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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市场经济的入侵，社会面临极速转型，城市化的进程也在飞速加快，城乡冲突不断显现，乡村的现实面貌和精神内蕴也都发生了剧变。反映到文学作品上，不少作家选择聚焦于地域，关注故乡民众的苦难生活，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对乡村世界中的人物的时代命运进行概括性的书写。
在不同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他们的故乡都有着各自的气质，这样的气质彰显出作家们对自我的认知，同时也影响着读者们对于乡村世界的判断。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通过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的恩怨表现历史的变迁，沈从文则在散文式的笔触下完成对湘西历史特征、民族意识等等的构建。葛水平选择在自小生活的山神凹中取材，在对申家这一氏族的书写中触及城市化大潮的裹挟，并融入自我生存经验，展现出乡间农民的苦难生活，从而挖掘出故乡独特的历史、地理、行为及思维模式等等，揭示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本文就将以长篇小说《活水》为例，解读其中的人物形象，试图从作者对他们的描述构建中，探讨其乡土小说中对于乡村生活的审美与认知，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记忆。
城乡对立冲突后的人物选择
在葛水平的创作生涯中，她一直聚焦于对乡村生活的书写，描述城市化重心对乡村世界的巨大冲击，《活水》是她继《裸地》之后的又一部乡土生活长篇。
在小说的整体架构中，她描写了“山神凹”这一村庄的历史过往和巨大变迁，更是以时间为轴，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写到了当下。流水式的笔触展现了几代人的生活状况，塑造了不少人物形象。这样的写作方式带来了强烈的历史感，他们的生存故事也更具有史诗般的磅礴张力，形成了小说文本在历史延递中的丰富内涵。
当城乡关系发生一定的革命化转变之后，农民成为城市劳动力的主力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带来的就是农村的历史性转型，也就是作家所着力描绘的乡土中国故事。作者则在这样的乡土环境之下，通过描述人物的价值选择，来展现冲突之下的精神世界。
当我们探究葛水平对其笔下人物的描述时，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作为上帝视角的作者，她对于城市化大潮流涌入乡村，也是怀有一定的矛盾情感的。现实告诉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不可扭转的，她面临的是时代的潮流，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她书写了两种人物，在显性视角下是愚昧的好人和癫狂的疯子，而隐性视角下则是复杂的悲剧命运。
故事中最为令人动容的应该就是李夏花和申寒露两人的故事。李夏花作为一个嫁过来的异乡人，是怀着少女的热情奔向山神凹的，然而，在嫁过来之后，她却直接性地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当丈夫出外乞讨，儿子又智力出现缺陷之时，这个女人所能保全自己的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在故事中，她“那张被岁月粗糙了的脸，有什么被伤害了致使她眼睛里闪着泪花。”关于李夏花的故事是从申寒露与她的偷情开始讲起的，葛水平用了许多野性但又生动的词语描述他们的行为。
“揉面团一样揉着那团白光”“地上的活物”等等，这样颇具乡村特色的形容直接地带来了故事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也直观地展现了两人癫狂而悲剧的命运。
李夏花出卖身体，“用这种方式抵消了许多日常琐事”。而申寒露抱着纠结的心，一步步在这个“破鞋”身上沉沦。
当儿子申有余去世之后，李夏花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疯狂，这件事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她甚至想到了死。在申有余活着时，她做了一件別人看起来极其癫狂的事，那就是当自己出卖肉体时，让儿子站在炕下看着。这事件听来可怖又扭曲，但出发点仍是，她期待着儿子能拥有羞耻心，能学会“站着尿”。正是在这种扭曲的状态下，当儿子死去，她才越发不能原谅自己，这时候仍然留在她身边的申寒露无疑是一个拯救者一般的角色，他可以高喊着：“山神凹人听下了，李夏花是我的女人，我的农田，我种我收，从今天起，都听清我的话了，李夏花，我要娶你。”
