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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洁火了之后，一个隐藏在少年职业棋手背后，庞大的北漂学棋的孩子及家长群体再次引发关注。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多数离别配偶，只身带着十岁左右智力超群的孩子北上，
一年十几万元的花销，让孩子每天接受近十小时的枯燥的围棋训练，不断地参加比赛，忍受离群索居的孤独，为的是进入到不足5%胜出率的职业棋手之列张晓蕾最近才感到自己的心静下来。3月23日，她和儿子赵泽搬到了道场旁边小区一间带窗户的小卧室。五平方米左右，一张床，一个简易布衣柜，有一边半打开着，几件衣服露出来。小茶几上放着一副棋盘和几本围棋书。
搬来的第二天早上，赵泽对她说，“妈妈，昨天晚上睡得真舒服。”在这之前的21天里，赵泽每天都安慰她，“住地下室，没事儿。”
2月29日晚上十点，这对母子乘火车第一次来到北京，两天后，租下道场附近一个地下二层的房间。那里潮湿，卫生条件差，张晓蕾生了病，牙根和嗓子痛，甚至有了再照顾不了儿子的担忧。她感到对不起赵泽，“其实他心里好闷”。
赵泽今年12岁，不到一米五的个头。四岁时，张晓蕾给他报了围棋班。之后他和绝大多数来道场学棋的同学经历相似：参加升段赛，升至业余5段后北漂，成为围棋道场里一名冲段少年。
冲段指成为职业初段。对于一个想拿世界冠军或进入国家队的孩子来说，入段是第一步。
来北京前，赵泽参加了两次全国围棋定段赛，都在预赛被淘汰。实际上，两次不算多，按照道场校长葛玉宏的说法，从进校到成为职业初段一般需要四到五年。想到未来几年儿子和自己即将面临的挑战，张晓蕾充满对未知的憧憬，带着些许不安。
北漂，为了4.5%的成功机会
高文轩比赵泽早来北京几年。今年是他在聂葛道场学棋第三年。高文轩十岁出头，现在是业余5段。
四岁时，爷爷带高文轩去书店。高文轩停在了一本《精选少儿围棋》前，翻开看了进去。书买回来后，懂点围棋的高爸爸教了高文轩一个月，“感觉他特别喜欢，就自己左手和右手下，一个手拿黑子，一个手拿白子。”妈妈顾颖回忆。
顾颖37岁，面庞白皙，穿着小外套，散下来的长发上别着发卡，显得比实际年龄小。
看到高文轩对围棋感兴趣，顾颖找到成都棋院少儿围棋培训中心。五岁开始，高文轩边上文化课，一周又拿出三个晚上去上围棋课。他升段很快，七岁半就打上业余5段，拿了几个四川省冠军。
业余5段是个特殊点。顾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围棋得对着下，同龄的小朋友当中没了对手，但还想进步，当地棋院老师就会推荐有天赋的孩子到北京。
聂葛道场位于丰台区左安门中学四楼。从三楼往上便能看到李世石等围棋世界冠军们的名言。进到四楼，一组光荣榜显得十分醒目，上面贴着从2007年到去年定段成功的77名棋童的照片。
葛玉宏道场起自2008年，凭借打手板、几小时暴走以及高强度训练，这个道场成了与聂卫平、马晓春与野狐道场一起并称的四大道场，2009年葛道定段14人，在围棋培训界“横空出世了”，回忆起曾经的辉煌，今年45岁的甘肃人葛玉宏提高了声音。
2014年，葛玉宏道场和聂卫平道场合并为聂葛道场。合并后，聂葛道场只招收业余5段及以上的冲段少年，为职业定段服务。2015年8月，聂葛道场又与丁烈晨帆道场合并，共12位职业棋手教师，120名学生。三家合并后道场分成一部、二部，一部在聂葛道场现址，只招收前66名，分为11个组，组别越往前，水平越好。66名以后的棋童则进入丁道现址，二部。
“我们就把三个的资源全部整合在一起，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专业培养职业棋手的道场。相当于重点高中的高三重点班。”葛玉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葛道场的棋童年龄主要在9-18岁之间，绝大多数来自外地，北京本地孩子只有“极个别”。道场分为长训班和冬夏令营，长训班里多是各省围棋圈子的冠军。2008年时，90%的棋童住宿，到现在由父母一方陪着的走读生占到75%左右，多是母亲。
2014年初，顾颖带着高文轩来北京参加了道场的冬令营，想试试孩子能不能适应这种学棋环境。刚来时高文轩排在第十一名，10天训练后，结业时打到第一名。从早到晚9个小时左右，顾颖感到学棋强度对于不到八岁的孩子有点大，“比初中生还累”。但高文轩说“特别喜欢”，一个多月后，顾颖给高文轩报了长训班，在北京留了下来。
在顾颖纠结是否来北京时，沈清已经带着女儿李瑶在北京学棋两年。今年是沈清陪读的第五个年头。
沈清白天一个人在家，她和别人合租，对方下午下班才回来。空闲时，沈清就给李瑶做饭洗衣服，读从首都图书馆借的书，上网看看股票，炒炒股。到了晚上八点多去道场接李瑶。来北京前，她在江苏新华报社做出版工作。
四年前，沈清和爱人决定把正在读四年级的李瑶送到道场。
李瑶四岁在幼儿园兴趣班里接触到围棋。她报了好多兴趣班，其中围棋学得最好，在幼儿园里没有对手。一年级开始，李瑶跟着南京棋院的老师在课余时间学棋，她学得轻松，小学二年级就升了业余5段，在当地上升最快。
李瑶上到四年级下学期，围棋老师告诉沈清，北京资源丰富，水平高的孩子在一起，可能提高快。“想让孩子提高一下”的念头在沈清心里冒了出来。
