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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长征中，十分重视同各族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注重军民团结。他们所到之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建立少数民族游击队，没收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人民群众，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诸如“彝海结盟”，至今传为佳话。
“彝海结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胜利的见证。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后，按照党的历来主张，四处张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坚决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同等待遇，反对民族压迫，并身体力行。红军长征，在通过川西彝民聚居区域时，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具体规定了严格的民族政策。正如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政治委员黎林做动员时所说的：“彝民不了解红军，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信任。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向彝民开枪，这就是总部命令，谁开枪谁就违反党的政策和军队纪律。”进入冕宁县境后，又四处张贴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当时，彝族尚属奴隶社会，比较封闭，对外知之甚少，对红军根本不了解。因此，1935年5月22日晨，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率领下，翻峨瓦山进入果基（又称沽鸡、古鸡）家辖地彝族区后，枪声骤起在稍后跟进的红军工兵连战士亦被彝族头人武装缴去枪械，脱去衣裤，红军亦有伤亡。但红军指战员“头不抬，眼不眨，只是向前走”，对拦路索钱的，便散发给大洋。工兵连指导员罗荣被扒得精光，赤着身子还在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刘伯承、聂荣臻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查明了情况真相，并向毛泽东汇报说：这里的民族矛盾很严重，他们与我们硬打是不可能的，但在山上藏起来打冷枪则是可能的，也可能杀害我们的同志。毛泽东说：党的民族政策早就规定了，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岐视他们。为此，红军不但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送给彝民不少银元、衣物及食品。
这时，家居彝海附近的果基约达（约达又译作姚达叶旦、小叶丹等），听了红军的宣传，特别是看到红军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并待彝民亲如兄弟，与欺负压迫他们的反动军队有天壤之别，于是心悦诚服。他即派善于辞令的沙马尔各去联络。沙马尔各回报说红军平等待人，并要求这个地区管事的人去谈。约达即带人下山，在江家店见到红军。约达说：“我是沽鸡家的小姚达，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红军工作队的萧华立即报告了刘伯承司令员。冯文彬奉命令邀请约达，在海子边见到刘伯承。刘伯承重申了红军北上的宗旨。约达说：“从这里通过，由我们管，由我们保。”并说：“按彝族习惯，我们要吃血酒。”刘伯承表示同意。没有酒，就从湖中舀来清水代替。彝海四周青松苍翠，湖水清澈如镜。巫师念过咒语后，把鸡血滴在盅内。刘伯承和约达发誓后都一饮而尽。这就是至今传为佳话的“彝海结盟”。同时，协助彝民组织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给了部分枪支，在当地与“征剿”的官兵作斗争。“彝海结盟”后，约达带10多个人护送红军返回大桥场驻下。23日，又亲自与红军先头部队同行，向大渡河的安顺场挺进，到达喇嘛庙房后，又派4人为红军作向导，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
红二十五军积极开展回民工作，取得回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也是红军长征中盛传的一段佳话。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地区。该地区系回民聚居区域。因此，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特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并邀请清真寺的教主、阿訇等到军部驻地做客。吴焕先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了红军的建军宗旨和性质，说明红军到此是借路通过，不催粮、不派款、不拉夫；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民族政策，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并向清真寺赠送了锦缎匾额，上面绣着“德高望重”四个大字，用12张桌子抬着6颗大元宝和6头大肥羊，表示红军与回族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受到老教主的热烈欢迎。随后，老教主领着清真寺的阿訇、地方乡绅和回民群众头顶礼品，赶着一群肥羊到军部驻地回拜。他们也向红军赠送匾额，写着“劳苦功高”四个大字，表达了回族人民对红军的信任和慰问。8月17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时，回族男女老幼齐集街头，并在道路两边摆设香案，堆着点心油果，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
1936年4月28日，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地区后，顺利通过藏民区，也成为红军长征中的一段佳话。
中甸，是一座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为归化寺，僧侣很多。红二、六军团翻越了哈巴雪山后，陆续到达中甸、南坝一带，转入休整。当红军到来时，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藏族群众大都躲进了深山老林，僧众紧闭寺门，防范红军。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并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川黔滇康分会主席贺龙的名义颁发《布告》，说明红军“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红军以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现金交易和公平买卖等的实际行动，感化了归化寺喇嘛夏拿古瓦，他主动要求与红军谈判。5月1日，夏拿古瓦等到红军驻地会见了贺龙，向贺龙敬献了哈达。贺龙热情地接待了夏拿古瓦及其他代表，明确地解释和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并请夏拿古瓦带回了以他个人名义致八大老僧的信件。与此同时，红军还发布了“严禁入寺庙”的告示，通令全军指战员不准进入寺庙。为保证寺内安全，红军还派出卫兵在寺院警戒。5月2日，贺龙等应归化寺的邀请，率40余人前往做客，掌教八大老僧及30余名喇嘛迎接贺龙一行进入大寺“直仓”（佛厅）。归化寺还破例为贺龙一行举行了“跳神”仪式（一种宗教仪式，每年冬月举行，以庆祝丰收，祈祷吉祥如意）。在“跳神”仪式上，贺龙将写有“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锦幛赠送给归化寺，祝愿藏族人民繁荣昌盛。这四个大字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深得藏族各界人士的赞同。八大老僧当即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通过藏民区效力。在归化寺及喇嘛、商人、富户等的积极支持下，红军迅速筹集粮食约10万斤和大量盐巴、红糖。夏拿古瓦等人还为红军日夜奔忙，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长征中，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帮助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建立少数民族游击队，没收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财物，分发给广大贫苦人民群众，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他们积极帮助红军筹款筹粮，烧水送饭，传送消息，掩护伤员，当向导，抬担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作战，并把自己亲人送入红军。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十多天就扩大红军4000余人，其他各路红军也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渡过难关。
