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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期间，就读过著名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她采访基辛格、阿拉法特、布托等著名政治人物的报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92年我进入新华社对外部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对人物报道也情有独钟，当年的深刻影响开始显现，只是我关注更多的是文化名人。
如今我从事对外报道已经24年了，至今已采访了近百位文化艺术及科技界名人，作品在海内外报章杂志发表，产生过较大反响，其中《访李政道博士》和《送别冰心》被收入中小学课本沿用至今。
2015年，我将曾经采访过的40位文化名人专访重新补充整理后，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一书。应《对外传播》杂志之邀，结合这本书从挖掘“好故事”的角度，谈谈多年从事人物报道的经验和体会，既是总结，也是分享。
以文学为入口的记者生涯
我的记者生涯是以文学为入口的：我做人物报道是从采访作家开始的，因为我本科是学文学专业的，对现当代作家作品比较熟悉，于是就从采访作家开始。从当初熟悉这些作家的作品，到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作品之外的人生经历，这是记者得天独厚的视角，也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
早期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采访，是听说夏衍去世，编辑部派我去位于北京六部口的夏府采访。闹中取静的老北京四合院，灵堂布置在西侧的一间客厅里，菊花挽联，人来人往。望着他曾经坐过的藤椅，我忽然感到自己来晚了一步：为什么没有在他健在的时候采访他呢？尤其是在看了他晚年写的《懒寻旧梦录》之后，更想听听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可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抢救式采访”——寻访那些依然健在的现当代文化艺术大家。于是，冰心、杨绛、季羡林、端木蕻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很快采访的领域就从文学拓展到艺术、科学和人文。多年后，一个时代的群像，渐渐地清晰起来。
这些人物报道在海外播发后反响都非常好，因为海外读者对这些作家并不陌生，他们很想知道这些作家的近况和完整的人生故事，有些读者读过这些作家写的小说但并不了解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有些读者虽然没读过作品但对这些作家的名字耳熟能详，所以这些文化名人报道刚好满足了他们了解名人背后故事的需求。记得1994年1月下旬我在值班时根据国内报道编了一条《曹禺病重再度住院》的消息，没想到在海外引起高度关注，很多海外报纸都采用了这条消息。于是我马上联系曹禺先生的夫人李玉茹进行详细采访，对曹禺晚年的生活作了更为详尽的报道。1996年12月13日，全国作协、文联大会召开在即，突然传来曹禺去世的消息。他任职文联主席多年，在这个时候突然去世，谁来执掌全国文联充满悬念，也成为海外关注的焦点。凭着之前采访李玉茹建立起的联系，我第一时间赶到设在曹禺家中的灵堂，并再次采访了李玉茹，一篇《文坛巨匠曹禺安然辞世》的稿件迅速向海外播发，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也在报眼的位置刊发了这篇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
经常有年轻记者问我，怎样才能写好人物报道？我也曾在新华社对外部做过“人物报道的十大关键词”的业务培训，在高校新闻系也做过“人物特稿采写：别样人生的发现之旅”的讲座。归结起来，我认为人物报道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做足功课，这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在实践中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指望在一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就充分了解一个人是不现实的，所以采访前就必须尽可能找到关于这个人物的各种相关资料，全面熟悉他，并且梳理出采访中提问的线索，做到有备而来；二是要挖掘出故事，好故事不仅能使报道生动，而且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读者常常是因为记住了故事而记住了这个人物，生动、有趣的故事常常能使文章增色不少。所以，好故事的感染力是惊人的，但提炼故事的能力却需要千锤百炼，不妨向电影学习讲故事的技巧；三是要在采访中观察和捕捉细节，这不仅能增加报道的感性元素，使报道更生动，而且有些细节本身就有特别的寓意，它能反映出一些被采访者潜意识层面的东西。
好故事的传播力因其感性色彩而更易打动人心
前不久我在香港采访时遇到一位香港学者，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关于内地的负面新闻传播得更快？他得出的结论很出人意料：因为这些负面新闻里面有故事，人们在传播故事时格外有兴致，听者也爱听有细节的故事。而我们的正面报道中常常没有故事或缺乏有生动细节的故事。所以，“有故事”的负面新闻比没有故事的正面新闻传播得更快。
这件事让我重新思考“好故事”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换句话说，感性传播相较于理性传播来说更为受众喜闻乐见，这种更加丰富、有趣和生动的传播方式效率更高。
