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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壮语、布依语、毛南语、莫语等对跟汉族有关事物的称谓为切入点,从语言 学及史料考证的角度对明代汉族与广西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考察,论证了明代都司卫所制除 了对广西经济文化产生正面影响外,它们与当时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主要是凸显了其军事 特点。
【关键词】军话;班军;卫所;屯田
【作 者】陆天桥,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昆士兰,4870
【中图分类号】C95;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3-0138-007
Investigation of the‘Military Language’and‘Military People’in Guangxi
——The prominent military features of Weisuo administrativesystem in Guangxi during Ming dynasty
Lu Tianqiao
Abstract: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uangx i ethnic gr oups and the Han-Chines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using linguistic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specifically the Zhuang, Kam, Maonan and Mak nomenclat ure of the Han-Chinese 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espite i ts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Guangxi, th e weisuo (military colonies) system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s characterized by i ts prominent military features in regard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ive e thnic groups
Key Words:military language, soldier-farmer system, mili tary colony
所谓“军话”,就是南方地区由明代屯兵制而形成的汉语方言岛。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军话 ”也称作“军声”、“军家话”等。虽然对军话的界定不完全一样,但对它已有较详尽的描 写和分析。军话最常见的定义是:“由于历史上军队的驻防或屯垦而形成的具有方言岛性质 的汉语方言”(黄晓东2007);“军话是我国南方某些地区的一种含有官话成分的混合型汉 语方言”(潘家懿1998);“军话是粤、琼、桂、闽等地来源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的方言岛 ,它不是一种同质的方言,它们之间差别可以很大”(丘学强2005);“散布于南方粤闽琼 桂诸省(区),处于南方某些方言包围中,近似方言岛的一些特殊方言”(詹伯慧2008)。 本文所涉及的“军话”有两个特点:一、只与“军”有关,与黄、丘定义类似(各种移民形 成的方言岛要宽泛得多);二、只涉及清以前移民造成的汉语方言岛①;三、只涉及广西 境 内的汉语方言②。目前军话研究只包括了汉语地区的方言岛,而涉及少数民族语言地区的 同类语言情况及其相关民族关系近乎空白。
目前这种方言岛现象的研究所涉及地区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它们包括:广东省惠东县的 平海军话、陆丰市的坎石潭军话、青塘军话、海丰县的龙吟塘军话、电白县的旧时正话或城 话、深圳大鹏话;海南省的东方市军话、昌江县军话、崖城军话、儋州军话、临高县军话; 湖北省荆州城的东边腔;浙江省苍南县的金乡军话、慈溪观城的燕话、象山爵溪的所里话、 苍南蒲城话;福建省南平县的土官话、武平中山镇的军家话、长乐县琴江村的旗下话;广西 境内的北海永安军话、合浦军话;安徽省祁门县军话,等等。山东和山西的旗人话也有人研 究。而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军话研究却是凤毛麟角。
笔者通过调查不但注意到了桂中、桂北等地区也存在类似的军话岛,而且发现当地少数民族 人民对这种方言的认识更为多层次,除了将汉语称作“军话”外,将汉人也称作“军人”, 将说汉语称作“讲军”,而汉语歌曲称为“军”歌。桂中和桂北地区的很多城镇说汉语西南 官话,比如武鸣县的城厢镇和府城镇、马山县的金钗镇、宾阳县芦圩镇三联街以及邹圩镇部 分村落、金城江话、宜州话、罗城话、融水话、合山话、来宾话、平果话等皆说西南官话, 即所谓的军话。而有些现在说壮话的城镇过去也是说军话的,比如上林县的大丰镇老一辈人 过去是说军话的,只是现在年轻人已被同化而改说了壮话。这种军话的使用者一般集中在人 口较为集中的城镇或者城镇中的某一个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军话分布特点是,它们被周 围的壮话或其它少数民族语言所包围,呈星罗棋布的点状分布,而壮话或其它少数民族语言 则呈片状分布。所以,军话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小岛。这个地区的军话在语音、语调和 句法上与柳州话较为接近,与云南、贵州、四川话有区别但可以相通。最显著的区别是中古 的见组字二、三、四等字广西军话基本上保留古声母,如“见”、“溪”、“群”,云贵川 西南官话大部已发展为舌面音,接近普通话,而武鸣县城的汉语仍分别念作gen [ken3 5]、ki [k‘i33]、kün [k‘yn31]。其它县城情况类似。下面具体叙 述这些情况。
