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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星电子宣布,进一步加大在生产设备和研发领域的投入,总投资额将达到26万亿韩元。事实上,今天三星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基本已经涵盖三星集团所有的研究领域,从初期的依赖总部完成本地化开发到现在进行核心技术研发,可以说中国三星的研发体系得到了质的飞跃。为了解中国三星的研发策略及方向,《计算机世界》报总编辑孙定与中国三星CTO王彤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地研发成就中国三星
在行业分布上,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在家电、软件业、手机开发方面的研究; 在研发深度上,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手机软硬件开发、集成电路和芯片的开发,以及手机应用的开发。
孙定: 三星曾经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三星集团的第二个研发基地,使中国成为三星在全世界的研发中心。目前中国三星在研发方面的工作,对于整个三星电子的研发工作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彤: 创新是三星的一个全球性战略,我们的研发网络遍布各地。截至2009年,三星电子韩国总部共有85089人,其中41.9%从事研发工作,共35636人。海外研究所(除韩国以外的研究所)共有12个,其中中国有6个独立研究所和8个法人内的研究机构。三星这些研发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吸引当地顶尖的人才,研究最新的本地科技发展趋势,并应用那些可以产生最大效益的技术。
三星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基本已经涵盖三星集团所有的研究领域,从初期的依赖总部完成本地化开发到现在的核心领域的研究,可以说中国三星的研发体系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以手机为例,前期的市场调研、企划,再到后期设计、定型、研发、质量保障、生产、销售、售后,基本上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都是在中国本地完成的,这种方式我们叫做“现地完结型”。在独立研发的基础上,保持自身特色,保持核心尖端领域优势。对于在国际上也有优势的技术或产品,我们将反过来通过三星集团的渠道推广到全球,一改往日的“输入型研发体系”,转变成一个能够研发出全球性战略产品的“输出型研发体系”。
像手机的开发,以前我们都是先开发欧美型号,后引进到中国。而近些年,三星已有多款手机实现了全球同步发布,甚至先开发中国型号产品。三星所有的TD手机就是完全由中国研发机构独立研发并推向市场的,还有如风靡全球的Corby系列、Omnia系列以及今年的Galaxy系列的中国本土化版本都实现或即将实现全球同步发布。
本报总编辑孙定
孙定: 自2004年以来,中国三星在研发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有数字显示,研发机构从2004年末的18个增加到了目前的24个; 研发人员从2004年末的1300人增加到现在的3700人,能否介绍一下它们主要都在做哪些方面的研发工作?
中国三星CTO王彤
王彤: 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组织包括通信、半导体、家电、LCD等多项领域,基本覆盖了在中国销售的所有产品领域。其中与通信行业相关的研发人员最多,目前与通信行业相关的国内独立研发机构就有6家,包括负责手机应用处理芯片研发的苏州半导体研究所、负责手机外观和用户体验设计的上海设计研究所、负责手机应用开发的南京研究所,以及负责手机整机集成开发的北京、广州研究所。
可以说目前中国三星在国内设置的研发机构已覆盖了所有手机开发所需的关键领域,为三星最主要产品之一——手机在中国实现现地完结型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研发支持。我们的研发力量,不管从行业分布上还是研发深度上都进行了加强。在行业分布上,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在家电、软件业、手机开发方面的研究; 在研发深度上,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手机软硬件开发、集成电路和芯片的开发,以及手机应用的开发。
TD-SCDMA
是重中之重
虽然TD-SCDMA是一项国际标准,但是三星总部那边已经没有太多精力进行相关的研发,所以主要是由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在做相关的研发工作。中国三星在中国TD-SCDMA市场上做得也是最好的,2009年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0%。
孙定: 您作为中国三星的CTO,同时还兼任着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的院长,能否介绍一下中国三星针对中国通信市场的研发策略?