1994年7月，我第一次采访著名画家吴冠中的时候，他刚从巴黎举办个人新作展归来，那一年他75岁，在画界已声名鹊起，但还没有被普通读者尤其是海外读者广泛认知。从跟他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一生中三次到访巴黎：一次是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以中法交换生的身份远赴巴黎，学习3年多后于1950年回国；1989年他在经历坎坎坷坷后再访巴黎，写生一个月后与这座城市依依惜别；1993年11月，吴冠中三赴巴黎，这一次他携“吴冠中水墨新作展”而来，并载誉而归。以这三次别具意蕴的艺术之旅为线索，《吴冠中三度巴黎行》一文被海外多家媒体采用，产生很大反响。较之报道画展成功或平铺直叙画家艺术成就，这样于近半世纪的艺术求索中一波三折的故事，是打动海外读者的关键。
人们的意识活动中感性层面更活跃和直接，因此感性传播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既是价值沟通也是信念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因为被打动的读者成了主动的传播者，他们可以以微博、微信、跟帖等方式展开网络传播。互联网时代的沉浸式传播，使得每个人都既是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传播者，换句话说，以往的“口口相传”，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升级换代，微信、微博上的发帖和分享，其传播效果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好故事的传播效率自然也更高。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2004年6月林徽因百年诞辰之际，因应海外读者对“一代才女”林徽因的热诚关注，我采访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写了《音容宛在魅力绵延百年——儿女眼中真实的林徽因》，透过她女儿讲述的故事还原一个曾经激情绽放、也曾贫病交加、最后憾然凋谢的林徽因的一生。让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令充满传奇色彩的林徽因的形象更为贴近、丰富、立体，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如何挖掘出有质感的故事？
细节的捕捉和情节的提炼，是人物报道能否吸引读者的关键。波澜起伏、又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源自采访前充分的准备和采访中的深入挖掘，以及细微之处的意外发现。
2001年10月采访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之前，我调阅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关于他的剪报资料，从中发现一条1974年发的、非常简短的新华社电讯稿《毛主席会见李政道博士》，文中提到“毛主席与李政道博士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正是新闻稿中勾起我无限好奇的这句话，在采访中打开了李政道记忆的闸门，讲述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我给毛主席演示对称”的故事，让一篇专访科学家的人物报道因为这则领袖人物与科学家互动的故事而生趣盎然。这篇报道后来被收入粤教版《高中语文》第五册。
让故事吸引人的诸多元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戏剧性。由平凡开始到成功逆袭，是很多好莱坞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桥段。为什么逆袭的力量如此强大？正是因为戏剧性的缘故：原本大家都是普通人，逆袭中的励志因素包含了丰富而充分的正能量，格外打动人心。我采访的很多文化名人原本出身寒微，吴冠中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小学的校长，他走上艺术的道路非常偶然，且一路荆棘丛生；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大奖的数学家吴文俊，中学时代数学得过零分，并不是想象中的“学霸”：贾樟柯曾经是山西汾阳小城里的一位“文艺青年”，为圆“电影梦”经历两次落榜终于在第三年考进北京电影学院……他们后来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个过程中潜藏着许多充满张力的好故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故事不是图解概念，不是图个热闹，更不是流水账。在采访之前的准备和实地采访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想象力，跟随被采访者进入他描述的情境之中，提出富于想象力的假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才是有趣的人，一篇富有想象空间的文章才是有意思的文章。想象力能让对话生趣盎然，就像听张艺谋讲述八十年代的情结与情怀，看贾樟柯用镜头还原生活的本质、关注人性包裹的现实，都是质感很强的好故事。
岭南画派著名画家黎雄才曾经说：“凭理性作画难得其生，凭感性作画则难得其理，凭感性而兼理性，此方能活。活则得其气，得其神。”写人物也是一样，需感性与理性相结合，才能把人物写活，得其神韵。
故事的质感除了和情节相关之外，与文字的质感也高度相关。阅读和写作在质和量上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文字的质感才能得以凸显。而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依然要经过持之以恒的历练。文从字顺地写明白一个故事并不难，难的是让文章出彩，有亮点，就像画一幅画，亮点就是那些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当然，人物报道也不是为写故事而写故事，故事不是孤立的存在，故事背后有人生感悟，故事背后有大时代，故事背后有人文精神。正像我的同事、资深媒体人、作家韩松在《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序言——《宝贵的财富》中所说的：“所有这些人物专访，贯穿一个主线、一种精神、一股浩然之气。所以真的集纳起来，较之单篇成文，又不一样了，成为一笔财富，不仅是作者给自己写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或者是给这些人物的一个人生的大总结，更是给这个时代立传，成为我们巨大变迁的社会的镜子。所以绝不是简单的几十篇特写通讯，书中采访的这一个个的人，实在是撑起了中国当代文明的脊梁。”
