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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尊崇世界万物的生态品格，从而较完善地实现了主客的和谐统一、审美与生活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其中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生态思想，启示人们在秉承科学思维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要看到科技背后广袤的人文区域；只有在自然与生命的互动中完善人们的生存方式及文化品位，人类才能获得完整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精神；天人合一论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116-06
[作者简介]赖华先（1976—），男，江西永丰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Title： A Trial Study of Eco-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uthor： Lai Huaxian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eco-character of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thus better realizing harmony and unit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that between aesthetics and life. Heaven-man unity is a basic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ontains many rational eco-thoughts， and people are inspired to notice the vast field of humanity behi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n they push society forward with scientific thinking. Only when people’s living style and cultural taste are perfected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man， can human beings gain integrated lif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co-spirit； heaven-man unity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文象思维，体现了全面、深刻而完整的生态精神。当前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转型时期，强调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精神和生态智慧，对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结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①作为人脑的产物的思维及自然界的产物的人类自身理应是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有机结合，但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以市场经济为支撑的现代社会却表现出日益严重的工具理性倾向，而被完全“社会化”的现代人的生活日益脱离自己的自然主体，都事实上面临着人的本质的“异化”。
在人类思维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思维形态是前语言逻辑思维。所谓前语言逻辑思维是指在没有出现成熟的语言文字之前人类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将之命名为“原始思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语言文字出现以后，各种文明开始迅速发展和完善。语言文字作为现代人类思维的载体和工具，在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以及各种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语言文字是思维的载体和工具，我们在界定思维的时候，要将思维与意识、意向、认知、反映等概念区分开来。广义的思维是指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的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狭义的通常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专指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中国哲学根据国外思维理论创造的一个名词，但笔者以为现有的中国思维理论将广义思维分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并不严密，因为形和象本是同义词，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论是象还是形，强调的是事物的本来形貌以及人的感性认知后经过人脑反映后的一种符号性的虚构性的形象，而这种符号性的虚构性的形象本质上还是要用语言文字或“象”来进行表达，比如文学通过“文”来表达，音乐和绘画依靠“象”来表达。目前有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探讨正在深入当中，在形象思维这一概念之外，王树人先生提出了“象思维”的概念，笔者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尝试提出“文象思维”这一概念。
