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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的名称于2007年首度由摩根大通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提出,开始几年内涵不明确,形成很多混淆。但随时间进展及多方努力,用法逐渐聚焦。依据国际主流机构(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组织/GIIN),影响力投资有四种界定特质。首先,这类投资的参与者须具备创造社会(含环境)影响力的明确动机,而展现于其所提供之资金、产品或服务上。其次,影响力投资是投资,不是无偿捐赠,故其投资人对资金有财务回报要求。第三,影响力投资的财务回报,依投资人、资产、标的等类别而有差异。第四,影响力投资包含对社会影响力的管理与衡量。
更明确地,上面第一个界定特质标出了“动机” 对影响力投资的重要性,而这种积极性摒除了任何把社会影响力视为副产品的ESG投资策略,如负面筛选。动机性与积极性适用于影响力投资场域里的三种核心参与群体 ——投资人、金融中介及被投资企业,不仅表现于其行为,也纳入法律合同。
第二个与第三个界定特质关乎影响力投资人,他们是“双底线投资人”,有财务、社会两种回报的要求。依个人对两种回报之要求轻重,影响力投资人又分为财务回报优先者(finance-first)及社会回报优先者(impact-first)两类,彼此形成互补。当再加上慈善家只要影响力(impact-only)的无偿捐赠时,就产生了多层次的资本结构,从而扩大影响力投资可能有的机会。
第四个界定特质关乎抽象动机的具象化,而落实于社会影响力之管理制度的搭建、数据的收集、指标的制定等,供相关决策者使用,对影响力做管理及衡量的要求,使它有别于另一些积极的ESG投资策略,如股东参与法。
今年4月10日在香港举行的“亚洲善投资”论坛(FT Investing for Good Asia),系以区域转型为题,讨论新浮现的投资契机。这两年善投资在国内备受瞩目,而影响力投资呼声甚高,故香港论坛特别成立“国内影响力投资”分论坛。基于对影响力投资的共识,当天分论坛以中国影响力投资的特质为主轴,围绕着宏观层的机构背景、中观层的组织发展、微观层的具体案例等问题,展开多视角讨论。
讨论内容可归纳成以下三个层次:
1. 宏观层问题:从机构背景看,针对社会痛点问题,当政府投入资源递减,而由民间的社会资金及社服组织协同解决时,主要挑战为何?
2. 中观层问题:从组织建构看,影响力投资场域里的参与群体,就最关键的投资人、金融中介及被投资方三种,发展情况如何?
3. 微观层问题:从具体案例看,国内的影响力投资落在那些领域?有那些代表案例?
这些问题的面向广,所涉议题多,故当天进行了相当讨论,以下是部分重点。
宏观层的挑战
从题目看,第一个宏观层问题涉及机构背景因素、社会痛点问题、社服组织等,而此处概念辨析益显重要。宏观背景包括法令规章、社会制度及思维模式,它们往往形成制约条件,决定了某特定项目被驱动的可行性,譬如把民间资本导入社会痛点领域。社会痛点方面,国际上常以联合国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凸显,包括除贫、医疗渠道、洁水及卫生等。痛点问题对所有人都造成困扰,但弱势群体常波及最深。影响力投资常以创投(VC)方式,把资金引入替弱势群体提供解决方案之初创事业,以产生社会影响力。至于初创型事业的组织形式,可以是营利企业,也可以是融合营利与非营利两种机构逻辑的混合型组织(hybrid),而社企为其一。但无论组织形式为何,它们都以提供社会所需之产品与服务为导向,故常以“社服组织”名之。
