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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平滑调整假说（SAH），对该假说中产业内贸易与劳动力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回顾。全文通过分析指出，现有研究主要在“短距离假说”和特定要素模型的基础上证明了假说的合理性，而双重作用机制与动态调整机制的引入使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但是，基于行业整体或个体层面数据计算而得的劳动力调整成本指数难以保证SAH检验的可靠性，而通过引入以行业内同一岗位上的劳动力数量为单位计算而得的总就业变动指数可以克服这一困难。
【关键词】平滑调整假说 产业内贸易 劳动力调整成本
一、引言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些理论在生产资源可以自由、无成本地转移的前提下，通过贸易促进国际分工证明了自由贸易可以提高贸易双方的福利。但是，由于生产资源无成本流动这一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成立，贸易双方在调整国内产业实现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同时也会面临一定的贸易调整成本。作为生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资源面临的调整成本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针对劳动力调整成本，Balassa（1966）首次提出的平滑调整假说，该假说指出，由于产业内贸易相比于产业间贸易带来地更多的是产业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所以在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调整周期和调整难度都相对较小。SAH的提出，对理论界进一步区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关于该假说正确性的检验仍未达成统一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早期的平滑调整假说主要是基于“短距离假说”提出（Balassa，1966），该假设认为，由于生产同类产品所需的要素比例大致相同，所以同行业内的岗位要求极为相似，即行业内各岗位之间的“距离”较短。而对于产业内贸易而言，由于产业内贸易相比于产业间贸易带来的更多的是“短距离”的行业内劳动力流动，所以劳动力调整成本低。此后，Lunberg （1986）通过比较行业内与行业间员工失业周期以及要素密集度证实了“短距离假设”，进而支持了SAH理论。但是，由于较多关注SAH理论基础——“短距离假说”的正确性而没有直接对产业内贸易与劳动力调整成本关系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只能为平滑调整模型的证明提供间接依据。
为建立产业内贸易与劳动力调整成本关系的直接依据，Elliott（2002）特定要素模型首次在小国开放经济的假设下分析了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的作用机制。假设国际贸易发展使产品Y的价格下降，那么劳动力市场会作出两种不同的反映：在第一情况下，若劳动力市场出现市场失灵和粘性价格，那么Y行业中的企业会解雇工人，从而产生劳动力调整成本；在第二种情况下，假设劳动力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且劳动力价格为弹性，Y中的剩余劳动力流向X，但是，由于各部门对工人的劳动素质及技能要求不同，Y行业中转移的劳动力必须经过特定的培训、学习才能获得进入X的资格，这种培训、学习费用也会产生调整成本。
在以上的特定要素分析模型中，产业内贸易主要是通过减少产业间劳动力流动、增加产业内流动实现劳动力调整成本的降低。但是，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同样可以通过降低同一行业内岗位间的劳动力流动、增加同一岗位内的流动加强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在对英国制造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Lindley（2006）证实同一产业内岗位间的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可以由特定要素模型下对产业间劳动力流动的单一作用发展为对产业间与岗位间劳动力流动的双重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个体数据的引入在考虑同一行业内不同岗位间的劳动力变动的同时，也使得回归模型受到了更多变量如员工个体特征的影响，使得模型的估计更加复杂。
除了研究同一时期内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静态影响机制，SAH动态研究模型的设立及应用证明了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对劳动力调整成本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在分别对中国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之后，杜运苏（2009）、孙孟（2011）、郭东杰（2012）基于指出產业内贸易一般在三年之内影响显著，即产业内贸易发展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期一般为三年。总之，在动态研究方面，已有文献表明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滞后、持续影响可以使产业内贸易的作用显著加强。
三、结论
通过文献的总结，本文发现已有的SAH研究主要在“短距离假说”与特定要素模型的基础上证明了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作用机制。另外，从动态角度来看，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滞后、持续作用可以使两者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对于研究的不足，现有研究问题如下：虽然个体层面数据的引入使指标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衡量更加全面，且Cabral（2006）提出以产业内岗位相同的某一特定人群作为研究单位可以尽量避免个体层面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但绝大多数学者仍然采用行业整体就业变动指数或个体层面数据，使得SAH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极大的分歧。
参考文献
[1]Balassa，B.，（1966）.“Tariff Reductions and Trade in Manufactures Among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466-473.