中国文象思维是基于人类作为自然主体的反映世界的思维方式。最早对中国文象思维方式进行系统阐述的人是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他说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①“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②刘勰认为“文”与天地并生，而且只有人才能参悟“文”，运用语言文字将天地之“文”描述出来，就是“人文”。同时他认为“人文”有个优先性的条件，就是“象”，天地万物之“文”固然要有人才能言说，但是如果有了人却没有“象”，同样也不能形诸“文”，“人文”也就无从落实！接下来两句特别有意味，刘勰说：“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乾》、《坤》代表天和地，是《周易》里最重要的卦和象，在《乾》、《坤》即天和地两位之中，特别地建立《文言》这一《易传》方式，所谓《文言》，就是“言”之“文”，刘勰将之称为“天地之心”。这两句话不仅是天、地、人“三才”的同义反复，更体现了刘勰对《周易》之精髓准确的理解，即《周易》运用的是文象相生的思维方式或者表达方式。“文”和“象”要像天、地（《乾》、《坤》两位）和人结合为“三才”一样结合在一起，因为“文”、“象”结合的主体只能是人，而人只有通过“文”、“象”结合才能创造出“人文”！ 中国文象思维通过“文”、“象”结合来创造“人文”，与西方概念思维倾向探究事物“单子”的意义不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必然导向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崇尚科学实证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从“文”、“象”的整体性、动态性、非实体性方面去创造人文，崇尚人文性，这是中西文化、文明的根本分野之所在。
西方现象学为我们揭示中西思维差异提供了一种考量，即西方思维秉承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过于强调客观世界的设定性及结构性，从而忽视了人的生命与自然的互动性与动态性。胡塞尔的现象学提出要对西方的形而上学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并提出了著名的“平行论”；海德格尔从揭示“存在”的真正面目出发，提出要通达“存在”，需要诗思，需要承认自然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德里达作为现象学的后起之秀，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并在动物主权思想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上这些西方著名现象学学者所做的研究，都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去蔽”或“解蔽”的工作。如果我们运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去还原中国传统文化，则必然会还原成“文”和“象”及“文”、“象”结合主体——人，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象学还原之后的现象——“文”、“象”、“人”去对应“天”、“地”、“人”三义，从而演绎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思维方式——中国文象思维，然后运用中国文象思维去证明、分析、解构中国文化的诸种特征，如生成性、变动性、整体性、观照性、人文性、生存性等等。
二
伟大的民族孕育伟大的文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融汇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历代典籍汗牛充栋，分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们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为历代相传的宝贵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泽被国民，更流传四周，播向海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是天、地、人、神和谐统一的人文系统，这个系统有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遵循人文规律。什么是人文？这就涉及中国文象思维的关键概念之一“文”。简单地说，“文”是事物的基本属性，世界万物都有“文”。古人是从虎豹、禽鸟之外在纹理，从世界万物内在条理和法度去规定“文”。从“纹”到“交错成文”，再到“文章”（先秦的“文章”概念是指事物的内在条理和法度），再到人类最有意义的创造“语言文字”，古人赋予了“文”极其丰富而精微的内涵。《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面上看天文和人文对举，实际上“天文”的涵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语词的丰富延展性。“天文”也要由人去体察，仰观天象，归纳出四季的更替、节气的知识和经验。“天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定历法，古人还赋予“天文”泽被万物、高高在上、刚健、雄性、运动等含义。由于这些潜在的或者人赋予的“德性”，“天文”的背后隐约形成了一个具有意志的神——“天帝”。由“天文”到“天帝”，这种“文化”很显然是“人文”的，或者说是“人文化”的。
“人法地，地法天”，人—地—天的层级结构是古人所建构的立体生存时空。虽然古人不可能具有现代天文学的知识，他们不知道银河系，更不知道有河外星系，他们也不可能离开地球到太空中去观察，他们甚至认为天就像一个盖子，一个深邃而遥远的苍穹，日月星辰都在其中运行，寒暑在其中更替，但是古人扎根于肉眼观测之“天象”，着眼于现实经营之“人生”目的的“天文”观测，形成了大量的“天文”、“地文”（后面用“地理”这个概念来表示“地文”，即古人通常意义上的天文地理）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足以建构一个实用的、现实的、相对稳定的甚至是精妙的时空体系和生存体系。
从时空体系和生存体系的维度去衡量，古人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并不幼稚，更不愚昧，无论在哲学还是在现实意义上，它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和谐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人文”。无论是外在的纹理还是内在的法度和条理，它都是在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将“人”这一主体属性与客观事物之属性融合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独特的东方神韵，而与西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人是自然的主宰这一主客二元分裂的思想迥异其趣。
中国古代哲学观念集中体现在以《周易》为代表的上古典籍中，《周易》的哲学观念又集中表述在《易传》中。①冯友兰说：“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易传》的重要不在于这些道德说教，而在于它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②陈鼓应将《周易》的哲学思想归纳为万物起源说、自然循环论、阴阳气化论、刚柔相济说、天地人一体观五个方面。③虽然不同学者各有表述，但大致是殊途同归的，而《周易》的天地思想、阴阳观念、循环观念尤其是中国哲学观念之核心。
