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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8日，王儒林到太原调研。按计划太原安排了一个改造较好的城中村和一个没改造的城中村，但没准备让其深入村中细看。没料中途王儒林突然要进村，结果看到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村民表达了诸多不满。
2014年9月，王儒林等多名外地官员紧急入晋。当时山西正面临官场“塌方式腐败”和经济“断崖式下滑”，官场人事冻结，数百个重要岗位空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峻，各级晋官面临着多重压力。一年来，山西高层官员为重塑山西形象、提振山西经济而着急，一些做事的基层官员则一边忙碌，一边挂念着每月工资能否按时发放。与此同时，有问题的官员则内心惶恐，时刻关注纪委的动作，担心自己被查；还有些官员则抱着“平平稳稳不出事就好”的心态度日，不愿意有所作为。
“官荒”缓解
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曾向记者介绍，2014年9月山西省委重大调整后，人事冻结，截至2015年4月17日，山西空缺省管干部311名（不含虚职）。其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免职造成空缺的有34个。选官在山西官场近一年来备受关注。如何防止“带病提拔”，是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和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盛茂林最头疼的事。
经过数月调查准备，官场地震后的山西选用的第一批官员上岗。2015年8月16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介绍，“今年以来，我们省委常委会先后研究了9批干部，其中提拔重用了95人，把山西因为各种原因空缺干部的主要岗位基本配齐了。”
山西省委组织部解释，上半年研究干部9批次共330人，其中提任95人。这意味着，山西空缺的300多名省管岗位基本到位，不再大面积空缺。
与以往官员们削尖脑袋想升迁不同，这一年来，山西官场出现了怕提拔、不愿被提拔的情况。
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原官场广为流传：2014年5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根生将到龄退休，空出一个常委位置。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太原市副市长毋青松拟提拔为市委常委。公示后毋青松被举报超生，毋青松不仅没被提拔，反而被免职。
一些被提拔起来的官员也难免面临质疑。一名副处级官员多次向记者指出，“现在提拔了不少研究室、妇联、政协的人，这些清水衙门可能比较廉洁，但他们有能力到地方当书记和县市长吗？”
一些官员不愿参与选拔，而被提拔的官员被质疑“廉而不能”。两难时，一些山西省外的官员被“空降”到山西。
张高宏向记者介绍，目前已经有大同市委书记、运城市委书记、山西省国土厅厅长、省安全厅厅长、怀仁县委书记、泽州县委书记等七八个岗位，是从山西省外派来的。
“把保工资放在第一位”
组织人事和纪委系统的改革虽然事关山西官场大局，但对于山西基层公务员来说，这一切还是太远了。在吕梁市方山县政府大院里，公务员们最近议论得最多的不是反腐，而是“会不会发不出工资来”。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方山县财政局局长常云录告诉记者，“今年一开年，我们就把保工资放在第一位了。”
和反腐同样令官员揪心的是山西的经济形势。“自2014年8月以来，全省财政收入连续11个月累计负增长，11市中有8个市出现下降，86个县出现负增长。”山西官方数据称。
8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各省上半年GDP数据，山西增速全国倒数第二。
“如果今年能完成财政任务，那我们能保工资、保机关运转。如果完成不了，能保工资，机关运转可能有问题。”方山一名经济官员说。
方山还不算山西经济形势最差的县。记者从多名不同的山西官员处得知，“有些县市已经不能按月发工资了”。
民间对经济不景气的感受更直接。“过去山西高档餐饮，大多是海鲜，现在所剩无几，有些直接关门，大批海鲜厨师离开山西。”8月19日，山西省烹饪餐饮酒店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冯守瑞对记者说。
冯守瑞说，大多数高档餐饮不得不转型走大众消费路线，“过去请官员办个事吃个饭，人均消费800元，现在一桌才800元。”
其他行业，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过去一个珠宝柜台，一年开发票业务300多万，去年只有30万。”一名商界人士说。
对山西经济影响更直接的是煤炭。在产煤大市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向记者介绍，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后，“吕梁有名的企业家，相当部分涉案被抓”。根据公开资料，这些企业家中多人是煤炭企业老板。
煤炭市场整体也不景气。7月28日，《山西日报》报道称：上半年山西省煤炭行业亏损超过40亿元，连续12个月全行业亏损，仅上半年亏损40.6亿元，利润同比减少60.7亿元。记者获知，有些煤矿已经拖欠工人半年工资了。