王彤: 中国的移动通信行业发展非常迅速,3G通信网络基本建成,包括中国自主4G通信标准TD-LTE在内的4G通信技术已经在上海世博会上成功进行演示。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全面,拥有最多用户群的移动通信市场。三星作为全球第二大移动终端产品供应商,只有针对中国市场多元化的特点,构建适合中国的现地完结型研发体系结构,并开发出在中国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市场。
比如TD-SCDMA——中国自有3G标准,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成立了独立部门积极参与,并且投资芯片厂家进行联合研发。因为前期的投入,我们成功研制的TD手机在全球第一次完成网络级通话、第一个视频电话、第一个HSDPA等,并且2008年成功服务于北京奥运会,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TD联盟产业大会上,三星TD手机被评为“最受欢迎奖”的产品。
不仅如此,我们还积极参与4G、LTE的标准制定与先期研究,在此次上海世博会上我们也成功演示了TD-LTE与FDD-LTE产品。中国三星将积极配合政府与运营商,使这些先进的技术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这样不管对中国广大老百姓还是三星公司都具有重要意义。
孙定: 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现在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里面,重心是TD-SCDMA?
王彤: 可以这么说,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TD-SCDMA。虽然TD-SCDMA是一项国际标准,但是三星总部那边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进行相关的研发,主要是由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在做相关的研发工作。中国三星在中国TD-SCDMA市场上做得也是最好的,2009年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0%。
孙定: 现在TD-SCDMA研发方面还有什么难点?
王彤: 虽然TD-SCDMA已经商用,但是从软件、硬件到客户端等多个方面,都需要包括中国三星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继续突破。例如,根据运营商的要求,我们一直在研发相关的终端产品,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软硬件平台不断升级变化带来的挑战。变化的结果就是可能带来系统的不稳定。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不管是这个架构,还是操作系统怎么变,提供到他们手中的终端产品一定是要稳定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本地的消费者满意,让大家不用担心所谓的质量问题、掉线问题、高耗电问题、同质化问题,最终让TD-SDCMA的3G终端产品能够与2G的终端产品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异。
另外一方面,对于TD-SCDMA,我们非常关注LTE技术。作为TD-SCDMA的演进技术,TD-LTE将进一步提升TD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化发展能力,自2007年年底TD-LTE标准提交以来,中国三星就在TD-LTE的研发和产业化方面稳步前进。
孙定: 目前中国三星在4G上的研发情况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王彤: 对中国三星来说,作为终端厂商,我们对于国内几大移动通信运营商的LTE项目都很关注。在这次上海的世博会上,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LTE演示我们就都参加了,专门提供了终端设备。
对于4G,我认为里面还有不少的问题,例如在语音和数据方面的切换。LTE和TD之间的切换、LTE内部的切换,这都是我们目前在研究的课题。因为作为移动通信,切换是移动的根基,通话间无缝的连接是靠切换来进行的,如果切换不好,不但会造成极大的耗电,而且必然会造成接通率低,影响通话质量。
孙定: 除此之外,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还对哪些技术关注得比较多?
王彤: 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中短距离通信的研究,其中包括如何以家庭为中心,将各种电子设备和终端连接起来,相互间能够传递信号,并实现交互的控制。三星在家庭这个范围内,几乎拥有所有的电子产品,实现起来有自己的优势。
对于更远一点的范围,我们正在围绕通过电力线通信进行研究,希望能够通过电力线,把高耗能的空调、冰箱等家电都控制起来,实现节能的目标。
孙定: 对于目前大家都在讨论的“物联网”概念,中国三星有没有开展相关的研发?
