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萧红在小说中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与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的痛苦、心灵与肉体的折磨等多重层面展示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生存真相与悲剧命运,并且多方面深刻挖掘女性悲剧的根源。萧红小说的“女性关怀”命题,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萧红;女性关怀;男权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82-03
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始终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而女性则是沉寂的,是一个被奴役、被无视的群体。只有到了近代,妇女解放的话题才被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变革,是与中国女性的“浮出”密不可分的。她们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感应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逐步觉醒,从男性世界的阴影中挣脱出来,开始开口说话,拿起笔,把自己写进文本。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如庐隐、冯沅君、凌淑华、丁玲等。萧红也是其中的一位,她们决然地拿起笔,以清醒的女性意识书写女性,开拓了我国20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
在20世纪的女性作家群中。萧红却与其他人有着特别的不同。萧红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生前她家久盼儿子以继承香火。她的降临使家人无比失望。女儿身带给她与生俱来的不幸。除了祖父的惟一关爱外,她倍受歧视与冷眼、束缚与压抑。在新的思想文化力量支撑下,为了争取人生自由与婚姻自由,她拼命挣脱家庭枷锁,却设父永远开除祖籍;为争取幸福,未满20岁却连遭两次毁灭性的情感打击。作为一个女性,她承受了传统社会、时代生活以及女性自身带给一个女人的所有不幸。这些都是其他女性作家所不曾遭遇的。但萧红是倔强的,她不甘示弱‘,在寂寞的生活中,对女性的境况进行着沉痛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在萧红的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更强烈,“女性关怀”最执著。
萧红从1933年开始文学创作,到1941年病逝,在不到10年的文学生涯中,她是以小说《王阿嫂的死》始,以小说《小城三月》而终的,其中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以及给她带来巨大成功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中长篇小说。在大部分小说文本中,萧红始终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着她独特的“女性关怀”。从一开始,她就把笔触伸向中国的最下层社会,关注最普通的广大女性的生存状态,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与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的痛苦、心灵与肉体的折磨等多重层面展示中国广大妇女的生存真相。其大部分作品都以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女性悲剧为重要内容或直接以女性为主角,笔触涉及了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各类女性的悲剧她都有所表现,并且还剖析了女性悲剧的根源。
一、萧红小说对女性生存本相的展示
萧红写得最多也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女性生命的卑微、渺小、毫无价值,是女性身为女性的种种困难,从多方面展示女性的生存本相。
(一)爱情空缺
爱情是文学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也是“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作品中描写最多的内容。但我们在阅读萧红小说时不难发现。萧红却偏偏避开了它,所有女性的爱情都是空缺的,不谈爱情竟成为她小说的一个特点。萧红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中,主人公翠姨是作家着力描写的女性,这位美丽娴静的姑娘朦胧的性爱意识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的封建文化压抑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一切处在默默无言中,结果当然是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无望中只有以沉默表示对抗,同时也以沉默扼杀了自己的感情,最后郁郁而死。生活环境比较优裕的翠姨的爱情尚且如此空缺,那些《生死场》中“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下层女性更不必说,金枝怀着少女的柔情爱着成业,得到的只是动物性野蛮的占有,她只是男人发泄欲望的工具,根本没有爱情可言;村中最美丽的月英就连丈夫的同情心与温情都得不到,更不用说爱情二字;麻面婆更是男人吆喝的对象,与奴隶无二,更不配谈爱情……在漫长的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是天然的不幸者。萧红笔下的女性更是如此,她们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价值,谈爱情未免太奢侈、太不现实了。所以,对女性而言,爱情只能是一个沉默的缺席者。萧红之所以关注并表现女性爱情的空缺,这是她在遭遇爱情的切肤之痛后,痛定思痛,对爱情所做的深刻体验与思考。
(二)生育苦难
