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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范武”成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深度自觉的前提。从方法论向度总结与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求解其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和正确的原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在环节。从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结范式”所实际承载的内容和显示的特征来看，笔者认为尚存在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这些都需要从方法论高度加以克服与超越。只有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在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之基础上，把握当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真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总结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实问题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5—0088—06
不可否认，因新中国诞生60周年而掀开的“总结”热潮，已经广泛地渗透于各学科的研究之中，成为当下学术界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生成了新的“总结范式”。这一范式的总体特征是通过对学科学术史的检讨，彰显与折射出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变革与跃迁，从而凸显一个鲜明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实践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取得了全面而深刻的发展与繁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或更是如此。
按照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在总结与反思中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理论自觉与成熟的重要特征，也是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结”与反思、追问与诊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达到理性自觉。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与题中之义。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的总结中，因对应该“总结什么”以及“如何总结”等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共识，忘记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存在着问题，导致“总结”泛化、简单化、甚至平面化与知识化的倾向。整体上说来，“总结”未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与求真的本质，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可忽略的问题。
首先，总结与反思依然在知识论的平台上进行，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于是，总结中应确立与贯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观照普遍弱化。全面而深刻地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然而，总结决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理论发展成果的汇总，也不是单一维度的理论脉络的澄清。更不是一系列既成的理论事实的堆积。而是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整体性的高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展现出来的、生动的发展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结”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蕴着深刻的价值观照和未来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的历史性“问题”这一关键枢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开进程作出历史性的解读与判断，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困境与将获得有效拓展的新未来。换句话说，总结、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总结与反思，探索与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的内在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动向，从而让总结与反思成为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界的契机，彰显出“总结”的内在价值来。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卢雄鸡”的引领品质，而防范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为“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由此，“总结”就必须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就与困境并在、现实与未来并行、整体性与个体性协同、理论与实践整合的实际态势，唯有如此才能真实而全面地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路径、新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既不同于前30年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后30年的发展模式。这样，能否探索与提供较为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型发展模式，就成为检验当下我们总结与反思是否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与广度的一个尺度。
然而，毋庸讳言，在总结与反思6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长的过程中，就其实际的理论分析与诊断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真正遭遇的困境分析得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理想性与学术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展望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空间展现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术研究成果沉淀得少。之所以如此，严格地说，正是由于目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只是在知识增长意义上进行，缺乏深刻的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这是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最为缺失的一个方面。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知识体系，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之所在。如此在知识论的平台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的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背离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知识论的平台上来加以总结与反思，也就必然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看不到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能正视与诊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遭遇的真正危机。于是，在独白式思维支配与控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常常出现以“话语游戏”遮蔽真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前“失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矛盾与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困惑中遭遇多重质疑与诘难。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改变现有的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原则，强调深刻的问题诊断，纠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悖的价值原则与思维取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置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问题之中，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清醒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其次，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总结与反思后缺乏整体性的概括，由此，导致总结与反思要么依然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状况语焉不详的宏大叙事，要么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表象勾勒与描述，未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与实质变换的层面，未能真实地反映与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多元和多变特质所构成的研究生态。
