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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作为老北京“五坛”之一的先农坛，虽然曾经被冷落甚至淡忘，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先农坛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地位都不容抹杀。特别是在民国年间，先农坛以北京第二座平民公园的身份向市民开放，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成为老北京这座古城走向开放、文明和进步的象征。
自古以来中国以农业立国，历朝从皇帝到百姓，对土地和农耕都有着无比的尊崇，而先农坛就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先农、行耕藉礼之所，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比天坛还早18年，最早名叫山川坛，清朝改名先农坛。
先农坛占地1700亩，共有包括庆成宫、太岁殿、神厨、神仓和俱服殿在内的五组建筑群；另有四座坛台，分别是观耕台、先农坛、天神坛和地祇坛，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观耕台，因为观耕台南边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亩三分地”。
“一亩三分地”的正式名称应该叫藉耕田，是皇帝祭祀先农神之后亲自耕种的田地，明朝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详细记载了皇帝躬耕的情况。每年春分前后的一个良辰吉日，皇帝会率众臣驾临先农坛。顺天府事先准备好耕牛和农具，搭好五彩大棚，将藉耕田整成松软的沃土。皇帝来到后，换上飞金走银的皮弁服（皇帝躬耕时的专用服装）来到耕位，面南而立，在百官吟诵祝禾辞的伴奏下开始扶犁亲耕。顺天府府尹执鞭在牛旁，几位老农协助皇帝扶犁牵牛，在“一亩三分地”上耕犁几个来回（一般是三推三返），然后皇帝登上观耕台，观看众大臣和众老农扶犁继续耕耘播种。
清朝承袭明朝之制，顺治十一年恢复祭祀先农、行耕藉礼，而雍正皇帝对这一礼典极为重视，几乎每年都要驾临先农坛耕种，收获的庄稼可没人敢吃，择吉日藏入号称“天下第一仓”的先农坛神仓做祭祀之用。
乾隆皇帝下旨对先农坛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并广植松柏以利圣洁……虽然最高统治者贵为天子，但也扶犁亲耕，这使得各个阶层对农业都非常重视。由于雍正皇帝颁诏命全国各地设立先农坛，把对先农的祭祀变成国家祀典，所以各级官员就不必说了，就连百姓在春耕到来之前，也会在庙宇或宗祠中祭祀神农氏，祈佑五谷丰登。
从十九世纪中末期起，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朝自身统治的日趋没落，先农坛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丰采。皇帝不是以“木兰秋狝”之类的名义离开京城，就是因为年龄太小出不得皇城，尽管遣官致祭的过场还能走一走，但祭祀先农、行耕藉礼的制度日益弛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先农坛被美军占领成为兵营，太岁殿做了军队医院，神仓成为美军司令部，等到美军撤出时，这伙儿强盗将先农坛陈设的祭器洗劫一空。从此，这座古老的祭坛就一天天破败下去。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内务部成立礼俗司，统管清朝移交的皇家坛庙，并把坛庙管理所设置在先农坛的神仓里。那时的市民对皇家坛庙都有极大的好奇心，所以经常私自闯入游玩，而时论也呼吁对皇家坛庙早做开放，将其变成公园。民国政府开始动议筹办，还派出人员考察可行性，其中就包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他在日记中就曾记录，1912年6月14日这天“午后与梅君光羲、胡君玉措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1912年12月26日，为纪念民国成立一周年，民国政府内务部古物保存所宣布将天坛、先农坛开放十天。“是日各处一律开放，不售入场券，望中外男女各界随意观览”，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市民像潮水一样涌入，先农坛内万头攒动，观者如堵。《正宗爱国报》记载：“红男綠女，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其一种欢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态，实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殆所谓如鲫如蚁、车水马龙，不过如是也！”