王彤: 对于物联网,我们也在进行像RF之间通信、视频之间通信的研究。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物联网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通过我们多年来的经验,我们感觉到,要想进入中国市场,一定要紧跟中国标准。只有把这些标准都了解清楚,按照它好好地做,才能够在市场上有所表现。
人才决定竞争力
人才对于研发领域来说是个永久的话题。如何把优秀的人才请进来,然后再把他们留住,是一门学问。同时,如何让研发人员随着年龄变化,仍旧能够保持旺盛的创新精神,有拼力、有活力,这很不容易。
孙定: 人才可能是当前任何企业都会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研发领域,更是需要很多专业水准很高的人才。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现在的规模在外企的本土研发机构中已经算是很大的了,中国三星在研发人才管理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王彤: 人才对于研发领域来说是个永久的话题。如何把优秀的人才请进来,然后再把他们留住,是一门学问。同时,如何让研发人员随着年龄变化,仍旧能够保持旺盛的创新精神,有拼力、有活力,这很不容易。
另外,现在人才的竞争,也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考虑到当前三个移动通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各大厂商之间的竞争,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平衡投放自己的研发资源,是重点用在TD-SCDMA,还是用在WCDMA上?其实这背后也有人才的竞争,我在研发机构里更能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点。特别是当研发和产品、或者和市场结合特别紧密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更优秀的人才,或者更多的人力集中在某一个方面的话,肯定相关的产品就会好一点。
另一方面,在三星内部的研发体系中,人才也决定着每一个研究机构的竞争力。以我们自己为例,如果因为研究人员不够,造成研发进度放慢,那可能总部就会把研发的任务交给三星在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了,其中可能就有属于原来我们比较核心的工作,那我们当然不愿意转给其他人了。所以,在人才挖掘、人才管理上我们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以保证自己的竞争力。
孙定: 中国三星的研发机构中肯定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发人员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不一样的工作风格?
王彤: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欧美人还是亚洲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在研发工作上,大家基本的思维方式、基本的是非观,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工作习惯上可能存在一些小的差别。
对于中国三星的研究机构而言,我们相对三星其他地区的研究机构更加关注本地标准。我们今年还专门成立了中国标准化组织,力求专业化地尽快跟踪、了解中国各项新标准的动向以及发展和最终形成。
三星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其实是非常得益于这些标准的,和三星其他海外的研发机构比起来,我们为什么有今天的地位,是因为我们参与了TD-SCDMA这些中国标准的制定工作,和那些海外研发机构比起来,我们有特色,有自己的产品,有自己的开发方向,有自己的内容。
采访手记
抢人才不如养人才
王彤坦言,2010年自己参加的有关人员招聘的会议多过以往任何时候,如何解决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压在他肩头的重担。的确,很多在华跨国企业都在面临人才竞争的压力。高薪加良好的个人发展前景,成为了企业解决这些问题的通用杀手锏。但是,中国三星在人才策略上却另辟蹊径,通过“养”人才而非“抢”人才实现人才计划。
从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三星就提出“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以至于它将名字也改成了中国三星,而非像其他国际企业在中国的名字,多为某某中国。
多年来,中国三星不但从企业经营、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各方面加快本地化进程,在本土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快马加鞭”。近年来,中国三星更是与北京邮电大学、苏州大学分别开展了手机、液晶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
在中国三星看来,如果要植根中国,那就需要立足研发,所以人才是中国三星最重要的财富。中国三星本土人才的培养计划,对于各方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中国三星通过与大学合作,进行人才培养与产学研方面的研究,不但为公司带来很好的人才储备,同时也引导了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走向正确的研究方向。只有每个人的能力提升了,才能带来企业及整个行业的发展,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文/汤铭)
