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过程，而是成为了学校、家长、培训机构等各方维护各自利益的博弈场。一位家长介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所谓的“重点中学”，一家人到处找关系，请客送礼先后花了近十万元。
　　小升初演变为一场社会资源的“丛林战”，首先拼关系，拼不过关系的就逼着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参加各种竞赛，把半辈子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搞得孩子很痛苦，失去了本该快乐的童年，这背后有深层的东西值得反思。
　　教育工具化的语境下，占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有助于打通社会上升渠道，成为社会精英，进而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从而实现社会普遍定义的所谓“成功”。在此目标的驱动下，教育部三令五申制止“奥数”等各种学科竞赛、特长评级与学校录取挂钩，禁止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等费用，但都没能阻挡学校和家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应该给子女一个怎样的好前程值得商榷。小升初的拥挤所反映出来的，不只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其实，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优质教育资源都是稀缺的，分配均衡也是相对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即人人都想成为最大限度占有资源的社会精英，量化一下就是有钱、有权或有名。
　　精英只是属于金字塔的塔尖部分，中国社会是精英和大众二元分立的，人人都想爬上塔尖，于是，一些中国家长从胎教就开始努力了，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等，每一环都充满残酷的竞争。这种单一的价值观将全社会的人都驱赶到了同一条独木桥上，远离了社会发展和人生幸福的轨道，致使教育的本质异化。
　　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小学男生将来最想从事的职业是“棒球选手”（26.7%），而女生则最憧憬“糕点师”（32.2%），而中国少年的偶像几乎无一例外是文体巨星。一位记者曾问中国一个一年级学生：“你的梦想是什么？”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将来想当官。”当问及是什么样的官时，他不假思索地说：“贪官！因为可以捞很多好处啊。”
　　中日两国小学生的梦想折射了两国社会的不同价值观。
　　孩子们的价值观无疑深受父母和社会的影响。父母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制定了孩子的成长路线，逼着孩子去承受很多成人世界里的东西，不仅会剥夺他们童年的快乐，培养出来的孩子有可能在人格上存在缺陷，若如此，即便如愿进入精英阶层掌控优质社会资源，对他自己、对社会恐怕都不是一件幸事。其实，对于家长来讲，最该做的是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孩子自由快乐地成长，培养他们的兴趣，健全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幸福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