不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范畴所蕴涵的内容是多维与多样的。这一特点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多样化的称谓即可得到印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即是“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和“生活哲学”等等，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性、多元性研究范式共在的学术生态。而每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称谓，以及由此所昭示的个性化研究范式，都以为真正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蕴涵，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支脉。同时每一称谓所表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解读框架，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理论实质与精神风格，这样，在客观上也就呈现与蕴含着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与研究领域与空间。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个性化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此，我们姑且不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换为以上那些特殊的称谓是否科学与恰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学界倾力从不同维度、不同界面、不同领域、围绕不同的主题而开启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严肃认真的研究，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千人一面”的单调状态，消解了“唯我独马”的单一研究和解读模式的权威性，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研究范式并在的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研究生态。这不仅深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客观上大大地推进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理论广度与生命力。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如此丰富的生态中，有的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正确而恰当地深化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研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有的研究及所得出的结论早已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界，有的则附加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新的”内容，如此等等就说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所坚持的原则以及研究的实际效果都显示出多样性的特征。
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化与多样化范式的实际，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60年的理论成就与发展态势，内在要求我们必须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即从这些不同称谓所展开的不同领域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揭示与把握其中的问题之生成与转换、理论演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确认不同研究范式的理论优势与特质，以及不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唯有如此，总结才不至于悬浮于具体的研究领域之上，过滤掉具体的问题研究，从而使总结显示出深刻的内在性特质和发展性品质。换句话说，真正有价值的总结，必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其理论在各个领域所实际取得的进展、尚存的问题，也就是说哪些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哪些是需要彼此协作进行深入探讨的，哪些理论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总结中必须明确，只有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原则、采取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明确什么样的研究主旨，才是真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才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一致的研究。这是“总结”能成为实质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由此来检讨当前的总结，也就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了。
第三，总结的视角单一，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协同展开。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就被忽略或被淡化了，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及现实的理论征服力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展现。就目前理论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反思的视角而言，主要侧重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执政党于不同历史阶段在具体的执政指导思想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强调“斗争哲学”向“发展哲学”与“和谐哲学”的转向。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间的逻辑统一，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不同时期的重大问题所作出的理论创新，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品质。应该说，这一总结与反思的视角，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现实生活实践的主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脉。但是，若仅仅停留或仅以此为唯一合法的总结，那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结与反思的理论空间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可能较为完整地反映与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实状况。由此，我们认为，完整的总结与反思，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现实和实践关系、理论自身成长与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文化语境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阵容内部的真实状况等等多维视角进行综合性的反思。从而形成多维度的“视界融合”。唯有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进路与嬗变态势才能真实地得以理论再现，从而也才能更真实地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得到较为准确的发掘。
具体来说，从理论与实际、实践的关系视角来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抓住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生活主题之间的互动性关系，方可真正解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内涵与精神实质，也才能在研究中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实践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观念自我演绎而构筑的观念哲学，而是始终围绕着现实生活主题、现实问题与矛盾而展开的批判性运动，从而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塑造新生活的价值取向。这样，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逻辑中，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就必将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诸多层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来具体研究。由此就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滞后性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深入现实生活，把握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尖锐的矛盾，作出真正的理论创新，真正凸显哲学引领与塑造新时代生活的功能与价值来。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比较视角来审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说无论从哲学研究范式、哲学话语方式以及哲学方法论层面，还是从其对现实生活问题意识的敏感性和诊断的深刻性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未能达到应有的哲学高度。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尚未达到以“哲学的方式”来反思与检讨自身历史性的变化过程，并由此促进自身理论自觉化程度的提升，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依然停留于对各种政治策略与方针政策的诠释范式中，而其所谓学术性的追求并未超越脱离现实的窠臼，并未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相对独立性与先行性特征，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就丧失或严重弱化了它本应具有的批判精神与强大的理论征服力，致使各种思潮在当代中国大行其道。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今依然仅在原则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并未深入而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之间如何实现、在哪些理论方面围绕着中国现实生活主题及其问题的变化实现了理论的有效整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之间依然处于二元分裂状态，搭建 的对话平台也依然是外在性的，这样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脱离中国文化语境，未能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传统中国哲学之间的有机整合，从而有力地催生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借以“国学热”的浪潮，大肆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应有的指导价值与功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众的文化意识中显得既空洞、苍白，又高高在上，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意识、哲学思维到哲学世界观都外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交往思维。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生命力的巨大挑战。
从以上几个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均未能充分实现它应有的理论目的。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依然被人们搁置于“意识形态”而“敬而远之”，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危机的隐性表达。这也是较为全景式地总结与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要深度关注的问题。