感悟
三星很爱“比”
王彤认为,在三星的研发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横向“比”的文化内涵。
这种“比”既是内部团队在某些研发项目上重叠内容的比较,也是内部与外部最新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对于内部的这种“比”,王彤并不认为是一种“低效率的重复设置”,而是可以通过这种“比”来促进不同团队发挥出更好的能力,通过这种内部竞争来强化研发能力。
王彤认为,这种内部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良性的研发状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主创新的机制。“丹麦、芬兰、韩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它们并没有过分地强调创新,实际上它们的创新就在这种‘比’的文化里面,强调总要比别人做得好一点,这也是一种创新的意识。实际上它们已经通过这种比较,自然而然地建立了一种创新的机制。”
本地研发成就中国三星
在行业分布上,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在家电、软件业、手机开发方面的研究; 在研发深度上,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手机软硬件开发、集成电路和芯片的开发,以及手机应用的开发。
孙定: 三星曾经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三星集团的第二个研发基地,使中国成为三星在全世界的研发中心。目前中国三星在研发方面的工作,对于整个三星电子的研发工作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彤: 创新是三星的一个全球性战略,我们的研发网络遍布各地。截至2009年,三星电子韩国总部共有85089人,其中41.9%从事研发工作,共35636人。海外研究所(除韩国以外的研究所)共有12个,其中中国有6个独立研究所和8个法人内的研究机构。三星这些研发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吸引当地顶尖的人才,研究最新的本地科技发展趋势,并应用那些可以产生最大效益的技术。
三星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基本已经涵盖三星集团所有的研究领域,从初期的依赖总部完成本地化开发到现在的核心领域的研究,可以说中国三星的研发体系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以手机为例,前期的市场调研、企划,再到后期设计、定型、研发、质量保障、生产、销售、售后,基本上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都是在中国本地完成的,这种方式我们叫做“现地完结型”。在独立研发的基础上,保持自身特色,保持核心尖端领域优势。对于在国际上也有优势的技术或产品,我们将反过来通过三星集团的渠道推广到全球,一改往日的“输入型研发体系”,转变成一个能够研发出全球性战略产品的“输出型研发体系”。
像手机的开发,以前我们都是先开发欧美型号,后引进到中国。而近些年,三星已有多款手机实现了全球同步发布,甚至先开发中国型号产品。三星所有的TD手机就是完全由中国研发机构独立研发并推向市场的,还有如风靡全球的Corby系列、Omnia系列以及今年的Galaxy系列的中国本土化版本都实现或即将实现全球同步发布。
本报总编辑孙定
孙定: 自2004年以来,中国三星在研发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有数字显示,研发机构从2004年末的18个增加到了目前的24个; 研发人员从2004年末的1300人增加到现在的3700人,能否介绍一下它们主要都在做哪些方面的研发工作?
中国三星CTO王彤
王彤: 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组织包括通信、半导体、家电、LCD等多项领域,基本覆盖了在中国销售的所有产品领域。其中与通信行业相关的研发人员最多,目前与通信行业相关的国内独立研发机构就有6家,包括负责手机应用处理芯片研发的苏州半导体研究所、负责手机外观和用户体验设计的上海设计研究所、负责手机应用开发的南京研究所,以及负责手机整机集成开发的北京、广州研究所。
可以说目前中国三星在国内设置的研发机构已覆盖了所有手机开发所需的关键领域,为三星最主要产品之一——手机在中国实现现地完结型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研发支持。我们的研发力量,不管从行业分布上还是研发深度上都进行了加强。在行业分布上,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在家电、软件业、手机开发方面的研究; 在研发深度上,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手机软硬件开发、集成电路和芯片的开发,以及手机应用的开发。
TD-SCDMA
是重中之重
虽然TD-SCDMA是一项国际标准,但是三星总部那边已经没有太多精力进行相关的研发,所以主要是由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在做相关的研发工作。中国三星在中国TD-SCDMA市场上做得也是最好的,2009年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0%。
孙定: 您作为中国三星的CTO,同时还兼任着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的院长,能否介绍一下中国三星针对中国通信市场的研发策略?