在表现女性的生存真相时,萧红着意描写了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在《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将经久不忘的自身经验填充其间,以滞重之笔描绘了农妇们所受的这一“刑罚”。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禁不住哭闹:“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割开吧。”金枝也未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五姑姑的姐姐的经历最为可怖,“赤身是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这位“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都没能逃脱生育带给她们的死亡。这里,生育对于处在苦境中的女性来说,不仅不是一件值得骄傲与喜悦的幸事,反而成了她们沉重人生中的又一大痛苦与灾难。那血光与死亡昭示着女人面对的是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她们怀孕与生产时受不到呵护照顾。反而得到的是男人的蔑视与欺压。男人一看见女人生产就反感,用长烟袋砸向女人,把冷水泼向女人,仿佛女人怀孕、生育与他们无关,男人在这里失掉了人性,女人们却因为男人失掉人性而受苦受罪。我们还注意到,萧红在写女性的“刑罚”的同时,还写到了鸟类及狗、猪等动物繁殖、情景,从中我们不仅看到“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表象,而且也看到生育这一本来是女人的创造性业绩,却只停留在动物的水平面上和女性身为女性完全失掉了人格、尊严与价值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其中隐藏着作家深深的思索与愤愤不平。
(三)生存悲剧
萧红在小说中集中关注着女性,悲悯着女性,除了对女性爱情缺失、生育苦难的关怀之外,她还直面着女性其他种种生存悲剧。《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在丈夫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当逃兵被抓去枪毙后,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饱尝了孤儿寡母的痛苦酸辛;《桥》中的黄良子,追于生活给别人当保姆,对自己的孩子却不能给以母爱的温情,亲生儿子在无人呵护照看的情况下掉进水里活活淹死:《山下》中的林姑娘母女,被丈夫和父亲遗弃,整天辛辛苦苦也无法保证基本的温饱;《手》中的王亚明因出身卑微,两手黑污,受到人们的歧视凌辱,最终只有放弃受教育的权利。整部《生死场》可以说是用女人的呻吟和血泪谱写的一首凄婉的歌。每个女人,无论老少美丑,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血泪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老王婆一生中经历的折磨与苦难数也数 不清,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女人悲剧命运的缩影:金枝怀着少女的柔情爱着成业,而成业却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金枝未婚先孕屈辱地嫁给了成业,出嫁才几个月成业就已经对金枝厌倦了。无一点温情可言;而小金枝就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出生才一个月,就被父亲活活地摔死,埋在乱坟岗上,被野狗撕扯得什么也没剩下;丑陋的麻面婆像动物似地活着,受尽凌辱嘲弄,即使是最不像男人的二里半,也能在这个老婆面前大耍男人的威风,她除了软弱的哭叫别无他法;月英是打渔村最漂亮的女人,但其命运并没有因为美貌而改变多少,却更加悲惨,生病后,丈夫不给她吃、不给她喝,打她、骂她,甚至把床上的棉被都拿走,让下身腐烂长蛆的她卧在一堆烂砖上,整夜疼痛哀叫到天明,最后死在了冷漠与病痛中。萧红通过这些惨不可言的血腥画面,揭示出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在萧红眼里,中国女性活着像猪狗一样卑贱沉重,像草芥一样渺小低贱,死去则如蚂蚁似的无声无息,无论生或死,她们都毫无价值可言。
(四)战争的创伤
通过战争表现女性的创伤,也是萧红“女性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特点。女性在社会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倘若遇上战争,她们将会更加不幸。萧红在她的小说中。尤其是在《生死场》中,将时代内容与“女性关怀”结合起来,写了战争中女性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与灾难。萧红之所以写战争中女性的惨状,其中渗透着她对女人与战争、与国家、与民族关系的思考,战争中女人的不幸,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不幸,“在萧红看来,女人本身的苦难,女人的生命体验是与全人类的苦难及其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关注女人就是关注人类,女人如果不能从被奴役被损害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全人类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
二、萧红小说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挖掘
萧红除了对女性生存本相的展示与对女性所受的种种苦难的描写外,还对嫩草命运做了深刻思考,对女性悲剧根源进行了深入挖掘。这是萧红小说“女性关怀”的另一方面内容。当然,女性悲剧的根源绝不是单纯的,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社会、文化、经济、战争的,又有女性自身方面的原因。正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才有林姑娘母女的衣食无保,黄良子与亲生儿子的分离;正因为战争的原因,才有金枝等人的流落街头;正因为女性自身生理特点的因素,才有女性独有的生育苦难。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是全面的、深刻的,本文从社会、文化心理、女性个人方面分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在小说文本中。萧红以大量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片段,揭示出中国女性最直接也最深刻的悲剧根源是男性的压迫与奴役。在萧红看来,女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悲剧命运,这是千百年来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的权威、女人的卑下是无处不在的,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就写到了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庙中的神像塑造以及人们对男女神像的态度都是截然不同的。神像如此,现实生活中的妇女更是如此,《生死场》中的金枝、月英、王姑姑的姐姐、麻面婆等每天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于男人的奴役与伤害,男权中心社会赋予任何一个男人统治压迫女人的天生权利,男人是女人受罪的一个原因,这就是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一个深刻思考与揭示。