沈清工作的单位在北京有下属单位，把工作调动到北京不是难事。正好可以一边学棋，一边工作，两边不耽误。“想提高”变成了“要提高”。
在沈清父母的打算里，外孙女上个正经大学，再找个正经工作，才是这个家庭的正经事。沈清不断向老人解释，“给孩子一个机会，孩子长大了，不会怨家长。”
把工作调动到北京的沈清给李瑶两年时间。两年后，要是没有入段，就回去正好上初一。李瑶的学籍保留在原小学，沈清每学期开学去领课本，带到北京。五、六年级文化课容易，大专毕业的沈清就在周末给李瑶补课，一小时语文一小时数学。平时吃早饭时，李瑶听英语听力，其他时间都是围棋。 在聂葛道场，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晚上6点40到8点40是学棋时间，李瑶每天学8个半小时围棋，以对弈、做死活题、打谱、复盘为主。住宿生则上到晚上十点。周六早上，周日晚上道场规定下快棋，定时十分钟，三十秒一步。
下午5点到5点40有段操场活动时间，李瑶是女孩，到了5点可以直接先回家。
开始时，在北京同时工作的沈清发现自己时间太紧张。女儿正是长身体，得好好照顾的时候，可是她的工作无法同时兼顾。要是因为工作，阻挡了女儿进步，作为母亲，沈清觉得自私。一年后，沈清辞了职，成了完全的家庭主妇。
2012年7月份，李瑶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围棋定段赛，止步预赛。第二年她进入本赛，打到六十几名，但女生入段只收前五名。
两次机会用尽了，那年夏天，沈清带着李瑶回了南京，继续读初中。
告别课堂两年的李瑶在当地上了初一，因为学围棋时，对计算力要求高，她学起初一数学觉得简单，还疑惑为什么同桌会算错。她语文也好，老师布置三篇作文，有两篇被在班里读。只有英语因为在北京时没时间背单词，差一些。
上了一个月初中课程后，沈清问李瑶，“你想不想学棋了，想学就去北京，不想学就在家上学。”李瑶说不想放弃。沈清就给李瑶又休了学，再赴北京。
不想放弃的不只李瑶，沈清也下不了决心。“上了贼船下不了，就这种感觉吧。南京的文化课当时就想再放一放吧。还是想考上拼上，你来是为了考职业棋手的。”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孩子长时期不读书后不愿回学校了。家长的心态则是，已经投入这么多，再继续坚持吧！”杭州围棋学校校长杭天鹏说家长普遍存在不服气不愿就此罢休的心态。
全国围棋定段赛出现在1982年，每年7月份举行，比高考晚一个月，因而有“围棋高考”之称。参加定段赛几乎是业余棋手通往职业棋手的必经之路，目前，中国获得世界冠军的16位棋手中，除了马晓春和俞斌，其他都是从定段赛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想拿世界冠军或者进入国少队的孩子来说，定段是第一步。
和高考不同的是，“围棋高考”这道独木桥更窄。它录取率更低，仅为5%左右。2013年的定段赛555人竞争25个职业棋手名额，成功率低至4.5%。而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去年高考报名人数942万人，其中700万人能够最终进入大学，录取率74.3%。高考可根据名次来选择不同层次的志愿，保证有学可上，而“围棋高考”只有“成功”和“失败”这两个结果。
葛玉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业余5段从进入道场到定段一般需要四五年，每天九个小时的训练。而这，职业棋手之路才由此开始，接下来，是漫长的比赛和升段。
平均一年十几万，“背水一战”
张晓蕾来北京时带了五万块钱。聂葛道场一个月学费四千，一年九个半月，绝大多数家庭能一次性支付。张晓蕾害怕一次交完，没了底，就和道场商量按月交。她和儿子现在所住房间一月九百五，押一付三。加上之前租赁地下室以及各种生活用具的花费。来北京半个多月时间，这对母子已经花了一万多。
在这个普通家庭里，对北漂的孩子最直接有力的支持是金钱。过年时，赵泽比家族里其他孩子拿到的压岁钱多。“这个姑姑给两千，那个哥哥给一千，其实我们那充其量也就是二百块钱，但他们都知道孩子需要用钱。”
张晓蕾身材瘦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和表达欲，但似乎过于操劳，带着精神上的疲惫感。她是信阳市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老师，带过多年毕业班。年轻时，张晓蕾一心放在工作上，38岁，才通过保胎，生了赵泽。
“人家说，那么大年龄（生孩子）都当宝贝宠着，可我们能心疼他一辈子么？”张晓蕾解释自己对孩子严格的苦心。这位50岁的母亲，一直希望儿子能更勤奋，更尽力。
教师出身的她重视教育，她在赵泽的生活里几乎充当了所有角色。赵泽快进入青春期，张晓蕾感到得更重视孩子的素质教育，“我在他身边，时时刻刻提醒他，哪怕他一言一行，表情，我都观察得比较仔细。”
可最近，她发现一向懂事的儿子说话含有水分，一件事，只说自己好的一面。
周六下午五点多，赵泽没按时回家吃饭。张晓蕾去学校找他，遇到同学说儿子在踢球。她说通了门卫，进到操场，看到赵泽正玩得开心。她先回了家。