[2]郭东杰，邵琼燕.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SAH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2（06）.
作者简介：张乃丹（1993-），女，汉族，内蒙古五原县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方向：国际商务。
（责任编辑：陈岑）
【关键词】平滑调整假说 产业内贸易 劳动力调整成本
一、引言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些理论在生产资源可以自由、无成本地转移的前提下，通过贸易促进国际分工证明了自由贸易可以提高贸易双方的福利。但是，由于生产资源无成本流动这一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成立，贸易双方在调整国内产业实现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同时也会面临一定的贸易调整成本。作为生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资源面临的调整成本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针对劳动力调整成本，Balassa（1966）首次提出的平滑调整假说，该假说指出，由于产业内贸易相比于产业间贸易带来地更多的是产业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所以在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调整周期和调整难度都相对较小。SAH的提出，对理论界进一步区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关于该假说正确性的检验仍未达成统一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早期的平滑调整假说主要是基于“短距离假说”提出（Balassa，1966），该假设认为，由于生产同类产品所需的要素比例大致相同，所以同行业内的岗位要求极为相似，即行业内各岗位之间的“距离”较短。而对于产业内贸易而言，由于产业内贸易相比于产业间贸易带来的更多的是“短距离”的行业内劳动力流动，所以劳动力调整成本低。此后，Lunberg （1986）通过比较行业内与行业间员工失业周期以及要素密集度证实了“短距离假设”，进而支持了SAH理论。但是，由于较多关注SAH理论基础——“短距离假说”的正确性而没有直接对产业内贸易与劳动力调整成本关系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只能为平滑调整模型的证明提供间接依据。
为建立产业内贸易与劳动力调整成本关系的直接依据，Elliott（2002）特定要素模型首次在小国开放经济的假设下分析了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的作用机制。假设国际贸易发展使产品Y的价格下降，那么劳动力市场会作出两种不同的反映：在第一情况下，若劳动力市场出现市场失灵和粘性价格，那么Y行业中的企业会解雇工人，从而产生劳动力调整成本；在第二种情况下，假设劳动力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且劳动力价格为弹性，Y中的剩余劳动力流向X，但是，由于各部门对工人的劳动素质及技能要求不同，Y行业中转移的劳动力必须经过特定的培训、学习才能获得进入X的资格，这种培训、学习费用也会产生调整成本。
在以上的特定要素分析模型中，产业内贸易主要是通过减少产业间劳动力流动、增加产业内流动实现劳动力调整成本的降低。但是，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同样可以通过降低同一行业内岗位间的劳动力流动、增加同一岗位内的流动加强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在对英国制造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Lindley（2006）证实同一产业内岗位间的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可以由特定要素模型下对产业间劳动力流动的单一作用发展为对产业间与岗位间劳动力流动的双重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个体数据的引入在考虑同一行业内不同岗位间的劳动力变动的同时，也使得回归模型受到了更多变量如员工个体特征的影响，使得模型的估计更加复杂。
除了研究同一时期内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静态影响机制，SAH动态研究模型的设立及应用证明了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对劳动力调整成本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在分别对中国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之后，杜运苏（2009）、孙孟（2011）、郭东杰（2012）基于指出產业内贸易一般在三年之内影响显著，即产业内贸易发展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期一般为三年。总之，在动态研究方面，已有文献表明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滞后、持续影响可以使产业内贸易的作用显著加强。
三、结论
通过文献的总结，本文发现已有的SAH研究主要在“短距离假说”与特定要素模型的基础上证明了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作用机制。另外，从动态角度来看，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滞后、持续作用可以使两者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对于研究的不足，现有研究问题如下：虽然个体层面数据的引入使指标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衡量更加全面，且Cabral（2006）提出以产业内岗位相同的某一特定人群作为研究单位可以尽量避免个体层面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但绝大多数学者仍然采用行业整体就业变动指数或个体层面数据，使得SAH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极大的分歧。
参考文献
[1]Balassa，B.，（1966）.“Tariff Reductions and Trade in Manufactures Among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466-473.
[2]郭东杰，邵琼燕.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SAH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2（06）.
作者简介：张乃丹（1993-），女，汉族，内蒙古五原县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方向：国际商务。
（责任编辑：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