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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作为老北京“五坛”之一的先农坛,虽然曾经被冷落甚至淡忘,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先农坛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地位都不容抹杀。特别是在民国年间,先农坛以北京第二座平民公园的身份向市民开放,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成为老北京这座古城走向开放、文明和进步的象征。
自古以来中国以农业立国,历朝从皇帝到百姓,对土地和农耕都有着无比的尊崇,而先农坛就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先农、行耕藉礼之所,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比天坛还早18年,最早名叫山川坛,清朝改名先农坛。
先农坛占地1700亩,共有包括庆成宫、太岁殿、神厨、神仓和俱服殿在内的五组建筑群;另有四座坛台,分别是观耕台、先农坛、天神坛和地祇坛,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观耕台,因为观耕台南边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亩三分地”。
“一亩三分地”的正式名称应该叫藉耕田,是皇帝祭祀先农神之后亲自耕种的田地,明朝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详细记载了皇帝躬耕的情况。每年春分前后的一个良辰吉日,皇帝会率众臣驾临先农坛。顺天府事先准备好耕牛和农具,搭好五彩大棚,将藉耕田整成松软的沃土。皇帝来到后,换上飞金走银的皮弁服(皇帝躬耕时的专用服装)来到耕位,面南而立,在百官吟诵祝禾辞的伴奏下开始扶犁亲耕。顺天府府尹执鞭在牛旁,几位老农协助皇帝扶犁牵牛,在“一亩三分地”上耕犁几个来回(一般是三推三返),然后皇帝登上观耕台,观看众大臣和众老农扶犁继续耕耘播种。
清朝承袭明朝之制,顺治十一年恢复祭祀先农、行耕藉礼,而雍正皇帝对这一礼典极为重视,几乎每年都要驾临先农坛耕种,收获的庄稼可没人敢吃,择吉日藏入号称“天下第一仓”的先农坛神仓做祭祀之用。
乾隆皇帝下旨对先农坛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并广植松柏以利圣洁……虽然最高统治者贵为天子,但也扶犁亲耕,这使得各个阶层对农业都非常重视。由于雍正皇帝颁诏命全国各地设立先农坛,把对先农的祭祀变成国家祀典,所以各级官员就不必说了,就连百姓在春耕到来之前,也会在庙宇或宗祠中祭祀神农氏,祈佑五谷丰登。
从十九世纪中末期起,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朝自身统治的日趋没落,先农坛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丰采。皇帝不是以“木兰秋狝”之类的名义离开京城,就是因为年龄太小出不得皇城,尽管遣官致祭的过场还能走一走,但祭祀先农、行耕藉礼的制度日益弛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先农坛被美军占领成为兵营,太岁殿做了军队医院,神仓成为美军司令部,等到美军撤出时,这伙儿强盗将先农坛陈设的祭器洗劫一空。从此,这座古老的祭坛就一天天破败下去。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内务部成立礼俗司,统管清朝移交的皇家坛庙,并把坛庙管理所设置在先农坛的神仓里。那时的市民对皇家坛庙都有极大的好奇心,所以经常私自闯入游玩,而时论也呼吁对皇家坛庙早做开放,将其变成公园。民国政府开始动议筹办,还派出人员考察可行性,其中就包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他在日记中就曾记录,1912年6月14日这天“午后与梅君光羲、胡君玉措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1912年12月26日,为纪念民国成立一周年,民国政府内务部古物保存所宣布将天坛、先农坛开放十天。“是日各处一律开放,不售入场券,望中外男女各界随意观览”,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市民像潮水一样涌入,先农坛内万头攒动,观者如堵。《正宗爱国报》记载:“红男綠女,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其一种欢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态,实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殆所谓如鲫如蚁、车水马龙,不过如是也!”