萧红并没有仅从社会这一客观原因来挖掘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文化心理与女性个人的原因。千百年来,女人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三从四德、奴颜婢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婆婆。她只不过是按照传统的老规矩办事。她只知道不打不骂是不会“规矩”出一个好人来,因此,对于小团圆媳妇狠狠骂、狠狠打,打出毛病后却又为她花大钱跳大神驱鬼治病,但结果却把她送到了死路上。这其中围观的女人们的推波助澜更是不容忽视的,她们与那位婆婆一样,本性是善良的,并不想害人,但在封建思想的毒化下,她们的心已经死了,在摧残一个生命时,她们是无意识的,她们只是不能违背传统习惯的人。这是男权文化的可恶、封建文化的可恶,萧红以她的深刻与清醒解释了这一点。
在小说《小城三月》里,更渗透着萧红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深刻反省。翠姨作为一个温婉内向的女性,其身上体现了男权意识、男权审美规范对她的塑造与约束。她的娴熟、文雅、宁静、平和都符合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她的沉默与内向更是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结果。翠姨的悲剧不仅是社会历史的悲剧,更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封建礼教已经使她不敢有七情六欲,更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拼命压抑、摧残自己以求速死。直到死她也不肯说出自己的心事,人们也无从知道她的真正死因,正是封建礼教塑造了她软弱的性格,她甘心听从命运的摆布,不敢也不会争得自己做人的权利。
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萧红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中国女性。真正自觉地为最广大下层妇女代言的女作家,也是自始至终关注并表现普通女性的人生悲剧,发出清醒、透彻、深刻的女性之声的作家。这也正好显示出萧红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宏观角度看,她执著于“女性关怀”无非是想争取女性话语权利,建构女性话语体系。反抗男权中心社会与男性话语,唤起所有女性的醒悟与自觉,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地位,这与20世纪女性解放潮流的步调是统一的。
[关键词]萧红;女性关怀;男权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82-03
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始终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而女性则是沉寂的,是一个被奴役、被无视的群体。只有到了近代,妇女解放的话题才被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变革,是与中国女性的“浮出”密不可分的。她们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感应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逐步觉醒,从男性世界的阴影中挣脱出来,开始开口说话,拿起笔,把自己写进文本。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如庐隐、冯沅君、凌淑华、丁玲等。萧红也是其中的一位,她们决然地拿起笔,以清醒的女性意识书写女性,开拓了我国20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
在20世纪的女性作家群中。萧红却与其他人有着特别的不同。萧红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生前她家久盼儿子以继承香火。她的降临使家人无比失望。女儿身带给她与生俱来的不幸。除了祖父的惟一关爱外,她倍受歧视与冷眼、束缚与压抑。在新的思想文化力量支撑下,为了争取人生自由与婚姻自由,她拼命挣脱家庭枷锁,却设父永远开除祖籍;为争取幸福,未满20岁却连遭两次毁灭性的情感打击。作为一个女性,她承受了传统社会、时代生活以及女性自身带给一个女人的所有不幸。这些都是其他女性作家所不曾遭遇的。但萧红是倔强的,她不甘示弱‘,在寂寞的生活中,对女性的境况进行着沉痛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在萧红的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更强烈,“女性关怀”最执著。
萧红从1933年开始文学创作,到1941年病逝,在不到10年的文学生涯中,她是以小说《王阿嫂的死》始,以小说《小城三月》而终的,其中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以及给她带来巨大成功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中长篇小说。在大部分小说文本中,萧红始终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着她独特的“女性关怀”。从一开始,她就把笔触伸向中国的最下层社会,关注最普通的广大女性的生存状态,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与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的痛苦、心灵与肉体的折磨等多重层面展示中国广大妇女的生存真相。其大部分作品都以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女性悲剧为重要内容或直接以女性为主角,笔触涉及了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各类女性的悲剧她都有所表现,并且还剖析了女性悲剧的根源。
