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天里，华国锋主持召开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系列的决定，并同时研究了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
华国锋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驱车来到玉泉山8号楼叶剑英的住地。晚10时30分，华国锋挽着叶剑英的手，一起走进了会议室。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共11人。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
华国锋提议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剑英要华国锋主持。
华国锋说：“我现在向政治局会议宣布：今天晚上已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随后，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
华国锋与大家研究即将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他说：“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
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至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更要着重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这个方针和传统，长期以来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切实地把它恢复过来。”
会议研究了上海问题。
大家分析了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的控制和指挥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调到北京后，还一直兼着上海的市委书记，张春桥是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却又是上海市委书记，排在张、姚的后面。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历来看不惯他的那一套。张春桥根本指挥不了部队。
华国锋讲：“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其他各省市的造反派和‘四人幫’比起来就是小玩闹。”
华国锋说：“‘四人帮’在上海拉过警备区的四个领导干部，号称有四个‘枪杆子’，只有周纯麟没有拉过去。先让马天水和周纯麟来。先做马天水的工作。”他想了想又说：“同时通知丁盛、廖汉生（南京军区政委）。”
华国锋让周纯麟与马天水一同来北京，有几个考虑：其一，周纯麟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负责保卫上海。其二，“四人帮”一直整他，他是一个可靠的老同志。其三，只叫马天水一个人来，他可能会生疑而不来，如果他不来事情就难办了。
马天水、周纯麟二人于7日下午从上海到达北京。
在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态度顽固，提出无理要求，华国锋派苏振华、倪志福做他的工作
7日上午，中央政治局要谷牧派精干可靠的人员到上海了解情况。同日下午，党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接到北京。华国锋首先派人将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集到京人员开会。马天水走进会场，见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王、张、江、姚四人没来，心里一惊，又故作镇静地和大家热烈握手，热情地打招呼，一切如常。
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首先宣布中央已于6日对“四人帮”隔离审查。
听到这个消息，到会的绝大部分人都十分激动，周纯麟高兴得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马天水傻了眼，抱头闷坐在那里。
华国锋系统介绍了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历次的批评，介绍“四人帮”如何阴谋篡党夺权，以及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必要性。
会场气氛热烈，不少人插话。
华国锋手上拿着三份毛泽东的手稿，说：他们大造舆论，几种报刊都是他们控制的。他们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其实是我在1974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把我留下。我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主席写了三张纸给我三句话，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一张是“照过去方针办”，一张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正式给政治局传达前两张，后一张没有传达。“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告人民书里，在悼念词里他们不写，在社论里讲了。六个字改了三个字，作为临终嘱咐大做文章。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2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到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用梁效的名义，文章里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在悼词里面不提“三要三不要”，讨论时，陈锡联同志提出要把“三要三不要”加上去，姚文元淡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加上去。后来，汪东兴同志又向我提出，经我坚持，加上去的，张春桥表示写就写吧。
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会议宣布几条纪律：不准私自向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接待客人。
8日清晨，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晚上继续开，大家发言。”他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
华国锋回过身来，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他使了个眼色。周会意地点了点头。 李先念、叶剑英等表示同意。华国锋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
李先念说：可以派彭冲同志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
中央其他领导也都同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一起去接管上海。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组建中央工作组，并急电命令彭冲进京。
一切安排妥当，华国锋才决定召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
1985年，华国锋回忆：“上海的工人就是好，不听他们的。等我们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去，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面。这时中央已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到上海。上海有东海舰队，苏振华是海军政委，调动海军方便。倪志福是上海人，对上海熟悉。天安门事件最早在南京发生的。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顶‘四人帮’坚决。上海有困难可以就近得到江苏的支持。严佑民我早在1975年就认识，我到公安部提出要解放几个副部长，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由政治局决定，由大家提的名。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华国锋十分谦逊，不愿意过多谈自己，因而说“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
中央政治局再做工作，徐景贤、王秀珍交代问题
1976年10月12日晚10时，华国锋、叶剑英和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苏振华、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接见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一直谈到13日凌晨1时30分。李先念因劳累没有参加。
华国锋要马天水先谈谈。马天水汇报了几天来的思想认识过程，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华国锋拿出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影印件，给了周纯麟、马天水等人每人一份，对徐景贤说：你给大家念一遍。