但她当然是无法得到拯救的，这个“疯子”般的女人，她将所有的过错都归结于自己，她代表的是乡村女性中最为愚昧也作为可悲的形象。她最后在黑黝黝的山峦里，在凄清安静的梦里，看见了那只鸟。在这里，作者利用了一种近乎魔幻现实的描述，将女人的出走和自救表达得克制且悲情。这样的悲情绝不仅仅在李夏花身上，申寒露好容易认清了自己对李夏花的爱，却经历这样直观的打击。他“突然看见了白昼里有一颗流星长坠到了山的北面。”
俩人从山神凹的逃离，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一种乡土命运的扭曲和无力安放。在全文中，李夏花可以看作是第一个和城里的世界有沾染的形象，也是第一个真正出走的形象。她原本是以一种自我放逐的姿态离开的，但当她到达城市之后，她身上那种独属于乡村的生命力深深吸引了于喜明，但显然，这对于这个卑微的女人来说又是一次深刻的洗礼。作者将这种痛感描绘成为一种具象而尖锐的疼痛。
故事的最后，李夏花和申寒露走到了一起，但在我看来，这种结合早已与爱情无关，而应当看作是互相的怀抱和抚慰，对于乡村中被冲击的个体而言，他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社会的夹缝之中生存。李夏花们面临的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清洗拯救的自我嫌恶，而申寒露则是在纠结的病态中随之沉沦。
正如葛水平在《故乡装满了好人和疯子》的创作谈中所言———
我的人情物理发生在乡村，我看到我的乡民用朴实的话说：“钱都想，但世界上最想的还不是钱。”乡民最想的是怀抱抚慰，是日子紧着一天过下去的人情事理。山之外的知识勾着我，离开乡村意味着逃离乡村，逃离便意味着再也回不去，同样一个人，谁改变了我的感情？……乡村是我整个社会背景的缩影，背景中我得益于乡村的人和事，他们让我活得丰富，获得兴盛。乡村也是整个历史苦难最为深重的体现，社会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体现在乡村，是劳苦大众的苦苦挣扎。乡村活起来了，城市也就活了，乡村和城市是多种艺术技法，她可以与城市比喻、联想、对比、夸张，一个奇崛伟岸的社会，只有乡村才能具象地、多视角地、有声有色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并告诉世界这个国家的生机勃勃！ 活水源头下的守望与回溯
守望一词在汉语中最初意为“守望相助”，代表的是一种朴素的处世哲学理念。即在坚守中保持初心。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极具东方哲学意味的处世哲学，乡村才能够在城乡冲突的环境下依然坚守自身的阵地，在守望的过程中实现群体性情感的回溯以及对城市的哺育。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是举足轻重的。它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更代表着社会城乡二元下的社会结构形态。
在城乡关系中，我们常常会将其描绘成二元对立的复杂属性。这包括了市民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等等多种元素和形态的对立冲突。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却往往是对立统一的，作家也往往是在对他们的交往融合中书写着变迁中的社会发展力量。
古代中国的城市其实就具有农业社会中的市镇特点，正如费孝通将中国描述为“乡土中国”，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完全的乡土社会，在没有西方现代文明侵入的视域下，乡土社会是温和的，同时也代表着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源头。
相较于別的乡土小说，《活水》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描述了更多的流动与回溯。这使得作品拥有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事，从而凸显出了回返者开启未来美好生活这一农村发展新思路的母题，向读者展现了守望相助的力量。
以故事中出走的申小满和申小暑为例。在进城打工之后，申小满飞快地洗去了身上“山神凹”的气息，她眼中的山神凹是粗糙的，是寒酸的。但当她勾搭上古董贩子之后，仍然选择回到家乡进行掠夺。山神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困境时的港湾和一洼无论如何都涌动着涓涓细流的活水。
而申小暑则是在出走与回归中成长的一代，在最初经历现代化洗礼之后，她不可避免地被外来的事物所吸引，不甘于农村的落后和寂寞，出走到城市成了大流下的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在最初经历了城市物质潮流的冲击后，她对农村的生活也是有过嫌恶的，愤怒于乡村的落后和人们的粗鲁，迫不及待地进城打工。但她身上仍然带有最朴素的山神凹人民的善良和真诚。她保持着农村人的纯真，并凭借着这种单纯吸引到了城市文明下生长起来的年轻医生张宏明。在小说的最后，她在家乡举行了婚礼，把山神凹的窑洞开发出来成为乡村旅游胜地。作者以一种温情且朴素的叙述和深情且生动的画面展现他们回到山神凹之后所改变的生活，表达了她对于乡村生活的怀恋和对于乡村价值属性的坚定。
