贸易改革的力度。推进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扩大自贸试验区范围，及时整合改革试验成果，提高各项改革举措推进的协同性，强化改革试验的可复制、可推广性；二是建立和完善与高水平开放发展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重点在于完善市场监管工作机制，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惩处力度，提升市场监管服务效能；三是加快推进我国国内相关领域的法制化进程。积极对接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探索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非传统议题中国际规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尽快形成既符合国际通行理念，又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规则体系，切实解决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力推“中国规则”。
二、优化服务，多层次培育开放主体新优势
中国企业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体，是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官。新时期，中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全球化发展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其全球化发展更是十分注重通过全产业链上的全面发展布局，获得海外先进的研发技术、知名品牌、高端人才、海外资源、市场渠道及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走出去”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局面，机制靈活的民营企业逐步成为对外投资的“生力军”。但是中企“走出去”也面临风险高、能力不足，在国内特定制度和市场环境下形成的一些商业规则与习惯并不适用于国际竞争市场以及投资存在盲目性的问题。一是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有明显的“后发劣势”，许多企业只能到投资环境差、风险高的国家和行业去寻找机会，“一带一路”沿线也多是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的关键带。复杂的战略利益博弈和大国竞争，常常导致投资的安全风险上升；二是企业海外投资起步较晚，不熟悉国际市场、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三是企业素质参差不齐，依法合规和社会责任意识有待提高。随着我国企业嵌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日渐深入，必须加大开放主体的培育，提升“走出去”企业国际人才吸引能力、多元文化包容管理能力、企业战略规划调整能力及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
为此，一是要健全境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提升对境外投资企业和资本的鼓励保护、规范监管及指导水平，促进企业在全球化扩张中强化规则和契约的意识，尽快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全球化发展规律的管理体系；二是要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部门，整合目前由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外汇管理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众多部门实行的管理权限，对海外投资变行政管理为依法监督管理，给予企业必要的海外经营自主权，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指标体系和监管体制，从宏观上把握对外投资的结构、流向，使之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有利于企业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三是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境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推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联合走出去。在目前海外投资发展的起步阶段，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激励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的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并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进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合理分工，突出支持的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也有效缓解企业跨境发展融资难的问题；四是强化行业商（协）会以及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在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开拓国际市场、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服务企业，有效降低企业风险，并成为沟通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帮助政府提高服务企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力塑造软实力，以文化优势提升开放发展竞争力
在全球信息传播不断便利化的时代，以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为代表的国家软实力，对我国积极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然而，由于近代与工业文明失之交臂，中华文化的地位明显衰落。在中国文化随着中国国家整体实力的崛起，努力重回世界文化中心时，其展现的国际形象和社会民意基础还有待加强。一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还偏弱，企业及个人所展示的文化形象对国际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缺乏有效传播，企业在与外方沟通协调中缺乏充分的文化理解和尊重；二是海外活动的企业和个人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力度不够大，对当地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的了解不够多，对跨文化活动及争端解决的经验不足，文化自觉性和包容性都有所缺失。三是部分海外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文化道德素养有待提高，存在诸如寻租、内耗、办事缺乏原则等问题，也由此产生了严重的文化负面效应，极大影响了国际化发展的环境。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因此，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必须重视推进文化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一是要加强对企业和个人的世界公民意识教育。深切认识自己与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关联，培养尊重多元价值和文化包容的理念及行为，增强世界公民责任感，使之成为中国倡导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者；二是培养文化走出去的全球视野。运用“中国故事，国际表述”的方式，加强与其他文化的平等交流，充分关照因地域、信仰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差异、思维差异、语言差异，不断创新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学会和外国各界进行情感对话、知识对话，促进情感和思想共鸣，提高文化交融互鉴的自觉性；三是通过改革和创新推进文化建设。鼓励建设既具有时代精神又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同时，将文化元素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四是强化文化和国际舆论话语权的竞争意识。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我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以及一些西方媒体至今仍惯用冷战思维、有色眼镜和双重标准看待中国的偏见、误解甚至挑衅有清醒的认识，促进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到中国形象的构建中来，使每个中国企业和个人都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主体。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开放，要把激活内力与借助外力很好地结合起来，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和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
（作者：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