语言中的很多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的主观反映。视角的不同决定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的不同,所以不同的民族对同样的事物可有不同的概括。如汉族人根据可流动的特点将一类 物质归纳起来,以“水”概括之,如“钢水”、“铁水”、“露水”、“墨水”、“胶水” 、“王水”等,虽然它们并非一定含有水。而英国人则把它们分别叫做molten steel、molt en iron、dew、ink、leech、narcissus、paddy field、jellyfish、crystal、gluewater 、aquafortis,只有最后两种明指为“水”①。同样的情况,英语则根据某种外形特征或 性 质将汉语中以“锭”、“块”概括的事物与pig“猪”相联系起来:aluminium pig(铝锭) 、lead pig(铅锭)、zinc pig(锌锭)、Bessemer pig(酸性钢)、basic pig(碱性生 铁)、casting pig(铸铁)、cinder pig(粗铸铁锭)、rubber pig(生胶块)、mica pi g(云母晶块)、flexible pipeline pig(管道疏通机)。而壮语将汉语中的野鸭、野鸡、 燕子、鹧鸪、乌鸦、喜鹊、鹌鹑、麻雀、大雁、斑鸠、苍鹭、黄莺等不明指为“鸟”的禽类 都冠之以roeg“鸟”,意为“某某鸟”:roegbit、roeggae、roegenq、roegfek、roegga、 roeggacak、roeggumj、roeglaej、roegnyanh、roegraeu、roeghanqbuengz、roeghenj。毛 南语则根据ni4“母亲”这个词素所具有的“大”的义素,将一些动物中较为大个儿的概 括 为“某某娘”,短语结构是“ni4+动物名”,意思是“一只大的某某动物”,一般用作 夸 张描述,如 ni4gwi2 “一头大水牛”、ni4bo4“一头大黄牛”、ni4mja4“一 匹大马”、ni 4dzjang4“一头巨象”、ni4zu:i2“一条大蛇”,等。语言的概念都是某一特定 人民群体根据客观世界里某事物某一方面的特性所归纳而来。
由此推论,族群的称谓受到族群的某一特点如历史上族群关系等因素所制约。中国汉族人根 据历史上强大的汉朝和唐朝的影响力而对外将自己称为“汉”族,在海外则称为“唐”人; 新疆古代回纥人与古代东斯拉夫人当时接触最多的是帮助辽代西征的“契丹”人,而契丹人 后来成为汉族人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新疆维族等族群把汉族人叫做“黑大爷”②,而俄语 也把中国称作китай (kitai);印尼语、马来语主要根据中国第一个王朝“秦”来称 谓中国人:orang Cina③;泰国语、老挝语也将中国人称作“秦人”,如泰语:khon jii n [k‘on33 tsi:n33]、老挝语:ko:n1chin1;很多西方国家也是将中国 人与“ 秦”相联系,如 英语Chinese、法语Chinois、意大利语cinese、西班牙语chino、德语Chinesen、荷兰语Chi nees等。而广西的壮族则将与汉族有关的事物却都给带上一顶“军”帽,这表明过去的壮族 人对汉族人的认识以他们的“军事”的特征为主要参照点,所以才有了“汉族人”等于“军 人”,“汉语”等于“军话”,“讲汉语”等于“讲军”,“汉语歌”等于“军歌”的认知(广西北部的宜州市西北方向12公里处的叶峒村把壮语的山歌称作“欢”,而把西南官话唱 的山歌称为“军”,相互区别不混。钟健2007)。所以,广西的少数民族并非参照中国历史 上王朝的名称而是根据北方族群与本地族群的关系,即军事控制,来概括汉族人的特点。壮 语把“汉族人”称作Boux gun (pou4 kun1),把“汉语”叫vah gun (va6 kun1) ,把“讲 汉语”叫gangj gun (ka:η3 kun1)①。词素boux为“某种人”之意,而gun是壮语 中老借词 “军”的读音,因壮语的典型词序为中心成分出现在修饰成分的前面,所以短语Boux gun直 译的话就是“军人”。词素vah为“话”之意,所以vah gun即“军话”。词素gangj意为“ 讲”,短语gangj gun直译即“讲军”②。有人认为这几个短语是指“官人”、“官话” 、 “讲官”。其实不然。如果是“官人”、“官话”和“讲官”的话,壮语发音应该是Boux g uen (pou4kuηn1)、vah guen (va6 kuηn1)和gangj guen (ka:η3 kuηn1 ),即这些短语的 第二个音节是一个稍带过渡音[]的guen (kuηn1),而非gun (kun1)。虽各地壮 语方言语 音有所不同,但这两个字的发音在方言内部是互相区别的。老借词的gun“军”在很多北部 壮语方言中已经不像guen“官”那样仍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如今它只作为构词成分存在于 类似gangj-gun“讲汉语”和boux-gun“汉族人”这样的固定词组中,而guen“官”则出现 得频繁得多,如guh(做)guen(官)dang(当)hak(大官)“做官当老爷”、dwg(是)b ing(兵)roxnaeuz(或者)guen(官)?“是官或者兵?”等。北部方言武鸣壮话中的汉 语新借词“军”读作没有过渡音的gjunh [kjun33],如gaij fangq gjunh [ka:i55fa:η35kjun33] “解放军”,或年轻人的ginh [kin33], 如gaij fang ginh [ka:i55fa:η24kin33], 接近柳州话。除壮族外,贵州南部与广西交界的荔波县的莫语也将汉族人称作 ai tsun (ai 3 □un1),即“军人”,黔湘桂交界地区的侗语将汉族人和士兵都称作ga [ka31 ] 或tsa [□a31]③,即“军”。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军话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现象而非纯语言现象。广西军话其形成原因很多,但主要与明 代为加强军事管制而建立的卫所制有很大关系。明代中央政府在广西大量设置军屯,所实行 的都司卫所制度使得南下的汉族人与本地的侗台民族的关系凸显了其“军事”的特点。换句 话说就是,之所以这些人所说的汉语叫做“军话”是因为汉族人常常被等同于“军人”,其 原因是来自北部地区的汉族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最先接触的、最多接触的就是军人,所以,自 然而然地这些汉族人便是“军人”,于是他们所说的话便是“军话”。
广西地区的百越族群及其先民与北方的“军人”的接触前后跨越数千年,从秦始皇统一六国 后遣发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征讨岭南、两汉时期对岭南两次大规模用兵(西汉时期平定南越国 及东汉时期讨平二征)、唐兵于邕州(今广西南宁)激战南诏军、宋代景德年间(1004-10 07)的广南东西两路联合荆湖南北两路禁军进剿广西宜州南平王、明朝对思恩、宾州、象州 、柳州等府州县等的长期征剿、直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鄂尔泰部署清兵大举进 攻泗城、思明府、思陵土州,毋庸回避的是,南北族群的关系基本上是以调北征南的军事征 服开始的。各朝代对壮族地区长期执行的是羁縻(土官)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仍然是由壮族 统治集团直接进行地方统治,土民蛮官暴动时还主要由朝廷军队直接镇压。当地民吏与朝廷 关系并不像北部或东部地区那样紧密和直接。最频繁最大规模的接触要从唐、宋、明开始。
唐代设岭南西道,以邕州为中心。虽值盛唐然广西境内战事不曾间断。从公元858年南诏兵 攻唐朝安南守军开始,即烽火连年不停。之后到863年,唐懿宗不得不撤回诸道增援安南兵 ,专守岭南西道,遣节度使治邕州。864年,唐朝廷发八道之大军固守邕州,欲阻南诏之攻 击,不济。于是朝廷选募北方的徐州军士三千人往邕州做长期的防守(范文澜 2004)。到 了北宋时期,宋廷先后平定了侬智高起义,山东籍士兵入邕州、宾州、横州等,击退交趾的 内侵(同上)。汉族军人于是开始在该地区大量增加。
