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官场的腐败中，官员的身边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往往狐假虎威，利用在官员身边的便利条件，贪污受贿，勒索百姓，有的官员甚至与身边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其实，清朝最高统治者不是不知道官员身边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为了防患于未然，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有地区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等。如规定自总督、巡抚至州县官，不得在本省和与原籍相距500里以内地方任职，甚至佐贰杂职官也不得在距原籍500里以内地方任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官员的亲戚朋友为个人私利请托官员，官员难以拒绝，以致徇情枉法，影响执政的公正性。
　　但是，回避制度只能使官员部分地摆脱亲朋的影响，不能使其完全摆脱身边人的干扰。因为，第一，官员一般是带着家属一起上任的，仆从也多是亲戚和家乡人，他们难免有自己的私利。第二，官员身边还有其他协助办理公务的人员，最主要的是幕友，又称幕宾，俗称师爷，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私利。家属和仆从不能参与公务，影响相对较小，而幕友是公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影响较大。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晚清重臣，负责的事务既多又重，因此需要的幕友人数也多。他们的幕府中虽然不乏投机分子、贪渎之徒，但总体来看，情况不是很糟糕。曾国藩对自己的幕友要求很严格，“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要求幕友在军事、筹饷（属经济）、地方行政事务和写文章（处理公文）上至少要精通一样，因此出了不少人才。同时，曾国藩本人是个真诚的理学家，他不仅自己讲究道德修养，也很注重幕友的人品和道德修养。太平军第二次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后，清廷不得不倚赖曾国藩的湘军，为此，不仅授予他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大权，还给予他保荐人才的权利，他的幕友由此大量出任地方官职，但是他并未滥用保荐权，而是能够做到量才器使。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曾国藩对幕友人品的重视。一个叫金安清的人，幕友出身，长于理财，但“心术不端”，既想敛财，又想当官，想进入曾国藩幕府，通过这条途径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但他七次求见，曾国藩都不见，他的解释是：“我不敢见也。此人口若悬河，江南财政了如指掌，一见必为所动，不如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为妙。”至于他对家人子弟在做人做事上的严格要求，近些年来风行的各种版本的《曾国藩家书》已经众所周知。
　　李鸿章用人的亲情观念、家乡观念比较重，但没有受身边洋人的左右。李鸿章与他的老师曾国藩有所不同。第一，他不大在乎别人的批评和非议；第二，他没有高标准严要求的道德戒律。因此，他在聘用幕友时，不像曾国藩那样注重道德修养，他更注重办事的能力和效率。曾国藩的幕友主要是传统的读书人，李鸿章的幕友除传统的读书人外，还有很多科技人才、商人、买办、留学生，也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人，这与他负责的事务比曾国藩更多有关，也与他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有关。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不仅喜欢揽权，也喜欢敛财。还在他活着时，就有“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的说法，容闳在回忆录里说李鸿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唯一可靠的证据是收录在美国学者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一书中李鸿章去世后的分家合同，涉及位于安徽和江苏的多处不动产。
　　与之相应，李鸿章的幕友中贪财好货之辈也较多。晚清巨富、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引发武昌起义的盛宣怀，就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友。还有晚清疯传一时、至今还在流传的他的外甥张士珩在甲午战争时盗卖军火给日本人的传言。张士珩负责天津军械局，在中日双方交战的当口盗卖军火给日本，恐怕不大可能，也的确查无其事，但说他采购军火时以劣充好、吃回扣则很有可能。据记载李鸿章为此打了他一个大嘴巴，说明他的确有问题。
　　过去批评李鸿章奉行买办哲学，投靠帝国主义，这与事实不符。由于形势的需要，李鸿章幕府中聘用过很多外国人，有帮他了解外情的，有帮他办理外交的，有帮他练兵的，有帮他生产新式武器的，有帮他训练人才的，但他都是利用这些外国人为他服务，大权并没有旁落。
　　由于清朝专制制度的天然缺陷，官员自身不正，贪腐渎职，管理不好身边人，身边人借助官势、上下其手、贪污勒索的现象不但不可能杜绝，有时还很严重。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约束好官员身边人，关键在官员自身，办法不外两条，一是制度，二是品德。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万能的，须予以同样的重视，但二者之中，制度是刚性的，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