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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市场远远没有满足需求，这需要政府创新调控手段，培育市场的力量。
在6月PMI回落至50.2之后，7月PMI继续下降，至50.1，仅高于荣枯分界线0.1。这已经是PMI连续三个月下滑。而二季度GDP7.5%、M2增长规模以及CPI的回落，种种迹象在警示中国经济走低的风险。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早前于6月5日表示，2012年中国可能有必要实施规模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政策宽松计划，以挽救颓势。
审批在加快
事实上，所谓的“四万亿2.0版”早在4月份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就已流传于坊间。距离2008年年底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过去近四年后，5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牵动着市场观察者的神经。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此后的稳增长与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定下基调。会议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积极采取扩大需求的政策措施，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根据目前形势变化下的政策应对之举；“预调微调力度的加大”意味着稳增长的结构性调整举措将开始发力，政策调控的重心将向稳增长倾斜。
尽管新华社否定国际揣测中国会出台“2.0版的4万亿刺激计划”，发改委也出面说明不是2.0版的4万亿投资拉动，但是4月份以来各类大项目的审批明显在加快步伐。
各地官员进京拜会的车辆将三里河的小胡同（国家发改委办公地）填得满满当当。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4月，黑龙江抚远、新疆石河子、甘肃庆阳、重庆江北等机场建设项目获得发改委基础产业司批复。而内蒙古阿拉善盟通勤机场、四川阿坝红原机场的环评报告也获得批复。此外，目前国内有50个城市公布修建地铁。广西防城港与广东湛江总投资达1300多亿元的两大钢铁项目也获准立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4-5月份开始的国家发改委批准项目增多，有很多项目事实上本来早就已经报批的，只是之前国家相关部门没有批准。”
进入7月，政府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热情显得越发高涨。
7月16日，浙江省宁波市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等六个方面，充当了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的排兵。
时隔一周，邻省的南京市紧随其后。7月23日，南京市发布《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等10个方面。
7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以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活潜在市场需求。据了解，投资的“四十”重大项目包括“十大片区建设”、“十大基础设施”、“十大中心镇”和“十大产业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
贵州也不甘落后。据了解，《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于8月份公布，从各地上报的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不是2.0版
与庞大的投资规模对应的是，并不那么庞大的财政收入。贵州2011年财政收入为133亿元，而这一轮旅游文化产业规划的计划投资额为3万亿，接近2008年国家的投资规模。尽管贵州发改委官员已经澄清3万亿为10年的投资总额，但平均每年约3000亿元的投资额，在专家的眼中，依然是不能承受之重。长沙市2011年仅为688亿的财政收入，如何承受8000多亿元的支出？
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微博上评论称：“这情况就好比给病入膏肓的病人猛打强心针,最终会在短暂兴奋后，陷入更深的危机,这些乱投资又得老百姓买单。”
叶檀对于新一轮刺激政策的反对声音尤为强烈：“对于纳税人而言，经济刺激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是，当全球当中国重启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刺激政策时，必然意味着债务的货币化，未来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地方投融资平台、铁路、公路债务将越来越庞大，负债率超过60%的警戒线，再过两三年，我们可能又会看到一波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融资大潮，看到企业债、公司债、垃圾债漫天飞舞，会看到高速公路继续以种种理由延期收费，会看到通胀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蚕食纸币价值。”
专家反对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根由。2008年底出台的四万亿的后遗症至今余音在耳。“上一轮的后遗症还正在解决中，新一轮调控开始之后，解决起来又变得很困难。”杨志勇说，“地方政府的地方债规模大概11万亿元，再加上政府直接发行的国债6-7万亿，跟GDP规模相比，在全球来说负债的比例较低。个别地方存在风险，但不构成系统性风险。但现在地方债成问题，是因为很多地方债务跟土地连在一起，目前已经没有投机性购房需求的情况下，还在打压投机性购房，控制商品房的购买。解决需求的途径就是增加供给，但地方建保障性住房，进行融资，却又不能像商品房那样获得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更重。同时，保障性住房保障了，就不应该再去调控商品房。地方政府就没法拥有充足的现金流，政府的收入与支出的比例就会出现失衡。”