王彤: 中国的移动通信行业发展非常迅速,3G通信网络基本建成,包括中国自主4G通信标准TD-LTE在内的4G通信技术已经在上海世博会上成功进行演示。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全面,拥有最多用户群的移动通信市场。三星作为全球第二大移动终端产品供应商,只有针对中国市场多元化的特点,构建适合中国的现地完结型研发体系结构,并开发出在中国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市场。
比如TD-SCDMA——中国自有3G标准,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成立了独立部门积极参与,并且投资芯片厂家进行联合研发。因为前期的投入,我们成功研制的TD手机在全球第一次完成网络级通话、第一个视频电话、第一个HSDPA等,并且2008年成功服务于北京奥运会,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TD联盟产业大会上,三星TD手机被评为“最受欢迎奖”的产品。
不仅如此,我们还积极参与4G、LTE的标准制定与先期研究,在此次上海世博会上我们也成功演示了TD-LTE与FDD-LTE产品。中国三星将积极配合政府与运营商,使这些先进的技术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这样不管对中国广大老百姓还是三星公司都具有重要意义。
孙定: 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现在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里面,重心是TD-SCDMA?
王彤: 可以这么说,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TD-SCDMA。虽然TD-SCDMA是一项国际标准,但是三星总部那边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进行相关的研发,主要是由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在做相关的研发工作。中国三星在中国TD-SCDMA市场上做得也是最好的,2009年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0%。
孙定: 现在TD-SCDMA研发方面还有什么难点?
王彤: 虽然TD-SCDMA已经商用,但是从软件、硬件到客户端等多个方面,都需要包括中国三星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继续突破。例如,根据运营商的要求,我们一直在研发相关的终端产品,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软硬件平台不断升级变化带来的挑战。变化的结果就是可能带来系统的不稳定。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不管是这个架构,还是操作系统怎么变,提供到他们手中的终端产品一定是要稳定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本地的消费者满意,让大家不用担心所谓的质量问题、掉线问题、高耗电问题、同质化问题,最终让TD-SDCMA的3G终端产品能够与2G的终端产品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异。
另外一方面,对于TD-SCDMA,我们非常关注LTE技术。作为TD-SCDMA的演进技术,TD-LTE将进一步提升TD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化发展能力,自2007年年底TD-LTE标准提交以来,中国三星就在TD-LTE的研发和产业化方面稳步前进。
孙定: 目前中国三星在4G上的研发情况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王彤: 对中国三星来说,作为终端厂商,我们对于国内几大移动通信运营商的LTE项目都很关注。在这次上海的世博会上,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LTE演示我们就都参加了,专门提供了终端设备。
对于4G,我认为里面还有不少的问题,例如在语音和数据方面的切换。LTE和TD之间的切换、LTE内部的切换,这都是我们目前在研究的课题。因为作为移动通信,切换是移动的根基,通话间无缝的连接是靠切换来进行的,如果切换不好,不但会造成极大的耗电,而且必然会造成接通率低,影响通话质量。
孙定: 除此之外,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还对哪些技术关注得比较多?
王彤: 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中短距离通信的研究,其中包括如何以家庭为中心,将各种电子设备和终端连接起来,相互间能够传递信号,并实现交互的控制。三星在家庭这个范围内,几乎拥有所有的电子产品,实现起来有自己的优势。
对于更远一点的范围,我们正在围绕通过电力线通信进行研究,希望能够通过电力线,把高耗能的空调、冰箱等家电都控制起来,实现节能的目标。
孙定: 对于目前大家都在讨论的“物联网”概念,中国三星有没有开展相关的研发?