当把影响力投资放在宏观视角下,考量历史轨迹对国内社服组织的定位及引入民间资金助益其发展时,都不难看出挑战的存在。特别是,中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中央分配资源、政府提供服务系属常态,各地街道办是典型的社服组织,由政府提供运营资金,以解决指定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纷争等。在此情况下,开发创新商业模式、推动企业家精神、引入社会资本等,并不在街道办的考量内,也超乎一般民众的思维模式。社会问题固然存在,譬如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学习,但当时经济落后、专业人才欠缺,而解决方案几不可及。
改革开放后,多方契机浮现,以专业方式解决社会痛点问题亦在此列,而这有赖于一个健全的、专业导向之社会部门的存在。特别是,近年各级政府财政吃紧,由政府携手民间协同解决社会问题,成为新的努力方向,其中包含了对社会资本及社服组织的仰赖。
新方向是契机,但历史轨迹可能为其带来挑战。一种挑战关乎系统外的社服部门,它们出现的时间短,历史轨迹又未能对其赋能,故其不擅商业开发,欠缺企业家精神,也不擅引进社会资本。另一种挑战关乎系统内外两种社服部门之间的张力,属于系统内的系由街道办及国营企业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组成,而属于系统外的则由一批新出现的社服组织组成。无论社会需求的改变,系统内者依历史轨迹,仍被视为正宗的社服供应者,能获得相应资源,但过程中也相对弱化了系统外社服组织的地位及资源。
特别是,影响力投资被引入国内后,街道办的业务内容不减反增。它们除提供社服外,又被指派为公益创投,探索以金融推动公益发展的可行性,而产生了由嘉定镇、沈阳市等各级街道办启动的创投项目。但创投业务超乎街道办的专业职能,其人员普遍不具投资训练,而以政府补助、慈善捐赠的心态在资助社服项目,故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公益创投的初衷。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国营企业往往被赋予承担社會责任的功能,中国亦不例外。但其责任内容多与企业运营有关,如节能减碳、照顾员工、透明披露等,而非针对特定的社会痛点问题出发。譬如,即使国内自闭症儿童人数高达400万,我们仍很难想象某家国营企业会投入资源、时间及人才,开发商业上可持续且又能规模化的专业解决方案。
因此,影响力投资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会与当地宏观的机构背景有关。譬如,英国是在悠久的创投传统、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成熟的社会部门等因素交织下,才发展出其影响力投资模式。但在中国的历史框架下,当民间的影响力资金拟携手社服组织协同解决社会问题时,首先就面临投资对象难求的挑战,而其中涉及的定位与能力问题都与历史轨迹脱不了干系。 中观层:欠缺社会导向的专业VC
第二个问题的中观层关乎组织,涉及影响力投资场域里三种核心参与群体的组织建构,它们分别是投资方、金融中介及被投资方。各群体须发展完整,影响力投资才能健全发展。以国内现况看,三种群体的组成及建構,与理想情况距离不小,而其差距可由国内外比较看出。
从欧美经验看,影响力投资人有机构投资人,也有个别投资人。前者包括社保基金(如日本政府养老基金)、开发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如苏黎世保险集团)、基金会(如派克基金会)及家族办公室(如达利欧家族办公室),后者以高净值个人为主。但无论类别,影响力投资人本质上属于双底线投资人,同时追求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
双底线投资人在欧美的占比,我们虽欠缺直接数字,但由间接数字可看出概况。譬如,依2018年基金经理人所掌管之资产规模看,社会责任投资在欧盟的占比为 52%,在美国的占比为26%,而这表示双底线投资人在欧美已蔚为主流。相较之下,国内2018年的调查指出,双底线投资人的占比仅0.47%,这比率不仅与欧美差距甚大,也反映在国内推动影响力投资的重大瓶颈。特别是,当国内散户投资人难以改变其转手率高、持有期短的投资习性时,他们如何能涉入耐心资本而献身影响力投资呢?