“彝海结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胜利的见证。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后，按照党的历来主张，四处张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坚决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同等待遇，反对民族压迫，并身体力行。红军长征，在通过川西彝民聚居区域时，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具体规定了严格的民族政策。正如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政治委员黎林做动员时所说的：“彝民不了解红军，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信任。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向彝民开枪，这就是总部命令，谁开枪谁就违反党的政策和军队纪律。”进入冕宁县境后，又四处张贴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当时，彝族尚属奴隶社会，比较封闭，对外知之甚少，对红军根本不了解。因此，1935年5月22日晨，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率领下，翻峨瓦山进入果基（又称沽鸡、古鸡）家辖地彝族区后，枪声骤起在稍后跟进的红军工兵连战士亦被彝族头人武装缴去枪械，脱去衣裤，红军亦有伤亡。但红军指战员“头不抬，眼不眨，只是向前走”，对拦路索钱的，便散发给大洋。工兵连指导员罗荣被扒得精光，赤着身子还在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刘伯承、聂荣臻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查明了情况真相，并向毛泽东汇报说：这里的民族矛盾很严重，他们与我们硬打是不可能的，但在山上藏起来打冷枪则是可能的，也可能杀害我们的同志。毛泽东说：党的民族政策早就规定了，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岐视他们。为此，红军不但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送给彝民不少银元、衣物及食品。
这时，家居彝海附近的果基约达（约达又译作姚达叶旦、小叶丹等），听了红军的宣传，特别是看到红军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并待彝民亲如兄弟，与欺负压迫他们的反动军队有天壤之别，于是心悦诚服。他即派善于辞令的沙马尔各去联络。沙马尔各回报说红军平等待人，并要求这个地区管事的人去谈。约达即带人下山，在江家店见到红军。约达说：“我是沽鸡家的小姚达，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红军工作队的萧华立即报告了刘伯承司令员。冯文彬奉命令邀请约达，在海子边见到刘伯承。刘伯承重申了红军北上的宗旨。约达说：“从这里通过，由我们管，由我们保。”并说：“按彝族习惯，我们要吃血酒。”刘伯承表示同意。没有酒，就从湖中舀来清水代替。彝海四周青松苍翠，湖水清澈如镜。巫师念过咒语后，把鸡血滴在盅内。刘伯承和约达发誓后都一饮而尽。这就是至今传为佳话的“彝海结盟”。同时，协助彝民组织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给了部分枪支，在当地与“征剿”的官兵作斗争。“彝海结盟”后，约达带10多个人护送红军返回大桥场驻下。23日，又亲自与红军先头部队同行，向大渡河的安顺场挺进，到达喇嘛庙房后，又派4人为红军作向导，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
红二十五军积极开展回民工作，取得回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也是红军长征中盛传的一段佳话。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地区。该地区系回民聚居区域。因此，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特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并邀请清真寺的教主、阿訇等到军部驻地做客。吴焕先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了红军的建军宗旨和性质，说明红军到此是借路通过，不催粮、不派款、不拉夫；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民族政策，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并向清真寺赠送了锦缎匾额，上面绣着“德高望重”四个大字，用12张桌子抬着6颗大元宝和6头大肥羊，表示红军与回族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受到老教主的热烈欢迎。随后，老教主领着清真寺的阿訇、地方乡绅和回民群众头顶礼品，赶着一群肥羊到军部驻地回拜。他们也向红军赠送匾额，写着“劳苦功高”四个大字，表达了回族人民对红军的信任和慰问。8月17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时，回族男女老幼齐集街头，并在道路两边摆设香案，堆着点心油果，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
1936年4月28日，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地区后，顺利通过藏民区，也成为红军长征中的一段佳话。
中甸，是一座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为归化寺，僧侣很多。红二、六军团翻越了哈巴雪山后，陆续到达中甸、南坝一带，转入休整。当红军到来时，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藏族群众大都躲进了深山老林，僧众紧闭寺门，防范红军。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并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川黔滇康分会主席贺龙的名义颁发《布告》，说明红军“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红军以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现金交易和公平买卖等的实际行动，感化了归化寺喇嘛夏拿古瓦，他主动要求与红军谈判。5月1日，夏拿古瓦等到红军驻地会见了贺龙，向贺龙敬献了哈达。贺龙热情地接待了夏拿古瓦及其他代表，明确地解释和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并请夏拿古瓦带回了以他个人名义致八大老僧的信件。与此同时，红军还发布了“严禁入寺庙”的告示，通令全军指战员不准进入寺庙。为保证寺内安全，红军还派出卫兵在寺院警戒。5月2日，贺龙等应归化寺的邀请，率40余人前往做客，掌教八大老僧及30余名喇嘛迎接贺龙一行进入大寺“直仓”（佛厅）。归化寺还破例为贺龙一行举行了“跳神”仪式（一种宗教仪式，每年冬月举行，以庆祝丰收，祈祷吉祥如意）。在“跳神”仪式上，贺龙将写有“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锦幛赠送给归化寺，祝愿藏族人民繁荣昌盛。这四个大字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深得藏族各界人士的赞同。八大老僧当即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通过藏民区效力。在归化寺及喇嘛、商人、富户等的积极支持下，红军迅速筹集粮食约10万斤和大量盐巴、红糖。夏拿古瓦等人还为红军日夜奔忙，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长征中，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帮助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建立少数民族游击队，没收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财物，分发给广大贫苦人民群众，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他们积极帮助红军筹款筹粮，烧水送饭，传送消息，掩护伤员，当向导，抬担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作战，并把自己亲人送入红军。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十多天就扩大红军4000余人，其他各路红军也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