“上次金融危机的突然来袭，中央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为了维护大家的信心是有帮助的，到后来调控采取限购，又没有跟进对应的配套措施，所以才导致调控陷入了僵局。最重要的是在调控的过程中，培育市场力量。”杨志勇告诉本刊记者。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不简单重复。3年多前，美国的房地产信用风险的聚集滋生了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瞬间来到中国，于是才有了“4万亿救市计划”。而这次不再是迅猛的疾风骤雨，是更加漫长与复杂的经济衰退周期。
“这一次经济刺激政策的路径与上次明显区别。这是在总结上次4万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有选择，更有针对性的局部调整。”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研究员祈京梅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这次各地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不是对2008年四万亿的简单重复，政府也不可能再投资前传统淘汰的产能落后的产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也会更加理性和谨慎地对待各大项目。这次是在新的基础上对新兴高科技领域的投入来带动经济的增长。” 政府如今不再高调挺进“铁公基”，在“调结构”和“促内需”的大背景下，符合经济转型的新兴产业成为各地的热点。
区域化分工
2012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上半年地方GDP增长呈现两重天。其中，中西部省份的GDP增幅普遍保持在两位数，快于全国平均增速，而东部地区的增速则为个位数，广东、上海、北京垫底，分别为7.4%、7.2%、7.2%。北上广地区的增速回落则为经济调整腾出了空间和时间，而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增长则更多的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与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东部地区经济增速的回落，西部地区经济步入快速增长，会使中国整体经济增速回落在一个合理空间平稳运行。
增速的分化与经济刺激政策的分化，更易形成全国的经济梯度发展的格局。此次，东部地区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呈现出差异化分工。
此次的地方政策都结合了自身特点。东部地区如南京的关键词是促内需，就拉动房地产、汽车、文化体育娱乐与教育消费等方面提出30条的具体意见，主要突出培育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环境及加大政府扶持。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培育房地产消费市场，南京市政府计划，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并在年底前发放10亿～20亿元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确保年底8万套保障房具备分房选房条件。
针对民营中小企业居多的情况，宁波市政府出台的26条新政则主打清费减税，力挺工业企稳回升。新政中的确“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三年内对小微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对小微企业收取的服务收费和会费，减按60%收取”，宁波还安排专项科技经费，支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此外，“市本级财政从2012年起3年内每年统筹安排1亿元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发展。”
中西部地区由于消费能力有限，更侧重于用投资拉动。比如，长沙市的经济刺激计划，则主要用于民生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贵州投资主要用于旅游项目。而东部地区的方向则主要为调整产业结构、保民生、促消费。
调控需创新
祈京梅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更多市场化的经营项目，地方政府的融资途径和方式更多样化，有的企业也自有资金，有的是民间资本，银行贷款。”2008-2009年的大规模地方债余音未消，银行与地方也将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去综合考虑项目的可行性。
不过，“这样也会给宏观调控造成新的压力，一些项目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融资途径，对地方来说可能是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但从国家层面来说，却是不予以鼓励的项目。这样就可能形成控制权的减弱，区域化的经济个体需求与国家需求的错位。
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在上一轮经济调控中留下了太多思考。“不过，现在要评估区域的经济刺激政策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和效果还为时尚早，有待观察。”祈京梅表示。
对于地方刺激政策的前景，杨志勇则表示很难乐观。“这一次4月开始强调稳增长，要吸引民间资本，目前为止除了梳理一些政策以外，政府要思考为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还做了什么？”
杨志勇感慨，“在目前这个阶段，住房和汽车依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源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正在进入汽车社会。过了这个阶段之后，重心自然会转向第三产业，但现在的调控是遏制住这种需求。目前很多爆发出来的都是刚性需求，这说明我们的市场远远没有满足需求，需要政府创新调控的手段。”
政策审批的程序和方式以后都应该进行调整。让企业自己去把握市场机会。此外，与其找项目、找支出，还不如直接减税，效果会更直接。“首先对是消费税的减征，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小；其次，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还有减少的空间；再次，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还可以大幅提高，原来2万规模的企业纳税不多，营业税应该由2万提高到5-10万。企业所得税也可以采取一些减税的措施。此外，新推出的营改增，一方面是完善税制的需要，一方面也带有减税的性质。”杨志勇告诉本刊记者。