当影响力投资以VC方式对初创企业进行投资时,具有投资期限长、风险容忍度高、客制化融资、参与式治理等特质,而它主要投资于组织能力建构,对被投组织赋能,如对接资源、完善制度等。不过,影响力投资的金融中介除须具备一般VC行业的专业技能外,还须有创造社会影响力的动机,才能把投资方与被投资方做出理想匹配。因此,影响力投资的第一项界定特质,不仅投资方、被投的创业方皆须具备,这场域里的金融中介亦须具备。
传统VC未必有创造社会影响力的动机,当这种动机构成影响力投资VC的界定特质时,人才来自何处?针对于此,依据欧美经验,涉入影响力投资的VC的确有别于传统,是一群VC老干长出的新枝,而成功地融合了风险投资技能与社会关切。从学经历背景看,这群人出自金融,但经多方历练,涉足政府及社服等行业,深切理解各行业的运作及局限,最后才能拔乎其萃,形成一种高度融合的新技能,以此处理问题。
欧美活跃于影响力投资的金融中介,大多是这类VC新枝,知名公司有聪明人基金、桥创投、DBL Partners、Root Capital等,知名人士有Catherine Novogratz、Audrey Choi等。譬如,聪明人基金的Novogratz,曾为纽约大通银行的国际银行家,后任世界银行的非洲特派员,在取得MBA学位后,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学习慈善事业的运作。多方经历使她熟稔几种行业的运作及限制性,最终方能把市场经济的能量、活力与严谨性,和爱心、热情与行动力予以结合,创办了聪明人基金,以解决世界上的贫富不均、资源不足、公共政策失调等问题。
反观国内,迄今影响力投资场域里呈现missing middle(未见中间方)的现象,在VC价值链上端的投资方与下端的被投资方之间,欠缺能有效统合双方的中间人。目前国内只见几间传统VC零星投资一两个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案例,而已累积相当数量之案例流的社会导向VC,上海的禹闳是仅有的一间。至于本土VC新枝的形成乃至规模化运作,迄今未见启动端倪。
固然,金融中介的功能本是对投资方与被投资方进行有效统合,当符合要求的投资方与被投资方之存在都成问题时,中介无用武之地,自难以出现。但这看法未免低估了金融中介的积极性,忽略了它们还有形成创意资金结构、作育专才、驱动市场的功能。就上面提到几间欧美VC新枝,它们都积极涉入影响力投资的基建,包括数据的收集、评量方法的建立、专业论坛的启动等。譬如,聪明人基金涉入了影响力评量的推动,Root Capital参与了由哈佛大学主导之影响力效率前缘的研究专项,DBL Partners主导了线上数据库的成立,桥创投携手英国政府完善影响力投资法规等。当VC新枝创造社会影响力的动机,以具体的积极行动体现时,更能有效汇聚投资方与被投资方,形成力量,使影响力投资开花结果。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jzi/ljzi201906/ljzi20190624-1-l.jpg)
被投资方是影响力投资场域里的第三种核心参与群体。如同另两个群体,他们应有创造社会影响力的动机,且能把抽象动机转化为具体的产品与服务。被投资方有营利企业,亦有混合型组织,而社企为其一。世界上知名的影响力投资案例,被投资方不乏营利企业,如美国的平价清洁能源公司de.light(光悦科技)、英国的平价连锁健身房the Gym、非洲的药物蚊帐公司A to Z Textile Mills等。以混合型组织形式而被投资的案例,有美国的婴儿体温调节品公司Embrace、美国的卫生设备公司Sanergy、印度的急救医疗公司Ziqitza Healthcare等。但无论组织形式,能成功融资的被投资方,都具备降低成本、创意订价及广设经销渠道的能力,而达到财务可持续、规模化运营、社会影响力、市场示范性等四项标准。
反观国内的被投资方,已成功获得大额挹资者几乎全是营利企业,譬如浙江绿康医养、安徽强英鸭业等,而它们也达到上述之财务可持续、规模化运营等四项标准。不过,国内影响力投资场域中,这种准备好、能上架的案例极少,而对影响力投资最热火朝天的,反倒是一批社企。它们情怀强、规模小、商业模式不明,加上欠缺前瞻的战略规划,以致不仅负现金流,甚至永远无法超越初创阶段,因而也难被挹资。