一、萧红小说对女性生存本相的展示
萧红写得最多也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女性生命的卑微、渺小、毫无价值,是女性身为女性的种种困难,从多方面展示女性的生存本相。
(一)爱情空缺
爱情是文学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也是“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作品中描写最多的内容。但我们在阅读萧红小说时不难发现。萧红却偏偏避开了它,所有女性的爱情都是空缺的,不谈爱情竟成为她小说的一个特点。萧红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中,主人公翠姨是作家着力描写的女性,这位美丽娴静的姑娘朦胧的性爱意识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的封建文化压抑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一切处在默默无言中,结果当然是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无望中只有以沉默表示对抗,同时也以沉默扼杀了自己的感情,最后郁郁而死。生活环境比较优裕的翠姨的爱情尚且如此空缺,那些《生死场》中“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下层女性更不必说,金枝怀着少女的柔情爱着成业,得到的只是动物性野蛮的占有,她只是男人发泄欲望的工具,根本没有爱情可言;村中最美丽的月英就连丈夫的同情心与温情都得不到,更不用说爱情二字;麻面婆更是男人吆喝的对象,与奴隶无二,更不配谈爱情……在漫长的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是天然的不幸者。萧红笔下的女性更是如此,她们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价值,谈爱情未免太奢侈、太不现实了。所以,对女性而言,爱情只能是一个沉默的缺席者。萧红之所以关注并表现女性爱情的空缺,这是她在遭遇爱情的切肤之痛后,痛定思痛,对爱情所做的深刻体验与思考。
(二)生育苦难
在表现女性的生存真相时,萧红着意描写了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在《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将经久不忘的自身经验填充其间,以滞重之笔描绘了农妇们所受的这一“刑罚”。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禁不住哭闹:“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割开吧。”金枝也未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五姑姑的姐姐的经历最为可怖,“赤身是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这位“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都没能逃脱生育带给她们的死亡。这里,生育对于处在苦境中的女性来说,不仅不是一件值得骄傲与喜悦的幸事,反而成了她们沉重人生中的又一大痛苦与灾难。那血光与死亡昭示着女人面对的是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她们怀孕与生产时受不到呵护照顾。反而得到的是男人的蔑视与欺压。男人一看见女人生产就反感,用长烟袋砸向女人,把冷水泼向女人,仿佛女人怀孕、生育与他们无关,男人在这里失掉了人性,女人们却因为男人失掉人性而受苦受罪。我们还注意到,萧红在写女性的“刑罚”的同时,还写到了鸟类及狗、猪等动物繁殖、情景,从中我们不仅看到“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表象,而且也看到生育这一本来是女人的创造性业绩,却只停留在动物的水平面上和女性身为女性完全失掉了人格、尊严与价值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其中隐藏着作家深深的思索与愤愤不平。
(三)生存悲剧
萧红在小说中集中关注着女性,悲悯着女性,除了对女性爱情缺失、生育苦难的关怀之外,她还直面着女性其他种种生存悲剧。《王阿嫂的死》中的王阿嫂,在丈夫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当逃兵被抓去枪毙后,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饱尝了孤儿寡母的痛苦酸辛;《桥》中的黄良子,追于生活给别人当保姆,对自己的孩子却不能给以母爱的温情,亲生儿子在无人呵护照看的情况下掉进水里活活淹死:《山下》中的林姑娘母女,被丈夫和父亲遗弃,整天辛辛苦苦也无法保证基本的温饱;《手》中的王亚明因出身卑微,两手黑污,受到人们的歧视凌辱,最终只有放弃受教育的权利。整部《生死场》可以说是用女人的呻吟和血泪谱写的一首凄婉的歌。每个女人,无论老少美丑,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血泪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老王婆一生中经历的折磨与苦难数也数 不清,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女人悲剧命运的缩影:金枝怀着少女的柔情爱着成业,而成业却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金枝未婚先孕屈辱地嫁给了成业,出嫁才几个月成业就已经对金枝厌倦了。无一点温情可言;而小金枝就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出生才一个月,就被父亲活活地摔死,埋在乱坟岗上,被野狗撕扯得什么也没剩下;丑陋的麻面婆像动物似地活着,受尽凌辱嘲弄,即使是最不像男人的二里半,也能在这个老婆面前大耍男人的威风,她除了软弱的哭叫别无他法;月英是打渔村最漂亮的女人,但其命运并没有因为美貌而改变多少,却更加悲惨,生病后,丈夫不给她吃、不给她喝,打她、骂她,甚至把床上的棉被都拿走,让下身腐烂长蛆的她卧在一堆烂砖上,整夜疼痛哀叫到天明,最后死在了冷漠与病痛中。萧红通过这些惨不可言的血腥画面,揭示出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在萧红眼里,中国女性活着像猪狗一样卑贱沉重,像草芥一样渺小低贱,死去则如蚂蚁似的无声无息,无论生或死,她们都毫无价值可言。