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由于内乱外患,各行政机构改制,改行军管。朱元璋遂调北征 南,后派遣明军屯田戍边,军垦卫所在广西星罗棋布。“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 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明史•卷八十九•兵一)。中国大范围的军管体制明显地从洪武 十 三年(1380)开始,“丞相胡惟庸谋反诛,革中书省,因改大都督府为五,分统诸军司卫所 ”(明史•卷九十•兵二),具体就是朱元璋罢中书省将大都督府析为前、后、左、右、中 五 军都督府,管辖几乎所有的兵权。把全国分管于十七个“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亦即军 区:“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 御千户所六十五”(同上)。从此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同管理天下军队,兵部负责掌管“军 籍勘合,载从军履历、调补卫所年月、在营丁口之数”等,而五军都督府负责具体的军事行 动。广西都司属右军都督府管辖,并下设桂林左卫、桂林右卫、桂林中卫、南宁卫、柳州卫 、驯象卫、梧州千户所,共计六卫一所(同上)。后来卫所数有所增减并易属其他州府,整 个明代广西境内共设有10个卫、20个千户所,如红水河流域的南丹卫和迁江守御千户所、宾 州守御千户所、来宾守御千户所、五屯屯田千户所(范植清1993)。卫戍官兵的配置是“五 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明史•卷九十•兵二)。 从 此,卫所的军事管制开始常态化。军事卫所对维持当地治安,平定当地少数民族的暴乱以维 持明皇朝的统治极其重要。而广西壮瑶等少数民族的起义暴动在明朝显得尤为频繁猛烈,派 驻当地卫所官兵的作用不可或缺。洪武二十七年(1394),“全州灌阳等县平川诸源瑶民, 聚众为乱。明廷命湖广、广西二都司发兵讨之,擒杀千四百余人”。原灌阳县隶湖广,因离 桂林府较近,为利于管理,“遂以灌阳隶桂林府千户所,命广西都指挥同知陶瑾领兵筑城守 之”。从此置灌阳守御千户所(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永乐七年(1409),柳 州 道村寨壮族人韦布党等起事,“都指挥周谊率兵讨擒之。命斩布党,枭其首于寨”,就是在 村口悬其首以示众。还有融州、罗城等地常聚众“为乱”,“柳州等卫官军捕斩之”。九年(1411),“宾州迁江县、象州武仙县古逢等洞蛮僚作乱。诏发柳州、南宁、桂林等卫兵讨 之。”十四年(1416),“融州瑶民作乱,官军讨平之”。十九年(1421),“融县蛮贼五 百余人,群聚剽掠,广西参政耿文彬率民兵会桂林卫指挥平之”(同上)。多年的征乱治暴 ,突出了当年汉族官兵的军事作用,该地区的来宾、宜山等县今天仍把汉族人,即当时的卫 兵,叫作boux gun“军人”。江山易取然难保,必以兵戎固之。由于边陲地区经济滞后,路 途遥远造成后方军需物资供应不上,洪武二年(1369)时,曾有中书省(今之国务院)某些 朝臣奏言建议将少数民族往内地迁徙,以利于管理:“广西诸峒虽平,宜迁其人入内地,可 无边患”。但是将大批边民采取移置内地的做法可能会劳民伤财又不一定有成效,于是明太 祖曰:“溪洞蛮僚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惟以兵分守要害 以镇服之,俾日渐教化,数年后,可为良民,何必迁也”(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 ) 。所以行之有效的途径应是建立这种戍守与农耕集于一体的军事行政系统,乱则伐,治则耕 。从洪武四年(1371)开始,明太祖命中书省臣在各地始普设千户所,曰:“无事则耕种, 有事则出战”(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十二•洪武四年三月)。因为这毕竟是将管理成本最 小 化、社会和军事利益最大化的管理系统。要保证边疆卫戍官兵供给充足,军心稳定,开支不 可谓不巨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广西布政司言:新设南丹等三卫及富川千户所,岁用 军饷二十余万石,有司所征,不足以给。”明帝遂颁旨配属地官兵以田地以及耕种工具,并 派人到桂林购买耕牛交给南丹、奉议诸卫军士。受制于后勤补给的压力,派来平定广西河池 、宜州等地的脱产驻军后来被部分裁军,亦军亦农。如天顺元年(1457),户部奏:“思恩 存留广西操练军一千五百人,有误种田纳粮。乞分为三班,留五百人操练,免其粮七百七十 余石。放回千人耕种,征其粮千五百四十余石”(明史•卷三百十八•广西土司二)。维持 一 支大规模的专业操练军实属不易,卫戍屯兵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所以卫所的重要性是不可 置疑的。当时广西驻军的权限要大于地方官,本来明代总兵为无品级之武官,但是作为朝廷 的军代表常常可对地方官发号施令。景泰五年(1454),南宁、上林、武缘诸处遭劫掠。镇 守副总兵陈旺便诏令总督马昂等剿捕之(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最早出现在 广 西的班军是来自湖广和贵州的卫所旗军……。班军的来源卫所不下17个,既有湖广 都司的 长沙卫、永宁卫、茶陵卫、岳州卫、衡州卫、九溪卫和澧州守御千户所、枇杷千户所、桃川 千户所、宁远千户所、宜章千户所、郴州千户所等,也有湖广行都司的荆州卫、襄阳卫、夷 陵千户所、枝江千户所、德安千户所等,遍及湖广各地”(彭勇2004)。根据范玉春(1998 )的研究,西南官话在今南宁、柳州、河池地区具城以上地区的分布也与明代湖广籍移民的 分布有关,如今天桂林方言中韵母的后鼻音-ng读作前鼻音-n、声母中n-和l-相混、声母h -读作f-,几乎与湖北话同出一辙。明代湖广籍军事移民人数在桂林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其 它地 方只分布在主要的军事中心和交通要道,周围仍是壮族人聚居地。原来的宾州,万历时仍然 是“地旷人稀,民夷杂处”,上林境内也是“民夷杂居,地沃人懒……男不知书, 女不识 蚕,树不植桑,土不种麦”。明初南宁设有南宁卫,辖7个千户所,卫所官军8000多人,后 分拨太平、武缘等地(范玉春1998)。明朝嘉靖(1522)初期,思恩府田州(今田阳县)土 官起兵反明,后来农民起义波及思恩、邕州、柳州、庆远4府几十个州、县。明皇朝 大惊, 遂派重兵到广西镇压,后将思恩府治从乔利(今马山县乔利镇)南迁至武缘县荒田驿(今武 鸣县府城镇)。此地常有明官兵操练,又后因人气旺而形成集市,今府城乃称haw camh [h a□1 □a:m6]“站圩”,即练兵站的集市。