江西赛维已经成为上一轮光伏大跃进的遗存，如何避免在新兴产业形成新一轮过剩，如何创新调控手段是不可回避的难题。
在6月PMI回落至50.2之后，7月PMI继续下降，至50.1，仅高于荣枯分界线0.1。这已经是PMI连续三个月下滑。而二季度GDP7.5%、M2增长规模以及CPI的回落，种种迹象在警示中国经济走低的风险。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早前于6月5日表示，2012年中国可能有必要实施规模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政策宽松计划，以挽救颓势。
审批在加快
事实上，所谓的“四万亿2.0版”早在4月份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就已流传于坊间。距离2008年年底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过去近四年后，5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牵动着市场观察者的神经。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此后的稳增长与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定下基调。会议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积极采取扩大需求的政策措施，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根据目前形势变化下的政策应对之举；“预调微调力度的加大”意味着稳增长的结构性调整举措将开始发力，政策调控的重心将向稳增长倾斜。
尽管新华社否定国际揣测中国会出台“2.0版的4万亿刺激计划”，发改委也出面说明不是2.0版的4万亿投资拉动，但是4月份以来各类大项目的审批明显在加快步伐。
各地官员进京拜会的车辆将三里河的小胡同（国家发改委办公地）填得满满当当。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4月，黑龙江抚远、新疆石河子、甘肃庆阳、重庆江北等机场建设项目获得发改委基础产业司批复。而内蒙古阿拉善盟通勤机场、四川阿坝红原机场的环评报告也获得批复。此外，目前国内有50个城市公布修建地铁。广西防城港与广东湛江总投资达1300多亿元的两大钢铁项目也获准立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4-5月份开始的国家发改委批准项目增多，有很多项目事实上本来早就已经报批的，只是之前国家相关部门没有批准。”
进入7月，政府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热情显得越发高涨。
7月16日，浙江省宁波市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等六个方面，充当了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的排兵。
时隔一周，邻省的南京市紧随其后。7月23日，南京市发布《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等10个方面。
7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以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活潜在市场需求。据了解，投资的“四十”重大项目包括“十大片区建设”、“十大基础设施”、“十大中心镇”和“十大产业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
贵州也不甘落后。据了解，《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于8月份公布，从各地上报的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不是2.0版
与庞大的投资规模对应的是，并不那么庞大的财政收入。贵州2011年财政收入为133亿元，而这一轮旅游文化产业规划的计划投资额为3万亿，接近2008年国家的投资规模。尽管贵州发改委官员已经澄清3万亿为10年的投资总额，但平均每年约3000亿元的投资额，在专家的眼中，依然是不能承受之重。长沙市2011年仅为688亿的财政收入，如何承受8000多亿元的支出？
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微博上评论称：“这情况就好比给病入膏肓的病人猛打强心针,最终会在短暂兴奋后，陷入更深的危机,这些乱投资又得老百姓买单。”
叶檀对于新一轮刺激政策的反对声音尤为强烈：“对于纳税人而言，经济刺激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是，当全球当中国重启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刺激政策时，必然意味着债务的货币化，未来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地方投融资平台、铁路、公路债务将越来越庞大，负债率超过60%的警戒线，再过两三年，我们可能又会看到一波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融资大潮，看到企业债、公司债、垃圾债漫天飞舞，会看到高速公路继续以种种理由延期收费，会看到通胀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蚕食纸币价值。”
专家反对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根由。2008年底出台的四万亿的后遗症至今余音在耳。“上一轮的后遗症还正在解决中，新一轮调控开始之后，解决起来又变得很困难。”杨志勇说，“地方政府的地方债规模大概11万亿元，再加上政府直接发行的国债6-7万亿，跟GDP规模相比，在全球来说负债的比例较低。个别地方存在风险，但不构成系统性风险。但现在地方债成问题，是因为很多地方债务跟土地连在一起，目前已经没有投机性购房需求的情况下，还在打压投机性购房，控制商品房的购买。解决需求的途径就是增加供给，但地方建保障性住房，进行融资，却又不能像商品房那样获得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更重。同时，保障性住房保障了，就不应该再去调控商品房。地方政府就没法拥有充足的现金流，政府的收入与支出的比例就会出现失衡。”
“上次金融危机的突然来袭，中央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为了维护大家的信心是有帮助的，到后来调控采取限购，又没有跟进对应的配套措施，所以才导致调控陷入了僵局。最重要的是在调控的过程中，培育市场力量。”杨志勇告诉本刊记者。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不简单重复。3年多前，美国的房地产信用风险的聚集滋生了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瞬间来到中国，于是才有了“4万亿救市计划”。而这次不再是迅猛的疾风骤雨，是更加漫长与复杂的经济衰退周期。