第四，总结未能充分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整体性理论贫困，尚未揭示研究中真正的问题——追问精神和理论创新能力的缺失，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研究实际存在的困境。面对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理应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难得的历史机遇与取得重大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由于整个理论准备与储备的不足，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面貌相似性多、雷同性强，整体抄袭性密度过高，理论创新的冲动与创新的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苛刻地说，若过滤掉从别的学科嫁接而来的研究范式、迁移而来的研究方法，剔除掉从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借用来的一些范畴或研究视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内容、新范式到底有多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自身的逻辑，显示出理论的自主性与自足性，凸显出理论的前瞻性与预见性。然而，近些年，在学术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纠缠中，较为普遍地误将学术化简单等同于精英化、将现实性与政治性等同于庸俗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大众化等同于初级化、漫画故事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在夹缝中诉求其正当性，而简单化与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与“研究”却不断地演绎出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整体贫困的境况。这样，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丧失了学术规范的状况下所展现出来的理论面貌与特征，往往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在这种缺乏真正学术规范性制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在低水平上复制，这不仅严重遮蔽了现实生活中的真问题，而且真问题不断被扭曲，更为严重的是真正的学术追思链条被整体性地忽略或切断。“回归生活世界”标识着哲学研究转向的宣言式主张。却一直只是停留于原则性的号召上，未能见到真正的落实。同时在“回归生活世界”转向的原则下，并未追问回到“谁的”生活世界、回到生活世界的“什么”、“如何”回到生活世界、“怎样才算?”回到生活世界，以及“为何”要回到生活世界等一系列问题。这样，一场浩荡的“回到生活世界”的哲学运动，至今依然未见有真正的有效成果出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乏深度追问的精神和学术病症，也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总结未能充分反映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本本”与“现实问题”之间的二难困境。应该说，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学、文本学研究，以及经典著作的深度耕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学术基础。建构了较为可靠的学术平台，这为我们完整而准确地把握、进而借鉴和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的理论资源、基本的理论观点、价值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互动性关系的内在需要而言，中国的文献学研究、文本学研究、以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依然需要我们花大力气、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否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不可能获得完备准确的理论之“脉”。这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纯”理论研究是全面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和格局的重要维度与前提条件。
然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而言，同样不可能忽略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实践中的“问题”诊断与研究，并实际地改变现实生活世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改造与建设生活世界的价值旨归。于此，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与改变现实功能的重要环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呈现出重“本本”和重“现实问题”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这两种取向进而演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派”与“实践派”，由此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深度差异性、甚至是对立性的学术研究格局。
就“理论派”而言，本质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教旨主义”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的理论命题与言说的问题路径为理论标本，对“中国特色”亦或“中国模式”、“中国问题”所承载和包容的具体内容加以特殊化，进而拒绝或弱化对“中国问题”的实质，从普遍交往的现代性视角、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交融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将“中国特色”误判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这样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有的理论结论，并将之教条化的取向，是切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之根的抽象化的学术之路，原则上是贯穿着先验主义的哲学精神。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悖的。
就“实践派”而言，本质上是借以凸显“中国问题”，强调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至上论的倾向。这一取向的症结在于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问题”本身并不是孤立生成的。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问题”，它不仅具有中国的特殊性。而且具有世界普遍性，由此，“实践派”以民族性、特殊性消解“中国问题”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在理论总结上。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现实实践经验的总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不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其本质是通过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彰显割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一脉相承的理论承接与开启关系。
严格地说，无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派”亦或“实践派”都是与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当代中国现实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总体的特征的。在思维方式上，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这一“本本”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一“现实问题”的关系简单化、对立化的二元主义。都严重地束缚和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理论应用性研究等不同层次，而这些不同层面的研究虽然在学术的具体规范性和要求上有别，但是整体上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遵循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基本规范，坚持生活第一性的价值宗旨，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才能在理论层面真实地体现或再现现实实践的问题，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总结与反思中，应该说未能突出揭示和概括出的问题，首先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误区和不科学，具体表现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除了上文提及的五个方面之外，还存在着诸如面对着当代社会价值愈来愈多元化的境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多样冲击和深层次危机、危机的缘由与实质，如何有效地应对危机等都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与探索：也尚未能从现代传播学的意义上，反思与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内部长期存在的积弊等等；未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大众化与学术化的内在矛盾关系本质上即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表征。而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而严重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活力的展现。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存在的实质及其根源，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矫正。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从总结方法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刻反思，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本质上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的确证，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逻辑的甄别与清理，是以“问题”为链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梳理，以及对所存在的困境探索，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为此，要求我们不仅在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视角等层面实现深刻的自我转换，而且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具的批判精神。只有这样，总结与反思，才能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开辟出新境界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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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锐生.“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5).