在这个时候，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朴素价值观不再冲突对立，而是在振兴与发展中走向了共和。这样一种新气象和新形式，表达了作者对于当下农村现实的期许。
葛水平对于故乡是有着深沉的爱意的，一直以来，她都被看作是乡村的守护者。这种守护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落脚到乡村，而是代表着她对乡村生活的想念和对于城市建设下农村发展的热烈期望。即使面对逐渐疏离的乡村生活，她仍然怀有极其强烈的热情。因此，在描绘了村庄的衰落时，她借韩谷雨的口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但她并没有沉溺于伤疤，而是选择揭过这一页，迅速转换视角，带着希望的光芒书写了困境中的农村的转型与新生。“活水”，实际上就是在象征性地隐喻表达着乡村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其朴素善良的价值观在当下乃至于未来时代国人生活的重要性。
当下的农村经历着从未有过的沧桑巨变，不少的乡土文学对农村的愚昧落后和农民的苦难生活进行着不断的描写、批判以及反思。大家公认乡土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危机，并将这一群体的苦难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叙述。作家们也往往沉痛地描绘着村庄的没落和困境，乡民的出走、乡村朴素生活的消逝，乃至于其地域特色的随大流化，甚至是在物欲的潮流中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但却少有对乡村中淳朴民风的赞美以及对新时代下新农村的历史脉动的展现。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一大批农村人离乡又归乡的反哺，原本的农村早已在守望中实现了自我的发展。乡村现实已经不难被把控。在今天，城乡关系早已不是冲突，而是融合共通，进城打工者回到故乡进行生产经营，城市中的生意人看中农村极大的人力市场和地皮市场，转而抓住机遇向农村开发，更别说在《活水》中就提到的，当下也大肆兴起的“农家乐”，这些展现的都是新时代下农村的生机与活力。
历史在不断向前，那些被时间所淘洗掉的事物终究会被替换。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农村正在悄然蜕变，这种蜕变并非是暴风骤雨，而是静水流深般层层递进。
因此，在《活水》中，我们能看到作家葛水平对于乡村命运变迁的思考和关注，以及其对农村发展抱有的巨大热情和新时代的制度自信。作者在展现故乡独特的历史民俗时，抒写了山神凹人民的人性美、道德美、表述了对于完美人格的追求和向往，同时也以生动的笔触，表现了这一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命运，在对农村变革的史诗般的刻画中形成了文本上的巨大张力。
在城市文明之前，中国曾经历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社会，无论是谁，都在骨子里带有一定的农村情怀和乡土气息。可以说，对于土地的依恋和对古早人情关系的向往是中国人精神的源泉。然而，众所周知的，一场深刻改变中国未来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正方兴未艾，在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关系下，如何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进而探寻人们的生存方式与技能、情感追寻和命运走向，是乡土文学写作值得反复深思的问题，也是国人在土地中寻找精神皈依的必经之路。
史诗式叙述下的乡村纪事
从施行市场经济以来，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化描写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其中，大部分的文学创作者将视角聚焦于农村土地的破碎和人心的散落，用一种近乎悲恸的笔触描绘残败的乡村文明。反映的是原本依靠土地为生的个体如何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下不断挣扎和自我怀疑，这些故事的关键词是农村的苦难与破碎。而葛水平的《活水》则不然。