(四)战争的创伤
通过战争表现女性的创伤,也是萧红“女性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特点。女性在社会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倘若遇上战争,她们将会更加不幸。萧红在她的小说中。尤其是在《生死场》中,将时代内容与“女性关怀”结合起来,写了战争中女性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与灾难。萧红之所以写战争中女性的惨状,其中渗透着她对女人与战争、与国家、与民族关系的思考,战争中女人的不幸,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不幸,“在萧红看来,女人本身的苦难,女人的生命体验是与全人类的苦难及其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关注女人就是关注人类,女人如果不能从被奴役被损害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全人类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
二、萧红小说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挖掘
萧红除了对女性生存本相的展示与对女性所受的种种苦难的描写外,还对嫩草命运做了深刻思考,对女性悲剧根源进行了深入挖掘。这是萧红小说“女性关怀”的另一方面内容。当然,女性悲剧的根源绝不是单纯的,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社会、文化、经济、战争的,又有女性自身方面的原因。正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才有林姑娘母女的衣食无保,黄良子与亲生儿子的分离;正因为战争的原因,才有金枝等人的流落街头;正因为女性自身生理特点的因素,才有女性独有的生育苦难。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是全面的、深刻的,本文从社会、文化心理、女性个人方面分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在小说文本中。萧红以大量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片段,揭示出中国女性最直接也最深刻的悲剧根源是男性的压迫与奴役。在萧红看来,女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悲剧命运,这是千百年来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的权威、女人的卑下是无处不在的,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就写到了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庙中的神像塑造以及人们对男女神像的态度都是截然不同的。神像如此,现实生活中的妇女更是如此,《生死场》中的金枝、月英、王姑姑的姐姐、麻面婆等每天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于男人的奴役与伤害,男权中心社会赋予任何一个男人统治压迫女人的天生权利,男人是女人受罪的一个原因,这就是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一个深刻思考与揭示。
萧红并没有仅从社会这一客观原因来挖掘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文化心理与女性个人的原因。千百年来,女人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三从四德、奴颜婢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婆婆。她只不过是按照传统的老规矩办事。她只知道不打不骂是不会“规矩”出一个好人来,因此,对于小团圆媳妇狠狠骂、狠狠打,打出毛病后却又为她花大钱跳大神驱鬼治病,但结果却把她送到了死路上。这其中围观的女人们的推波助澜更是不容忽视的,她们与那位婆婆一样,本性是善良的,并不想害人,但在封建思想的毒化下,她们的心已经死了,在摧残一个生命时,她们是无意识的,她们只是不能违背传统习惯的人。这是男权文化的可恶、封建文化的可恶,萧红以她的深刻与清醒解释了这一点。
在小说《小城三月》里,更渗透着萧红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深刻反省。翠姨作为一个温婉内向的女性,其身上体现了男权意识、男权审美规范对她的塑造与约束。她的娴熟、文雅、宁静、平和都符合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她的沉默与内向更是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结果。翠姨的悲剧不仅是社会历史的悲剧,更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封建礼教已经使她不敢有七情六欲,更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拼命压抑、摧残自己以求速死。直到死她也不肯说出自己的心事,人们也无从知道她的真正死因,正是封建礼教塑造了她软弱的性格,她甘心听从命运的摆布,不敢也不会争得自己做人的权利。
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萧红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中国女性。真正自觉地为最广大下层妇女代言的女作家,也是自始至终关注并表现普通女性的人生悲剧,发出清醒、透彻、深刻的女性之声的作家。这也正好显示出萧红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宏观角度看,她执著于“女性关怀”无非是想争取女性话语权利,建构女性话语体系。反抗男权中心社会与男性话语,唤起所有女性的醒悟与自觉,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地位,这与20世纪女性解放潮流的步调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