正是这次为期十天的开放活动，让民国政府看到了市民对公园的渴求和期盼是何等的炽烈。特别是在社稷坛开放为中央公园之后，报章上的呼吁就更多了：“京都市内，面积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仅仅一处中央公园，实在不足供市民之需要。因为中央公园，设在前门里头，仅便于内城一带市民，而于南城外头，有城墙阻隔，终觉不便”。
而南城当时是市民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平常游玩只能去陶然亭逛逛，实在乏味。而包括周树人在内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员考察后，将目光对准了先农坛：“查南城一带，向以繁盛著称，惜所有名胜处，或辟在郊原，或囿于寺观，既无广大规模，复乏天然风景。详加审度，惟先农坛内，地势宏阔，庙宇崔嵬，老树蓊郁，杂花缤纷。其松柏之最古者，求之欧美各邦，殆不多觏，洵天然景物之大观，改建公园之上选也！”
1915年6月17日，在民国政府京都市政公所主持的选址、规划和修缮之后，北京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命名为先农坛公园，“入门票收铜元1枚，游览票收铜元5枚”。
先农坛公园陆续开设了荷花池和养鱼池，从避暑山庄运来140头驯鹿开辟为鹿苑，在太岁殿中设立了茶社，太岁殿前开辟了秋千圃和抛球场，还有书画社、书报社等休闲娱乐设施，而礼器陈列所则让市民可以了解古代祭祀先农、行耕藉礼的历史。“又于二道坛内，沿路两旁及正殿松林隙地，杂植花草，其东偏桃林一带，约八九亩，均划为陈列花卉之所，红紫纷披，最堪娱目。并于东隅隙地，另辟菜畦，篱豆花开，宛然村落，可以领略田家味。”
这样一个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符合现代公园的规划设计，无疑大受市民欢迎，而且先农坛公园还不时放映电影和烟花，“先农坛的焰火”很快成为京都一景。不久之后，随着先农坛的外墙被拆除，先农坛北部和先农坛合并为一处“城南公园”，溜冰场、图书馆等也都开办了起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中的一个统计，可以说明先农坛公园的盛景：民国初年，1枚银元能换130～140枚铜元，先农坛公园收费一共才6枚铜元，而当时的民国政府京都市政公所，每年仅靠先农坛公园的门票和土地租金两项，就可以获得8000枚银元的收入。
皇帝种的粮食给谁吃
自古以来中国以农业立国，历朝从皇帝到百姓，对土地和农耕都有着无比的尊崇，而先农坛就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先农、行耕藉礼之所，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比天坛还早18年，最早名叫山川坛，清朝改名先农坛。
先农坛占地1700亩，共有包括庆成宫、太岁殿、神厨、神仓和俱服殿在内的五组建筑群；另有四座坛台，分别是观耕台、先农坛、天神坛和地祇坛，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观耕台，因为观耕台南边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亩三分地”。
“一亩三分地”的正式名称应该叫藉耕田，是皇帝祭祀先农神之后亲自耕种的田地，明朝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详细记载了皇帝躬耕的情况。每年春分前后的一个良辰吉日，皇帝会率众臣驾临先农坛。顺天府事先准备好耕牛和农具，搭好五彩大棚，将藉耕田整成松软的沃土。皇帝来到后，换上飞金走银的皮弁服（皇帝躬耕时的专用服装）来到耕位，面南而立，在百官吟诵祝禾辞的伴奏下开始扶犁亲耕。顺天府府尹执鞭在牛旁，几位老农协助皇帝扶犁牵牛，在“一亩三分地”上耕犁几个来回（一般是三推三返），然后皇帝登上观耕台，观看众大臣和众老农扶犁继续耕耘播种。
清朝承袭明朝之制，顺治十一年恢复祭祀先农、行耕藉礼，而雍正皇帝对这一礼典极为重视，几乎每年都要驾临先农坛耕种，收获的庄稼可没人敢吃，择吉日藏入号称“天下第一仓”的先农坛神仓做祭祀之用。
乾隆皇帝下旨对先农坛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并广植松柏以利圣洁……虽然最高统治者贵为天子，但也扶犁亲耕，这使得各个阶层对农业都非常重视。由于雍正皇帝颁诏命全国各地设立先农坛，把对先农的祭祀变成国家祀典，所以各级官员就不必说了，就连百姓在春耕到来之前，也会在庙宇或宗祠中祭祀神农氏，祈佑五谷丰登。