从小说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活水这一概念最早应该来自朱熹的诗句“为有源头活水来”。因此，在葛水平的笔下，更多地将乡土生活看作是能够调试城市中人们精神世界的活水，代表的是对人心恶化的救治和对未来城乡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 葛水平试图构建起乡村道德下的新型人物关系，在矛盾的自我情感挣扎过后，她并不拒绝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是企图将乡村朴素的文化秩序和民间道德作为源头，希望借此重建城市的审美趣味，并由此凸显城乡改革中人物的真实写照。
在小说《活水》中，葛水平将人物的变迁发展一直从改革开放初期写到当下，出现的58个小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没有刻意着重过多的笔墨，但细看每一个都独具性格特征和活力。她是在段落化叙事的过程中延续历史，这就仿佛像穿珠子，一环扣一环地把事件层层推进，这样历史化的叙事和白描的手法带来的是历史的厚重感，反映了农民深层次的精神压力和追求，在物质财富实现的同时提出了对精神世界的反思。
从小说的开端写到“申”姓一家的落户和村子的由来。于是一辈又一辈的传统生活和数代人的精神与物质传承就在此显现。同时，又在时间的推进中，如实地记叙了往昔的生存状态。并从小处着笔，展现了当今民间传统文化和风物民俗的农耕色彩，形成了对历史的回望和民族气息的呈现。
葛水平笔下的乡土文学并不是简单地叙述人物命运，而是把人物命运安排在了特定的乡土背景之下，使之与特定的乡土氛围融为一体，在乡土生活中被寄予重大的社会历史命题。然而，《活水》中的史诗式叙事更加凸显了这一属性。作者对太行山一带的乡民生活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到故事的尾声时，葛水平选择让申小暑以农家乐的形式重新反哺家乡。这其实就表明，在她的心中，乡村生活中淳朴的一面永远是值得保留的。因此，在人物之外，她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农村生活，由此展现乡村中的破碎。但是她没有局限于农村的破碎过程，既聚焦农民个体在改革开放下的惶恐与挣扎，也观照到农村与工业的相互冲撞和对立。
一直在农村里守着的韩谷雨在尾声言道：“三五年走一户，山神凹空了很多窑，还有，没有了学生的打闹和女人的骂架声，所以就空了。我每天都想这个问题，在山头上看得清。我发现山神凹这几年没有出生过娃娃，只有老死的老人，你说土里假如不长草了，土地是不是就空了。”在小说中，葛水平近乎自省地评估了农村发展的得失，以及在这种得与失之间，农民个体和土地所遭受到的伤害。当恶性循环的农村发展和城市的经济扩张侵入了原本朴实简单的农村生活时，人们要如何自处，这是作者对历史的诘问与反思。
在通过韩谷雨表达了自我的忧思之后，葛水平也不忘以含情脉脉的笔触表达对乡村生活的爱恋：“一年四季，土地的呼吸宛如母亲的呼吸，比山头更为辽阔，尽管土地似无声无息，却恩泽生灵，给生灵爱。山间的空气会喂养灵魂，启发灵性。”不难看出，在葛水平的写作中，人物是服务于地点的，她着眼的是整个山神凹的美，她的情感是不断地向山神凹倾斜的。正如我们谈论保护环境时，应当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身，毕竟地球永不毁灭，但人类却随时有覆灭的危机。山神凹也如是。只有对山神凹精神进行保护和回溯，才能令这种精神在物欲潮流中得以留存，从而反思人类精神世界，实现冲突下精神创伤的平复和超越。
从作品的整体风格和审美角度而言，这种叙事方法是非常值得乡土文学这一流派的写作者所借鉴的。作者借由申氏家族中人物变迁以及关系上的环环相扣，串连起各色人物、各个层面和整个中国社会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复杂场景，带来了叙事上的史诗感。庞大的历史体系就从小小的山神凹得以建构了。这种史诗性追求所代表的是对于历史进程的把握和历史本质的冲动。以小人物的故事为中心，通过深刻的反思和历史的进程去总结、发展、并概括这几十年来的中国农村发展，是作为乡土写作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在冲突的表现形式上，作者也没有像以往的故事中，对两种文化的冲突进行强烈而分明的描述。而是以一种更为温和的笔触，在诗化的语言下描述道德观念、文化身份和权利认知上的对立，表达了对个人主义、个体主体性的凸显以及内心欲望的追求。
在作者的笔下，乡土文明被城市文明改造是必然的。但這种必然却不一定带有愤怒的呼唤，而更应该是涓涓细流式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之下，大部分作家都更愿意回归本真，围绕土地进行创作。但由于他们内心深层对于乡村发展的悲观，导致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悲怆和落寞之感。而葛水平则不同，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的是她对于农村生活的怀恋和热情。她笔下的人物具有特殊性，在这命运的惨淡之外，我们还能从中品味到作者寄予他们的纯净力量，乡村绝不仅仅是苦难大众的奋斗，而应当是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