徐景贤看了确实是张春桥的手迹，哑口无言。张春桥在《有感》中把政治局多数同志叫“他们”，把“四人帮”叫我们，阵线划得清楚，公开要分裂党。
陈永贵、吴德、吴桂贤介绍“四人帮”反对周恩来的具体情况。马天水等人都说，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总理，在我们面前他们装得很尊重总理。
华国锋介绍江青控制主席处的文件，把江青改过的两个讲话文件给他们看。他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逝世前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大闹政治局的事。华国锋说：摇鹅毛扇的是张春桥，这份《有感》是他的总思想，“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他恨主席恨得很。
叶剑英说：上海是受蒙蔽、受封锁的。主席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你们这次来了，情况就明了。张春桥的《有感》里，把阵线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华国锋说：主席不但想打烂“四人帮”，而且还怕把新同志拉进去，所以在陈永贵同志报告上批了“钓鱼台没有鱼”。
华国锋介绍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然后说：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毛主席的路线，以实践来检验，只要转变立场，我们是欢迎的。揭发批判，我们欢迎。有些材料要保存好。你们一时思想转变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廖祖康、肖木（王洪文秘书），要来京办学习班，他们是青年，要帮助改正错误，我们相信你们能搞得更好。“四人帮”解决了，全国的形势就会更好，你们过去对外省点名批评，但这次江苏对上海没有提意见。经济上我们一定安排好，煤、铁的供应决不能减少。对于“好八连”以及其他基层同志的努力，都要肯定，不要因为某某某送过什么东西，就否定他们，要区别开来，群众是好的。
中央领导同志问马天水等人：你们过去听说过“四人帮”吗？
马天水等人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
徐景贤、王秀珍交代问题，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周纯麟、马天水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果断措施。
徐、王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这次来北京前，在上海和军队的几位同志会合在一起，还调动了民兵，准备决一死战。现在了解了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感到极大的义愤，并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华国锋笑着说：你们回去别人会骂你们是叛徒！你们把立场转变过来，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
随着马、徐、王态度的转变，会议气氛渐渐变得和缓。散会时，周纯麟、马天水等三人同政治局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到了京西宾馆，王秀珍后悔没有交代调动民兵数字的问题。第二天一早她找到了会议上负责记录的同志，告诉了上海调动民兵的数字，请补到记录里去。
中央责成他们回上海，向干部群众传达中央的精神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听了我的谈话以后，他说：说服力不够。我们拿出《二月三日有感》，他受震动了。张春桥的《有感》到底矛头指向谁？指向毛主席嘛！16号文件中把毛主席批他们的话用了好几段就有力量。江青不总是代表毛主席身份出现吗？我们就用毛主席的话揭露她。毛主席说，她不代表毛主席。我们就用毛主席批示揭露“四人帮”。作用是大的，所以我们取得了胜利。
1976年10月13日上午，在王一平、徐良图安排下，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报告了上海要在13日发动叛乱的消息。华国锋、叶剑英接到报告后，当即（13日上午9点）派专机把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送回上海，使王洪文余党策划的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在飞机上，周纯麟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一、回上海后，立即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了的事情是确切的；二、市委马上按中央指示办，逐层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指挥。这四条，要由他们三人亲自给各有关单位打招呼。
华国锋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驱车来到玉泉山8号楼叶剑英的住地。晚10时30分，华国锋挽着叶剑英的手，一起走进了会议室。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共11人。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
华国锋提议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剑英要华国锋主持。
华国锋说：“我现在向政治局会议宣布：今天晚上已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随后，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
华国锋与大家研究即将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他说：“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
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至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更要着重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这个方针和传统，长期以来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切实地把它恢复过来。”
会议研究了上海问题。
大家分析了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的控制和指挥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调到北京后，还一直兼着上海的市委书记，张春桥是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却又是上海市委书记，排在张、姚的后面。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历来看不惯他的那一套。张春桥根本指挥不了部队。
华国锋讲：“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其他各省市的造反派和‘四人幫’比起来就是小玩闹。”
华国锋说：“‘四人帮’在上海拉过警备区的四个领导干部，号称有四个‘枪杆子’，只有周纯麟没有拉过去。先让马天水和周纯麟来。先做马天水的工作。”他想了想又说：“同时通知丁盛、廖汉生（南京军区政委）。”
华国锋让周纯麟与马天水一同来北京，有几个考虑：其一，周纯麟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负责保卫上海。其二，“四人帮”一直整他，他是一个可靠的老同志。其三，只叫马天水一个人来，他可能会生疑而不来，如果他不来事情就难办了。
马天水、周纯麟二人于7日下午从上海到达北京。
在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态度顽固，提出无理要求，华国锋派苏振华、倪志福做他的工作
7日上午，中央政治局要谷牧派精干可靠的人员到上海了解情况。同日下午，党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接到北京。华国锋首先派人将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集到京人员开会。马天水走进会场，见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王、张、江、姚四人没来，心里一惊，又故作镇静地和大家热烈握手，热情地打招呼，一切如常。
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首先宣布中央已于6日对“四人帮”隔离审查。
听到这个消息，到会的绝大部分人都十分激动，周纯麟高兴得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马天水傻了眼，抱头闷坐在那里。
华国锋系统介绍了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历次的批评，介绍“四人帮”如何阴谋篡党夺权，以及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必要性。
会场气氛热烈，不少人插话。