明皇朝以武治天下的特点极其彰显。洪武元年(1368),明平章杨王景会同廖永忠克南宁、象 州。此促使桂西太平府、田州府的土酋纷纷来附。杨璟奏曰:“蛮僚顽犷,散则为民,聚则 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明太祖朱元璋遂即谕左、右两江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明史•卷三百一十八•广西土司二)。文教不能说 不 受重视但处第二位。洪武元年将元朝的庆元路改回宋时的庆远府,辖南丹、宜山等处。二年(1369)又改庆远府为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以利管辖,这些羁縻建制曾有效一时。但后来地 方官擅杀朝廷命官河池县丞盖让,而安抚使土官莫天护又对此无作为。于是,三年(1370) ,明朝革安抚使莫天护之职,改回安抚司为庆远府,始置设庆远卫,治以流官知府,加强了 军事管制(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本来洪武七年(1374)明廷改授广西土官莫 金 为南丹知州,其性质为世袭。而二十八年(1395)莫金策反,明朝又不得不杀掉莫金并且又 “废州置卫”,同期因土官谋反而遭废的还有奉议州和庆远州,皆改州为卫,“诏置南丹、 奉议、庆远三卫,以官军守之”(同上)。由汉族官兵驻守之。所以卫所制仍是军事控制的主 要手段。明正统十四年(1449)秋,蒙古瓦剌部落发兵犯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镇) ,明军大败,当朝皇帝明英宗被俘,此为明之奇耻大辱。迫使后来明王朝将大规模修筑或加 固北方长城(明长城建筑规模为史上最浩大),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刻骨铭心的失败除 了加速修建北方边陲的长城外,也加强和完善了南方边陲的卫所的建制。明代于是建立了最 完善的军管行政体系。这就不奇怪为何河池、南丹、环江等县境内的壮话将这里的汉族人称 作buxgun“军人”了。环江县是毛南族聚居区。毛南语将汉族人叫作ai gin (ai1 kin1 ),即“军 人”。词素ai是“某种人”之意,相当于壮语的boux;将汉语叫作wa gin (wa6 kin1) ,即 “军话”;把讲汉语叫做gjang gin (kja:η3 kin1)①,即“讲军话”;将汉族聚 居 区叫dau gin (ta:u1 kin1),即“军人所住之地”,词素dau为“地方”之意。有一民 间故事中将 懂汉语的老虎叫作merm gin (mm4 kin1),即“军老虎”。有人认为gin跟“金人” 有关系 ,这两个短语是“讲金”、“金人”的意思。然而,毛南语的语音历史及毛南族的历史并不 支持这种观点。中古汉语“金”为见母咸摄字,收-m尾,读如*kǐěm②。毛南语汉语 老借词深咸两摄舒声字今皆收双唇鼻音尾-m,如“金”gim [kim42]、“欠”kie m [k‘jem44]、“镰”liem [ljem231]、“心”sim [sim42] 和serm [sam42]、“三”sam [sa:m42]等。这些词的新借词才读做舌尖鼻音尾-n ,接近桂柳话,如“金”gin [kin44]、“欠”gjen [kjen24]、“镰”lj en [ljen213]、“心”sin [sin44]、“三”san [sa:n44]等。毛南语的gjang gin“讲汉语”和ai gin“汉族人”不应是新近出现的说法,其中的gin应为老借词,所以g in不是“金”。汉语“军”中古音为见母臻摄文韵合口三等平声字,读如*k?u?n。毛南语的 汉语老借词gin (kin1)“军”在声、韵、调三方面与之整齐对应。显然,kjang gin并非 “ 讲金”,而是“讲军”。再者,金兵当年(南宋建炎四年,即公元1130年)南犯也就只到达 今江浙的苏杭地区,直到1234年自己被蒙古人和宋人所灭也未能最后亡南宋。金兵一直未能 进入南宋腹地。况且,金朝的女真人在长江以北统治一百多年,大部分已汉化,南侵金人大 多已改说汉语,不再说女真语,所以即使毛南先民遇到他们,这些军人已不再说“金”语。
明景泰五年(1454),“广西古丁等洞贼首蓝伽、韦万山等,纠合蛮类,劫掠南宁、上林、武 缘诸处。镇守副总兵陈旺以闻,诏令总督马昂等剿捕之”(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 ) 。镇守兵卒主要为湖广等北方汉族人。又在弘治十八年(1505),明朝调集两广、湖广官军土 兵十万八千余人,加上由庆远、柳州、武缘、上林、丹良、工尧出发的官兵,各自取道平定 武缘、上林、思恩,“前后斩捕四千七百九十级,俘男女八百人”,始废土设流。这就是为 什么武鸣、上林、邕宁等地的壮话至今还将汉族人称作“军人”,将讲汉语称作 gangj gun “讲军”。
不同“族群”的存在是以人民群体的差异为基础的。明代“两广夷民杂处,叛服不常”(宪 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在“文教以化”之后才可“隶籍为民 ”。在有关明代的史籍中“吏民”和“蠦蠧”、“官民”和“蛮夷”是经常对举的概念, 虽 然“军民之中亦有与蛮夷相通透漏声息者”(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七十六:正统六年二月) ,但是,即使是军队里也有“天兵”和“兵蠧”的区分。“天兵下广西……诸蛮 相煽为乱……仍设府置卫,以守其地”(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当地 土官和 兵卒虽 然亦随汉族官兵驻防,但想加入朝廷军却实为不易。象州的土吏覃仁说他尝任本州巡检的父 亲已故,“有兵蠧二百人,今皆为民,请收集为军”。但是,“上不许,因谕之曰:兵蠧 既为民矣,国家之兵岂少此二百人?”(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七:洪武十七年)。 虽 声称自家士兵已被中原文化所教化,欲被编入正规军,但明太祖的托辞是他们曾为前朝效过 力而不准。这说明朝廷对当地土著武装力量仍不信任。
明朝后期,军事卫所遭到大面积破坏,士兵开始大量逃亡,卫所体制名存实亡。卫所军家的 后代逐渐被当地土著人所同化。例如,今天在上林县大丰镇几乎找不到以军话作为母语的人 ,但据年龄大一些的镇上人说比他们老一辈的人中还有很多人是以此为母语的。
广西在明代越往南部其“军事”的凸显性越小。虽然广西北部的武鸣、来宾、宜山、邕宁等 今天仍称汉族人为“军人”,而在西南部地区在语言方面显示出来的族群关系其“军事”的 特性却已不明显。这是因为待到明代后期中原地区的影响深入到广西西南部的时候,社会秩 序已经大部从军事控制过渡到行政管理。所以这部分的壮族用另外一种称谓称呼汉族人,如 田阳bux hak、龙州boh hak、靖西gwnz hak,词素bux、boh、gwnz意为“人”hak意为“官 ”①,整个短语直译是“当官的人”。更南的地方其中原地区的影响渐微,带有强制性的 族 群关系更进一步减弱。这些地方已不用“军人”来称谓汉族人,此处族群关系的“军事”性 最弱。如越南西北部的黑傣人将汉族人称为han(Don 1989),这与相毗邻的广西龙州、靖 西等县情况相呼应。
注释:
① 排除了诸如广西东兰、都安等地的“湖广佬”、广东深圳一些区域的方言岛等。
② 排除了诸如新疆石河子等地区的建设兵团话。
③Aquafortis来自拉丁语“Aqua(水)+fortis(强)”,即“强水”。
④耐碧江•吐尔逊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⑤现代印尼语的说法是orang tionghoa,即“中华人”。马来语情形类似。越南语也与此 类似:Nguoi Trung Hoa “中华人”。
⑥圆括号()内为宽式国际音标,方括号[]内为严式国际音标。严式音标反映实 际调值,而宽式标音只注调值。壮语尽量用壮文标注。
⑦此说法得到暨南大学梁茂春教授(其时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的启发,谨此致谢 。
⑧侗文分别写作gax和jax。这里是近似标音,具体发音以括号内音标为准。
⑨传统标为ca:η3cin1,即声母为舌面爆破音。但考虑到它与汉语和其它侗台 语的历史及系 统关系,本文将其标为颚化舌根爆破音[kj],在高元音前只标[k]。作者感觉毛南语此 音听觉上更像腭化音爆破音。
⑩ 本文中古音采用王力构拟系统。来源是潘悟云中古音查询系统。