农民的惶恐与挣扎未必不会出现在城市改革的进程中，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城市甚至能够从农村的转型中汲取能量，形成更温和的转型。而农村，则能够在城市的反哺和自我的守望中，不断地发展自身，孕育出新鲜的力量。
责任编辑高璟
在不同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他们的故乡都有着各自的气质，这样的气质彰显出作家们对自我的认知，同时也影响着读者们对于乡村世界的判断。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通过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的恩怨表现历史的变迁，沈从文则在散文式的笔触下完成对湘西历史特征、民族意识等等的构建。葛水平选择在自小生活的山神凹中取材，在对申家这一氏族的书写中触及城市化大潮的裹挟，并融入自我生存经验，展现出乡间农民的苦难生活，从而挖掘出故乡独特的历史、地理、行为及思维模式等等，揭示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本文就将以长篇小说《活水》为例，解读其中的人物形象，试图从作者对他们的描述构建中，探讨其乡土小说中对于乡村生活的审美与认知，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记忆。
城乡对立冲突后的人物选择
在葛水平的创作生涯中，她一直聚焦于对乡村生活的书写，描述城市化重心对乡村世界的巨大冲击，《活水》是她继《裸地》之后的又一部乡土生活长篇。
在小说的整体架构中，她描写了“山神凹”这一村庄的历史过往和巨大变迁，更是以时间为轴，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写到了当下。流水式的笔触展现了几代人的生活状况，塑造了不少人物形象。这样的写作方式带来了强烈的历史感，他们的生存故事也更具有史诗般的磅礴张力，形成了小说文本在历史延递中的丰富内涵。
当城乡关系发生一定的革命化转变之后，农民成为城市劳动力的主力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带来的就是农村的历史性转型，也就是作家所着力描绘的乡土中国故事。作者则在这样的乡土环境之下，通过描述人物的价值选择，来展现冲突之下的精神世界。
当我们探究葛水平对其笔下人物的描述时，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作为上帝视角的作者，她对于城市化大潮流涌入乡村，也是怀有一定的矛盾情感的。现实告诉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不可扭转的，她面临的是时代的潮流，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她书写了两种人物，在显性视角下是愚昧的好人和癫狂的疯子，而隐性视角下则是复杂的悲剧命运。
故事中最为令人动容的应该就是李夏花和申寒露两人的故事。李夏花作为一个嫁过来的异乡人，是怀着少女的热情奔向山神凹的，然而，在嫁过来之后，她却直接性地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当丈夫出外乞讨，儿子又智力出现缺陷之时，这个女人所能保全自己的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在故事中，她“那张被岁月粗糙了的脸，有什么被伤害了致使她眼睛里闪着泪花。”关于李夏花的故事是从申寒露与她的偷情开始讲起的，葛水平用了许多野性但又生动的词语描述他们的行为。
“揉面团一样揉着那团白光”“地上的活物”等等，这样颇具乡村特色的形容直接地带来了故事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也直观地展现了两人癫狂而悲剧的命运。
李夏花出卖身体，“用这种方式抵消了许多日常琐事”。而申寒露抱着纠结的心，一步步在这个“破鞋”身上沉沦。
当儿子申有余去世之后，李夏花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疯狂，这件事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她甚至想到了死。在申有余活着时，她做了一件別人看起来极其癫狂的事，那就是当自己出卖肉体时，让儿子站在炕下看着。这事件听来可怖又扭曲，但出发点仍是，她期待着儿子能拥有羞耻心，能学会“站着尿”。正是在这种扭曲的状态下，当儿子死去，她才越发不能原谅自己，这时候仍然留在她身边的申寒露无疑是一个拯救者一般的角色，他可以高喊着：“山神凹人听下了，李夏花是我的女人，我的农田，我种我收，从今天起，都听清我的话了，李夏花，我要娶你。”
但她当然是无法得到拯救的，这个“疯子”般的女人，她将所有的过错都归结于自己，她代表的是乡村女性中最为愚昧也作为可悲的形象。她最后在黑黝黝的山峦里，在凄清安静的梦里，看见了那只鸟。在这里，作者利用了一种近乎魔幻现实的描述，将女人的出走和自救表达得克制且悲情。这样的悲情绝不仅仅在李夏花身上，申寒露好容易认清了自己对李夏花的爱，却经历这样直观的打击。他“突然看见了白昼里有一颗流星长坠到了山的北面。”
