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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十年,这个被称为富豪的群体从横空出世的第一天开始,便成为公众的焦点。他们的钱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这些年,他们又是怎样“演化”的?
财富积累的时代印记
“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内地的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胡润在1999年将这句话用传真发给欧美一些著名传媒机构时,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当时的《福布斯》主编Laury Minard,他决定刊用这一榜单。
第一位中国首富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荣毅仁于1979年应邓小平所托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的前身),可谓是标准版的“红色资本家”。
在榜单发布时,一位叫马云的年轻人刚获得投行第一笔500万美元的融资,Laury Minard说:“将来的富豪榜上一定会有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的名字。”在六年后的胡润百富榜上,马云以30亿元财富居第36位,并由于雅虎中国业务并入阿里巴巴而成为中国企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荣毅仁和马云在不同年份以富豪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和商业变革的缩影。
中国富豪蜂拥而现的这十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6年,最新的一波是2007年至令。
“高科技”富豪张朝阳于1999年就出现在富豪榜上,此后出现的还有杨澜、徐明、郭广昌等年轻企业家,但在1999年至2002年间出现的大多数富豪,其财富的积累方式或命运的分化更多地与体制改革因素相关。
原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原乐百氏掌门人何伯权和美的集团掌门人何享健,这三位广东企业家同时登上过1999年的富豪榜。他们的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在那个政商关系混沌的年代中,他们的命运被特殊的所有制结构所左右。
在2003年至2006年中国企业界,“财富榜样”开始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
这一阶段的富豪群体,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丁磊成为2003年的首富,与互联网业在一轮低潮后重新勃发息息相关。类似的财富神话还有陈天桥的故事。他于1999年以50万元创立盛大网络,五年后以88亿元财富成为中国“第二富”。同样,黄光裕蝉联2004年和2005年中国首富,也得益于此间国美借壳上市及中国零售业的飞速发展。
2007年是一个财富无限膨胀的年份,当杨惠妍以130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当富豪榜上的前十位“十有八九”与房地产有关时,“财富”二字甚至开始让民众和传媒生厌。
到了2008年的大潮退下,人们开始重视起之前忽略的财富大亨,比如日照钢铁集团的掌门人杜双华。然而,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营钢铁巨头日照钢铁集团却面临被山东钢铁集团吞并的可能,有人开始感慨当下出现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然这一话题在富豪财富增长方式的讨论范畴之外。
愿做乌龟而不愿做鲇鱼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在成为2001年中国首豪后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平实,但却极具开创精神。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商人都是“夹着尾巴富起来”的,而取代荣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刘永好却直面应对,令许多企业家诧异。
但到了2002年,这种情形突然有了变化。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研报告广为传播,这份报告称:“目前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积累下来的相当一部分财富来自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
一时间企业界风声鹤唳,胡润企盼的更多刘永好式的富豪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吓电话,恐吓者称如果将其拉进这一年的富豪榜,胡润“后果自负”。这一事件加重了社会的仇富心态,一些本来决定当鲇鱼的企业家却情愿做起乌龟来。
不过,就算企业做得足够大,大多数中国富豪仍认为,低调总没有错,而且低调并不等于示弱。
愿意做乌龟的而不愿做鲇鱼,中国富豪的这一脾性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而做快乐的鲇鱼,要冲破的樊篱实在太多了。
他们的成熟与未来
财富社会的主角并不单独属于富豪这一群体,普通民众的见闻和感受是社会财富观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十年间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们五彩斑斓的经历为后来者创业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蓝本。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连同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与欧美的变迁和欧美富豪的财富观,管理理念、社会责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当中国仍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产业的集中点在房地产时,欧美国家却已经进入了后城市化时代了;当欧美国家个人英雄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品牌时代深入人心时,中国企业和大众对品牌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度却仍较低……
十年间中国富豪做慈善有长足的进展,比如余彭年、黄如论等,他们确实是把慈善当成事业来做。
如果说2002年前的中国首富在荣氏家庭和饲料大王“刘永好间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农业大国的国情的话,那么之后“IT新贵”丁磊、“零售巨子”黄光裕登顶富豪榜,则体现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产业特征。当然,中国企业的“内核”远不够成熟,羽翼还远不够丰满,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实质性改善。比如当年万众期待的“非公36条”颁布两年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夙愿依旧如镜花水月。
然而,当2007年虚拟经济的泡沫退去,2008年内忧外患重重时,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如今境遇甚至要甚于十年前。看来,中国富豪即使想做鲇鱼,也得先学会做顽强且善于变通的乌龟。
20世纪的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朝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的对待它。”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似乎再适当不过了。