名人故事在对外传播中的独特魅力
《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中能感受到的时代，有百年的量级。我采访的最年长的文化人是冰心，她出生于1900年，那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如果20年算一代人的话，这本书里记录了四代文化人的人生故事，有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他们的个人命运随时代的变化而起起伏伏，经历风风雨雨而始终初心不改，终于得偿所愿，令人钦佩。
正如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所说：“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被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最多只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遭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饿，第五代人遭遇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如此戏剧性的人生，要怎样写才能不辜负被采访者如此大开大合的人生传奇？
时代给出了画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说词。他们讲述的是个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波澜起伏，而这些被时代激荡过的心灵，又共同奏响了见证时代的华美乐章。所以名人故事的魅力并不完全在名人本身，而是他们代表的那个时代。
名人故事之所以吸引读者，还在于这些经典的人生案例，能让读者从别人的风景中看到自己。读者透过这些人生案例，沉浸在他们曾经经历的成长环境来体会一种冲破瓶颈的激情和力量，并将这种间接经验关照自己，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动力和启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画面都能成为风景，开阔中见深邃、幽谷中有绝响——活出来的精彩，才能成为耐人寻味的风景。
被称为“留法三剑客”的著名画家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虽师出同门——他们都是林风眠的学生，上世纪90年代很多读者还不知道朱德群、赵无极是谁，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艺术领域中苦苦探索中西艺术的融合之道，终于在“山顶会合”——他们毕生努力取得的艺术成就最终令他们登上了艺术的巅峰。这样的人生风景已然成为中国现代艺术中的经典。
在这些荣耀和光环背后，其实这些大家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苦乐参半的平淡人生——如此贴近，又迥然不同；而他们活出的“别样风景”，让我们从中望见久违的诗意天空——如此遥远，却似曾相识。（作者供图）
如今我从事对外报道已经24年了，至今已采访了近百位文化艺术及科技界名人，作品在海内外报章杂志发表，产生过较大反响，其中《访李政道博士》和《送别冰心》被收入中小学课本沿用至今。
2015年，我将曾经采访过的40位文化名人专访重新补充整理后，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一书。应《对外传播》杂志之邀，结合这本书从挖掘“好故事”的角度，谈谈多年从事人物报道的经验和体会，既是总结，也是分享。
以文学为入口的记者生涯
我的记者生涯是以文学为入口的：我做人物报道是从采访作家开始的，因为我本科是学文学专业的，对现当代作家作品比较熟悉，于是就从采访作家开始。从当初熟悉这些作家的作品，到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作品之外的人生经历，这是记者得天独厚的视角，也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
早期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采访，是听说夏衍去世，编辑部派我去位于北京六部口的夏府采访。闹中取静的老北京四合院，灵堂布置在西侧的一间客厅里，菊花挽联，人来人往。望着他曾经坐过的藤椅，我忽然感到自己来晚了一步：为什么没有在他健在的时候采访他呢？尤其是在看了他晚年写的《懒寻旧梦录》之后，更想听听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可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抢救式采访”——寻访那些依然健在的现当代文化艺术大家。于是，冰心、杨绛、季羡林、端木蕻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很快采访的领域就从文学拓展到艺术、科学和人文。多年后，一个时代的群像，渐渐地清晰起来。
这些人物报道在海外播发后反响都非常好，因为海外读者对这些作家并不陌生，他们很想知道这些作家的近况和完整的人生故事，有些读者读过这些作家写的小说但并不了解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有些读者虽然没读过作品但对这些作家的名字耳熟能详，所以这些文化名人报道刚好满足了他们了解名人背后故事的需求。记得1994年1月下旬我在值班时根据国内报道编了一条《曹禺病重再度住院》的消息，没想到在海外引起高度关注，很多海外报纸都采用了这条消息。于是我马上联系曹禺先生的夫人李玉茹进行详细采访，对曹禺晚年的生活作了更为详尽的报道。1996年12月13日，全国作协、文联大会召开在即，突然传来曹禺去世的消息。他任职文联主席多年，在这个时候突然去世，谁来执掌全国文联充满悬念，也成为海外关注的焦点。凭着之前采访李玉茹建立起的联系，我第一时间赶到设在曹禺家中的灵堂，并再次采访了李玉茹，一篇《文坛巨匠曹禺安然辞世》的稿件迅速向海外播发，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也在报眼的位置刊发了这篇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