俩人从山神凹的逃离，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一种乡土命运的扭曲和无力安放。在全文中，李夏花可以看作是第一个和城里的世界有沾染的形象，也是第一个真正出走的形象。她原本是以一种自我放逐的姿态离开的，但当她到达城市之后，她身上那种独属于乡村的生命力深深吸引了于喜明，但显然，这对于这个卑微的女人来说又是一次深刻的洗礼。作者将这种痛感描绘成为一种具象而尖锐的疼痛。
故事的最后，李夏花和申寒露走到了一起，但在我看来，这种结合早已与爱情无关，而应当看作是互相的怀抱和抚慰，对于乡村中被冲击的个体而言，他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社会的夹缝之中生存。李夏花们面临的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清洗拯救的自我嫌恶，而申寒露则是在纠结的病态中随之沉沦。
正如葛水平在《故乡装满了好人和疯子》的创作谈中所言———
我的人情物理发生在乡村，我看到我的乡民用朴实的话说：“钱都想，但世界上最想的还不是钱。”乡民最想的是怀抱抚慰，是日子紧着一天过下去的人情事理。山之外的知识勾着我，离开乡村意味着逃离乡村，逃离便意味着再也回不去，同样一个人，谁改变了我的感情？……乡村是我整个社会背景的缩影，背景中我得益于乡村的人和事，他们让我活得丰富，获得兴盛。乡村也是整个历史苦难最为深重的体现，社会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体现在乡村，是劳苦大众的苦苦挣扎。乡村活起来了，城市也就活了，乡村和城市是多种艺术技法，她可以与城市比喻、联想、对比、夸张，一个奇崛伟岸的社会，只有乡村才能具象地、多视角地、有声有色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并告诉世界这个国家的生机勃勃！ 活水源头下的守望与回溯
守望一词在汉语中最初意为“守望相助”，代表的是一种朴素的处世哲学理念。即在坚守中保持初心。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极具东方哲学意味的处世哲学，乡村才能够在城乡冲突的环境下依然坚守自身的阵地，在守望的过程中实现群体性情感的回溯以及对城市的哺育。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是举足轻重的。它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更代表着社会城乡二元下的社会结构形态。
在城乡关系中，我们常常会将其描绘成二元对立的复杂属性。这包括了市民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等等多种元素和形态的对立冲突。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却往往是对立统一的，作家也往往是在对他们的交往融合中书写着变迁中的社会发展力量。
古代中国的城市其实就具有农业社会中的市镇特点，正如费孝通将中国描述为“乡土中国”，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完全的乡土社会，在没有西方现代文明侵入的视域下，乡土社会是温和的，同时也代表着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源头。
相较于別的乡土小说，《活水》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描述了更多的流动与回溯。这使得作品拥有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事，从而凸显出了回返者开启未来美好生活这一农村发展新思路的母题，向读者展现了守望相助的力量。
以故事中出走的申小满和申小暑为例。在进城打工之后，申小满飞快地洗去了身上“山神凹”的气息，她眼中的山神凹是粗糙的，是寒酸的。但当她勾搭上古董贩子之后，仍然选择回到家乡进行掠夺。山神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困境时的港湾和一洼无论如何都涌动着涓涓细流的活水。
而申小暑则是在出走与回归中成长的一代，在最初经历现代化洗礼之后，她不可避免地被外来的事物所吸引，不甘于农村的落后和寂寞，出走到城市成了大流下的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在最初经历了城市物质潮流的冲击后，她对农村的生活也是有过嫌恶的，愤怒于乡村的落后和人们的粗鲁，迫不及待地进城打工。但她身上仍然带有最朴素的山神凹人民的善良和真诚。她保持着农村人的纯真，并凭借着这种单纯吸引到了城市文明下生长起来的年轻医生张宏明。在小说的最后，她在家乡举行了婚礼，把山神凹的窑洞开发出来成为乡村旅游胜地。作者以一种温情且朴素的叙述和深情且生动的画面展现他们回到山神凹之后所改变的生活，表达了她对于乡村生活的怀恋和对于乡村价值属性的坚定。