古人的天地思想包含了起源论、时空论、和生存论。从起源论来说，《周易》《乾》卦《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④天的元气资生万物，天道变化，使万物性、命各得其所。阳气为万物之所始，君王或圣人遵循天道而为，则使万物咸宁。《坤》卦《彖传》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⑤地的元气是至善的，她资生万物，是顺承天道的。地广厚能容载万物，各种物类都能得到畅达。天地之元气是各种生命的起源，“元”古人解释为“元者，气之始也”。中国古代的起源论并不像西方现代科学所揭示的那样——生命的最小单位是细胞，由基因控制的细胞分裂生长形成各种生命体；而是从生命体的内、外机制与运行来规定生命的起源，这就是关于生命起源的“元气论”。中国古代关于生命起源的“元气论”在没有现代科学揭示生命起源的科学认知之前，准确地规定了生命的自然属性，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生命起源论、生命时空论、生命生存论和谐地统一起来。而从21世纪的现代人的时空视角看，关于起源、时空、生存三者的关系仍然是统一的、永恒的。
从时空论来说，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在天地之间生存，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仍然是在天地运行所创造的时空中生存。我们并没有超出古人的经验视界，并没有创造和使用太空或星际日历和记时制。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是和农业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的，生存所需的记时制严格依照历法来执行。 《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⑥“羲和”就是一个职业历法官员。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大概是羲和的下属官员。这四个人分别驻守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测定春、夏、秋、冬的至、分，星宿分布情况以及民俗民风、物产等情况。
《周礼·春官》载：“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月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③“冯相氏”和“保章氏”属于春官礼官系统的下属机构，其掌管的也是与天文历法有关的事务。具体来说，冯相氏掌管一年四季的历法事务，而保章氏则专门掌管天文、星宿，通过观察天文的变化来预测祥妖。其人员配置情况如下：“冯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从《尚书》到《周礼》，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对天文历法已经运用政府行为去管理，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专业人员。他们通过专业的研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和数据，也对农业生产和国家生活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
古代中国将天、地、人并称为“三才”，不仅提高了天地在创造万物、承载、养育万物的“天赋”和地位，也将人的“天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天地，人就是宇宙自然中最有创造力和天赋的物类，难怪道家进一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古代中国的哲学观念里，人与天地一样，是有创造力和天赋的，人、地、天都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自然万物中，此三者处于较高的地位，而其他自然形态则处于较低的地位，这使无生命形态的自然与有生命形态的自然共同构筑起自然的时空。这个时空是统一的，相辅相承的。
从生存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哲学内涵莫过于生存。《周易·系辞上传》：“生生之谓易。”对于“生生”，前人较少注意到它的复杂含义，而只偏重于“生长”、“生生不息”，如周振甫在《周易译注》中将“生生之谓易”翻译为：“生生不停叫做变易。”实际上“生生”具有多重含义，特别是要对照天、地、人三义来进行理解。笔者认为，《周易》之“易”除了前人揭示的“易”之三义，即不易、简易、变易以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天、地、人”之三义。《系辞·上传》主旨是揭示天地人之关系，之所以标出“天、地、人”三义，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的起源论、时空论、生存论的整体要素和整体环境，脱离天地人三义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从这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就是天地人三义。只有从这个层面去理解，我们才能理解“生生之谓易”的完整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是天地人三义，天地人三义的精髓又在于“生生”即生存。可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却不是这样，无论是以《圣经》为主要文本的基督教，还是以古希腊文明为源泉的西方文化，其人文核心都是着眼于城邦制的“社会生活”的个人，是一种基于“个体的人”及“个体的人的社会”的文化，因而其人文核心汇集成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是天地人三义，或称人文性。人文性与人文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人文主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思潮，也是关于人类价值的基本评价与认识，即要求尊重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人类生命以尊严与价值；尊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人类生命以相应的民主与人权。但是，人文性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用来表述具体的行动理念和社会理念，而是从人类以何种生存体系这一维度去规定人类的世界观及生存观。中国传统文化之人文性的核心是“天地人”三义，即人类不是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的主体，也不是凌驾于生命世界之上的主体，而是与物质世界与生命世界息息相通的主体，这便是“天地人”三义留给现代人类生存时空与生存体系的最大启示。
三
