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的一天，启功先生给我打电话，请我到他家去一趟，他有要紧事跟我说。
　　6月17日下午，我来到北师大红六楼，启功先生的“浮光掠影楼”。在北师大校园西北部，一片绿树青草环抱中，规则地分布着几幢砖木结构的老建筑，楼身呈砖红色，因此被称作“小红楼”。这里环境幽雅，鸟语花香，绿荫蔽日，曲径通幽，是北京各大学中最有特色的建筑群之一。楼仅二层，住的都是北师大资深教授，如文学家、民俗学家钟敬文，经济学家陶大镛，历史学家白寿彝、何兹全等。“文革”期间，钱锺书、杨绛夫妇也曾经在此小住。
　　上了二楼，按响门铃，房门启处，露出老人弥勒佛般的笑脸。出乎意料的是，屋里居然一个客人都没有。看来启功先生谢绝了所有的访客，专门腾出时间来接待我这么一个小字辈，究竟要谈什么“要紧事”呢？几句寒暄过后，先生脸色凝重起来，郑重地说：“今天请您来，是要宣布一个严肃的决定：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鉴定真伪，凡有以‘启功’名义在个人收藏的古字画上题签的均为假冒，概与本人无关。”这番话是一字一顿说出来的，显然是早有准备，并且要我记下来的。说完这番话后，先生似乎放下了一块儿大石头，表情也放松了一点儿，他恳切地说：“这件事我想了很久，终于下了这个决心，请您在报纸上为我发表一个声明。”
　　启功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与上海的谢稚柳、北京的徐邦达齐名，是国内顶尖级的三大文物鉴定专家，有“南谢北启”“南谢北徐”之称。其中谢稚柳以艺术鉴定见长，徐邦达以技术鉴定见长，而启功以学术鉴定见长。启功对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历史学、音韵、训诂、书法等都有很深的造诣，故而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鉴定和文献考据方面，具有过人之处，为其他鉴定家所难以取代。鉴定文物是他的本业，为什么突然要“金盆洗手”了呢？
　　原来，最近一段时间，启功先生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义进行古字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字题字：此系真迹。这种造假行为在书画市场上引起了混乱，启功先生为此很愤怒，他不能容忍这种欺诈行为。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请我为他发表一个声明。说到这儿，启功先生的情绪又激动了：“有人假冒我的字画，我无所谓。可假冒前人的字画，还拉着我作假证明，这无异于在法庭上作伪证啊！这不是坑人吗？”先生眉头紧锁，显得非常焦急：“我对这种行为必须讲话，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
　　启功先生给人的印象，一贯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这是我唯一一次见他发怒，可见先生确实动了气。于是我们就商量怎么发布这个声明。商量的结果是我写一篇文字，他亲手写一个書面声明，一同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谈完声明的事，我们又聊起了别的。那天下午，平时宾客盈门的“坚净居”，始终没有人来打扰，他把这么宝贵的半天时间都留给了我，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那天老人兴致颇高，他谈天说地，品人论世，妙语连珠，谈了很久。我怕累着他，一再告辞，可他一再挽留。
　　回去后，我很快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坚净翁启功笑谈古今》（启功自号“坚净翁”），在文章中宣布了他的决定。6月22日，我把手写的稿子送给他审阅；7月3日，又去取回他改定的稿子。启功先生看得很认真，他拿着铅笔边看边改，细致到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把文中所有赞扬的字句全部删了。改完后又拉着我坐下来聊天，还向我展示他刚刚写完的一首怀人诗。启功先生长期失眠，身体不好，白天又人来人往，那个书面声明始终没有写出来。后来和他的助手商量，就不等了，把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文章发表后，在文物界、收藏界震动很大。惊讶者有之，惋惜者有之，不解者有之，怀疑者也有之。以启功先生在文物鉴定领域的崇高地位，竟然宣布不再为个人鉴定文物，确实令人震惊。好几年以后，某著名文物书画经营企业总经理见到我，还详细询问此事，表示不解。启功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心善如佛，很少疾言厉色，其实他是外圆内方，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多年之后，我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读到他对自己年轻时所犯的一个过失的反省，对他的为人更加理解和崇敬。
　　在我与先生十几年的交往中，像这样严肃、认真的谈话屈指可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启功先生去世也十二年了，他老人家当年严肃、认真而又焦急的神情宛然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