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从政者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只有在从政者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的环境下,巴金先生的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巴金
　　
　　人们在怀念作家巴金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夸张地说,他晚年提倡讲真话,在民族的灵魂世界树立了一座万人敬仰的丰碑,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按照这个逻辑,讲真话可以仍然困难重重,但应该越来越容易才对。可是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听到了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的一句真话:“说真话越来越难”。
　　巴金先生对“文革”的总结很简单,那就是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他还说,那些权势人物就是靠讲假话爬上去的。不过巴金先生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为什么说假话就可以爬上去?既然说假话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么人们说真话的动机在哪里呢?巴金先生在“文革”后讲了一些“文革”的真话,得到了热烈的喝彩;假如他在“文革”中就讲真话,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显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空话、套话,取决于一个怎样的语境。张委员说,“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所以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这种情况下,谁要站出来讲真话,反倒有些奇怪,会成为新闻。就像张委员这样,被很多媒体报道。
　　当然讲真话首先是一种道德。巴金先生说,“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这话对有道德感的人才有用。道德感首先要求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自己对自己的灵魂以及自己所持信仰的交代。因此,备受谎言折磨的人,往往是枯坐书房里冥思苦想的作家和诗人。索尔仁尼琴曾经号召大家,“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他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
　　索尔仁尼琴开出的办法其实跟巴金说的类似,那就是——“唾弃谎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说的是彼时的当下,敢于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办法包括: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这些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基本的道义,即使对现在的多数人而言,恐怕也只有有道德洁癖的人,才会严格地遵循。
　　索尔仁尼琴下面这番话,在很多人听来,也许真的只是天真的梦呓——他说:“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干嘛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那些说惯了空话套话的官员们可以释然,因为索氏后来成为一个彻底脱离社会的人,一个无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他的确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
　　我记得哈维尔也开列过类似的清单。哈维尔是一位荒诞剧作家,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中国作家津津乐道的“纯文学”道路,而是不能容忍生活中的荒诞,最后成为一位政治家。
　　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哈维尔把政治当文学在搞,所以那么强调道德、良心和灵魂。这种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另一半的故事是,哈维尔并没有要求大家只要守住灵魂就行,各自煲一锅心灵鸡汤,悠然自得地享用。事实上,他和他的同道一直在行动,并以行动换来了社会转型。
　　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可以理解为,个人内心的纯洁,最终应该换来社会制度的干净。假如我们回避这一点,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代表委员们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在对于张维庆委员的报道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基本上只是在呼唤道德勇气。这也只做了一半的工作。由于另外一般的搁置,可以肯定的是,到明年、后年甚至很多年以后,张委员们还会有同样的抱怨。
　　即便是在西方政治文明更加发达的国家,议员们也不可能都有哈维尔的境界,他们更多地也只是政客。哈维尔似的政治家,必须为这些政客创造一个环境,跟巴金先生和张维庆委员所指控的情况不一样,政客们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只有这样,巴金先生的这个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