责任编辑：耿超锋
[关键词]总结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实问题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5—0088—06
不可否认，因新中国诞生60周年而掀开的“总结”热潮，已经广泛地渗透于各学科的研究之中，成为当下学术界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生成了新的“总结范式”。这一范式的总体特征是通过对学科学术史的检讨，彰显与折射出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变革与跃迁，从而凸显一个鲜明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实践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取得了全面而深刻的发展与繁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或更是如此。
按照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在总结与反思中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理论自觉与成熟的重要特征，也是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结”与反思、追问与诊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达到理性自觉。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与题中之义。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的总结中，因对应该“总结什么”以及“如何总结”等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共识，忘记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存在着问题，导致“总结”泛化、简单化、甚至平面化与知识化的倾向。整体上说来，“总结”未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与求真的本质，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可忽略的问题。
首先，总结与反思依然在知识论的平台上进行，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于是，总结中应确立与贯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观照普遍弱化。全面而深刻地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然而，总结决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理论发展成果的汇总，也不是单一维度的理论脉络的澄清。更不是一系列既成的理论事实的堆积。而是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整体性的高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展现出来的、生动的发展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结”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蕴着深刻的价值观照和未来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的历史性“问题”这一关键枢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开进程作出历史性的解读与判断，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困境与将获得有效拓展的新未来。换句话说，总结、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总结与反思，探索与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的内在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动向，从而让总结与反思成为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界的契机，彰显出“总结”的内在价值来。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卢雄鸡”的引领品质，而防范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为“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由此，“总结”就必须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就与困境并在、现实与未来并行、整体性与个体性协同、理论与实践整合的实际态势，唯有如此才能真实而全面地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路径、新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既不同于前30年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后30年的发展模式。这样，能否探索与提供较为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型发展模式，就成为检验当下我们总结与反思是否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与广度的一个尺度。
然而，毋庸讳言，在总结与反思6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长的过程中，就其实际的理论分析与诊断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真正遭遇的困境分析得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理想性与学术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展望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空间展现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术研究成果沉淀得少。之所以如此，严格地说，正是由于目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只是在知识增长意义上进行，缺乏深刻的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这是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最为缺失的一个方面。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知识体系，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之所在。如此在知识论的平台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的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背离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知识论的平台上来加以总结与反思，也就必然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看不到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能正视与诊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遭遇的真正危机。于是，在独白式思维支配与控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常常出现以“话语游戏”遮蔽真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前“失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矛盾与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困惑中遭遇多重质疑与诘难。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改变现有的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原则，强调深刻的问题诊断，纠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悖的价值原则与思维取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置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问题之中，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清醒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其次，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总结与反思后缺乏整体性的概括，由此，导致总结与反思要么依然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状况语焉不详的宏大叙事，要么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表象勾勒与描述，未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与实质变换的层面，未能真实地反映与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多元和多变特质所构成的研究生态。
不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范畴所蕴涵的内容是多维与多样的。这一特点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多样化的称谓即可得到印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即是“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和“生活哲学”等等，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性、多元性研究范式共在的学术生态。而每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称谓，以及由此所昭示的个性化研究范式，都以为真正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蕴涵，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支脉。同时每一称谓所表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解读框架，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理论实质与精神风格，这样，在客观上也就呈现与蕴含着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与研究领域与空间。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个性化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此，我们姑且不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换为以上那些特殊的称谓是否科学与恰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学界倾力从不同维度、不同界面、不同领域、围绕不同的主题而开启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严肃认真的研究，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千人一面”的单调状态，消解了“唯我独马”的单一研究和解读模式的权威性，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研究范式并在的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研究生态。这不仅深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客观上大大地推进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理论广度与生命力。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如此丰富的生态中，有的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正确而恰当地深化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研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有的研究及所得出的结论早已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界，有的则附加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新的”内容，如此等等就说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所坚持的原则以及研究的实际效果都显示出多样性的特征。