财富积累的时代印记
“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内地的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胡润在1999年将这句话用传真发给欧美一些著名传媒机构时,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当时的《福布斯》主编Laury Minard,他决定刊用这一榜单。
第一位中国首富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荣毅仁于1979年应邓小平所托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的前身),可谓是标准版的“红色资本家”。
在榜单发布时,一位叫马云的年轻人刚获得投行第一笔500万美元的融资,Laury Minard说:“将来的富豪榜上一定会有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的名字。”在六年后的胡润百富榜上,马云以30亿元财富居第36位,并由于雅虎中国业务并入阿里巴巴而成为中国企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荣毅仁和马云在不同年份以富豪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和商业变革的缩影。
中国富豪蜂拥而现的这十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6年,最新的一波是2007年至令。
“高科技”富豪张朝阳于1999年就出现在富豪榜上,此后出现的还有杨澜、徐明、郭广昌等年轻企业家,但在1999年至2002年间出现的大多数富豪,其财富的积累方式或命运的分化更多地与体制改革因素相关。
原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原乐百氏掌门人何伯权和美的集团掌门人何享健,这三位广东企业家同时登上过1999年的富豪榜。他们的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在那个政商关系混沌的年代中,他们的命运被特殊的所有制结构所左右。
在2003年至2006年中国企业界,“财富榜样”开始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
这一阶段的富豪群体,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丁磊成为2003年的首富,与互联网业在一轮低潮后重新勃发息息相关。类似的财富神话还有陈天桥的故事。他于1999年以50万元创立盛大网络,五年后以88亿元财富成为中国“第二富”。同样,黄光裕蝉联2004年和2005年中国首富,也得益于此间国美借壳上市及中国零售业的飞速发展。
2007年是一个财富无限膨胀的年份,当杨惠妍以130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当富豪榜上的前十位“十有八九”与房地产有关时,“财富”二字甚至开始让民众和传媒生厌。
到了2008年的大潮退下,人们开始重视起之前忽略的财富大亨,比如日照钢铁集团的掌门人杜双华。然而,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营钢铁巨头日照钢铁集团却面临被山东钢铁集团吞并的可能,有人开始感慨当下出现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然这一话题在富豪财富增长方式的讨论范畴之外。
愿做乌龟而不愿做鲇鱼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在成为2001年中国首豪后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平实,但却极具开创精神。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商人都是“夹着尾巴富起来”的,而取代荣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刘永好却直面应对,令许多企业家诧异。
但到了2002年,这种情形突然有了变化。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研报告广为传播,这份报告称:“目前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积累下来的相当一部分财富来自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
一时间企业界风声鹤唳,胡润企盼的更多刘永好式的富豪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吓电话,恐吓者称如果将其拉进这一年的富豪榜,胡润“后果自负”。这一事件加重了社会的仇富心态,一些本来决定当鲇鱼的企业家却情愿做起乌龟来。
不过,就算企业做得足够大,大多数中国富豪仍认为,低调总没有错,而且低调并不等于示弱。
愿意做乌龟的而不愿做鲇鱼,中国富豪的这一脾性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而做快乐的鲇鱼,要冲破的樊篱实在太多了。
他们的成熟与未来
财富社会的主角并不单独属于富豪这一群体,普通民众的见闻和感受是社会财富观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十年间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们五彩斑斓的经历为后来者创业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蓝本。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连同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与欧美的变迁和欧美富豪的财富观,管理理念、社会责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当中国仍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产业的集中点在房地产时,欧美国家却已经进入了后城市化时代了;当欧美国家个人英雄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品牌时代深入人心时,中国企业和大众对品牌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度却仍较低……
十年间中国富豪做慈善有长足的进展,比如余彭年、黄如论等,他们确实是把慈善当成事业来做。
如果说2002年前的中国首富在荣氏家庭和饲料大王“刘永好间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农业大国的国情的话,那么之后“IT新贵”丁磊、“零售巨子”黄光裕登顶富豪榜,则体现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产业特征。当然,中国企业的“内核”远不够成熟,羽翼还远不够丰满,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实质性改善。比如当年万众期待的“非公36条”颁布两年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夙愿依旧如镜花水月。
然而,当2007年虚拟经济的泡沫退去,2008年内忧外患重重时,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如今境遇甚至要甚于十年前。看来,中国富豪即使想做鲇鱼,也得先学会做顽强且善于变通的乌龟。
20世纪的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朝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的对待它。”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似乎再适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