在这个时候，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朴素价值观不再冲突对立，而是在振兴与发展中走向了共和。这样一种新气象和新形式，表达了作者对于当下农村现实的期许。
葛水平对于故乡是有着深沉的爱意的，一直以来，她都被看作是乡村的守护者。这种守护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落脚到乡村，而是代表着她对乡村生活的想念和对于城市建设下农村发展的热烈期望。即使面对逐渐疏离的乡村生活，她仍然怀有极其强烈的热情。因此，在描绘了村庄的衰落时，她借韩谷雨的口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但她并没有沉溺于伤疤，而是选择揭过这一页，迅速转换视角，带着希望的光芒书写了困境中的农村的转型与新生。“活水”，实际上就是在象征性地隐喻表达着乡村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其朴素善良的价值观在当下乃至于未来时代国人生活的重要性。
当下的农村经历着从未有过的沧桑巨变，不少的乡土文学对农村的愚昧落后和农民的苦难生活进行着不断的描写、批判以及反思。大家公认乡土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危机，并将这一群体的苦难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叙述。作家们也往往沉痛地描绘着村庄的没落和困境，乡民的出走、乡村朴素生活的消逝，乃至于其地域特色的随大流化，甚至是在物欲的潮流中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但却少有对乡村中淳朴民风的赞美以及对新时代下新农村的历史脉动的展现。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一大批农村人离乡又归乡的反哺，原本的农村早已在守望中实现了自我的发展。乡村现实已经不难被把控。在今天，城乡关系早已不是冲突，而是融合共通，进城打工者回到故乡进行生产经营，城市中的生意人看中农村极大的人力市场和地皮市场，转而抓住机遇向农村开发，更别说在《活水》中就提到的，当下也大肆兴起的“农家乐”，这些展现的都是新时代下农村的生机与活力。
历史在不断向前，那些被时间所淘洗掉的事物终究会被替换。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农村正在悄然蜕变，这种蜕变并非是暴风骤雨，而是静水流深般层层递进。
因此，在《活水》中，我们能看到作家葛水平对于乡村命运变迁的思考和关注，以及其对农村发展抱有的巨大热情和新时代的制度自信。作者在展现故乡独特的历史民俗时，抒写了山神凹人民的人性美、道德美、表述了对于完美人格的追求和向往，同时也以生动的笔触，表现了这一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命运，在对农村变革的史诗般的刻画中形成了文本上的巨大张力。
在城市文明之前，中国曾经历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社会，无论是谁，都在骨子里带有一定的农村情怀和乡土气息。可以说，对于土地的依恋和对古早人情关系的向往是中国人精神的源泉。然而，众所周知的，一场深刻改变中国未来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正方兴未艾，在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关系下，如何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进而探寻人们的生存方式与技能、情感追寻和命运走向，是乡土文学写作值得反复深思的问题，也是国人在土地中寻找精神皈依的必经之路。
史诗式叙述下的乡村纪事
从施行市场经济以来，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化描写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其中，大部分的文学创作者将视角聚焦于农村土地的破碎和人心的散落，用一种近乎悲恸的笔触描绘残败的乡村文明。反映的是原本依靠土地为生的个体如何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下不断挣扎和自我怀疑，这些故事的关键词是农村的苦难与破碎。而葛水平的《活水》则不然。
从小说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活水这一概念最早应该来自朱熹的诗句“为有源头活水来”。因此，在葛水平的笔下，更多地将乡土生活看作是能够调试城市中人们精神世界的活水，代表的是对人心恶化的救治和对未来城乡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 葛水平试图构建起乡村道德下的新型人物关系，在矛盾的自我情感挣扎过后，她并不拒绝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是企图将乡村朴素的文化秩序和民间道德作为源头，希望借此重建城市的审美趣味，并由此凸显城乡改革中人物的真实写照。