正是这次为期十天的开放活动,让民国政府看到了市民对公园的渴求和期盼是何等的炽烈。特别是在社稷坛开放为中央公园之后,报章上的呼吁就更多了:“京都市内,面积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仅仅一处中央公园,实在不足供市民之需要。因为中央公园,设在前门里头,仅便于内城一带市民,而于南城外头,有城墙阻隔,终觉不便”。
而南城当时是市民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平常游玩只能去陶然亭逛逛,实在乏味。而包括周树人在内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员考察后,将目光对准了先农坛:“查南城一带,向以繁盛著称,惜所有名胜处,或辟在郊原,或囿于寺观,既无广大规模,复乏天然风景。详加审度,惟先农坛内,地势宏阔,庙宇崔嵬,老树蓊郁,杂花缤纷。其松柏之最古者,求之欧美各邦,殆不多觏,洵天然景物之大观,改建公园之上选也!”
1915年6月17日,在民国政府京都市政公所主持的选址、规划和修缮之后,北京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命名为先农坛公园,“入门票收铜元1枚,游览票收铜元5枚”。
先农坛公园陆续开设了荷花池和养鱼池,从避暑山庄运来140头驯鹿开辟为鹿苑,在太岁殿中设立了茶社,太岁殿前开辟了秋千圃和抛球场,还有书画社、书报社等休闲娱乐设施,而礼器陈列所则让市民可以了解古代祭祀先农、行耕藉礼的历史。“又于二道坛内,沿路两旁及正殿松林隙地,杂植花草,其东偏桃林一带,约八九亩,均划为陈列花卉之所,红紫纷披,最堪娱目。并于东隅隙地,另辟菜畦,篱豆花开,宛然村落,可以领略田家味。”
这样一个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符合现代公园的规划设计,无疑大受市民欢迎,而且先农坛公园还不时放映电影和烟花,“先农坛的焰火”很快成为京都一景。不久之后,随着先农坛的外墙被拆除,先农坛北部和先农坛合并为一处“城南公园”,溜冰场、图书馆等也都开办了起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中的一个统计,可以说明先农坛公园的盛景:民国初年,1枚银元能换130~140枚铜元,先农坛公园收费一共才6枚铜元,而当时的民国政府京都市政公所,每年仅靠先农坛公园的门票和土地租金两项,就可以获得8000枚银元的收入。
皇帝种的粮食给谁吃
自古以来中国以农业立国,历朝从皇帝到百姓,对土地和农耕都有着无比的尊崇,而先农坛就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先农、行耕藉礼之所,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比天坛还早18年,最早名叫山川坛,清朝改名先农坛。
先农坛占地1700亩,共有包括庆成宫、太岁殿、神厨、神仓和俱服殿在内的五组建筑群;另有四座坛台,分别是观耕台、先农坛、天神坛和地祇坛,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观耕台,因为观耕台南边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亩三分地”。
“一亩三分地”的正式名称应该叫藉耕田,是皇帝祭祀先农神之后亲自耕种的田地,明朝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详细记载了皇帝躬耕的情况。每年春分前后的一个良辰吉日,皇帝会率众臣驾临先农坛。顺天府事先准备好耕牛和农具,搭好五彩大棚,将藉耕田整成松软的沃土。皇帝来到后,换上飞金走银的皮弁服(皇帝躬耕时的专用服装)来到耕位,面南而立,在百官吟诵祝禾辞的伴奏下开始扶犁亲耕。顺天府府尹执鞭在牛旁,几位老农协助皇帝扶犁牵牛,在“一亩三分地”上耕犁几个来回(一般是三推三返),然后皇帝登上观耕台,观看众大臣和众老农扶犁继续耕耘播种。
清朝承袭明朝之制,顺治十一年恢复祭祀先农、行耕藉礼,而雍正皇帝对这一礼典极为重视,几乎每年都要驾临先农坛耕种,收获的庄稼可没人敢吃,择吉日藏入号称“天下第一仓”的先农坛神仓做祭祀之用。
乾隆皇帝下旨对先农坛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并广植松柏以利圣洁……虽然最高统治者贵为天子,但也扶犁亲耕,这使得各个阶层对农业都非常重视。由于雍正皇帝颁诏命全国各地设立先农坛,把对先农的祭祀变成国家祀典,所以各级官员就不必说了,就连百姓在春耕到来之前,也会在庙宇或宗祠中祭祀神农氏,祈佑五谷丰登。