儿子回家后，却告诉张晓蕾，自己没踢球，只是在看张老师踢。
孩子说了与事实不符合的事，这让张晓蕾生气。她一向注重“棋手的整体素质”，“我们一般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引导，棋要下得好，人也要做得好，以后真要有机会走上大的场面，你各方面都要让人看着顺眼。”
“他事后一直跟我道歉，我一直没有原谅他。现在他老想说一些不实在的话来讨好我。”对于儿子没把所有时间放在学棋上，张晓蕾感觉浪费了时间。“来这的目的是干嘛，你不能无目的地打持久战，我们可打不起，有一天没有资金链了，想打也打不起，既然来了，就珍惜。”
张晓蕾给儿子半年考察时间，在这期间，他必须得完成两个目标中的一个。要么在今年的定段赛上冲到本赛，要么进到6组或7组，否则就回家上学。不可能这样耗下去。”张晓蕾说，“我们来北京的心思就是背水一战。”
这样的紧迫感，这两年里顾颖一直有。高文轩喜欢看动画片，顾颖给他规定一次只能看一集。有时精彩处，他想接着看，顾颖就提醒他，“你的理想是什么啊？”
“要敲打他，要让他有一种紧迫感。”
“紧迫感”的背后是对“旷日持久”消耗的恐惧。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以及无法计算的一些东西。
进到顾颖租的房子，对门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两副棋盘和两本厚厚的围棋书，平时高文轩就坐在这里自习和跟着职业三段的老师学棋。
这套月租三千五的房子，顾颖和儿子两个人住显得宽敞安静。在北京，顾颖陪读一年花费十七八万。除了学费、房费外，她请了小课老师，两个小时四百块，一个月两三千。 在2014年3月份第一次分班赛，180多名孩子中，高文轩排在160多名。当时共分16个组，他排在第15组。现在，高文轩已经稳定在5-7组之间，最好一次打到了第4组。顾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同龄的孩子当中，进步还是算快的。”她对这个成绩很满意。
葛玉宏说，道场目前具备冲段实力的有二三十人。
顾颖说，前三组的孩子水平高，很多家长会单独请世界冠军来家里上课。世界冠军的“市场价”高，一次一千五到两千，两小时。顾颖计划等高文轩打到前两组，冲段有了希望时，她也这样做。
来北京前，顾颖算过这笔账，她上网查清了道场的收费，附近房租，以及可能的生活状况。她确定能撑得起才来。
高文轩在成都学棋时，也有围棋上出色的小伙伴，父母想把孩子送北京培养，但后来都因为经济顾虑没来，选择了以学业为主。
在顾颖看来，这是理性的做法。学围棋得有经济底气，如果孩子来挤在地下室，营养跟不上，没钱打比赛、请老师，“那这种生活，会把自己搞得太累了。”顾颖坐在沙发上，跷着腿。在成都，顾颖曾给高文轩报了好多兴趣班，来到北京学棋的区别，对于她，算“多出一个房租吧”。
沈清和李瑶两个人一年总花费也是在十几万。李瑶现在在三组，只有她一个女生，沈清说，聂葛道场每年有两三个女孩能定段。李瑶上一次小课一千多。出去打一场比赛，一般四五千。沈清不放心李瑶的自理能力，每次打比赛，她都陪着。
沈清的爱人在南京上班，一人承担着学棋开支。沈清说自己只属于普通水平。“最次的，不请老师也要花个十万，但一般都要请老师，费用至少一年十几万。花二十几万的多了，还有更高的。”
输赢的博弈早已超越了兴趣
决定来北京前，顾颖对于压力做好了心理准备，葛玉宏告诉她，高文轩在成都是第一名，到这里可能是倒数第一。第一次分班赛，顾颖想着只要不考倒数第一，就是胜利。结果有十几名同学排在高文轩之后，顾颖松了口气。
“把要求放低一点，心态可能会更好。可能围棋因为牵扯到胜负，大人的心态就要极端一点。”顾颖觉得如果把小孩逼得太紧，他就算在很小的时候取得很好的成绩，到最后也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高文轩来道场时，正读二年级。“我们也觉得文化课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必须要取舍。围棋既然是他的爱好，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应该有因材施教的这种想法。”二年级放下文化课是否有些早，顾颖补充说，“普通的小孩子，要专门来走这条路，风险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不存在这方面的顾虑。”
顾颖对学校的素质教育没多少信心，她见过太多“毕业即失业”和专业不对口的例子，她也发现有些人高中时为考大学拼命，考上大学却拼命放松，一毕业什么都不会。她举例说自己就是一个错位的例子。
顾颖高考时是并轨第二年，上大学不再包分配。她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做了办公室文员，学五笔、打文件、收发传真，工作简单。她发现学房地产专业的同学卖房子能赚钱，于是她辞了职，也去卖房子，做了十年多后，她又做起物流。
到了快四十岁，顾颖发现有了钱，但自己不会跳舞，不会画画，好像从未被自己的父母发掘过兴趣，她感觉缺失了某些东西。
她想要是能回到和儿子一样的年龄，不用非要走应试这条路。她现在有能力让儿子依着兴趣做出其他选择。