“生态”一词的词根为希腊语“ECO”，本义为家园，简单地说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回顾地球环境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三十年间，由于欧美国家战后的经济恢复和整个社会的工业化水平加快，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程度较高。也就在这一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团体开展了环境运动，倡导绿色、生态，抗议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社会的普遍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全球性的产业梯次分布形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态势使工业化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从而使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成为世界性难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超越一切意识形态性质的文明而成为当前倡导的世界性主流文明形态。各国就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国际上政府间也围绕环境保护展开合作和谈判。
通过对环境污染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工业化其实是环境污染的“祸端”。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然而，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工业化在全世界的进程不会改变，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是值得尊重的。在这种潮流和趋势下，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重的生态文明之路就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
中国文象思维是基于人类为自然主体的文象型的思维方式，“象”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有通常概念上“形象思维”所具有的感性特征，通过直观、直觉、视像、视界来感受事物，可以通过联想、类比来“处理”事物；又有“抽象思维”所具有的理性特征，通过抽象、象征、比喻来揭示事物意义，可以通过逻辑、定义来分析事物。同时，作为现象学意义上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象”既是本我之象，又是客观之象；既是实体之象，又是虚拟之象；既是先验之象，又是无有之象。可以说，中国文象思维的“象”概念涵盖了现象学对“现象”概念的所有题中之义。“文”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有西方“语言中心论”对语言的诸种要素的集合，如语言、文字、在场、话语、声音、语素及语言提供的人类的丰富情感和表达，又有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文”、“理”之属性和特征，甚至可以由“文”、“理”而进入“神”、“韵”的艺术层面。因此，中国文象思维的这种综合表达的思维方式，更贴近人类真实的、动态的、生活的、实时的思维特征。
中国文象思维体现出来的天地人一体的整体观，是中国人对于生态文化的特殊表达方式。天、地、人是统一的，故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它尊崇世界万物的生态品格，保持世界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而较完善地实现了主客的和谐统一、审美与生活的和谐统一，由此启示人们：在秉承科学思维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要看到科技背后广袤的人文区域；只有在生态与生命的互动中完善人们的生存方式及文化品位，才能使人类获得完整的生存与发展。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精神；天人合一论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116-06
[作者简介]赖华先（1976—），男，江西永丰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Title： A Trial Study of Eco-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uthor： Lai Huaxian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eco-character of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thus better realizing harmony and unit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that between aesthetics and life. Heaven-man unity is a basic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ontains many rational eco-thoughts， and people are inspired to notice the vast field of humanity behi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n they push society forward with scientific thinking. Only when people’s living style and cultural taste are perfected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man， can human beings gain integrated lif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co-spirit； heaven-man unity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文象思维，体现了全面、深刻而完整的生态精神。当前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转型时期，强调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精神和生态智慧，对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结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①作为人脑的产物的思维及自然界的产物的人类自身理应是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有机结合，但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以市场经济为支撑的现代社会却表现出日益严重的工具理性倾向，而被完全“社会化”的现代人的生活日益脱离自己的自然主体，都事实上面临着人的本质的“异化”。