(11) 有人认为此词源于汉语的“客”字。即使如此,后来此词已经转指“官” 。例如武 鸣有gun“军”:guen“官”和hak“官”:hek“客”的对立关系。武鸣的bouxhek“客人” 指说平话的某一群体,而bouxhak指“当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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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润柏〕
【关键词】军话;班军;卫所;屯田
【作 者】陆天桥,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昆士兰,4870
【中图分类号】C95;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3-0138-007
Investigation of the‘Military Language’and‘Military People’in Guangxi
——The prominent military features of Weisuo administrativesystem in Guangxi during Ming dynasty
Lu Tianqiao
Abstract: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uangx i ethnic gr oups and the Han-Chines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using linguistic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specifically the Zhuang, Kam, Maonan and Mak nomenclat ure of the Han-Chinese 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espite i ts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Guangxi, th e weisuo (military colonies) system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s characterized by i ts prominent military features in regard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ive e thnic groups
Key Words:military language, soldier-farmer system, mili tary colony
所谓“军话”,就是南方地区由明代屯兵制而形成的汉语方言岛。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军话 ”也称作“军声”、“军家话”等。虽然对军话的界定不完全一样,但对它已有较详尽的描 写和分析。军话最常见的定义是:“由于历史上军队的驻防或屯垦而形成的具有方言岛性质 的汉语方言”(黄晓东2007);“军话是我国南方某些地区的一种含有官话成分的混合型汉 语方言”(潘家懿1998);“军话是粤、琼、桂、闽等地来源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的方言岛 ,它不是一种同质的方言,它们之间差别可以很大”(丘学强2005);“散布于南方粤闽琼 桂诸省(区),处于南方某些方言包围中,近似方言岛的一些特殊方言”(詹伯慧2008)。 本文所涉及的“军话”有两个特点:一、只与“军”有关,与黄、丘定义类似(各种移民形 成的方言岛要宽泛得多);二、只涉及清以前移民造成的汉语方言岛①;三、只涉及广西 境 内的汉语方言②。目前军话研究只包括了汉语地区的方言岛,而涉及少数民族语言地区的 同类语言情况及其相关民族关系近乎空白。
目前这种方言岛现象的研究所涉及地区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它们包括:广东省惠东县的 平海军话、陆丰市的坎石潭军话、青塘军话、海丰县的龙吟塘军话、电白县的旧时正话或城 话、深圳大鹏话;海南省的东方市军话、昌江县军话、崖城军话、儋州军话、临高县军话; 湖北省荆州城的东边腔;浙江省苍南县的金乡军话、慈溪观城的燕话、象山爵溪的所里话、 苍南蒲城话;福建省南平县的土官话、武平中山镇的军家话、长乐县琴江村的旗下话;广西 境内的北海永安军话、合浦军话;安徽省祁门县军话,等等。山东和山西的旗人话也有人研 究。而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军话研究却是凤毛麟角。
笔者通过调查不但注意到了桂中、桂北等地区也存在类似的军话岛,而且发现当地少数民族 人民对这种方言的认识更为多层次,除了将汉语称作“军话”外,将汉人也称作“军人”, 将说汉语称作“讲军”,而汉语歌曲称为“军”歌。桂中和桂北地区的很多城镇说汉语西南 官话,比如武鸣县的城厢镇和府城镇、马山县的金钗镇、宾阳县芦圩镇三联街以及邹圩镇部 分村落、金城江话、宜州话、罗城话、融水话、合山话、来宾话、平果话等皆说西南官话, 即所谓的军话。而有些现在说壮话的城镇过去也是说军话的,比如上林县的大丰镇老一辈人 过去是说军话的,只是现在年轻人已被同化而改说了壮话。这种军话的使用者一般集中在人 口较为集中的城镇或者城镇中的某一个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军话分布特点是,它们被周 围的壮话或其它少数民族语言所包围,呈星罗棋布的点状分布,而壮话或其它少数民族语言 则呈片状分布。所以,军话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小岛。这个地区的军话在语音、语调和 句法上与柳州话较为接近,与云南、贵州、四川话有区别但可以相通。最显著的区别是中古 的见组字二、三、四等字广西军话基本上保留古声母,如“见”、“溪”、“群”,云贵川 西南官话大部已发展为舌面音,接近普通话,而武鸣县城的汉语仍分别念作gen [ken3 5]、ki [k‘i33]、kün [k‘yn31]。其它县城情况类似。下面具体叙 述这些情况。
语言中的很多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的主观反映。视角的不同决定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的不同,所以不同的民族对同样的事物可有不同的概括。如汉族人根据可流动的特点将一类 物质归纳起来,以“水”概括之,如“钢水”、“铁水”、“露水”、“墨水”、“胶水” 、“王水”等,虽然它们并非一定含有水。而英国人则把它们分别叫做molten steel、molt en iron、dew、ink、leech、narcissus、paddy field、jellyfish、crystal、gluewater 、aquafortis,只有最后两种明指为“水”①。同样的情况,英语则根据某种外形特征或 性 质将汉语中以“锭”、“块”概括的事物与pig“猪”相联系起来:aluminium pig(铝锭) 、lead pig(铅锭)、zinc pig(锌锭)、Bessemer pig(酸性钢)、basic pig(碱性生 铁)、casting pig(铸铁)、cinder pig(粗铸铁锭)、rubber pig(生胶块)、mica pi g(云母晶块)、flexible pipeline pig(管道疏通机)。而壮语将汉语中的野鸭、野鸡、 燕子、鹧鸪、乌鸦、喜鹊、鹌鹑、麻雀、大雁、斑鸠、苍鹭、黄莺等不明指为“鸟”的禽类 都冠之以roeg“鸟”,意为“某某鸟”:roegbit、roeggae、roegenq、roegfek、roegga、 roeggacak、roeggumj、roeglaej、roegnyanh、roegraeu、roeghanqbuengz、roeghenj。毛 南语则根据ni4“母亲”这个词素所具有的“大”的义素,将一些动物中较为大个儿的概 括 为“某某娘”,短语结构是“ni4+动物名”,意思是“一只大的某某动物”,一般用作 夸 张描述,如 ni4gwi2 “一头大水牛”、ni4bo4“一头大黄牛”、ni4mja4“一 匹大马”、ni 4dzjang4“一头巨象”、ni4zu:i2“一条大蛇”,等。语言的概念都是某一特定 人民群体根据客观世界里某事物某一方面的特性所归纳而来。