经常有年轻记者问我，怎样才能写好人物报道？我也曾在新华社对外部做过“人物报道的十大关键词”的业务培训，在高校新闻系也做过“人物特稿采写：别样人生的发现之旅”的讲座。归结起来，我认为人物报道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做足功课，这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在实践中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指望在一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就充分了解一个人是不现实的，所以采访前就必须尽可能找到关于这个人物的各种相关资料，全面熟悉他，并且梳理出采访中提问的线索，做到有备而来；二是要挖掘出故事，好故事不仅能使报道生动，而且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读者常常是因为记住了故事而记住了这个人物，生动、有趣的故事常常能使文章增色不少。所以，好故事的感染力是惊人的，但提炼故事的能力却需要千锤百炼，不妨向电影学习讲故事的技巧；三是要在采访中观察和捕捉细节，这不仅能增加报道的感性元素，使报道更生动，而且有些细节本身就有特别的寓意，它能反映出一些被采访者潜意识层面的东西。
好故事的传播力因其感性色彩而更易打动人心
前不久我在香港采访时遇到一位香港学者，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关于内地的负面新闻传播得更快？他得出的结论很出人意料：因为这些负面新闻里面有故事，人们在传播故事时格外有兴致，听者也爱听有细节的故事。而我们的正面报道中常常没有故事或缺乏有生动细节的故事。所以，“有故事”的负面新闻比没有故事的正面新闻传播得更快。
这件事让我重新思考“好故事”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换句话说，感性传播相较于理性传播来说更为受众喜闻乐见，这种更加丰富、有趣和生动的传播方式效率更高。
1994年7月，我第一次采访著名画家吴冠中的时候，他刚从巴黎举办个人新作展归来，那一年他75岁，在画界已声名鹊起，但还没有被普通读者尤其是海外读者广泛认知。从跟他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一生中三次到访巴黎：一次是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以中法交换生的身份远赴巴黎，学习3年多后于1950年回国；1989年他在经历坎坎坷坷后再访巴黎，写生一个月后与这座城市依依惜别；1993年11月，吴冠中三赴巴黎，这一次他携“吴冠中水墨新作展”而来，并载誉而归。以这三次别具意蕴的艺术之旅为线索，《吴冠中三度巴黎行》一文被海外多家媒体采用，产生很大反响。较之报道画展成功或平铺直叙画家艺术成就，这样于近半世纪的艺术求索中一波三折的故事，是打动海外读者的关键。
人们的意识活动中感性层面更活跃和直接，因此感性传播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既是价值沟通也是信念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因为被打动的读者成了主动的传播者，他们可以以微博、微信、跟帖等方式展开网络传播。互联网时代的沉浸式传播，使得每个人都既是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传播者，换句话说，以往的“口口相传”，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升级换代，微信、微博上的发帖和分享，其传播效果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好故事的传播效率自然也更高。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2004年6月林徽因百年诞辰之际，因应海外读者对“一代才女”林徽因的热诚关注，我采访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写了《音容宛在魅力绵延百年——儿女眼中真实的林徽因》，透过她女儿讲述的故事还原一个曾经激情绽放、也曾贫病交加、最后憾然凋谢的林徽因的一生。让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令充满传奇色彩的林徽因的形象更为贴近、丰富、立体，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如何挖掘出有质感的故事？
细节的捕捉和情节的提炼，是人物报道能否吸引读者的关键。波澜起伏、又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源自采访前充分的准备和采访中的深入挖掘，以及细微之处的意外发现。
2001年10月采访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之前，我调阅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关于他的剪报资料，从中发现一条1974年发的、非常简短的新华社电讯稿《毛主席会见李政道博士》，文中提到“毛主席与李政道博士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正是新闻稿中勾起我无限好奇的这句话，在采访中打开了李政道记忆的闸门，讲述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我给毛主席演示对称”的故事，让一篇专访科学家的人物报道因为这则领袖人物与科学家互动的故事而生趣盎然。这篇报道后来被收入粤教版《高中语文》第五册。