一些人把山西经济下滑和反腐联系在一起。不过王儒林总结认为，反腐并不影响经济建设，山西经济发展压力大的最根本原因是一煤独大、轻重工业比重严重失衡的结构问题。
经济下行，也与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有关。7月28日，《山西日报》刊文指出：“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等为官不为的现象在山西较为突出，任何不作为慢作为都是消极、腐败的表现。
“过去，有些干部是想当大官、干大事，当更大的官。我不想当大官，也不想干大事，只想安稳。”山西一名厅级官员曾对记者说。在山西数次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心态在山西官员中较为普遍。
高层官员深入一线“不打招呼”
山西高层官员无疑清楚地方官员的心态，在强力治吏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督促激励基层官员恢复工作热情。
在省会太原，山西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政隆正在倡导一种用人观，“比如洗碗，洗碗干活的人当然容易摔碎碗，站在一边的不干活儿，自然不会打碎碗。”
吴政隆对记者说，“我在各种会上都强调，对于工作中出错的干部，我们要分清他是谋私还是为公。我们不能重用不干活儿的人，而一味批评那些干活儿出错的人。”
吴政隆的这种用人导向，在基层官场开始发挥作用。他介绍，过去基层官员把城中村当作一块骨头，都绕着走，怕惹麻烦担责任。新的用人导向下，城中村改造成为考察干部的考场，官员们表现得积极起来。
王儒林在太原城中村的视察，让新任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直观了解到这位省委书记的工作风格。
在视察中看完上述城中村后，王儒林上车前突然又提出到附近一个城中村看看。结果当地村干部毫无准备，拿不出财务账本，村务公开栏上贴满乱七八糟的广告，撕下广告，栏上一片空白。
王儒林视察后，改造城中村成为吴政隆太原施政的第一个重点。按太原官方估计，太原城中村改造总投资将达到5400亿，对太原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拉动作用。
无独有偶，2015年8月5日，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晓薇突然现身太原市的一个城中村，了解太原市治理基层腐败、查办“城中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后的效果和新问题。之后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盛茂林同样直接到太原“城中村”调研。
“他们都没有跟我打招呼，突然去了，市里区里都不知情。”吴政隆说。
在吴政隆看来，省委常委们不打招呼深入一线的工作方式更有利于工作。在各种监督之下，太原成为山西经济低迷中的亮点，上半年太原GDP增速达8.5%，远高于山西全省的2.7%。
（摘自《南方周末》）
2014年9月，王儒林等多名外地官员紧急入晋。当时山西正面临官场“塌方式腐败”和经济“断崖式下滑”，官场人事冻结，数百个重要岗位空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峻，各级晋官面临着多重压力。一年来，山西高层官员为重塑山西形象、提振山西经济而着急，一些做事的基层官员则一边忙碌，一边挂念着每月工资能否按时发放。与此同时，有问题的官员则内心惶恐，时刻关注纪委的动作，担心自己被查；还有些官员则抱着“平平稳稳不出事就好”的心态度日，不愿意有所作为。
“官荒”缓解
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曾向记者介绍，2014年9月山西省委重大调整后，人事冻结，截至2015年4月17日，山西空缺省管干部311名（不含虚职）。其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免职造成空缺的有34个。选官在山西官场近一年来备受关注。如何防止“带病提拔”，是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和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盛茂林最头疼的事。
经过数月调查准备，官场地震后的山西选用的第一批官员上岗。2015年8月16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介绍，“今年以来，我们省委常委会先后研究了9批干部，其中提拔重用了95人，把山西因为各种原因空缺干部的主要岗位基本配齐了。”
山西省委组织部解释，上半年研究干部9批次共330人，其中提任95人。这意味着，山西空缺的300多名省管岗位基本到位，不再大面积空缺。
与以往官员们削尖脑袋想升迁不同，这一年来，山西官场出现了怕提拔、不愿被提拔的情况。
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原官场广为流传：2014年5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根生将到龄退休，空出一个常委位置。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太原市副市长毋青松拟提拔为市委常委。公示后毋青松被举报超生，毋青松不仅没被提拔，反而被免职。
一些被提拔起来的官员也难免面临质疑。一名副处级官员多次向记者指出，“现在提拔了不少研究室、妇联、政协的人，这些清水衙门可能比较廉洁，但他们有能力到地方当书记和县市长吗？”