“我还是希望小孩能够有一点自己的技术，围棋就是技术。”而遇见熟人得打招呼，不到处乱跑，吃了零食残渣要用口袋装，这些基本素质，她从小就有意地教导儿子。
高文轩参加业余4段升段赛时是夏天，顾颖在赛场外等待，被蚊虫不断叮咬的她显得焦灼。那场比赛，高文轩差一盘棋没能升上。
出场后，7岁的高文轩就哭了。顾颖心疼儿子，又不知道怎么办，就陪儿子一起哭。这也让她开始怀疑起这件事，“不过是一个兴趣爱好，那么较真干嘛呢？”
“小孩输了棋，不亚于高考落榜的那种感觉。尤其那种他本来可以赢的棋，不小心输了很懊悔很自责。”顾颖说。
打比赛时，高文轩如果因为没计算到，或是自己不细心，本不该打勺，却打了一勺，他也会忍不住哭。顾颖只能安慰他：“输了棋没关系，输了咱们下回赢回来。勇敢一点面对。”
几年下来，顾颖觉得现在两个人都坚强了许多。有一次高文轩下到一半，出来哭了，哭完眼泪一抹进去接着下。
围棋里输赢的“挫折教育”让年仅十岁的高文轩提前认识了一些道理，不过顾颖觉得这也是残酷所在。
围棋只有两个人下，而且必须有胜负，对手还经常是从小到大的伙伴。有一次对抗赛高文轩遇到一个学棋多年的大哥哥，当时他赢了对手，高文轩却很难过。
现在，顾颖有时看着孩子感觉可怜。儿子凭兴趣走的这条路似乎没有她想象的那么轻松快乐。同龄小孩三四点钟放学，还有假期可以玩，高文轩每天近九小时只与围棋为伴，回到家很疲惫，还得各地打比赛。“他失去的太多了。就是失去了整个跟孩子一起成长的这个愉快的过程。把它变成为了达到一种目的的那种很苦的一个过程。”
高文轩还小，顾颖不确定两三年后，孩子十二三岁时，那会儿她“会不会改变什么主意”。说这话时，轻松的顾颖有点严肃。
“现在有家长问我，
我肯定劝他们不要来”
李瑶冲段成绩在不断进步。前年第三次冲段，她打到第十九名。去年是第四次，打到了第七名，离成为职业棋手，就差两个名次，一盘棋的距离。
这让沈清郁闷了整整一个暑假，“那盘棋你赢了你就进去了，就考上了。没考上又是一年，这一年谁耗得起。”
在围棋圈有个共识，定段年龄越小越好：男孩12岁，女孩15岁，在这之前定段，进国家队希望大，而且成绩往往不错。中国最年轻的世界冠军范廷钰就是12岁入段，16岁零7个月拿到应氏杯冠军，同时升为世界棋坛最年轻的九段棋手。
李瑶今年14岁，距离这个最佳年龄限制只剩下一年。当李瑶成绩不好的时候，沈清焦虑得睡不着觉，也生过病。成了家庭主妇后，沈清除了做饭，现在还担负起围棋道场里缺失的道德教育。李瑶进入了青春期，已经出现叛逆的迹象，沈清有时招架不住。 从前年起，沈清开始不时怀疑自己让读初一的女儿休学去学棋的做法。“真不应该来北京，就应该在家上学，在家上文化课，不要求前五名了，前十名肯定很轻松。”到这个学期，沈清后悔了更多次。
来北京第五年了，沈清没觉得有“任何意义”。她搬过五次家，前四次，她拜托中介找房，找好后沈清自己背着衣服、厨房用具一次次拿去新住处。最近这一次，她自己在网上一家家找，看哪里的房子离道场近，不用过马路。她已经开始讨厌这事，“搬家，找房子，真的很烦的。”
“现在有家长问我，我肯定劝他们不要来。”沈清已经给自己定好时限，要是李瑶过了15周岁还没定段，就回去上学，这是一件定了的事。因为15周岁该上高中，文化课不能再拖了，“还要上个好大学。”留在这，可能两条路都看不到方向。
这是沈清做的第三次去和留的选择。也是大多数家长最后一次选择。
第一次是放下小学文化课，到道场学棋。小学文化课补起来容易，棋童智力又好，很少跟不上，抱着试试的态度，做出这个决定也比较轻松。
到了十二三岁，该念初中的年纪，科目变多，继续放下学业，可能既冲不上段，也落下了文化课。陪读者第二次选择走与留，一旦决定留在这，就成了赌博。
十五六岁时，该读高中，如果还没定段，就证明了在这行可能真的走不远，家长多选择放弃围棋。但走到第三步的比较少。大多数北漂学棋的家庭停在了第二步。
四年的时间，似乎使沈清看清了一些东西：走不过这座独木桥，她会被困守在这里；走过了，也不意味着“怀疑”“焦虑”与“不确定”的生活的结束。
“这多枯燥。放弃了工作，放弃了自我。什么都没有。她爸爸在南京工作，我带她在这边，分居两地一个家，平常过节放寒暑假回家，正常一家子，肯定一家人都在一起。”
学棋这几年，沈清说，“反正就希望孩子赢，谁不希望孩子赢呢。”刚来时，沈清表示自己还没“进入状态”，李瑶输了棋，感觉不要紧，她也不是故意下不好。到现在，沈清也没打过和骂过李瑶，不过有时候也忍不住责备她“不够努力”，说完之后鼓励李瑶继续“加油”。
3月初的道场循环赛，李瑶输了本来能赢的棋，回家后哭了，晚饭也没吃。“很残酷非常残酷，不是你输就是我输，真的很残酷。”沈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她在等最后的机会。“还能怎么样呢。学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回去吗？肯定得等考上了再说吧，世界冠军我们都没敢想，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先考段！”
张晓蕾也在等一个结果。三个月后，赵泽要冲击第三次定段赛。按照张晓蕾的计划，比赛结果，将决定赵泽要不要继续留在道场。