王彤: 对于物联网,我们也在进行像RF之间通信、视频之间通信的研究。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物联网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通过我们多年来的经验,我们感觉到,要想进入中国市场,一定要紧跟中国标准。只有把这些标准都了解清楚,按照它好好地做,才能够在市场上有所表现。
人才决定竞争力
人才对于研发领域来说是个永久的话题。如何把优秀的人才请进来,然后再把他们留住,是一门学问。同时,如何让研发人员随着年龄变化,仍旧能够保持旺盛的创新精神,有拼力、有活力,这很不容易。
孙定: 人才可能是当前任何企业都会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研发领域,更是需要很多专业水准很高的人才。中国三星通信研究院现在的规模在外企的本土研发机构中已经算是很大的了,中国三星在研发人才管理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王彤: 人才对于研发领域来说是个永久的话题。如何把优秀的人才请进来,然后再把他们留住,是一门学问。同时,如何让研发人员随着年龄变化,仍旧能够保持旺盛的创新精神,有拼力、有活力,这很不容易。
另外,现在人才的竞争,也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考虑到当前三个移动通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各大厂商之间的竞争,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平衡投放自己的研发资源,是重点用在TD-SCDMA,还是用在WCDMA上?其实这背后也有人才的竞争,我在研发机构里更能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点。特别是当研发和产品、或者和市场结合特别紧密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更优秀的人才,或者更多的人力集中在某一个方面的话,肯定相关的产品就会好一点。
另一方面,在三星内部的研发体系中,人才也决定着每一个研究机构的竞争力。以我们自己为例,如果因为研究人员不够,造成研发进度放慢,那可能总部就会把研发的任务交给三星在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了,其中可能就有属于原来我们比较核心的工作,那我们当然不愿意转给其他人了。所以,在人才挖掘、人才管理上我们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以保证自己的竞争力。
孙定: 中国三星的研发机构中肯定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发人员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不一样的工作风格?
王彤: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欧美人还是亚洲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在研发工作上,大家基本的思维方式、基本的是非观,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工作习惯上可能存在一些小的差别。
对于中国三星的研究机构而言,我们相对三星其他地区的研究机构更加关注本地标准。我们今年还专门成立了中国标准化组织,力求专业化地尽快跟踪、了解中国各项新标准的动向以及发展和最终形成。
三星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其实是非常得益于这些标准的,和三星其他海外的研发机构比起来,我们为什么有今天的地位,是因为我们参与了TD-SCDMA这些中国标准的制定工作,和那些海外研发机构比起来,我们有特色,有自己的产品,有自己的开发方向,有自己的内容。
采访手记
抢人才不如养人才
王彤坦言,2010年自己参加的有关人员招聘的会议多过以往任何时候,如何解决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压在他肩头的重担。的确,很多在华跨国企业都在面临人才竞争的压力。高薪加良好的个人发展前景,成为了企业解决这些问题的通用杀手锏。但是,中国三星在人才策略上却另辟蹊径,通过“养”人才而非“抢”人才实现人才计划。
从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三星就提出“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以至于它将名字也改成了中国三星,而非像其他国际企业在中国的名字,多为某某中国。
多年来,中国三星不但从企业经营、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各方面加快本地化进程,在本土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快马加鞭”。近年来,中国三星更是与北京邮电大学、苏州大学分别开展了手机、液晶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
在中国三星看来,如果要植根中国,那就需要立足研发,所以人才是中国三星最重要的财富。中国三星本土人才的培养计划,对于各方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中国三星通过与大学合作,进行人才培养与产学研方面的研究,不但为公司带来很好的人才储备,同时也引导了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走向正确的研究方向。只有每个人的能力提升了,才能带来企业及整个行业的发展,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文/汤铭)
感悟
三星很爱“比”
王彤认为,在三星的研发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横向“比”的文化内涵。
这种“比”既是内部团队在某些研发项目上重叠内容的比较,也是内部与外部最新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对于内部的这种“比”,王彤并不认为是一种“低效率的重复设置”,而是可以通过这种“比”来促进不同团队发挥出更好的能力,通过这种内部竞争来强化研发能力。
王彤认为,这种内部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良性的研发状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主创新的机制。“丹麦、芬兰、韩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它们并没有过分地强调创新,实际上它们的创新就在这种‘比’的文化里面,强调总要比别人做得好一点,这也是一种创新的意识。实际上它们已经通过这种比较,自然而然地建立了一种创新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