华国锋手上拿着三份毛泽东的手稿，说：他们大造舆论，几种报刊都是他们控制的。他们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其实是我在1974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把我留下。我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主席写了三张纸给我三句话，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一张是“照过去方针办”，一张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正式给政治局传达前两张，后一张没有传达。“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告人民书里，在悼念词里他们不写，在社论里讲了。六个字改了三个字，作为临终嘱咐大做文章。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2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到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用梁效的名义，文章里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在悼词里面不提“三要三不要”，讨论时，陈锡联同志提出要把“三要三不要”加上去，姚文元淡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加上去。后来，汪东兴同志又向我提出，经我坚持，加上去的，张春桥表示写就写吧。
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会议宣布几条纪律：不准私自向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接待客人。
8日清晨，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晚上继续开，大家发言。”他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
华国锋回过身来，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他使了个眼色。周会意地点了点头。 李先念、叶剑英等表示同意。华国锋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
李先念说：可以派彭冲同志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
中央其他领导也都同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一起去接管上海。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组建中央工作组，并急电命令彭冲进京。
一切安排妥当，华国锋才决定召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
1985年，华国锋回忆：“上海的工人就是好，不听他们的。等我们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去，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面。这时中央已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到上海。上海有东海舰队，苏振华是海军政委，调动海军方便。倪志福是上海人，对上海熟悉。天安门事件最早在南京发生的。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顶‘四人帮’坚决。上海有困难可以就近得到江苏的支持。严佑民我早在1975年就认识，我到公安部提出要解放几个副部长，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由政治局决定，由大家提的名。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华国锋十分谦逊，不愿意过多谈自己，因而说“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
中央政治局再做工作，徐景贤、王秀珍交代问题
1976年10月12日晚10时，华国锋、叶剑英和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苏振华、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接见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一直谈到13日凌晨1时30分。李先念因劳累没有参加。
华国锋要马天水先谈谈。马天水汇报了几天来的思想认识过程，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华国锋拿出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影印件，给了周纯麟、马天水等人每人一份，对徐景贤说：你给大家念一遍。
徐景贤看了确实是张春桥的手迹，哑口无言。张春桥在《有感》中把政治局多数同志叫“他们”，把“四人帮”叫我们，阵线划得清楚，公开要分裂党。
陈永贵、吴德、吴桂贤介绍“四人帮”反对周恩来的具体情况。马天水等人都说，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总理，在我们面前他们装得很尊重总理。
华国锋介绍江青控制主席处的文件，把江青改过的两个讲话文件给他们看。他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逝世前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大闹政治局的事。华国锋说：摇鹅毛扇的是张春桥，这份《有感》是他的总思想，“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他恨主席恨得很。
叶剑英说：上海是受蒙蔽、受封锁的。主席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你们这次来了，情况就明了。张春桥的《有感》里，把阵线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华国锋说：主席不但想打烂“四人帮”，而且还怕把新同志拉进去，所以在陈永贵同志报告上批了“钓鱼台没有鱼”。
华国锋介绍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然后说：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毛主席的路线，以实践来检验，只要转变立场，我们是欢迎的。揭发批判，我们欢迎。有些材料要保存好。你们一时思想转变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廖祖康、肖木（王洪文秘书），要来京办学习班，他们是青年，要帮助改正错误，我们相信你们能搞得更好。“四人帮”解决了，全国的形势就会更好，你们过去对外省点名批评，但这次江苏对上海没有提意见。经济上我们一定安排好，煤、铁的供应决不能减少。对于“好八连”以及其他基层同志的努力，都要肯定，不要因为某某某送过什么东西，就否定他们，要区别开来，群众是好的。
中央领导同志问马天水等人：你们过去听说过“四人帮”吗？
马天水等人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
徐景贤、王秀珍交代问题，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周纯麟、马天水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果断措施。
徐、王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这次来北京前，在上海和军队的几位同志会合在一起，还调动了民兵，准备决一死战。现在了解了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感到极大的义愤，并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华国锋笑着说：你们回去别人会骂你们是叛徒！你们把立场转变过来，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
随着马、徐、王态度的转变，会议气氛渐渐变得和缓。散会时，周纯麟、马天水等三人同政治局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到了京西宾馆，王秀珍后悔没有交代调动民兵数字的问题。第二天一早她找到了会议上负责记录的同志，告诉了上海调动民兵的数字，请补到记录里去。
中央责成他们回上海，向干部群众传达中央的精神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听了我的谈话以后，他说：说服力不够。我们拿出《二月三日有感》，他受震动了。张春桥的《有感》到底矛头指向谁？指向毛主席嘛！16号文件中把毛主席批他们的话用了好几段就有力量。江青不总是代表毛主席身份出现吗？我们就用毛主席的话揭露她。毛主席说，她不代表毛主席。我们就用毛主席批示揭露“四人帮”。作用是大的，所以我们取得了胜利。
1976年10月13日上午，在王一平、徐良图安排下，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报告了上海要在13日发动叛乱的消息。华国锋、叶剑英接到报告后，当即（13日上午9点）派专机把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送回上海，使王洪文余党策划的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在飞机上，周纯麟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一、回上海后，立即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了的事情是确切的；二、市委马上按中央指示办，逐层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指挥。这四条，要由他们三人亲自给各有关单位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