造成国内社企普遍规模小、商业能力弱的主要原因,应与前言之宏观背景有关。当社服组织长久欠缺学习商业技能的机会,也无须为盈利冲刺时,其思维及能力都会受限,而难以与影响力投资相伴。这发生在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东欧诸国,也发生在背景类似的中国。
微观层:代表案例迄今少见 微观层涉及个体,第三个问题的微观层涉及个体,关乎国内影响力投资的重点领域及代表性案例。
影响力投资的重点领域虽能以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代表,但各目标的区域重要性不一,故实际投资领域和地区及可行性有关。譬如,农业不是英国影响力投资的重点,失能症的康复医疗却是,而这会反映在Bridges Ventures的选择上。又譬如,农业是亚洲影响力投资的重点领域,但因涉及小农耕种及现金流不稳,故实际可行的项目不多。
相同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国内刚需领域虽多,实际上却未必可行,其一是社区养老,特别当针对中低端群体时。这是有明确社会影响力的刚需领域,但因投资回收期限长、专业壁垒高、政策现况不明,故迄今未形成国内投资重点。
国内符合影响力投资特质的现有案例,聚焦在新能源、环保再利用、康复医疗、小微金融、农业等行业,诸如环保再利用类的上海西恩科技,康复医疗类的浙江绿康医养、杭州雅恩健康管理,农业类的安徽强英鸭业、南浔庆渔堂,小微金融类的中和农信等。
另一些以影响力投资自称的案例,虽也落在这些领域,但或因规模过小,或因不符这类投资的界定特质,而不应被列入。譬如,LGT公益创投2013年投资的香格里拉农产案就属此列,其投资额仅5万美元,产品量少,不具商业可持续性。又如,针对ESG绩效好的上市公司做被动式投资,这不仅不符前面四项界定特质中的第一、四项,且投资上市公司也无关乎以资金驱动初创事业,故不算是影响力投资。
代表性案例方面,这取决于所谓的代表性,可从资金结构、行业特质、影响力、投资回报等各方面看。在此,倘从资本结构及社会影响力看,中和农信有代表性。
中和农信有十多年发展史,中国扶贫基金会为发起股东,以“打通农村金融的最后一百米”为使命。但如同过去国内其他的公益性小微金融组织,它在规模化运营及财务可持续上一直面临瓶颈,直到国内外的影响力资本开始挹注,且透过技术及管理为其赋能。
从资本结构看,中和农信拥有一个多层次的投资者群体,先后几批挹注的资本衔接,形成一种混搭结构。公益资本以保本方式先孵化早期项目,项目成熟后再引入风险资本、股权资本等。经几轮融资,中和农信的投资者有中国扶贫基金会、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红杉资本、天天向上基金、蚂蚁金服及(美国)TPGRise Fund、仁达普惠等,而其中TPG-Rise Fund的投资金额高达8600万美元。依据影响力投资人的分类,这些群体可分成只要影响力、影响力优先、财务回报优先等三种投资人,其资本形成一个混搭结构,从而扩大了整体投资机会。各类投资人在其中各得其所,各有符合其风险及回报特质的位置。
中和农信有300多个分支机构,覆盖全国21省,主要业务是对欠缺金融渠道的农户提供微额贷款。发展迄今,它累计放款260余万笔、金额431亿元、贷户37万,其中涉农贷款占92%、女性贷户占56%,平均货款额10000元。从涉农贷款比、女性贷户比、平均贷款额、贷户总数等衡量小微金融之社会绩效的关键指标看,中和农信触及的客户够深也够广,而为国内小微金融前所未有。另外,它在財务上可持续,这几年的资本收益率维特在3.5%左右。
TPG-Rise Fund为理解其投资的社会影响力,估算了资金的影响力倍数(impact multiple of money, IMM),发现IMM高达8.1倍。这表示,TPG-Rise Fund的投资促成了平价金融渠道,为先前欠缺借贷渠道或高利贷借款的农户,以减少利息支出、增加生产力等方式创造福利,而当把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换算成金钱价值时,是原始投资额的8.1倍。