由此推论,族群的称谓受到族群的某一特点如历史上族群关系等因素所制约。中国汉族人根 据历史上强大的汉朝和唐朝的影响力而对外将自己称为“汉”族,在海外则称为“唐”人; 新疆古代回纥人与古代东斯拉夫人当时接触最多的是帮助辽代西征的“契丹”人,而契丹人 后来成为汉族人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新疆维族等族群把汉族人叫做“黑大爷”②,而俄语 也把中国称作китай (kitai);印尼语、马来语主要根据中国第一个王朝“秦”来称 谓中国人:orang Cina③;泰国语、老挝语也将中国人称作“秦人”,如泰语:khon jii n [k‘on33 tsi:n33]、老挝语:ko:n1chin1;很多西方国家也是将中国 人与“ 秦”相联系,如 英语Chinese、法语Chinois、意大利语cinese、西班牙语chino、德语Chinesen、荷兰语Chi nees等。而广西的壮族则将与汉族有关的事物却都给带上一顶“军”帽,这表明过去的壮族 人对汉族人的认识以他们的“军事”的特征为主要参照点,所以才有了“汉族人”等于“军 人”,“汉语”等于“军话”,“讲汉语”等于“讲军”,“汉语歌”等于“军歌”的认知(广西北部的宜州市西北方向12公里处的叶峒村把壮语的山歌称作“欢”,而把西南官话唱 的山歌称为“军”,相互区别不混。钟健2007)。所以,广西的少数民族并非参照中国历史 上王朝的名称而是根据北方族群与本地族群的关系,即军事控制,来概括汉族人的特点。壮 语把“汉族人”称作Boux gun (pou4 kun1),把“汉语”叫vah gun (va6 kun1) ,把“讲 汉语”叫gangj gun (ka:η3 kun1)①。词素boux为“某种人”之意,而gun是壮语 中老借词 “军”的读音,因壮语的典型词序为中心成分出现在修饰成分的前面,所以短语Boux gun直 译的话就是“军人”。词素vah为“话”之意,所以vah gun即“军话”。词素gangj意为“ 讲”,短语gangj gun直译即“讲军”②。有人认为这几个短语是指“官人”、“官话” 、 “讲官”。其实不然。如果是“官人”、“官话”和“讲官”的话,壮语发音应该是Boux g uen (pou4kuηn1)、vah guen (va6 kuηn1)和gangj guen (ka:η3 kuηn1 ),即这些短语的 第二个音节是一个稍带过渡音[]的guen (kuηn1),而非gun (kun1)。虽各地壮 语方言语 音有所不同,但这两个字的发音在方言内部是互相区别的。老借词的gun“军”在很多北部 壮语方言中已经不像guen“官”那样仍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如今它只作为构词成分存在于 类似gangj-gun“讲汉语”和boux-gun“汉族人”这样的固定词组中,而guen“官”则出现 得频繁得多,如guh(做)guen(官)dang(当)hak(大官)“做官当老爷”、dwg(是)b ing(兵)roxnaeuz(或者)guen(官)?“是官或者兵?”等。北部方言武鸣壮话中的汉 语新借词“军”读作没有过渡音的gjunh [kjun33],如gaij fangq gjunh [ka:i55fa:η35kjun33] “解放军”,或年轻人的ginh [kin33], 如gaij fang ginh [ka:i55fa:η24kin33], 接近柳州话。除壮族外,贵州南部与广西交界的荔波县的莫语也将汉族人称作 ai tsun (ai 3 □un1),即“军人”,黔湘桂交界地区的侗语将汉族人和士兵都称作ga [ka31 ] 或tsa [□a31]③,即“军”。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军话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现象而非纯语言现象。广西军话其形成原因很多,但主要与明 代为加强军事管制而建立的卫所制有很大关系。明代中央政府在广西大量设置军屯,所实行 的都司卫所制度使得南下的汉族人与本地的侗台民族的关系凸显了其“军事”的特点。换句 话说就是,之所以这些人所说的汉语叫做“军话”是因为汉族人常常被等同于“军人”,其 原因是来自北部地区的汉族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最先接触的、最多接触的就是军人,所以,自 然而然地这些汉族人便是“军人”,于是他们所说的话便是“军话”。
广西地区的百越族群及其先民与北方的“军人”的接触前后跨越数千年,从秦始皇统一六国 后遣发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征讨岭南、两汉时期对岭南两次大规模用兵(西汉时期平定南越国 及东汉时期讨平二征)、唐兵于邕州(今广西南宁)激战南诏军、宋代景德年间(1004-10 07)的广南东西两路联合荆湖南北两路禁军进剿广西宜州南平王、明朝对思恩、宾州、象州 、柳州等府州县等的长期征剿、直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鄂尔泰部署清兵大举进 攻泗城、思明府、思陵土州,毋庸回避的是,南北族群的关系基本上是以调北征南的军事征 服开始的。各朝代对壮族地区长期执行的是羁縻(土官)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仍然是由壮族 统治集团直接进行地方统治,土民蛮官暴动时还主要由朝廷军队直接镇压。当地民吏与朝廷 关系并不像北部或东部地区那样紧密和直接。最频繁最大规模的接触要从唐、宋、明开始。
唐代设岭南西道,以邕州为中心。虽值盛唐然广西境内战事不曾间断。从公元858年南诏兵 攻唐朝安南守军开始,即烽火连年不停。之后到863年,唐懿宗不得不撤回诸道增援安南兵 ,专守岭南西道,遣节度使治邕州。864年,唐朝廷发八道之大军固守邕州,欲阻南诏之攻 击,不济。于是朝廷选募北方的徐州军士三千人往邕州做长期的防守(范文澜 2004)。到 了北宋时期,宋廷先后平定了侬智高起义,山东籍士兵入邕州、宾州、横州等,击退交趾的 内侵(同上)。汉族军人于是开始在该地区大量增加。