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化与多样化范式的实际，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60年的理论成就与发展态势，内在要求我们必须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即从这些不同称谓所展开的不同领域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揭示与把握其中的问题之生成与转换、理论演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确认不同研究范式的理论优势与特质，以及不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唯有如此，总结才不至于悬浮于具体的研究领域之上，过滤掉具体的问题研究，从而使总结显示出深刻的内在性特质和发展性品质。换句话说，真正有价值的总结，必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其理论在各个领域所实际取得的进展、尚存的问题，也就是说哪些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哪些是需要彼此协作进行深入探讨的，哪些理论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总结中必须明确，只有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原则、采取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明确什么样的研究主旨，才是真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才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一致的研究。这是“总结”能成为实质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由此来检讨当前的总结，也就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了。
第三，总结的视角单一，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协同展开。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就被忽略或被淡化了，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及现实的理论征服力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展现。就目前理论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反思的视角而言，主要侧重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执政党于不同历史阶段在具体的执政指导思想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强调“斗争哲学”向“发展哲学”与“和谐哲学”的转向。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间的逻辑统一，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不同时期的重大问题所作出的理论创新，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品质。应该说，这一总结与反思的视角，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现实生活实践的主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脉。但是，若仅仅停留或仅以此为唯一合法的总结，那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结与反思的理论空间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可能较为完整地反映与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实状况。由此，我们认为，完整的总结与反思，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现实和实践关系、理论自身成长与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文化语境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阵容内部的真实状况等等多维视角进行综合性的反思。从而形成多维度的“视界融合”。唯有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进路与嬗变态势才能真实地得以理论再现，从而也才能更真实地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得到较为准确的发掘。
具体来说，从理论与实际、实践的关系视角来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抓住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生活主题之间的互动性关系，方可真正解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内涵与精神实质，也才能在研究中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实践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观念自我演绎而构筑的观念哲学，而是始终围绕着现实生活主题、现实问题与矛盾而展开的批判性运动，从而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塑造新生活的价值取向。这样，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逻辑中，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就必将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诸多层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来具体研究。由此就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滞后性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深入现实生活，把握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尖锐的矛盾，作出真正的理论创新，真正凸显哲学引领与塑造新时代生活的功能与价值来。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比较视角来审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说无论从哲学研究范式、哲学话语方式以及哲学方法论层面，还是从其对现实生活问题意识的敏感性和诊断的深刻性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未能达到应有的哲学高度。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尚未达到以“哲学的方式”来反思与检讨自身历史性的变化过程，并由此促进自身理论自觉化程度的提升，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依然停留于对各种政治策略与方针政策的诠释范式中，而其所谓学术性的追求并未超越脱离现实的窠臼，并未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相对独立性与先行性特征，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就丧失或严重弱化了它本应具有的批判精神与强大的理论征服力，致使各种思潮在当代中国大行其道。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今依然仅在原则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并未深入而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之间如何实现、在哪些理论方面围绕着中国现实生活主题及其问题的变化实现了理论的有效整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之间依然处于二元分裂状态，搭建 的对话平台也依然是外在性的，这样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脱离中国文化语境，未能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传统中国哲学之间的有机整合，从而有力地催生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借以“国学热”的浪潮，大肆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应有的指导价值与功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众的文化意识中显得既空洞、苍白，又高高在上，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意识、哲学思维到哲学世界观都外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交往思维。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生命力的巨大挑战。
从以上几个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均未能充分实现它应有的理论目的。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依然被人们搁置于“意识形态”而“敬而远之”，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危机的隐性表达。这也是较为全景式地总结与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要深度关注的问题。