在人类思维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思维形态是前语言逻辑思维。所谓前语言逻辑思维是指在没有出现成熟的语言文字之前人类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将之命名为“原始思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语言文字出现以后，各种文明开始迅速发展和完善。语言文字作为现代人类思维的载体和工具，在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以及各种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语言文字是思维的载体和工具，我们在界定思维的时候，要将思维与意识、意向、认知、反映等概念区分开来。广义的思维是指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的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狭义的通常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专指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中国哲学根据国外思维理论创造的一个名词，但笔者以为现有的中国思维理论将广义思维分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并不严密，因为形和象本是同义词，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论是象还是形，强调的是事物的本来形貌以及人的感性认知后经过人脑反映后的一种符号性的虚构性的形象，而这种符号性的虚构性的形象本质上还是要用语言文字或“象”来进行表达，比如文学通过“文”来表达，音乐和绘画依靠“象”来表达。目前有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探讨正在深入当中，在形象思维这一概念之外，王树人先生提出了“象思维”的概念，笔者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尝试提出“文象思维”这一概念。
中国文象思维是基于人类作为自然主体的反映世界的思维方式。最早对中国文象思维方式进行系统阐述的人是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他说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①“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②刘勰认为“文”与天地并生，而且只有人才能参悟“文”，运用语言文字将天地之“文”描述出来，就是“人文”。同时他认为“人文”有个优先性的条件，就是“象”，天地万物之“文”固然要有人才能言说，但是如果有了人却没有“象”，同样也不能形诸“文”，“人文”也就无从落实！接下来两句特别有意味，刘勰说：“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乾》、《坤》代表天和地，是《周易》里最重要的卦和象，在《乾》、《坤》即天和地两位之中，特别地建立《文言》这一《易传》方式，所谓《文言》，就是“言”之“文”，刘勰将之称为“天地之心”。这两句话不仅是天、地、人“三才”的同义反复，更体现了刘勰对《周易》之精髓准确的理解，即《周易》运用的是文象相生的思维方式或者表达方式。“文”和“象”要像天、地（《乾》、《坤》两位）和人结合为“三才”一样结合在一起，因为“文”、“象”结合的主体只能是人，而人只有通过“文”、“象”结合才能创造出“人文”！ 中国文象思维通过“文”、“象”结合来创造“人文”，与西方概念思维倾向探究事物“单子”的意义不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必然导向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崇尚科学实证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从“文”、“象”的整体性、动态性、非实体性方面去创造人文，崇尚人文性，这是中西文化、文明的根本分野之所在。
西方现象学为我们揭示中西思维差异提供了一种考量，即西方思维秉承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过于强调客观世界的设定性及结构性，从而忽视了人的生命与自然的互动性与动态性。胡塞尔的现象学提出要对西方的形而上学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并提出了著名的“平行论”；海德格尔从揭示“存在”的真正面目出发，提出要通达“存在”，需要诗思，需要承认自然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德里达作为现象学的后起之秀，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并在动物主权思想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上这些西方著名现象学学者所做的研究，都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去蔽”或“解蔽”的工作。如果我们运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去还原中国传统文化，则必然会还原成“文”和“象”及“文”、“象”结合主体——人，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象学还原之后的现象——“文”、“象”、“人”去对应“天”、“地”、“人”三义，从而演绎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思维方式——中国文象思维，然后运用中国文象思维去证明、分析、解构中国文化的诸种特征，如生成性、变动性、整体性、观照性、人文性、生存性等等。
二
伟大的民族孕育伟大的文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融汇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历代典籍汗牛充栋，分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们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为历代相传的宝贵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泽被国民，更流传四周，播向海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是天、地、人、神和谐统一的人文系统，这个系统有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遵循人文规律。什么是人文？这就涉及中国文象思维的关键概念之一“文”。简单地说，“文”是事物的基本属性，世界万物都有“文”。古人是从虎豹、禽鸟之外在纹理，从世界万物内在条理和法度去规定“文”。从“纹”到“交错成文”，再到“文章”（先秦的“文章”概念是指事物的内在条理和法度），再到人类最有意义的创造“语言文字”，古人赋予了“文”极其丰富而精微的内涵。《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面上看天文和人文对举，实际上“天文”的涵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语词的丰富延展性。“天文”也要由人去体察，仰观天象，归纳出四季的更替、节气的知识和经验。“天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定历法，古人还赋予“天文”泽被万物、高高在上、刚健、雄性、运动等含义。由于这些潜在的或者人赋予的“德性”，“天文”的背后隐约形成了一个具有意志的神——“天帝”。由“天文”到“天帝”，这种“文化”很显然是“人文”的，或者说是“人文化”的。