有关国内影响力投资的特色,因案例数量有限,很难归纳后给出有意义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影响力投资迄今仍没有以符合哈佛案例规格所撰写的完整案例,而欠缺成文材料更形成教学瓶颈,使国内高校难以开展影响力投资的正规课程。
总结来说,国内影响力投资的潜在市场虽大,真正符合要求的案例却不多,而背后原因可分宏观、中观及微观三层解析。就宏观层的机构背景看,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尚不明确,但须能克服历史遗迹留下的一些挑战,譬如社会部门的定位问题。就中观层的组织建构看,目前场域中欠缺社会导向的专业VC,故相关的资金结构、数据收集、市场驱动等功能也隐而不见。就微观层的个案看,国内聚焦于新能源、环保再利用、康复医疗、小微金融、农业等行业,但资本结构单一,能把各类投资人聚拢,以多层次结构来扩大投资机会的案例,迄今少见。
更明确地,上面第一个界定特质标出了“动机” 对影响力投资的重要性,而这种积极性摒除了任何把社会影响力视为副产品的ESG投资策略,如负面筛选。动机性与积极性适用于影响力投资场域里的三种核心参与群体 ——投资人、金融中介及被投资企业,不仅表现于其行为,也纳入法律合同。
第二个与第三个界定特质关乎影响力投资人,他们是“双底线投资人”,有财务、社会两种回报的要求。依个人对两种回报之要求轻重,影响力投资人又分为财务回报优先者(finance-first)及社会回报优先者(impact-first)两类,彼此形成互补。当再加上慈善家只要影响力(impact-only)的无偿捐赠时,就产生了多层次的资本结构,从而扩大影响力投资可能有的机会。
第四个界定特质关乎抽象动机的具象化,而落实于社会影响力之管理制度的搭建、数据的收集、指标的制定等,供相关决策者使用,对影响力做管理及衡量的要求,使它有别于另一些积极的ESG投资策略,如股东参与法。
今年4月10日在香港举行的“亚洲善投资”论坛(FT Investing for Good Asia),系以区域转型为题,讨论新浮现的投资契机。这两年善投资在国内备受瞩目,而影响力投资呼声甚高,故香港论坛特别成立“国内影响力投资”分论坛。基于对影响力投资的共识,当天分论坛以中国影响力投资的特质为主轴,围绕着宏观层的机构背景、中观层的组织发展、微观层的具体案例等问题,展开多视角讨论。
讨论内容可归纳成以下三个层次:
1. 宏观层问题:从机构背景看,针对社会痛点问题,当政府投入资源递减,而由民间的社会资金及社服组织协同解决时,主要挑战为何?
2. 中观层问题:从组织建构看,影响力投资场域里的参与群体,就最关键的投资人、金融中介及被投资方三种,发展情况如何?
3. 微观层问题:从具体案例看,国内的影响力投资落在那些领域?有那些代表案例?
这些问题的面向广,所涉议题多,故当天进行了相当讨论,以下是部分重点。
宏观层的挑战
从题目看,第一个宏观层问题涉及机构背景因素、社会痛点问题、社服组织等,而此处概念辨析益显重要。宏观背景包括法令规章、社会制度及思维模式,它们往往形成制约条件,决定了某特定项目被驱动的可行性,譬如把民间资本导入社会痛点领域。社会痛点方面,国际上常以联合国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凸显,包括除贫、医疗渠道、洁水及卫生等。痛点问题对所有人都造成困扰,但弱势群体常波及最深。影响力投资常以创投(VC)方式,把资金引入替弱势群体提供解决方案之初创事业,以产生社会影响力。至于初创型事业的组织形式,可以是营利企业,也可以是融合营利与非营利两种机构逻辑的混合型组织(hybrid),而社企为其一。但无论组织形式为何,它们都以提供社会所需之产品与服务为导向,故常以“社服组织”名之。
