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是一位叙写纳粹大屠杀的匈牙利作家，并以《无命运的人生》获得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他1929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年仅14岁就被关进奥斯维辛，后来又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战”结束后，他回到匈牙利，完成了高中学业，在一家报纸当记者，但很快他就因不顺从当局而被开除，当过工人，服过兵役。
　　仅仅一年的少年经历成为他生命的唯一意义，无论是1956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还是1988年游行队伍打出“我们要生活”的标语，他似乎都漠然置之。多年来，他与妻子住在布达佩斯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远离社会现实，过着一种内心的流放生活。在他第二部小说《惨败》中，他解释了选择这种自我流放的原因。既然写作是他唯一的拯救方式，而他只能用匈牙利语写作，所以从不曾想要“从这个用谎言惩罚希望的生活中逃出去”。
　　事实上，凯尔泰斯从未对后奥斯维辛时代抱有幻想，也未与现实隔绝。《惨败》由两部分组成，前面部分是写一个老人陷入回忆，构思一部与奥斯维辛有关的小说。后面部分则是写一个叫柯韦什的人物的故事，这个人与《无命运的人生》中的主人公同名。老人与柯韦什都是凯尔泰斯自己，讲述的是他在新制度下的经历。柯韦什从布达佩斯来到一个陌生的外国城市，希望在一家报社开始新的工作，却发现这个城市似曾相识，没有灯光的街道，两旁的窗户黑洞洞的。实际上，这就是布达佩斯。
　　这部小说颇有卡夫卡的味道，情节迷离恍惚。所有机构人员都面目不清，每当柯韦什要进入某个地方，总会遇到穿制服者的阻碍。刚入海关就遭到讯问，他们要弄清他来此地的目的。去报社时没有证件和预约，被门卫和女秘书拦住盘问。到铁工厂上班迟到，又被门卫再三刁难。所有发生的事都不合常理，柯韦什的第一夜是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的，他还没有开始工作，就收到报社的解雇信。他并不觉得这一切很荒诞，而是极力想要解决它，因为任何问题都不会有明确答案。
　　尽管没有残酷的事件发生，但仍然像是在集中营。只不过恐惧的存在是不确定的，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活着。人们执行或服从上面的命令，却从不思考命令的含义。柯韦什不断遇到压制，因为他不具备官方要求的信仰。女房东告诉柯韦什，她的丈夫“被拖走和遇难了”，可这一切她却无法向儿子解释清楚。
　　这仍然是一个无命运的生活，所有人都在为无意义的事而斗争。柯韦什被调到工厂新闻部门工作，每天写那些千篇一律的无聊简报，从垃圾堆里弄出东西。新闻部门经理告诉他，每个人除了服从，不可能扮演任何角色：“我们是仆人，全都是仆人！”柯韦什问：“谁的仆人？”经理回答：“一个更崇高的思想的仆人。”又问：“什么思想？”回答：“永无止境的完善。”“它存在何处？”“在于，我们永无止境地让人们接受考验。”但柯韦什无法理解这个崇高的考验，他再一次被解雇。
　　面对荒诞的命运，小说中几个人物都在悄悄地写作。柯韦什在写奥斯维辛的故事，新闻部门经理在写一篇色情小说，贝尔格在写一个刽子手的自白。作为一个曾经的纳粹看守，他宣称这个世界更重视道德而不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由于不存在另一个世界，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着刽子手的本性，即从服务于某个制度中获得生命意义。人们在世上别无选择，只能轮换着当刽子手和牺牲者。
　　然而，对于这种人性解释，凯尔泰斯并不认可，他在荒诞中展示了一个道德维度。柯韦什后来去服兵役，当了监狱看守，上级告诉他要爱憎分明，懂得正义和义务，那些犯人受到惩罚都是根据法律。但柯韦什却无法适应看守的职业，常常对管辖的犯人抱着同情，结果他又被解除兵役。作者写了柯韦什的一连串惨败，但我们却发现，这一连串的惨败是主人公自己选择的。如果在刽子手与牺牲者之间只能有一个选择，他总是毫不迟疑地选择当牺牲者。
　　西西弗斯被罚不停地推巨石上山，加缪曾把他称作一个幸福的人，其幸福在于斗争的过程。但凯尔泰斯却无法像加缪那样，让他的人物选择当英雄。在小说最后，他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但却强调了惨败。可以说，西西弗斯在这部小说中还有一个更大的隐喻：在极权社会，那些惨败者往往都是最有道德感的人。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