杭州围棋学校校长杭天鹏希望更多家长和孩子能清醒地审视他们的围棋梦，“现在每年定段的孩子走上顶尖能有几个？如到后来转行或教棋，文化缺失造成的能力弱化，也会带来很多苦恼。琴棋书画传统四艺，围棋离文化远了。”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家长及孩子均为化名）
一年十几万元的花销，让孩子每天接受近十小时的枯燥的围棋训练，不断地参加比赛，忍受离群索居的孤独，为的是进入到不足5%胜出率的职业棋手之列张晓蕾最近才感到自己的心静下来。3月23日，她和儿子赵泽搬到了道场旁边小区一间带窗户的小卧室。五平方米左右，一张床，一个简易布衣柜，有一边半打开着，几件衣服露出来。小茶几上放着一副棋盘和几本围棋书。
搬来的第二天早上，赵泽对她说，“妈妈，昨天晚上睡得真舒服。”在这之前的21天里，赵泽每天都安慰她，“住地下室，没事儿。”
2月29日晚上十点，这对母子乘火车第一次来到北京，两天后，租下道场附近一个地下二层的房间。那里潮湿，卫生条件差，张晓蕾生了病，牙根和嗓子痛，甚至有了再照顾不了儿子的担忧。她感到对不起赵泽，“其实他心里好闷”。
赵泽今年12岁，不到一米五的个头。四岁时，张晓蕾给他报了围棋班。之后他和绝大多数来道场学棋的同学经历相似：参加升段赛，升至业余5段后北漂，成为围棋道场里一名冲段少年。
冲段指成为职业初段。对于一个想拿世界冠军或进入国家队的孩子来说，入段是第一步。
来北京前，赵泽参加了两次全国围棋定段赛，都在预赛被淘汰。实际上，两次不算多，按照道场校长葛玉宏的说法，从进校到成为职业初段一般需要四到五年。想到未来几年儿子和自己即将面临的挑战，张晓蕾充满对未知的憧憬，带着些许不安。
北漂，为了4.5%的成功机会
高文轩比赵泽早来北京几年。今年是他在聂葛道场学棋第三年。高文轩十岁出头，现在是业余5段。
四岁时，爷爷带高文轩去书店。高文轩停在了一本《精选少儿围棋》前，翻开看了进去。书买回来后，懂点围棋的高爸爸教了高文轩一个月，“感觉他特别喜欢，就自己左手和右手下，一个手拿黑子，一个手拿白子。”妈妈顾颖回忆。
顾颖37岁，面庞白皙，穿着小外套，散下来的长发上别着发卡，显得比实际年龄小。
看到高文轩对围棋感兴趣，顾颖找到成都棋院少儿围棋培训中心。五岁开始，高文轩边上文化课，一周又拿出三个晚上去上围棋课。他升段很快，七岁半就打上业余5段，拿了几个四川省冠军。
业余5段是个特殊点。顾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围棋得对着下，同龄的小朋友当中没了对手，但还想进步，当地棋院老师就会推荐有天赋的孩子到北京。
聂葛道场位于丰台区左安门中学四楼。从三楼往上便能看到李世石等围棋世界冠军们的名言。进到四楼，一组光荣榜显得十分醒目，上面贴着从2007年到去年定段成功的77名棋童的照片。
葛玉宏道场起自2008年，凭借打手板、几小时暴走以及高强度训练，这个道场成了与聂卫平、马晓春与野狐道场一起并称的四大道场，2009年葛道定段14人，在围棋培训界“横空出世了”，回忆起曾经的辉煌，今年45岁的甘肃人葛玉宏提高了声音。
2014年，葛玉宏道场和聂卫平道场合并为聂葛道场。合并后，聂葛道场只招收业余5段及以上的冲段少年，为职业定段服务。2015年8月，聂葛道场又与丁烈晨帆道场合并，共12位职业棋手教师，120名学生。三家合并后道场分成一部、二部，一部在聂葛道场现址，只招收前66名，分为11个组，组别越往前，水平越好。66名以后的棋童则进入丁道现址，二部。
“我们就把三个的资源全部整合在一起，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专业培养职业棋手的道场。相当于重点高中的高三重点班。”葛玉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葛道场的棋童年龄主要在9-18岁之间，绝大多数来自外地，北京本地孩子只有“极个别”。道场分为长训班和冬夏令营，长训班里多是各省围棋圈子的冠军。2008年时，90%的棋童住宿，到现在由父母一方陪着的走读生占到75%左右，多是母亲。
2014年初，顾颖带着高文轩来北京参加了道场的冬令营，想试试孩子能不能适应这种学棋环境。刚来时高文轩排在第十一名，10天训练后，结业时打到第一名。从早到晚9个小时左右，顾颖感到学棋强度对于不到八岁的孩子有点大，“比初中生还累”。但高文轩说“特别喜欢”，一个多月后，顾颖给高文轩报了长训班，在北京留了下来。
在顾颖纠结是否来北京时，沈清已经带着女儿李瑶在北京学棋两年。今年是沈清陪读的第五个年头。
沈清白天一个人在家，她和别人合租，对方下午下班才回来。空闲时，沈清就给李瑶做饭洗衣服，读从首都图书馆借的书，上网看看股票，炒炒股。到了晚上八点多去道场接李瑶。来北京前，她在江苏新华报社做出版工作。
四年前，沈清和爱人决定把正在读四年级的李瑶送到道场。
李瑶四岁在幼儿园兴趣班里接触到围棋。她报了好多兴趣班，其中围棋学得最好，在幼儿园里没有对手。一年级开始，李瑶跟着南京棋院的老师在课余时间学棋，她学得轻松，小学二年级就升了业余5段，在当地上升最快。
李瑶上到四年级下学期，围棋老师告诉沈清，北京资源丰富，水平高的孩子在一起，可能提高快。“想让孩子提高一下”的念头在沈清心里冒了出来。
沈清工作的单位在北京有下属单位，把工作调动到北京不是难事。正好可以一边学棋，一边工作，两边不耽误。“想提高”变成了“要提高”。
在沈清父母的打算里，外孙女上个正经大学，再找个正经工作，才是这个家庭的正经事。沈清不断向老人解释，“给孩子一个机会，孩子长大了，不会怨家长。”