“人法地，地法天”，人—地—天的层级结构是古人所建构的立体生存时空。虽然古人不可能具有现代天文学的知识，他们不知道银河系，更不知道有河外星系，他们也不可能离开地球到太空中去观察，他们甚至认为天就像一个盖子，一个深邃而遥远的苍穹，日月星辰都在其中运行，寒暑在其中更替，但是古人扎根于肉眼观测之“天象”，着眼于现实经营之“人生”目的的“天文”观测，形成了大量的“天文”、“地文”（后面用“地理”这个概念来表示“地文”，即古人通常意义上的天文地理）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足以建构一个实用的、现实的、相对稳定的甚至是精妙的时空体系和生存体系。
从时空体系和生存体系的维度去衡量，古人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并不幼稚，更不愚昧，无论在哲学还是在现实意义上，它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和谐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人文”。无论是外在的纹理还是内在的法度和条理，它都是在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将“人”这一主体属性与客观事物之属性融合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独特的东方神韵，而与西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人是自然的主宰这一主客二元分裂的思想迥异其趣。
中国古代哲学观念集中体现在以《周易》为代表的上古典籍中，《周易》的哲学观念又集中表述在《易传》中。①冯友兰说：“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易传》的重要不在于这些道德说教，而在于它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②陈鼓应将《周易》的哲学思想归纳为万物起源说、自然循环论、阴阳气化论、刚柔相济说、天地人一体观五个方面。③虽然不同学者各有表述，但大致是殊途同归的，而《周易》的天地思想、阴阳观念、循环观念尤其是中国哲学观念之核心。
古人的天地思想包含了起源论、时空论、和生存论。从起源论来说，《周易》《乾》卦《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④天的元气资生万物，天道变化，使万物性、命各得其所。阳气为万物之所始，君王或圣人遵循天道而为，则使万物咸宁。《坤》卦《彖传》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⑤地的元气是至善的，她资生万物，是顺承天道的。地广厚能容载万物，各种物类都能得到畅达。天地之元气是各种生命的起源，“元”古人解释为“元者，气之始也”。中国古代的起源论并不像西方现代科学所揭示的那样——生命的最小单位是细胞，由基因控制的细胞分裂生长形成各种生命体；而是从生命体的内、外机制与运行来规定生命的起源，这就是关于生命起源的“元气论”。中国古代关于生命起源的“元气论”在没有现代科学揭示生命起源的科学认知之前，准确地规定了生命的自然属性，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生命起源论、生命时空论、生命生存论和谐地统一起来。而从21世纪的现代人的时空视角看，关于起源、时空、生存三者的关系仍然是统一的、永恒的。
从时空论来说，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在天地之间生存，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仍然是在天地运行所创造的时空中生存。我们并没有超出古人的经验视界，并没有创造和使用太空或星际日历和记时制。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是和农业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的，生存所需的记时制严格依照历法来执行。 《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⑥“羲和”就是一个职业历法官员。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大概是羲和的下属官员。这四个人分别驻守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测定春、夏、秋、冬的至、分，星宿分布情况以及民俗民风、物产等情况。
《周礼·春官》载：“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月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③“冯相氏”和“保章氏”属于春官礼官系统的下属机构，其掌管的也是与天文历法有关的事务。具体来说，冯相氏掌管一年四季的历法事务，而保章氏则专门掌管天文、星宿，通过观察天文的变化来预测祥妖。其人员配置情况如下：“冯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从《尚书》到《周礼》，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对天文历法已经运用政府行为去管理，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专业人员。他们通过专业的研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和数据，也对农业生产和国家生活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
古代中国将天、地、人并称为“三才”，不仅提高了天地在创造万物、承载、养育万物的“天赋”和地位，也将人的“天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天地，人就是宇宙自然中最有创造力和天赋的物类，难怪道家进一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古代中国的哲学观念里，人与天地一样，是有创造力和天赋的，人、地、天都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自然万物中，此三者处于较高的地位，而其他自然形态则处于较低的地位，这使无生命形态的自然与有生命形态的自然共同构筑起自然的时空。这个时空是统一的，相辅相承的。