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由于内乱外患,各行政机构改制,改行军管。朱元璋遂调北征 南,后派遣明军屯田戍边,军垦卫所在广西星罗棋布。“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 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明史•卷八十九•兵一)。中国大范围的军管体制明显地从洪武 十 三年(1380)开始,“丞相胡惟庸谋反诛,革中书省,因改大都督府为五,分统诸军司卫所 ”(明史•卷九十•兵二),具体就是朱元璋罢中书省将大都督府析为前、后、左、右、中 五 军都督府,管辖几乎所有的兵权。把全国分管于十七个“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亦即军 区:“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 御千户所六十五”(同上)。从此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同管理天下军队,兵部负责掌管“军 籍勘合,载从军履历、调补卫所年月、在营丁口之数”等,而五军都督府负责具体的军事行 动。广西都司属右军都督府管辖,并下设桂林左卫、桂林右卫、桂林中卫、南宁卫、柳州卫 、驯象卫、梧州千户所,共计六卫一所(同上)。后来卫所数有所增减并易属其他州府,整 个明代广西境内共设有10个卫、20个千户所,如红水河流域的南丹卫和迁江守御千户所、宾 州守御千户所、来宾守御千户所、五屯屯田千户所(范植清1993)。卫戍官兵的配置是“五 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明史•卷九十•兵二)。 从 此,卫所的军事管制开始常态化。军事卫所对维持当地治安,平定当地少数民族的暴乱以维 持明皇朝的统治极其重要。而广西壮瑶等少数民族的起义暴动在明朝显得尤为频繁猛烈,派 驻当地卫所官兵的作用不可或缺。洪武二十七年(1394),“全州灌阳等县平川诸源瑶民, 聚众为乱。明廷命湖广、广西二都司发兵讨之,擒杀千四百余人”。原灌阳县隶湖广,因离 桂林府较近,为利于管理,“遂以灌阳隶桂林府千户所,命广西都指挥同知陶瑾领兵筑城守 之”。从此置灌阳守御千户所(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永乐七年(1409),柳 州 道村寨壮族人韦布党等起事,“都指挥周谊率兵讨擒之。命斩布党,枭其首于寨”,就是在 村口悬其首以示众。还有融州、罗城等地常聚众“为乱”,“柳州等卫官军捕斩之”。九年(1411),“宾州迁江县、象州武仙县古逢等洞蛮僚作乱。诏发柳州、南宁、桂林等卫兵讨 之。”十四年(1416),“融州瑶民作乱,官军讨平之”。十九年(1421),“融县蛮贼五 百余人,群聚剽掠,广西参政耿文彬率民兵会桂林卫指挥平之”(同上)。多年的征乱治暴 ,突出了当年汉族官兵的军事作用,该地区的来宾、宜山等县今天仍把汉族人,即当时的卫 兵,叫作boux gun“军人”。江山易取然难保,必以兵戎固之。由于边陲地区经济滞后,路 途遥远造成后方军需物资供应不上,洪武二年(1369)时,曾有中书省(今之国务院)某些 朝臣奏言建议将少数民族往内地迁徙,以利于管理:“广西诸峒虽平,宜迁其人入内地,可 无边患”。但是将大批边民采取移置内地的做法可能会劳民伤财又不一定有成效,于是明太 祖曰:“溪洞蛮僚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惟以兵分守要害 以镇服之,俾日渐教化,数年后,可为良民,何必迁也”(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 ) 。所以行之有效的途径应是建立这种戍守与农耕集于一体的军事行政系统,乱则伐,治则耕 。从洪武四年(1371)开始,明太祖命中书省臣在各地始普设千户所,曰:“无事则耕种, 有事则出战”(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十二•洪武四年三月)。因为这毕竟是将管理成本最 小 化、社会和军事利益最大化的管理系统。要保证边疆卫戍官兵供给充足,军心稳定,开支不 可谓不巨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广西布政司言:新设南丹等三卫及富川千户所,岁用 军饷二十余万石,有司所征,不足以给。”明帝遂颁旨配属地官兵以田地以及耕种工具,并 派人到桂林购买耕牛交给南丹、奉议诸卫军士。受制于后勤补给的压力,派来平定广西河池 、宜州等地的脱产驻军后来被部分裁军,亦军亦农。如天顺元年(1457),户部奏:“思恩 存留广西操练军一千五百人,有误种田纳粮。乞分为三班,留五百人操练,免其粮七百七十 余石。放回千人耕种,征其粮千五百四十余石”(明史•卷三百十八•广西土司二)。维持 一 支大规模的专业操练军实属不易,卫戍屯兵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所以卫所的重要性是不可 置疑的。当时广西驻军的权限要大于地方官,本来明代总兵为无品级之武官,但是作为朝廷 的军代表常常可对地方官发号施令。景泰五年(1454),南宁、上林、武缘诸处遭劫掠。镇 守副总兵陈旺便诏令总督马昂等剿捕之(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最早出现在 广 西的班军是来自湖广和贵州的卫所旗军……。班军的来源卫所不下17个,既有湖广 都司的 长沙卫、永宁卫、茶陵卫、岳州卫、衡州卫、九溪卫和澧州守御千户所、枇杷千户所、桃川 千户所、宁远千户所、宜章千户所、郴州千户所等,也有湖广行都司的荆州卫、襄阳卫、夷 陵千户所、枝江千户所、德安千户所等,遍及湖广各地”(彭勇2004)。根据范玉春(1998 )的研究,西南官话在今南宁、柳州、河池地区具城以上地区的分布也与明代湖广籍移民的 分布有关,如今天桂林方言中韵母的后鼻音-ng读作前鼻音-n、声母中n-和l-相混、声母h -读作f-,几乎与湖北话同出一辙。明代湖广籍军事移民人数在桂林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其 它地 方只分布在主要的军事中心和交通要道,周围仍是壮族人聚居地。原来的宾州,万历时仍然 是“地旷人稀,民夷杂处”,上林境内也是“民夷杂居,地沃人懒……男不知书, 女不识 蚕,树不植桑,土不种麦”。明初南宁设有南宁卫,辖7个千户所,卫所官军8000多人,后 分拨太平、武缘等地(范玉春1998)。明朝嘉靖(1522)初期,思恩府田州(今田阳县)土 官起兵反明,后来农民起义波及思恩、邕州、柳州、庆远4府几十个州、县。明皇朝 大惊, 遂派重兵到广西镇压,后将思恩府治从乔利(今马山县乔利镇)南迁至武缘县荒田驿(今武 鸣县府城镇)。此地常有明官兵操练,又后因人气旺而形成集市,今府城乃称haw camh [h a□1 □a:m6]“站圩”,即练兵站的集市。
明皇朝以武治天下的特点极其彰显。洪武元年(1368),明平章杨王景会同廖永忠克南宁、象 州。此促使桂西太平府、田州府的土酋纷纷来附。杨璟奏曰:“蛮僚顽犷,散则为民,聚则 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明太祖朱元璋遂即谕左、右两江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明史•卷三百一十八•广西土司二)。文教不能说 不 受重视但处第二位。洪武元年将元朝的庆元路改回宋时的庆远府,辖南丹、宜山等处。二年(1369)又改庆远府为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以利管辖,这些羁縻建制曾有效一时。但后来地 方官擅杀朝廷命官河池县丞盖让,而安抚使土官莫天护又对此无作为。于是,三年(1370) ,明朝革安抚使莫天护之职,改回安抚司为庆远府,始置设庆远卫,治以流官知府,加强了 军事管制(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本来洪武七年(1374)明廷改授广西土官莫 金 为南丹知州,其性质为世袭。而二十八年(1395)莫金策反,明朝又不得不杀掉莫金并且又 “废州置卫”,同期因土官谋反而遭废的还有奉议州和庆远州,皆改州为卫,“诏置南丹、 奉议、庆远三卫,以官军守之”(同上)。