把工作调动到北京的沈清给李瑶两年时间。两年后，要是没有入段，就回去正好上初一。李瑶的学籍保留在原小学，沈清每学期开学去领课本，带到北京。五、六年级文化课容易，大专毕业的沈清就在周末给李瑶补课，一小时语文一小时数学。平时吃早饭时，李瑶听英语听力，其他时间都是围棋。 在聂葛道场，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晚上6点40到8点40是学棋时间，李瑶每天学8个半小时围棋，以对弈、做死活题、打谱、复盘为主。住宿生则上到晚上十点。周六早上，周日晚上道场规定下快棋，定时十分钟，三十秒一步。
下午5点到5点40有段操场活动时间，李瑶是女孩，到了5点可以直接先回家。
开始时，在北京同时工作的沈清发现自己时间太紧张。女儿正是长身体，得好好照顾的时候，可是她的工作无法同时兼顾。要是因为工作，阻挡了女儿进步，作为母亲，沈清觉得自私。一年后，沈清辞了职，成了完全的家庭主妇。
2012年7月份，李瑶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围棋定段赛，止步预赛。第二年她进入本赛，打到六十几名，但女生入段只收前五名。
两次机会用尽了，那年夏天，沈清带着李瑶回了南京，继续读初中。
告别课堂两年的李瑶在当地上了初一，因为学围棋时，对计算力要求高，她学起初一数学觉得简单，还疑惑为什么同桌会算错。她语文也好，老师布置三篇作文，有两篇被在班里读。只有英语因为在北京时没时间背单词，差一些。
上了一个月初中课程后，沈清问李瑶，“你想不想学棋了，想学就去北京，不想学就在家上学。”李瑶说不想放弃。沈清就给李瑶又休了学，再赴北京。
不想放弃的不只李瑶，沈清也下不了决心。“上了贼船下不了，就这种感觉吧。南京的文化课当时就想再放一放吧。还是想考上拼上，你来是为了考职业棋手的。”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孩子长时期不读书后不愿回学校了。家长的心态则是，已经投入这么多，再继续坚持吧！”杭州围棋学校校长杭天鹏说家长普遍存在不服气不愿就此罢休的心态。
全国围棋定段赛出现在1982年，每年7月份举行，比高考晚一个月，因而有“围棋高考”之称。参加定段赛几乎是业余棋手通往职业棋手的必经之路，目前，中国获得世界冠军的16位棋手中，除了马晓春和俞斌，其他都是从定段赛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想拿世界冠军或者进入国少队的孩子来说，定段是第一步。
和高考不同的是，“围棋高考”这道独木桥更窄。它录取率更低，仅为5%左右。2013年的定段赛555人竞争25个职业棋手名额，成功率低至4.5%。而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去年高考报名人数942万人，其中700万人能够最终进入大学，录取率74.3%。高考可根据名次来选择不同层次的志愿，保证有学可上，而“围棋高考”只有“成功”和“失败”这两个结果。
葛玉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业余5段从进入道场到定段一般需要四五年，每天九个小时的训练。而这，职业棋手之路才由此开始，接下来，是漫长的比赛和升段。
平均一年十几万，“背水一战”
张晓蕾来北京时带了五万块钱。聂葛道场一个月学费四千，一年九个半月，绝大多数家庭能一次性支付。张晓蕾害怕一次交完，没了底，就和道场商量按月交。她和儿子现在所住房间一月九百五，押一付三。加上之前租赁地下室以及各种生活用具的花费。来北京半个多月时间，这对母子已经花了一万多。
在这个普通家庭里，对北漂的孩子最直接有力的支持是金钱。过年时，赵泽比家族里其他孩子拿到的压岁钱多。“这个姑姑给两千，那个哥哥给一千，其实我们那充其量也就是二百块钱，但他们都知道孩子需要用钱。”
张晓蕾身材瘦削，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和表达欲，但似乎过于操劳，带着精神上的疲惫感。她是信阳市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老师，带过多年毕业班。年轻时，张晓蕾一心放在工作上，38岁，才通过保胎，生了赵泽。
“人家说，那么大年龄（生孩子）都当宝贝宠着，可我们能心疼他一辈子么？”张晓蕾解释自己对孩子严格的苦心。这位50岁的母亲，一直希望儿子能更勤奋，更尽力。
教师出身的她重视教育，她在赵泽的生活里几乎充当了所有角色。赵泽快进入青春期，张晓蕾感到得更重视孩子的素质教育，“我在他身边，时时刻刻提醒他，哪怕他一言一行，表情，我都观察得比较仔细。”
可最近，她发现一向懂事的儿子说话含有水分，一件事，只说自己好的一面。
周六下午五点多，赵泽没按时回家吃饭。张晓蕾去学校找他，遇到同学说儿子在踢球。她说通了门卫，进到操场，看到赵泽正玩得开心。她先回了家。
儿子回家后，却告诉张晓蕾，自己没踢球，只是在看张老师踢。
孩子说了与事实不符合的事，这让张晓蕾生气。她一向注重“棋手的整体素质”，“我们一般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引导，棋要下得好，人也要做得好，以后真要有机会走上大的场面，你各方面都要让人看着顺眼。”