让故事吸引人的诸多元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戏剧性。由平凡开始到成功逆袭，是很多好莱坞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桥段。为什么逆袭的力量如此强大？正是因为戏剧性的缘故：原本大家都是普通人，逆袭中的励志因素包含了丰富而充分的正能量，格外打动人心。我采访的很多文化名人原本出身寒微，吴冠中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小学的校长，他走上艺术的道路非常偶然，且一路荆棘丛生；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大奖的数学家吴文俊，中学时代数学得过零分，并不是想象中的“学霸”：贾樟柯曾经是山西汾阳小城里的一位“文艺青年”，为圆“电影梦”经历两次落榜终于在第三年考进北京电影学院……他们后来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个过程中潜藏着许多充满张力的好故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故事不是图解概念，不是图个热闹，更不是流水账。在采访之前的准备和实地采访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想象力，跟随被采访者进入他描述的情境之中，提出富于想象力的假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才是有趣的人，一篇富有想象空间的文章才是有意思的文章。想象力能让对话生趣盎然，就像听张艺谋讲述八十年代的情结与情怀，看贾樟柯用镜头还原生活的本质、关注人性包裹的现实，都是质感很强的好故事。
岭南画派著名画家黎雄才曾经说：“凭理性作画难得其生，凭感性作画则难得其理，凭感性而兼理性，此方能活。活则得其气，得其神。”写人物也是一样，需感性与理性相结合，才能把人物写活，得其神韵。
故事的质感除了和情节相关之外，与文字的质感也高度相关。阅读和写作在质和量上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文字的质感才能得以凸显。而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依然要经过持之以恒的历练。文从字顺地写明白一个故事并不难，难的是让文章出彩，有亮点，就像画一幅画，亮点就是那些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当然，人物报道也不是为写故事而写故事，故事不是孤立的存在，故事背后有人生感悟，故事背后有大时代，故事背后有人文精神。正像我的同事、资深媒体人、作家韩松在《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序言——《宝贵的财富》中所说的：“所有这些人物专访，贯穿一个主线、一种精神、一股浩然之气。所以真的集纳起来，较之单篇成文，又不一样了，成为一笔财富，不仅是作者给自己写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或者是给这些人物的一个人生的大总结，更是给这个时代立传，成为我们巨大变迁的社会的镜子。所以绝不是简单的几十篇特写通讯，书中采访的这一个个的人，实在是撑起了中国当代文明的脊梁。”
名人故事在对外传播中的独特魅力
《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中能感受到的时代，有百年的量级。我采访的最年长的文化人是冰心，她出生于1900年，那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如果20年算一代人的话，这本书里记录了四代文化人的人生故事，有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他们的个人命运随时代的变化而起起伏伏，经历风风雨雨而始终初心不改，终于得偿所愿，令人钦佩。
正如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所说：“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被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最多只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遭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饿，第五代人遭遇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如此戏剧性的人生，要怎样写才能不辜负被采访者如此大开大合的人生传奇？
时代给出了画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说词。他们讲述的是个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波澜起伏，而这些被时代激荡过的心灵，又共同奏响了见证时代的华美乐章。所以名人故事的魅力并不完全在名人本身，而是他们代表的那个时代。
名人故事之所以吸引读者，还在于这些经典的人生案例，能让读者从别人的风景中看到自己。读者透过这些人生案例，沉浸在他们曾经经历的成长环境来体会一种冲破瓶颈的激情和力量，并将这种间接经验关照自己，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动力和启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画面都能成为风景，开阔中见深邃、幽谷中有绝响——活出来的精彩，才能成为耐人寻味的风景。
被称为“留法三剑客”的著名画家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虽师出同门——他们都是林风眠的学生，上世纪90年代很多读者还不知道朱德群、赵无极是谁，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艺术领域中苦苦探索中西艺术的融合之道，终于在“山顶会合”——他们毕生努力取得的艺术成就最终令他们登上了艺术的巅峰。这样的人生风景已然成为中国现代艺术中的经典。
在这些荣耀和光环背后，其实这些大家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苦乐参半的平淡人生——如此贴近，又迥然不同；而他们活出的“别样风景”，让我们从中望见久违的诗意天空——如此遥远，却似曾相识。（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