第四，总结未能充分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整体性理论贫困，尚未揭示研究中真正的问题——追问精神和理论创新能力的缺失，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研究实际存在的困境。面对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理应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难得的历史机遇与取得重大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由于整个理论准备与储备的不足，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面貌相似性多、雷同性强，整体抄袭性密度过高，理论创新的冲动与创新的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苛刻地说，若过滤掉从别的学科嫁接而来的研究范式、迁移而来的研究方法，剔除掉从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借用来的一些范畴或研究视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内容、新范式到底有多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自身的逻辑，显示出理论的自主性与自足性，凸显出理论的前瞻性与预见性。然而，近些年，在学术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纠缠中，较为普遍地误将学术化简单等同于精英化、将现实性与政治性等同于庸俗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大众化等同于初级化、漫画故事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在夹缝中诉求其正当性，而简单化与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与“研究”却不断地演绎出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整体贫困的境况。这样，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丧失了学术规范的状况下所展现出来的理论面貌与特征，往往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在这种缺乏真正学术规范性制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在低水平上复制，这不仅严重遮蔽了现实生活中的真问题，而且真问题不断被扭曲，更为严重的是真正的学术追思链条被整体性地忽略或切断。“回归生活世界”标识着哲学研究转向的宣言式主张。却一直只是停留于原则性的号召上，未能见到真正的落实。同时在“回归生活世界”转向的原则下，并未追问回到“谁的”生活世界、回到生活世界的“什么”、“如何”回到生活世界、“怎样才算?”回到生活世界，以及“为何”要回到生活世界等一系列问题。这样，一场浩荡的“回到生活世界”的哲学运动，至今依然未见有真正的有效成果出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乏深度追问的精神和学术病症，也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总结未能充分反映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本本”与“现实问题”之间的二难困境。应该说，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学、文本学研究，以及经典著作的深度耕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学术基础。建构了较为可靠的学术平台，这为我们完整而准确地把握、进而借鉴和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的理论资源、基本的理论观点、价值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互动性关系的内在需要而言，中国的文献学研究、文本学研究、以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依然需要我们花大力气、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否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不可能获得完备准确的理论之“脉”。这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纯”理论研究是全面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和格局的重要维度与前提条件。
然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而言，同样不可能忽略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实践中的“问题”诊断与研究，并实际地改变现实生活世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改造与建设生活世界的价值旨归。于此，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与改变现实功能的重要环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呈现出重“本本”和重“现实问题”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这两种取向进而演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派”与“实践派”，由此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深度差异性、甚至是对立性的学术研究格局。
就“理论派”而言，本质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教旨主义”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的理论命题与言说的问题路径为理论标本，对“中国特色”亦或“中国模式”、“中国问题”所承载和包容的具体内容加以特殊化，进而拒绝或弱化对“中国问题”的实质，从普遍交往的现代性视角、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交融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将“中国特色”误判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这样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有的理论结论，并将之教条化的取向，是切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之根的抽象化的学术之路，原则上是贯穿着先验主义的哲学精神。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悖的。
就“实践派”而言，本质上是借以凸显“中国问题”，强调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至上论的倾向。这一取向的症结在于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问题”本身并不是孤立生成的。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问题”，它不仅具有中国的特殊性。而且具有世界普遍性，由此，“实践派”以民族性、特殊性消解“中国问题”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在理论总结上。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现实实践经验的总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不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其本质是通过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彰显割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一脉相承的理论承接与开启关系。
严格地说，无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派”亦或“实践派”都是与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当代中国现实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总体的特征的。在思维方式上，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这一“本本”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一“现实问题”的关系简单化、对立化的二元主义。都严重地束缚和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理论应用性研究等不同层次，而这些不同层面的研究虽然在学术的具体规范性和要求上有别，但是整体上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遵循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基本规范，坚持生活第一性的价值宗旨，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才能在理论层面真实地体现或再现现实实践的问题，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总结与反思中，应该说未能突出揭示和概括出的问题，首先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误区和不科学，具体表现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除了上文提及的五个方面之外，还存在着诸如面对着当代社会价值愈来愈多元化的境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多样冲击和深层次危机、危机的缘由与实质，如何有效地应对危机等都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与探索：也尚未能从现代传播学的意义上，反思与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内部长期存在的积弊等等；未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大众化与学术化的内在矛盾关系本质上即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表征。而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而严重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活力的展现。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存在的实质及其根源，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矫正。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从总结方法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刻反思，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本质上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的确证，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逻辑的甄别与清理，是以“问题”为链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梳理，以及对所存在的困境探索，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为此，要求我们不仅在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视角等层面实现深刻的自我转换，而且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具的批判精神。只有这样，总结与反思，才能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开辟出新境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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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耿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