当把影响力投资放在宏观视角下,考量历史轨迹对国内社服组织的定位及引入民间资金助益其发展时,都不难看出挑战的存在。特别是,中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中央分配资源、政府提供服务系属常态,各地街道办是典型的社服组织,由政府提供运营资金,以解决指定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纷争等。在此情况下,开发创新商业模式、推动企业家精神、引入社会资本等,并不在街道办的考量内,也超乎一般民众的思维模式。社会问题固然存在,譬如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学习,但当时经济落后、专业人才欠缺,而解决方案几不可及。
改革开放后,多方契机浮现,以专业方式解决社会痛点问题亦在此列,而这有赖于一个健全的、专业导向之社会部门的存在。特别是,近年各级政府财政吃紧,由政府携手民间协同解决社会问题,成为新的努力方向,其中包含了对社会资本及社服组织的仰赖。
新方向是契机,但历史轨迹可能为其带来挑战。一种挑战关乎系统外的社服部门,它们出现的时间短,历史轨迹又未能对其赋能,故其不擅商业开发,欠缺企业家精神,也不擅引进社会资本。另一种挑战关乎系统内外两种社服部门之间的张力,属于系统内的系由街道办及国营企业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组成,而属于系统外的则由一批新出现的社服组织组成。无论社会需求的改变,系统内者依历史轨迹,仍被视为正宗的社服供应者,能获得相应资源,但过程中也相对弱化了系统外社服组织的地位及资源。
特别是,影响力投资被引入国内后,街道办的业务内容不减反增。它们除提供社服外,又被指派为公益创投,探索以金融推动公益发展的可行性,而产生了由嘉定镇、沈阳市等各级街道办启动的创投项目。但创投业务超乎街道办的专业职能,其人员普遍不具投资训练,而以政府补助、慈善捐赠的心态在资助社服项目,故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公益创投的初衷。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国营企业往往被赋予承担社會责任的功能,中国亦不例外。但其责任内容多与企业运营有关,如节能减碳、照顾员工、透明披露等,而非针对特定的社会痛点问题出发。譬如,即使国内自闭症儿童人数高达400万,我们仍很难想象某家国营企业会投入资源、时间及人才,开发商业上可持续且又能规模化的专业解决方案。
因此,影响力投资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会与当地宏观的机构背景有关。譬如,英国是在悠久的创投传统、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成熟的社会部门等因素交织下,才发展出其影响力投资模式。但在中国的历史框架下,当民间的影响力资金拟携手社服组织协同解决社会问题时,首先就面临投资对象难求的挑战,而其中涉及的定位与能力问题都与历史轨迹脱不了干系。 中观层:欠缺社会导向的专业VC
第二个问题的中观层关乎组织,涉及影响力投资场域里三种核心参与群体的组织建构,它们分别是投资方、金融中介及被投资方。各群体须发展完整,影响力投资才能健全发展。以国内现况看,三种群体的组成及建構,与理想情况距离不小,而其差距可由国内外比较看出。
从欧美经验看,影响力投资人有机构投资人,也有个别投资人。前者包括社保基金(如日本政府养老基金)、开发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如苏黎世保险集团)、基金会(如派克基金会)及家族办公室(如达利欧家族办公室),后者以高净值个人为主。但无论类别,影响力投资人本质上属于双底线投资人,同时追求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
双底线投资人在欧美的占比,我们虽欠缺直接数字,但由间接数字可看出概况。譬如,依2018年基金经理人所掌管之资产规模看,社会责任投资在欧盟的占比为 52%,在美国的占比为26%,而这表示双底线投资人在欧美已蔚为主流。相较之下,国内2018年的调查指出,双底线投资人的占比仅0.47%,这比率不仅与欧美差距甚大,也反映在国内推动影响力投资的重大瓶颈。特别是,当国内散户投资人难以改变其转手率高、持有期短的投资习性时,他们如何能涉入耐心资本而献身影响力投资呢?
