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天，英国姑娘扶霞·邓洛普在一家港式餐馆里，与两瓣笼罩着硫磺色光晕的皮蛋相遇。碍于礼貌，她夹了一块放在嘴里，三观俱裂——对她来说，这一坨脏兮兮、黑黢黢、绿幽幽、粘糊糊的东西，“如同闯入噩梦的魔鬼之眼，幽深黑暗，闪着威胁的光”。
　　从小就见识过土耳其、苏丹、伊朗、日本等各种“全球化”味道與绿色炒鸡蛋、紫色土豆泥等“超现实主义”菜肴，扶霞绝不是那种看见桌上端来蜗牛和腰子就吓昏过去的女孩。但是1992年秋天，她第一次来中国，面前这道“千年老蛋”还是让她猝不及防、全身发麻。
　　此时，离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写中国人嗜吃狗肉和蛇肉已经过去了7个世纪，可面对着市场上一麻袋一麻袋晒干的蛇、蜥蜴、蝎子和苍蝇，扶霞不由得想起英国老乡、外科医生古德·唐宁100多年前的忠告：在广州吃饭一定得小心翼翼，“免得不知不觉就吃了条蚯蚓，或者啃着猫儿小小的骨头”。即使在英国也点过油炸丸子、蛋炒饭之类的中餐外卖，但那种“东方主义”式的猎奇与偏见，总是匍匐在阴影中，给她的大脑亮出警示信号。
　　英伦舌头与中国胃，中间隔着多远？一年后，坐在成都一家餐馆桌前大快朵颐的扶霞找到了答案：一盘鱼香茄子。几个月后，她申请了一个少数民族研究计划，填着表格上一栏栏的项目，编出一串串的理由，心里想的却是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的香味。
　　1994年，扶霞成了四川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一头扎进了成都生活的喧哗与骚动。她和朋友们成了各种“苍蝇小馆”的常客，在街边摇摇晃晃的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碗刺激火爆的“担担儿”；在夏夜的梧桐树下，大口喝啤酒，小口啃猪耳朵……
　　成都的温暖和慵懒，能融化任何英国式的刻板僵硬。在牛津长大、剑桥上学、伦敦工作的扶霞，在成都流动着豆瓣酱与茉莉花茶的空气里，萌生了做厨子的志愿。为此，她跑到烹饪学校学艺，对着一截腰花，练习切、片、斩、捶刀法，用泡椒和豆瓣调出“鱼香味”；还跑到饭店后厨偷师，记下各种食材和菜谱。
　　在新作《鱼翅与花椒》中，她将这些奇妙的中国菜冒险之旅一一呈现。对她来说，中国成就了她的事业——作为美食作家，她曾4次将有着“饮食世界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比尔德烹饪写作大奖收入囊中，她的饮食习惯也被永远改变了——那个曾经为皮蛋心惊肉跳的英国淑女，如今吃起鸭肠、脑花来津津有味。有一次，她在肯特郡的一个小镇散步，路遇一大群鹅，想到的不是美妙的英格兰田园风光，而是一锅用豆瓣酱和花椒炖煮的鹅肉，在煤气炉上咕嘟咕嘟冒泡。
　　最终，她果真长出了一个中国胃。
　　（选自2018年第18期《环球人物》，本刊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