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中华上古史的玉器时代,需要在文化多样性、区域性与不平衡性的思维统摄下,突破某些“约定俗成”的认识模式:首先,应突破历史阶段三段论的局限与束缚。其次,应突破文明三要素论的局限与束缚。这两论均不符合中华文化史与文明史的历史实际。第三,应突破对历史文献学怀疑论的局限——主要指对《史记·五帝本纪》的怀疑,正确认识司马氏的巫史家世、文史积累和对石室金匮——历代图书资料的搜集与占有,使其对五帝史的编纂,具有高度科学性、权威性。第四,认定五帝时代就是玉器时代,根据考古史料重新勾勒玉器时代的时空架构,指出在中华大地上玉器的普遍性与广泛性,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9000年左右)即已进入玉器时代,直到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时代,玉器时代纵贯五千年之久。最后,提出玉器为精神文明载体的命题,在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存在一个以玉器—精神文化生产为主体的时代,也是中华古文明的诞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