由汉族官兵驻守之。所以卫所制仍是军事控制的主 要手段。明正统十四年(1449)秋,蒙古瓦剌部落发兵犯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镇) ,明军大败,当朝皇帝明英宗被俘,此为明之奇耻大辱。迫使后来明王朝将大规模修筑或加 固北方长城(明长城建筑规模为史上最浩大),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刻骨铭心的失败除 了加速修建北方边陲的长城外,也加强和完善了南方边陲的卫所的建制。明代于是建立了最 完善的军管行政体系。这就不奇怪为何河池、南丹、环江等县境内的壮话将这里的汉族人称 作buxgun“军人”了。环江县是毛南族聚居区。毛南语将汉族人叫作ai gin (ai1 kin1 ),即“军 人”。词素ai是“某种人”之意,相当于壮语的boux;将汉语叫作wa gin (wa6 kin1) ,即 “军话”;把讲汉语叫做gjang gin (kja:η3 kin1)①,即“讲军话”;将汉族聚 居 区叫dau gin (ta:u1 kin1),即“军人所住之地”,词素dau为“地方”之意。有一民 间故事中将 懂汉语的老虎叫作merm gin (mm4 kin1),即“军老虎”。有人认为gin跟“金人” 有关系 ,这两个短语是“讲金”、“金人”的意思。然而,毛南语的语音历史及毛南族的历史并不 支持这种观点。中古汉语“金”为见母咸摄字,收-m尾,读如*kǐěm②。毛南语汉语 老借词深咸两摄舒声字今皆收双唇鼻音尾-m,如“金”gim [kim42]、“欠”kie m [k‘jem44]、“镰”liem [ljem231]、“心”sim [sim42] 和serm [sam42]、“三”sam [sa:m42]等。这些词的新借词才读做舌尖鼻音尾-n ,接近桂柳话,如“金”gin [kin44]、“欠”gjen [kjen24]、“镰”lj en [ljen213]、“心”sin [sin44]、“三”san [sa:n44]等。毛南语的gjang gin“讲汉语”和ai gin“汉族人”不应是新近出现的说法,其中的gin应为老借词,所以g in不是“金”。汉语“军”中古音为见母臻摄文韵合口三等平声字,读如*k?u?n。毛南语的 汉语老借词gin (kin1)“军”在声、韵、调三方面与之整齐对应。显然,kjang gin并非 “ 讲金”,而是“讲军”。再者,金兵当年(南宋建炎四年,即公元1130年)南犯也就只到达 今江浙的苏杭地区,直到1234年自己被蒙古人和宋人所灭也未能最后亡南宋。金兵一直未能 进入南宋腹地。况且,金朝的女真人在长江以北统治一百多年,大部分已汉化,南侵金人大 多已改说汉语,不再说女真语,所以即使毛南先民遇到他们,这些军人已不再说“金”语。
明景泰五年(1454),“广西古丁等洞贼首蓝伽、韦万山等,纠合蛮类,劫掠南宁、上林、武 缘诸处。镇守副总兵陈旺以闻,诏令总督马昂等剿捕之”(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 ) 。镇守兵卒主要为湖广等北方汉族人。又在弘治十八年(1505),明朝调集两广、湖广官军土 兵十万八千余人,加上由庆远、柳州、武缘、上林、丹良、工尧出发的官兵,各自取道平定 武缘、上林、思恩,“前后斩捕四千七百九十级,俘男女八百人”,始废土设流。这就是为 什么武鸣、上林、邕宁等地的壮话至今还将汉族人称作“军人”,将讲汉语称作 gangj gun “讲军”。
不同“族群”的存在是以人民群体的差异为基础的。明代“两广夷民杂处,叛服不常”(宪 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在“文教以化”之后才可“隶籍为民 ”。在有关明代的史籍中“吏民”和“蠦蠧”、“官民”和“蛮夷”是经常对举的概念, 虽 然“军民之中亦有与蛮夷相通透漏声息者”(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七十六:正统六年二月) ,但是,即使是军队里也有“天兵”和“兵蠧”的区分。“天兵下广西……诸蛮 相煽为乱……仍设府置卫,以守其地”(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土司)。当地 土官和 兵卒虽 然亦随汉族官兵驻防,但想加入朝廷军却实为不易。象州的土吏覃仁说他尝任本州巡检的父 亲已故,“有兵蠧二百人,今皆为民,请收集为军”。但是,“上不许,因谕之曰:兵蠧 既为民矣,国家之兵岂少此二百人?”(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七:洪武十七年)。 虽 声称自家士兵已被中原文化所教化,欲被编入正规军,但明太祖的托辞是他们曾为前朝效过 力而不准。这说明朝廷对当地土著武装力量仍不信任。
明朝后期,军事卫所遭到大面积破坏,士兵开始大量逃亡,卫所体制名存实亡。卫所军家的 后代逐渐被当地土著人所同化。例如,今天在上林县大丰镇几乎找不到以军话作为母语的人 ,但据年龄大一些的镇上人说比他们老一辈的人中还有很多人是以此为母语的。
广西在明代越往南部其“军事”的凸显性越小。虽然广西北部的武鸣、来宾、宜山、邕宁等 今天仍称汉族人为“军人”,而在西南部地区在语言方面显示出来的族群关系其“军事”的 特性却已不明显。这是因为待到明代后期中原地区的影响深入到广西西南部的时候,社会秩 序已经大部从军事控制过渡到行政管理。所以这部分的壮族用另外一种称谓称呼汉族人,如 田阳bux hak、龙州boh hak、靖西gwnz hak,词素bux、boh、gwnz意为“人”hak意为“官 ”①,整个短语直译是“当官的人”。更南的地方其中原地区的影响渐微,带有强制性的 族 群关系更进一步减弱。这些地方已不用“军人”来称谓汉族人,此处族群关系的“军事”性 最弱。如越南西北部的黑傣人将汉族人称为han(Don 1989),这与相毗邻的广西龙州、靖 西等县情况相呼应。
注释:
① 排除了诸如广西东兰、都安等地的“湖广佬”、广东深圳一些区域的方言岛等。
② 排除了诸如新疆石河子等地区的建设兵团话。
③Aquafortis来自拉丁语“Aqua(水)+fortis(强)”,即“强水”。
④耐碧江•吐尔逊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⑤现代印尼语的说法是orang tionghoa,即“中华人”。马来语情形类似。越南语也与此 类似:Nguoi Trung Hoa “中华人”。
⑥圆括号()内为宽式国际音标,方括号[]内为严式国际音标。严式音标反映实 际调值,而宽式标音只注调值。壮语尽量用壮文标注。
⑦此说法得到暨南大学梁茂春教授(其时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的启发,谨此致谢 。
⑧侗文分别写作gax和jax。这里是近似标音,具体发音以括号内音标为准。
⑨传统标为ca:η3cin1,即声母为舌面爆破音。但考虑到它与汉语和其它侗台 语的历史及系 统关系,本文将其标为颚化舌根爆破音[kj],在高元音前只标[k]。作者感觉毛南语此 音听觉上更像腭化音爆破音。
⑩ 本文中古音采用王力构拟系统。来源是潘悟云中古音查询系统。
(11) 有人认为此词源于汉语的“客”字。即使如此,后来此词已经转指“官” 。例如武 鸣有gun“军”:guen“官”和hak“官”:hek“客”的对立关系。武鸣的bouxhek“客人” 指说平话的某一群体,而bouxhak指“当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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