一些官员不愿参与选拔，而被提拔的官员被质疑“廉而不能”。两难时，一些山西省外的官员被“空降”到山西。
张高宏向记者介绍，目前已经有大同市委书记、运城市委书记、山西省国土厅厅长、省安全厅厅长、怀仁县委书记、泽州县委书记等七八个岗位，是从山西省外派来的。
“把保工资放在第一位”
组织人事和纪委系统的改革虽然事关山西官场大局，但对于山西基层公务员来说，这一切还是太远了。在吕梁市方山县政府大院里，公务员们最近议论得最多的不是反腐，而是“会不会发不出工资来”。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方山县财政局局长常云录告诉记者，“今年一开年，我们就把保工资放在第一位了。”
和反腐同样令官员揪心的是山西的经济形势。“自2014年8月以来，全省财政收入连续11个月累计负增长，11市中有8个市出现下降，86个县出现负增长。”山西官方数据称。
8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各省上半年GDP数据，山西增速全国倒数第二。
“如果今年能完成财政任务，那我们能保工资、保机关运转。如果完成不了，能保工资，机关运转可能有问题。”方山一名经济官员说。
方山还不算山西经济形势最差的县。记者从多名不同的山西官员处得知，“有些县市已经不能按月发工资了”。
民间对经济不景气的感受更直接。“过去山西高档餐饮，大多是海鲜，现在所剩无几，有些直接关门，大批海鲜厨师离开山西。”8月19日，山西省烹饪餐饮酒店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冯守瑞对记者说。
冯守瑞说，大多数高档餐饮不得不转型走大众消费路线，“过去请官员办个事吃个饭，人均消费800元，现在一桌才800元。”
其他行业，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过去一个珠宝柜台，一年开发票业务300多万，去年只有30万。”一名商界人士说。
对山西经济影响更直接的是煤炭。在产煤大市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向记者介绍，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后，“吕梁有名的企业家，相当部分涉案被抓”。根据公开资料，这些企业家中多人是煤炭企业老板。
煤炭市场整体也不景气。7月28日，《山西日报》报道称：上半年山西省煤炭行业亏损超过40亿元，连续12个月全行业亏损，仅上半年亏损40.6亿元，利润同比减少60.7亿元。记者获知，有些煤矿已经拖欠工人半年工资了。
一些人把山西经济下滑和反腐联系在一起。不过王儒林总结认为，反腐并不影响经济建设，山西经济发展压力大的最根本原因是一煤独大、轻重工业比重严重失衡的结构问题。
经济下行，也与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有关。7月28日，《山西日报》刊文指出：“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等为官不为的现象在山西较为突出，任何不作为慢作为都是消极、腐败的表现。
“过去，有些干部是想当大官、干大事，当更大的官。我不想当大官，也不想干大事，只想安稳。”山西一名厅级官员曾对记者说。在山西数次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心态在山西官员中较为普遍。
高层官员深入一线“不打招呼”
山西高层官员无疑清楚地方官员的心态，在强力治吏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督促激励基层官员恢复工作热情。
在省会太原，山西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政隆正在倡导一种用人观，“比如洗碗，洗碗干活的人当然容易摔碎碗，站在一边的不干活儿，自然不会打碎碗。”
吴政隆对记者说，“我在各种会上都强调，对于工作中出错的干部，我们要分清他是谋私还是为公。我们不能重用不干活儿的人，而一味批评那些干活儿出错的人。”
吴政隆的这种用人导向，在基层官场开始发挥作用。他介绍，过去基层官员把城中村当作一块骨头，都绕着走，怕惹麻烦担责任。新的用人导向下，城中村改造成为考察干部的考场，官员们表现得积极起来。
王儒林在太原城中村的视察，让新任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直观了解到这位省委书记的工作风格。
在视察中看完上述城中村后，王儒林上车前突然又提出到附近一个城中村看看。结果当地村干部毫无准备，拿不出财务账本，村务公开栏上贴满乱七八糟的广告，撕下广告，栏上一片空白。
王儒林视察后，改造城中村成为吴政隆太原施政的第一个重点。按太原官方估计，太原城中村改造总投资将达到5400亿，对太原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拉动作用。
无独有偶，2015年8月5日，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晓薇突然现身太原市的一个城中村，了解太原市治理基层腐败、查办“城中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后的效果和新问题。之后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盛茂林同样直接到太原“城中村”调研。
“他们都没有跟我打招呼，突然去了，市里区里都不知情。”吴政隆说。
在吴政隆看来，省委常委们不打招呼深入一线的工作方式更有利于工作。在各种监督之下，太原成为山西经济低迷中的亮点，上半年太原GDP增速达8.5%，远高于山西全省的2.7%。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