从十九世纪中末期起,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朝自身统治的日趋没落,先农坛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丰采。皇帝不是以“木兰秋狝”之类的名义离开京城,就是因为年龄太小出不得皇城,尽管遣官致祭的过场还能走一走,但祭祀先农、行耕藉礼的制度日益弛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先农坛被美军占领成为兵营,太岁殿做了军队医院,神仓成为美军司令部,等到美军撤出时,这伙儿强盗将先农坛陈设的祭器洗劫一空。从此,这座古老的祭坛就一天天破败下去。
鲁迅“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内务部成立礼俗司,统管清朝移交的皇家坛庙,并把坛庙管理所设置在先农坛的神仓里。那时的市民对皇家坛庙都有极大的好奇心,所以经常私自闯入游玩,而时论也呼吁对皇家坛庙早做开放,将其变成公园。民国政府开始动议筹办,还派出人员考察可行性,其中就包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他在日记中就曾记录,1912年6月14日这天“午后与梅君光羲、胡君玉措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1912年12月26日,为纪念民国成立一周年,民国政府内务部古物保存所宣布将天坛、先农坛开放十天。“是日各处一律开放,不售入场券,望中外男女各界随意观览”,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市民像潮水一样涌入,先农坛内万头攒动,观者如堵。《正宗爱国报》记载:“红男綠女,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其一种欢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态,实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殆所谓如鲫如蚁、车水马龙,不过如是也!”
正是这次为期十天的开放活动,让民国政府看到了市民对公园的渴求和期盼是何等的炽烈。特别是在社稷坛开放为中央公园之后,报章上的呼吁就更多了:“京都市内,面积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仅仅一处中央公园,实在不足供市民之需要。因为中央公园,设在前门里头,仅便于内城一带市民,而于南城外头,有城墙阻隔,终觉不便”。
而南城当时是市民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平常游玩只能去陶然亭逛逛,实在乏味。而包括周树人在内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员考察后,将目光对准了先农坛:“查南城一带,向以繁盛著称,惜所有名胜处,或辟在郊原,或囿于寺观,既无广大规模,复乏天然风景。详加审度,惟先农坛内,地势宏阔,庙宇崔嵬,老树蓊郁,杂花缤纷。其松柏之最古者,求之欧美各邦,殆不多觏,洵天然景物之大观,改建公园之上选也!”
1915年6月17日,在民国政府京都市政公所主持的选址、规划和修缮之后,北京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命名为先农坛公园,“入门票收铜元1枚,游览票收铜元5枚”。
先农坛公园陆续开设了荷花池和养鱼池,从避暑山庄运来140头驯鹿开辟为鹿苑,在太岁殿中设立了茶社,太岁殿前开辟了秋千圃和抛球场,还有书画社、书报社等休闲娱乐设施,而礼器陈列所则让市民可以了解古代祭祀先农、行耕藉礼的历史。“又于二道坛内,沿路两旁及正殿松林隙地,杂植花草,其东偏桃林一带,约八九亩,均划为陈列花卉之所,红紫纷披,最堪娱目。并于东隅隙地,另辟菜畦,篱豆花开,宛然村落,可以领略田家味。”
这样一个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符合现代公园的规划设计,无疑大受市民欢迎,而且先农坛公园还不时放映电影和烟花,“先农坛的焰火”很快成为京都一景。不久之后,随着先农坛的外墙被拆除,先农坛北部和先农坛合并为一处“城南公园”,溜冰场、图书馆等也都开办了起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中的一个统计,可以说明先农坛公园的盛景:民国初年,1枚银元能换130~140枚铜元,先农坛公园收费一共才6枚铜元,而当时的民国政府京都市政公所,每年仅靠先农坛公园的门票和土地租金两项,就可以获得8000枚银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