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管理体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具有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其特点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双重领导，分级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具有政令畅通的高度行政性，但忽视了市场的作用，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形成各自为政、壁垒林立的局面，妨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现有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职能交叉、多头执法和管理缺位等问题凸显。当前，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和多样化形态日益凸现，以网络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科技高度融合、文化与社会的广泛交融、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解放文化生产力的内在吁求和文化产能释放造成的“井喷”状态不断显现。
　　这种局面的结果是，一方面，文化产业发展呈现蓬勃生动活跃的态势，甚至出现过热、虚热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市场上存在文化产品的过剩、“战略性短缺”、供给失衡，及其竞争无序、混乱、缺乏明确价值导向等诸多乱象。面对乱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方式和思维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文化现实。
　　可以说，完善科学高效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迫在眉睫，否则难以应对现实的挑战和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难以形成积极有效正面的文化力，对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以及全球化舞台上国家形象的建构，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现实境遇呼唤大部制的改革方向。顶层上条块分割式的管理越来越被动，导致现实中文化产业大发展面临着管理与实践的日益脱节或被动疲于应付，疲于应对的结果，就是有意或无意忽略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蕴藏着的某些危险（对主流核心价值观的侵蚀、消蚀和颠覆）。这表现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在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上，有关文化及其文化产业管理的顶层设计的思路缺乏明晰化，党委和政府的职责边界并不明确。这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就在深层次上阻碍了文化生产力：多环节申报、审批人为地割裂了完整的产业链，不仅造成高成本、压制了市场活力、并且会导致部门利益膨胀与权力寻租的可能。
　　实践证明，开放性前瞻性主动性的整体思维不是被动的狭隘的“管住”。只有在产业发展和管理体制的与时俱进中，在尊重文化的发展规律中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才能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的要求。科学高效前瞻性的管理体制才能真正释放存量领域的产能，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做大。把绝大部分转企单位培育成合格的市场主体，相对于当下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力度和任务的紧迫性，更應该在市场环境发育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实力规模较强的广电和出版领域进行以资产和产权为核心的全产业链改革，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同时，在增量领域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以科技力量为支撑在增量领域培育文化新业态，拓展市场、提升附加值、打造品牌，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作强，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建构和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是文化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性要求，它不仅在实践上有利于深化人们对意识形态管理理念的认知，还在理论上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政策创新拓展了空间。文化体制改革不是弱化党对文化的领导，而是使党对文化的领导更加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规律，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在高层实现文化统一协调，文化发展的统一制度安排，建构与之匹配的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理顺和厘清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部门的职能、职责、职权，协调好“管天下”与“管脚下”。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体制变革，文化产业的发展现实已历史地提出变革文化生产关系的要求，建构大部门制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就是对历史要求的回应。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