“他事后一直跟我道歉，我一直没有原谅他。现在他老想说一些不实在的话来讨好我。”对于儿子没把所有时间放在学棋上，张晓蕾感觉浪费了时间。“来这的目的是干嘛，你不能无目的地打持久战，我们可打不起，有一天没有资金链了，想打也打不起，既然来了，就珍惜。”
张晓蕾给儿子半年考察时间，在这期间，他必须得完成两个目标中的一个。要么在今年的定段赛上冲到本赛，要么进到6组或7组，否则就回家上学。不可能这样耗下去。”张晓蕾说，“我们来北京的心思就是背水一战。”
这样的紧迫感，这两年里顾颖一直有。高文轩喜欢看动画片，顾颖给他规定一次只能看一集。有时精彩处，他想接着看，顾颖就提醒他，“你的理想是什么啊？”
“要敲打他，要让他有一种紧迫感。”
“紧迫感”的背后是对“旷日持久”消耗的恐惧。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以及无法计算的一些东西。
进到顾颖租的房子，对门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两副棋盘和两本厚厚的围棋书，平时高文轩就坐在这里自习和跟着职业三段的老师学棋。
这套月租三千五的房子，顾颖和儿子两个人住显得宽敞安静。在北京，顾颖陪读一年花费十七八万。除了学费、房费外，她请了小课老师，两个小时四百块，一个月两三千。 在2014年3月份第一次分班赛，180多名孩子中，高文轩排在160多名。当时共分16个组，他排在第15组。现在，高文轩已经稳定在5-7组之间，最好一次打到了第4组。顾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同龄的孩子当中，进步还是算快的。”她对这个成绩很满意。
葛玉宏说，道场目前具备冲段实力的有二三十人。
顾颖说，前三组的孩子水平高，很多家长会单独请世界冠军来家里上课。世界冠军的“市场价”高，一次一千五到两千，两小时。顾颖计划等高文轩打到前两组，冲段有了希望时，她也这样做。
来北京前，顾颖算过这笔账，她上网查清了道场的收费，附近房租，以及可能的生活状况。她确定能撑得起才来。
高文轩在成都学棋时，也有围棋上出色的小伙伴，父母想把孩子送北京培养，但后来都因为经济顾虑没来，选择了以学业为主。
在顾颖看来，这是理性的做法。学围棋得有经济底气，如果孩子来挤在地下室，营养跟不上，没钱打比赛、请老师，“那这种生活，会把自己搞得太累了。”顾颖坐在沙发上，跷着腿。在成都，顾颖曾给高文轩报了好多兴趣班，来到北京学棋的区别，对于她，算“多出一个房租吧”。
沈清和李瑶两个人一年总花费也是在十几万。李瑶现在在三组，只有她一个女生，沈清说，聂葛道场每年有两三个女孩能定段。李瑶上一次小课一千多。出去打一场比赛，一般四五千。沈清不放心李瑶的自理能力，每次打比赛，她都陪着。
沈清的爱人在南京上班，一人承担着学棋开支。沈清说自己只属于普通水平。“最次的，不请老师也要花个十万，但一般都要请老师，费用至少一年十几万。花二十几万的多了，还有更高的。”
输赢的博弈早已超越了兴趣
决定来北京前，顾颖对于压力做好了心理准备，葛玉宏告诉她，高文轩在成都是第一名，到这里可能是倒数第一。第一次分班赛，顾颖想着只要不考倒数第一，就是胜利。结果有十几名同学排在高文轩之后，顾颖松了口气。
“把要求放低一点，心态可能会更好。可能围棋因为牵扯到胜负，大人的心态就要极端一点。”顾颖觉得如果把小孩逼得太紧，他就算在很小的时候取得很好的成绩，到最后也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高文轩来道场时，正读二年级。“我们也觉得文化课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必须要取舍。围棋既然是他的爱好，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应该有因材施教的这种想法。”二年级放下文化课是否有些早，顾颖补充说，“普通的小孩子，要专门来走这条路，风险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不存在这方面的顾虑。”
顾颖对学校的素质教育没多少信心，她见过太多“毕业即失业”和专业不对口的例子，她也发现有些人高中时为考大学拼命，考上大学却拼命放松，一毕业什么都不会。她举例说自己就是一个错位的例子。
顾颖高考时是并轨第二年，上大学不再包分配。她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做了办公室文员，学五笔、打文件、收发传真，工作简单。她发现学房地产专业的同学卖房子能赚钱，于是她辞了职，也去卖房子，做了十年多后，她又做起物流。
到了快四十岁，顾颖发现有了钱，但自己不会跳舞，不会画画，好像从未被自己的父母发掘过兴趣，她感觉缺失了某些东西。
她想要是能回到和儿子一样的年龄，不用非要走应试这条路。她现在有能力让儿子依着兴趣做出其他选择。
“我还是希望小孩能够有一点自己的技术，围棋就是技术。”而遇见熟人得打招呼，不到处乱跑，吃了零食残渣要用口袋装，这些基本素质，她从小就有意地教导儿子。
高文轩参加业余4段升段赛时是夏天，顾颖在赛场外等待，被蚊虫不断叮咬的她显得焦灼。那场比赛，高文轩差一盘棋没能升上。