从生存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哲学内涵莫过于生存。《周易·系辞上传》：“生生之谓易。”对于“生生”，前人较少注意到它的复杂含义，而只偏重于“生长”、“生生不息”，如周振甫在《周易译注》中将“生生之谓易”翻译为：“生生不停叫做变易。”实际上“生生”具有多重含义，特别是要对照天、地、人三义来进行理解。笔者认为，《周易》之“易”除了前人揭示的“易”之三义，即不易、简易、变易以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天、地、人”之三义。《系辞·上传》主旨是揭示天地人之关系，之所以标出“天、地、人”三义，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的起源论、时空论、生存论的整体要素和整体环境，脱离天地人三义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从这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就是天地人三义。只有从这个层面去理解，我们才能理解“生生之谓易”的完整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是天地人三义，天地人三义的精髓又在于“生生”即生存。可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却不是这样，无论是以《圣经》为主要文本的基督教，还是以古希腊文明为源泉的西方文化，其人文核心都是着眼于城邦制的“社会生活”的个人，是一种基于“个体的人”及“个体的人的社会”的文化，因而其人文核心汇集成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是天地人三义，或称人文性。人文性与人文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人文主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思潮，也是关于人类价值的基本评价与认识，即要求尊重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人类生命以尊严与价值；尊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人类生命以相应的民主与人权。但是，人文性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用来表述具体的行动理念和社会理念，而是从人类以何种生存体系这一维度去规定人类的世界观及生存观。中国传统文化之人文性的核心是“天地人”三义，即人类不是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的主体，也不是凌驾于生命世界之上的主体，而是与物质世界与生命世界息息相通的主体，这便是“天地人”三义留给现代人类生存时空与生存体系的最大启示。
三
“生态”一词的词根为希腊语“ECO”，本义为家园，简单地说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回顾地球环境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三十年间，由于欧美国家战后的经济恢复和整个社会的工业化水平加快，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程度较高。也就在这一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团体开展了环境运动，倡导绿色、生态，抗议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社会的普遍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全球性的产业梯次分布形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态势使工业化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从而使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成为世界性难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超越一切意识形态性质的文明而成为当前倡导的世界性主流文明形态。各国就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国际上政府间也围绕环境保护展开合作和谈判。
通过对环境污染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工业化其实是环境污染的“祸端”。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然而，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工业化在全世界的进程不会改变，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是值得尊重的。在这种潮流和趋势下，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重的生态文明之路就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
中国文象思维是基于人类为自然主体的文象型的思维方式，“象”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有通常概念上“形象思维”所具有的感性特征，通过直观、直觉、视像、视界来感受事物，可以通过联想、类比来“处理”事物；又有“抽象思维”所具有的理性特征，通过抽象、象征、比喻来揭示事物意义，可以通过逻辑、定义来分析事物。同时，作为现象学意义上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象”既是本我之象，又是客观之象；既是实体之象，又是虚拟之象；既是先验之象，又是无有之象。可以说，中国文象思维的“象”概念涵盖了现象学对“现象”概念的所有题中之义。“文”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有西方“语言中心论”对语言的诸种要素的集合，如语言、文字、在场、话语、声音、语素及语言提供的人类的丰富情感和表达，又有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文”、“理”之属性和特征，甚至可以由“文”、“理”而进入“神”、“韵”的艺术层面。因此，中国文象思维的这种综合表达的思维方式，更贴近人类真实的、动态的、生活的、实时的思维特征。
中国文象思维体现出来的天地人一体的整体观，是中国人对于生态文化的特殊表达方式。天、地、人是统一的，故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它尊崇世界万物的生态品格，保持世界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而较完善地实现了主客的和谐统一、审美与生活的和谐统一，由此启示人们：在秉承科学思维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要看到科技背后广袤的人文区域；只有在生态与生命的互动中完善人们的生存方式及文化品位，才能使人类获得完整的生存与发展。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