在小说《活水》中，葛水平将人物的变迁发展一直从改革开放初期写到当下，出现的58个小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没有刻意着重过多的笔墨，但细看每一个都独具性格特征和活力。她是在段落化叙事的过程中延续历史，这就仿佛像穿珠子，一环扣一环地把事件层层推进，这样历史化的叙事和白描的手法带来的是历史的厚重感，反映了农民深层次的精神压力和追求，在物质财富实现的同时提出了对精神世界的反思。
从小说的开端写到“申”姓一家的落户和村子的由来。于是一辈又一辈的传统生活和数代人的精神与物质传承就在此显现。同时，又在时间的推进中，如实地记叙了往昔的生存状态。并从小处着笔，展现了当今民间传统文化和风物民俗的农耕色彩，形成了对历史的回望和民族气息的呈现。
葛水平笔下的乡土文学并不是简单地叙述人物命运，而是把人物命运安排在了特定的乡土背景之下，使之与特定的乡土氛围融为一体，在乡土生活中被寄予重大的社会历史命题。然而，《活水》中的史诗式叙事更加凸显了这一属性。作者对太行山一带的乡民生活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到故事的尾声时，葛水平选择让申小暑以农家乐的形式重新反哺家乡。这其实就表明，在她的心中，乡村生活中淳朴的一面永远是值得保留的。因此，在人物之外，她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农村生活，由此展现乡村中的破碎。但是她没有局限于农村的破碎过程，既聚焦农民个体在改革开放下的惶恐与挣扎，也观照到农村与工业的相互冲撞和对立。
一直在农村里守着的韩谷雨在尾声言道：“三五年走一户，山神凹空了很多窑，还有，没有了学生的打闹和女人的骂架声，所以就空了。我每天都想这个问题，在山头上看得清。我发现山神凹这几年没有出生过娃娃，只有老死的老人，你说土里假如不长草了，土地是不是就空了。”在小说中，葛水平近乎自省地评估了农村发展的得失，以及在这种得与失之间，农民个体和土地所遭受到的伤害。当恶性循环的农村发展和城市的经济扩张侵入了原本朴实简单的农村生活时，人们要如何自处，这是作者对历史的诘问与反思。
在通过韩谷雨表达了自我的忧思之后，葛水平也不忘以含情脉脉的笔触表达对乡村生活的爱恋：“一年四季，土地的呼吸宛如母亲的呼吸，比山头更为辽阔，尽管土地似无声无息，却恩泽生灵，给生灵爱。山间的空气会喂养灵魂，启发灵性。”不难看出，在葛水平的写作中，人物是服务于地点的，她着眼的是整个山神凹的美，她的情感是不断地向山神凹倾斜的。正如我们谈论保护环境时，应当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身，毕竟地球永不毁灭，但人类却随时有覆灭的危机。山神凹也如是。只有对山神凹精神进行保护和回溯，才能令这种精神在物欲潮流中得以留存，从而反思人类精神世界，实现冲突下精神创伤的平复和超越。
从作品的整体风格和审美角度而言，这种叙事方法是非常值得乡土文学这一流派的写作者所借鉴的。作者借由申氏家族中人物变迁以及关系上的环环相扣，串连起各色人物、各个层面和整个中国社会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复杂场景，带来了叙事上的史诗感。庞大的历史体系就从小小的山神凹得以建构了。这种史诗性追求所代表的是对于历史进程的把握和历史本质的冲动。以小人物的故事为中心，通过深刻的反思和历史的进程去总结、发展、并概括这几十年来的中国农村发展，是作为乡土写作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在冲突的表现形式上，作者也没有像以往的故事中，对两种文化的冲突进行强烈而分明的描述。而是以一种更为温和的笔触，在诗化的语言下描述道德观念、文化身份和权利认知上的对立，表达了对个人主义、个体主体性的凸显以及内心欲望的追求。
在作者的笔下，乡土文明被城市文明改造是必然的。但這种必然却不一定带有愤怒的呼唤，而更应该是涓涓细流式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之下，大部分作家都更愿意回归本真，围绕土地进行创作。但由于他们内心深层对于乡村发展的悲观，导致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悲怆和落寞之感。而葛水平则不同，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的是她对于农村生活的怀恋和热情。她笔下的人物具有特殊性，在这命运的惨淡之外，我们还能从中品味到作者寄予他们的纯净力量，乡村绝不仅仅是苦难大众的奋斗，而应当是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
农民的惶恐与挣扎未必不会出现在城市改革的进程中，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城市甚至能够从农村的转型中汲取能量，形成更温和的转型。而农村，则能够在城市的反哺和自我的守望中，不断地发展自身，孕育出新鲜的力量。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