出场后，7岁的高文轩就哭了。顾颖心疼儿子，又不知道怎么办，就陪儿子一起哭。这也让她开始怀疑起这件事，“不过是一个兴趣爱好，那么较真干嘛呢？”
“小孩输了棋，不亚于高考落榜的那种感觉。尤其那种他本来可以赢的棋，不小心输了很懊悔很自责。”顾颖说。
打比赛时，高文轩如果因为没计算到，或是自己不细心，本不该打勺，却打了一勺，他也会忍不住哭。顾颖只能安慰他：“输了棋没关系，输了咱们下回赢回来。勇敢一点面对。”
几年下来，顾颖觉得现在两个人都坚强了许多。有一次高文轩下到一半，出来哭了，哭完眼泪一抹进去接着下。
围棋里输赢的“挫折教育”让年仅十岁的高文轩提前认识了一些道理，不过顾颖觉得这也是残酷所在。
围棋只有两个人下，而且必须有胜负，对手还经常是从小到大的伙伴。有一次对抗赛高文轩遇到一个学棋多年的大哥哥，当时他赢了对手，高文轩却很难过。
现在，顾颖有时看着孩子感觉可怜。儿子凭兴趣走的这条路似乎没有她想象的那么轻松快乐。同龄小孩三四点钟放学，还有假期可以玩，高文轩每天近九小时只与围棋为伴，回到家很疲惫，还得各地打比赛。“他失去的太多了。就是失去了整个跟孩子一起成长的这个愉快的过程。把它变成为了达到一种目的的那种很苦的一个过程。”
高文轩还小，顾颖不确定两三年后，孩子十二三岁时，那会儿她“会不会改变什么主意”。说这话时，轻松的顾颖有点严肃。
“现在有家长问我，
我肯定劝他们不要来”
李瑶冲段成绩在不断进步。前年第三次冲段，她打到第十九名。去年是第四次，打到了第七名，离成为职业棋手，就差两个名次，一盘棋的距离。
这让沈清郁闷了整整一个暑假，“那盘棋你赢了你就进去了，就考上了。没考上又是一年，这一年谁耗得起。”
在围棋圈有个共识，定段年龄越小越好：男孩12岁，女孩15岁，在这之前定段，进国家队希望大，而且成绩往往不错。中国最年轻的世界冠军范廷钰就是12岁入段，16岁零7个月拿到应氏杯冠军，同时升为世界棋坛最年轻的九段棋手。
李瑶今年14岁，距离这个最佳年龄限制只剩下一年。当李瑶成绩不好的时候，沈清焦虑得睡不着觉，也生过病。成了家庭主妇后，沈清除了做饭，现在还担负起围棋道场里缺失的道德教育。李瑶进入了青春期，已经出现叛逆的迹象，沈清有时招架不住。 从前年起，沈清开始不时怀疑自己让读初一的女儿休学去学棋的做法。“真不应该来北京，就应该在家上学，在家上文化课，不要求前五名了，前十名肯定很轻松。”到这个学期，沈清后悔了更多次。
来北京第五年了，沈清没觉得有“任何意义”。她搬过五次家，前四次，她拜托中介找房，找好后沈清自己背着衣服、厨房用具一次次拿去新住处。最近这一次，她自己在网上一家家找，看哪里的房子离道场近，不用过马路。她已经开始讨厌这事，“搬家，找房子，真的很烦的。”
“现在有家长问我，我肯定劝他们不要来。”沈清已经给自己定好时限，要是李瑶过了15周岁还没定段，就回去上学，这是一件定了的事。因为15周岁该上高中，文化课不能再拖了，“还要上个好大学。”留在这，可能两条路都看不到方向。
这是沈清做的第三次去和留的选择。也是大多数家长最后一次选择。
第一次是放下小学文化课，到道场学棋。小学文化课补起来容易，棋童智力又好，很少跟不上，抱着试试的态度，做出这个决定也比较轻松。
到了十二三岁，该念初中的年纪，科目变多，继续放下学业，可能既冲不上段，也落下了文化课。陪读者第二次选择走与留，一旦决定留在这，就成了赌博。
十五六岁时，该读高中，如果还没定段，就证明了在这行可能真的走不远，家长多选择放弃围棋。但走到第三步的比较少。大多数北漂学棋的家庭停在了第二步。
四年的时间，似乎使沈清看清了一些东西：走不过这座独木桥，她会被困守在这里；走过了，也不意味着“怀疑”“焦虑”与“不确定”的生活的结束。
“这多枯燥。放弃了工作，放弃了自我。什么都没有。她爸爸在南京工作，我带她在这边，分居两地一个家，平常过节放寒暑假回家，正常一家子，肯定一家人都在一起。”
学棋这几年，沈清说，“反正就希望孩子赢，谁不希望孩子赢呢。”刚来时，沈清表示自己还没“进入状态”，李瑶输了棋，感觉不要紧，她也不是故意下不好。到现在，沈清也没打过和骂过李瑶，不过有时候也忍不住责备她“不够努力”，说完之后鼓励李瑶继续“加油”。
3月初的道场循环赛，李瑶输了本来能赢的棋，回家后哭了，晚饭也没吃。“很残酷非常残酷，不是你输就是我输，真的很残酷。”沈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她在等最后的机会。“还能怎么样呢。学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回去吗？肯定得等考上了再说吧，世界冠军我们都没敢想，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先考段！”
张晓蕾也在等一个结果。三个月后，赵泽要冲击第三次定段赛。按照张晓蕾的计划，比赛结果，将决定赵泽要不要继续留在道场。
杭州围棋学校校长杭天鹏希望更多家长和孩子能清醒地审视他们的围棋梦，“现在每年定段的孩子走上顶尖能有几个？如到后来转行或教棋，文化缺失造成的能力弱化，也会带来很多苦恼。琴棋书画传统四艺，围棋离文化远了。”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家长及孩子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