“这一次经济刺激政策的路径与上次明显区别。这是在总结上次4万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有选择，更有针对性的局部调整。”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研究员祈京梅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这次各地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不是对2008年四万亿的简单重复，政府也不可能再投资前传统淘汰的产能落后的产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也会更加理性和谨慎地对待各大项目。这次是在新的基础上对新兴高科技领域的投入来带动经济的增长。” 政府如今不再高调挺进“铁公基”，在“调结构”和“促内需”的大背景下，符合经济转型的新兴产业成为各地的热点。
区域化分工
2012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上半年地方GDP增长呈现两重天。其中，中西部省份的GDP增幅普遍保持在两位数，快于全国平均增速，而东部地区的增速则为个位数，广东、上海、北京垫底，分别为7.4%、7.2%、7.2%。北上广地区的增速回落则为经济调整腾出了空间和时间，而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增长则更多的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与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东部地区经济增速的回落，西部地区经济步入快速增长，会使中国整体经济增速回落在一个合理空间平稳运行。
增速的分化与经济刺激政策的分化，更易形成全国的经济梯度发展的格局。此次，东部地区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呈现出差异化分工。
此次的地方政策都结合了自身特点。东部地区如南京的关键词是促内需，就拉动房地产、汽车、文化体育娱乐与教育消费等方面提出30条的具体意见，主要突出培育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环境及加大政府扶持。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培育房地产消费市场，南京市政府计划，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并在年底前发放10亿～20亿元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确保年底8万套保障房具备分房选房条件。
针对民营中小企业居多的情况，宁波市政府出台的26条新政则主打清费减税，力挺工业企稳回升。新政中的确“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三年内对小微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对小微企业收取的服务收费和会费，减按60%收取”，宁波还安排专项科技经费，支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此外，“市本级财政从2012年起3年内每年统筹安排1亿元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发展。”
中西部地区由于消费能力有限，更侧重于用投资拉动。比如，长沙市的经济刺激计划，则主要用于民生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贵州投资主要用于旅游项目。而东部地区的方向则主要为调整产业结构、保民生、促消费。
调控需创新
祈京梅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更多市场化的经营项目，地方政府的融资途径和方式更多样化，有的企业也自有资金，有的是民间资本，银行贷款。”2008-2009年的大规模地方债余音未消，银行与地方也将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去综合考虑项目的可行性。
不过，“这样也会给宏观调控造成新的压力，一些项目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融资途径，对地方来说可能是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但从国家层面来说，却是不予以鼓励的项目。这样就可能形成控制权的减弱，区域化的经济个体需求与国家需求的错位。
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在上一轮经济调控中留下了太多思考。“不过，现在要评估区域的经济刺激政策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和效果还为时尚早，有待观察。”祈京梅表示。
对于地方刺激政策的前景，杨志勇则表示很难乐观。“这一次4月开始强调稳增长，要吸引民间资本，目前为止除了梳理一些政策以外，政府要思考为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还做了什么？”
杨志勇感慨，“在目前这个阶段，住房和汽车依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源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正在进入汽车社会。过了这个阶段之后，重心自然会转向第三产业，但现在的调控是遏制住这种需求。目前很多爆发出来的都是刚性需求，这说明我们的市场远远没有满足需求，需要政府创新调控的手段。”
政策审批的程序和方式以后都应该进行调整。让企业自己去把握市场机会。此外，与其找项目、找支出，还不如直接减税，效果会更直接。“首先对是消费税的减征，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小；其次，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还有减少的空间；再次，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还可以大幅提高，原来2万规模的企业纳税不多，营业税应该由2万提高到5-10万。企业所得税也可以采取一些减税的措施。此外，新推出的营改增，一方面是完善税制的需要，一方面也带有减税的性质。”杨志勇告诉本刊记者。
江西赛维已经成为上一轮光伏大跃进的遗存，如何避免在新兴产业形成新一轮过剩，如何创新调控手段是不可回避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