当影响力投资以VC方式对初创企业进行投资时,具有投资期限长、风险容忍度高、客制化融资、参与式治理等特质,而它主要投资于组织能力建构,对被投组织赋能,如对接资源、完善制度等。不过,影响力投资的金融中介除须具备一般VC行业的专业技能外,还须有创造社会影响力的动机,才能把投资方与被投资方做出理想匹配。因此,影响力投资的第一项界定特质,不仅投资方、被投的创业方皆须具备,这场域里的金融中介亦须具备。
传统VC未必有创造社会影响力的动机,当这种动机构成影响力投资VC的界定特质时,人才来自何处?针对于此,依据欧美经验,涉入影响力投资的VC的确有别于传统,是一群VC老干长出的新枝,而成功地融合了风险投资技能与社会关切。从学经历背景看,这群人出自金融,但经多方历练,涉足政府及社服等行业,深切理解各行业的运作及局限,最后才能拔乎其萃,形成一种高度融合的新技能,以此处理问题。
欧美活跃于影响力投资的金融中介,大多是这类VC新枝,知名公司有聪明人基金、桥创投、DBL Partners、Root Capital等,知名人士有Catherine Novogratz、Audrey Choi等。譬如,聪明人基金的Novogratz,曾为纽约大通银行的国际银行家,后任世界银行的非洲特派员,在取得MBA学位后,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学习慈善事业的运作。多方经历使她熟稔几种行业的运作及限制性,最终方能把市场经济的能量、活力与严谨性,和爱心、热情与行动力予以结合,创办了聪明人基金,以解决世界上的贫富不均、资源不足、公共政策失调等问题。
反观国内,迄今影响力投资场域里呈现missing middle(未见中间方)的现象,在VC价值链上端的投资方与下端的被投资方之间,欠缺能有效统合双方的中间人。目前国内只见几间传统VC零星投资一两个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案例,而已累积相当数量之案例流的社会导向VC,上海的禹闳是仅有的一间。至于本土VC新枝的形成乃至规模化运作,迄今未见启动端倪。
固然,金融中介的功能本是对投资方与被投资方进行有效统合,当符合要求的投资方与被投资方之存在都成问题时,中介无用武之地,自难以出现。但这看法未免低估了金融中介的积极性,忽略了它们还有形成创意资金结构、作育专才、驱动市场的功能。就上面提到几间欧美VC新枝,它们都积极涉入影响力投资的基建,包括数据的收集、评量方法的建立、专业论坛的启动等。譬如,聪明人基金涉入了影响力评量的推动,Root Capital参与了由哈佛大学主导之影响力效率前缘的研究专项,DBL Partners主导了线上数据库的成立,桥创投携手英国政府完善影响力投资法规等。当VC新枝创造社会影响力的动机,以具体的积极行动体现时,更能有效汇聚投资方与被投资方,形成力量,使影响力投资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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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方是影响力投资场域里的第三种核心参与群体。如同另两个群体,他们应有创造社会影响力的动机,且能把抽象动机转化为具体的产品与服务。被投资方有营利企业,亦有混合型组织,而社企为其一。世界上知名的影响力投资案例,被投资方不乏营利企业,如美国的平价清洁能源公司de.light(光悦科技)、英国的平价连锁健身房the Gym、非洲的药物蚊帐公司A to Z Textile Mills等。以混合型组织形式而被投资的案例,有美国的婴儿体温调节品公司Embrace、美国的卫生设备公司Sanergy、印度的急救医疗公司Ziqitza Healthcare等。但无论组织形式,能成功融资的被投资方,都具备降低成本、创意订价及广设经销渠道的能力,而达到财务可持续、规模化运营、社会影响力、市场示范性等四项标准。
反观国内的被投资方,已成功获得大额挹资者几乎全是营利企业,譬如浙江绿康医养、安徽强英鸭业等,而它们也达到上述之财务可持续、规模化运营等四项标准。不过,国内影响力投资场域中,这种准备好、能上架的案例极少,而对影响力投资最热火朝天的,反倒是一批社企。它们情怀强、规模小、商业模式不明,加上欠缺前瞻的战略规划,以致不仅负现金流,甚至永远无法超越初创阶段,因而也难被挹资。
造成国内社企普遍规模小、商业能力弱的主要原因,应与前言之宏观背景有关。当社服组织长久欠缺学习商业技能的机会,也无须为盈利冲刺时,其思维及能力都会受限,而难以与影响力投资相伴。这发生在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东欧诸国,也发生在背景类似的中国。