从十九世纪中末期起，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朝自身统治的日趋没落，先农坛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丰采。皇帝不是以“木兰秋狝”之类的名义离开京城，就是因为年龄太小出不得皇城，尽管遣官致祭的过场还能走一走，但祭祀先农、行耕藉礼的制度日益弛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先农坛被美军占领成为兵营，太岁殿做了军队医院，神仓成为美军司令部，等到美军撤出时，这伙儿强盗将先农坛陈设的祭器洗劫一空。从此，这座古老的祭坛就一天天破败下去。
鲁迅“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内务部成立礼俗司，统管清朝移交的皇家坛庙，并把坛庙管理所设置在先农坛的神仓里。那时的市民对皇家坛庙都有极大的好奇心，所以经常私自闯入游玩，而时论也呼吁对皇家坛庙早做开放，将其变成公园。民国政府开始动议筹办，还派出人员考察可行性，其中就包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他在日记中就曾记录，1912年6月14日这天“午后与梅君光羲、胡君玉措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1912年12月26日，为纪念民国成立一周年，民国政府内务部古物保存所宣布将天坛、先农坛开放十天。“是日各处一律开放，不售入场券，望中外男女各界随意观览”，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市民像潮水一样涌入，先农坛内万头攒动，观者如堵。《正宗爱国报》记载：“红男綠女，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其一种欢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态，实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殆所谓如鲫如蚁、车水马龙，不过如是也！”
正是这次为期十天的开放活动，让民国政府看到了市民对公园的渴求和期盼是何等的炽烈。特别是在社稷坛开放为中央公园之后，报章上的呼吁就更多了：“京都市内，面积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仅仅一处中央公园，实在不足供市民之需要。因为中央公园，设在前门里头，仅便于内城一带市民，而于南城外头，有城墙阻隔，终觉不便”。
而南城当时是市民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平常游玩只能去陶然亭逛逛，实在乏味。而包括周树人在内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员考察后，将目光对准了先农坛：“查南城一带，向以繁盛著称，惜所有名胜处，或辟在郊原，或囿于寺观，既无广大规模，复乏天然风景。详加审度，惟先农坛内，地势宏阔，庙宇崔嵬，老树蓊郁，杂花缤纷。其松柏之最古者，求之欧美各邦，殆不多觏，洵天然景物之大观，改建公园之上选也！”
1915年6月17日，在民国政府京都市政公所主持的选址、规划和修缮之后，北京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命名为先农坛公园，“入门票收铜元1枚，游览票收铜元5枚”。
先农坛公园陆续开设了荷花池和养鱼池，从避暑山庄运来140头驯鹿开辟为鹿苑，在太岁殿中设立了茶社，太岁殿前开辟了秋千圃和抛球场，还有书画社、书报社等休闲娱乐设施，而礼器陈列所则让市民可以了解古代祭祀先农、行耕藉礼的历史。“又于二道坛内，沿路两旁及正殿松林隙地，杂植花草，其东偏桃林一带，约八九亩，均划为陈列花卉之所，红紫纷披，最堪娱目。并于东隅隙地，另辟菜畦，篱豆花开，宛然村落，可以领略田家味。”
这样一个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符合现代公园的规划设计，无疑大受市民欢迎，而且先农坛公园还不时放映电影和烟花，“先农坛的焰火”很快成为京都一景。不久之后，随着先农坛的外墙被拆除，先农坛北部和先农坛合并为一处“城南公园”，溜冰场、图书馆等也都开办了起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中的一个统计，可以说明先农坛公园的盛景：民国初年，1枚银元能换130～140枚铜元，先农坛公园收费一共才6枚铜元，而当时的民国政府京都市政公所，每年仅靠先农坛公园的门票和土地租金两项，就可以获得8000枚银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