微观层:代表案例迄今少见 微观层涉及个体,第三个问题的微观层涉及个体,关乎国内影响力投资的重点领域及代表性案例。
影响力投资的重点领域虽能以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代表,但各目标的区域重要性不一,故实际投资领域和地区及可行性有关。譬如,农业不是英国影响力投资的重点,失能症的康复医疗却是,而这会反映在Bridges Ventures的选择上。又譬如,农业是亚洲影响力投资的重点领域,但因涉及小农耕种及现金流不稳,故实际可行的项目不多。
相同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国内刚需领域虽多,实际上却未必可行,其一是社区养老,特别当针对中低端群体时。这是有明确社会影响力的刚需领域,但因投资回收期限长、专业壁垒高、政策现况不明,故迄今未形成国内投资重点。
国内符合影响力投资特质的现有案例,聚焦在新能源、环保再利用、康复医疗、小微金融、农业等行业,诸如环保再利用类的上海西恩科技,康复医疗类的浙江绿康医养、杭州雅恩健康管理,农业类的安徽强英鸭业、南浔庆渔堂,小微金融类的中和农信等。
另一些以影响力投资自称的案例,虽也落在这些领域,但或因规模过小,或因不符这类投资的界定特质,而不应被列入。譬如,LGT公益创投2013年投资的香格里拉农产案就属此列,其投资额仅5万美元,产品量少,不具商业可持续性。又如,针对ESG绩效好的上市公司做被动式投资,这不仅不符前面四项界定特质中的第一、四项,且投资上市公司也无关乎以资金驱动初创事业,故不算是影响力投资。
代表性案例方面,这取决于所谓的代表性,可从资金结构、行业特质、影响力、投资回报等各方面看。在此,倘从资本结构及社会影响力看,中和农信有代表性。
中和农信有十多年发展史,中国扶贫基金会为发起股东,以“打通农村金融的最后一百米”为使命。但如同过去国内其他的公益性小微金融组织,它在规模化运营及财务可持续上一直面临瓶颈,直到国内外的影响力资本开始挹注,且透过技术及管理为其赋能。
从资本结构看,中和农信拥有一个多层次的投资者群体,先后几批挹注的资本衔接,形成一种混搭结构。公益资本以保本方式先孵化早期项目,项目成熟后再引入风险资本、股权资本等。经几轮融资,中和农信的投资者有中国扶贫基金会、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红杉资本、天天向上基金、蚂蚁金服及(美国)TPGRise Fund、仁达普惠等,而其中TPG-Rise Fund的投资金额高达8600万美元。依据影响力投资人的分类,这些群体可分成只要影响力、影响力优先、财务回报优先等三种投资人,其资本形成一个混搭结构,从而扩大了整体投资机会。各类投资人在其中各得其所,各有符合其风险及回报特质的位置。
中和农信有300多个分支机构,覆盖全国21省,主要业务是对欠缺金融渠道的农户提供微额贷款。发展迄今,它累计放款260余万笔、金额431亿元、贷户37万,其中涉农贷款占92%、女性贷户占56%,平均货款额10000元。从涉农贷款比、女性贷户比、平均贷款额、贷户总数等衡量小微金融之社会绩效的关键指标看,中和农信触及的客户够深也够广,而为国内小微金融前所未有。另外,它在財务上可持续,这几年的资本收益率维特在3.5%左右。
TPG-Rise Fund为理解其投资的社会影响力,估算了资金的影响力倍数(impact multiple of money, IMM),发现IMM高达8.1倍。这表示,TPG-Rise Fund的投资促成了平价金融渠道,为先前欠缺借贷渠道或高利贷借款的农户,以减少利息支出、增加生产力等方式创造福利,而当把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换算成金钱价值时,是原始投资额的8.1倍。
有关国内影响力投资的特色,因案例数量有限,很难归纳后给出有意义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影响力投资迄今仍没有以符合哈佛案例规格所撰写的完整案例,而欠缺成文材料更形成教学瓶颈,使国内高校难以开展影响力投资的正规课程。
总结来说,国内影响力投资的潜在市场虽大,真正符合要求的案例却不多,而背后原因可分宏观、中观及微观三层解析。就宏观层的机构背景看,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尚不明确,但须能克服历史遗迹留下的一些挑战,譬如社会部门的定位问题。就中观层的组织建构看,目前场域中欠缺社会导向的专业VC,故相关的资金结构、数据收集、市场驱动等功能也隐而不见。就微观层的个案看,国内聚焦于新能源、环保再利用、康复医疗、小微金融、农业等行业,但资本结构单一,能把各类投资人聚拢,以多层次结构来扩大投资机会的案例,迄今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